近年来，“潜规则”这个词频频出现于媒体，比如某某女星被“潜规则”了，或某某向某某行贿是业内的“潜规则”，等等。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到底什么是“潜规则”?为什么要“潜”?既然“潜”了，又何来约束力?人们为什么要服从它?直到最近，我才略有所悟：原来所谓的“潜规则”，就是中国的“天理”、“天道”!
　　中国人历来是个不怎么讲规则的民族。不讲规则的人，在别人讲规则的时候总是可以得点小小的便宜，但从长远看却总是要吃大亏的。只不过中国人往往不从长远看，只看到眼前，也只关心眼前的几个人。中国最讲规则的无过于法家了。法家讲“法”，但强调“法后王”，就是只遵守当今皇上的意志，他可以口含天宪、出口成“法”，但也可以朝令夕改。所有的法都是临时的政策和策略，律令和告示，取决于立法者个人一时兴起。一旦“人亡政息”，或某人下台，一切又都要从头开始。尽管如此，历代法也有一个相对的一贯性，这就是“人情”，就是皇帝颁布法令也要近乎人情，不近人情的法是执行不下去的，如韩非子说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所以有“人情大于王法”之说。
　　这样看来，人情才是真正的天理，中国是个重人情而不重法制的国家。但人情恰好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它没有明规则，只有潜规则。这种潜规则的始作俑者就是孔子。曾经有人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人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就去举报了，这是正直的人啊!孔子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这里也有个人，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帮助隐瞒，这叫“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就是说，看起来不合法、不正直的隐瞒行为，却有一种内在的正直。那么这个内在于“其中”的“直”是在什么“中”呢?当然是潜在于人情之中。显然在孔子看来，不违背人情中潜在的“直”，要比遵守法律的外在的“直”更为重要，因为它涉及的是“仁之本”，即孝悌之心。但问题是，这种潜在的“直”只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如父子之间)成为规则，却不能为外人道，比如不能告诉那个被偷了羊的家人。所以，如果每个家庭都奉行这种潜规则，那么在各个家庭之间就将是一片混乱的无规则了。而最妙的是，即使在这种一片混乱中，中国人却仍然自认为自己是遵守规则的，因而是有道德的，因为的确，从每个小圈子的眼光来看，他倒真的是在按“天理人情”的规矩办事，没有一丝一毫含糊。
　　所以，行贿受贿，包括性贿赂，在当事人看来并不是那么违背道德规则的。中国人是个讲究“礼尚往来”的民族，人家给了你那么多好处，你总应该“意思意思”吧?否则不是太“不知好歹”了么?一个人要是坚持“拒腐蚀、永不沾”，那就是“见外”了，不再被看作“自家人”。而一旦成为“自家人”，人家就会为你舍身卖命，甚至抓到局子里去了，也不会供出你来。这种人，“够哥们!”
　　可见潜规则不是没有规则，只是它是小圈子里的规则，在更大的圈子里则显示为无规则。当这种无规则达到极致、人人(或家家)深受其害时，人们就呼唤一个能够担当大圈子里的“大家长”的人出来收拾局面，在他那里人们可以上访、讲“理”。这就是“大救星”横空出世。但大救星是否就建立起了明规则或显规则了呢?休想!圣意难测，“伴君如伴虎”啊!他可以今天翻手为云，明天覆手为雨，他自己则“永执厥中”，永远是天理天道的正确代表。因为天理天道不过存于他自己的好恶一念之间，没有任何明规则可以将其规定下来。所以帝王的统治之术靠的仍然是潜规则，作为“天子”，他也有资格代表天理天道。潜规则是导致皇权专制主义的根本规则，2000年来，莫不如此。而今天的潜规则之所以成为一切社会不公的罪魁祸首，难道不是因为缺了一位皇帝来做一个最高的裁决者吗?我们是否还是要呼唤一个皇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