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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在大部分地区穷困潦倒的时候,华西村成了一个致富的典型,那里建房、修路、人民生活水平高。开弦弓村的村领导到华西村去取经,发现他们的农业比开弦弓村也好不了多少。秘密究竟在哪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取经的人听到了异样的响声,循着声音过去,找到了一座拉着厚厚窗帘的房屋,四周围有竹篱笆,里面就是不给外人参观的村办工厂。乡村工业,原来这就是农民致富的秘密。
实际上,关于发展乡村工业,早在费孝通写《江村经济》的时候就提出过(开弦弓村原名江村),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着重考察了“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并考察了现代化企业对这个村庄的影响。他最后得出结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1957年,费孝通二访开弦弓村又发出疑问:“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还是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最后他提出“发展小工业、恢复副业”的建议。
姚富坤,今年60岁的开弦弓村村民,自1981年费孝通三访开弦弓村开始,就参加接待和记录费孝通先生的访问活动,在耳濡目染之下,自学掌握了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在之后的30年,他对开弦弓村的乡村工业发展做了详实的调查和记录。他说,如果要论乡村工业的发展,那华西村什么都不是,开弦弓村才是乡村工业的起源。
而这个起源,要从89年前,时任开弦弓村村长陈杏荪在河边的那一躬到地说起。
1929 年:第一个乡村工业企业诞生
陈杏荪的那一个鞠躬,对象正是包括费达生在内的几个20岁出头的年轻教师和她们的带队老师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简称女蚕校)校长郑辟疆。
1923年的冬天,包括震泽、双杨、大庙港等地方在内的吴江蚕区,到处能看到这样两艘船。它们装着桑、丝、种、改良木制缫丝车等东西,每到一处,郑辟疆就站在船头演讲,告诉大家科学养蚕和土法养蚕的优劣。费达生和另外一个女教师则在船头用改良丝车作缫丝表演。
陈杏荪站在岸边看着听着,越来越激动,等演讲结束之后,他找到了郑辟疆,请他们一定到开弦弓村看一看。
彼时的开弦弓村在水乡深处,不通陆路,从震泽坐船过去还要两个小时。年轻的学生们被陈杏荪的诚意所感动,再加上当时的开弦弓村是一个有着360户人家的大村,郑辟疆也想找个地方作为科学养蚕的推广基地,便答应了。
考察了村子的情况之后,陈杏荪亲自把他们送到了船上,嘱咐他们一定要再来,然后,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一个50岁的长者给自己行这么大的礼,让大家看到了真诚。
他们再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把这里当成推广基地了。
工作开展并不顺利,原因有两个:一是养蚕是我们的传统产业,根本不用你来教;二是你们的衣服我看不惯。因为工作原因,费达生和同事们全都穿着类似白大褂的衣服,在农村只有家里死人了才会这么穿,所以,她们去村民家里做工作的时候,根本连家门都进不去。
最后,陈杏荪把村里原先养不好蚕的20户人家召集在了一起,再加上村长自己家,一共21户,组成了示范组。推广小组跟示范组是有协议的,如果年产量没有达到村平均水平,差额部分由推广小组赔。
一年之后,示范组平均产量高出村里一倍以上。威信一下就有了,推广小区的人在这里备受尊敬,而开弦弓村的蚕茧产量在整个吴江地区遥遥领先。
问题很快又出来了,蚕茧产量提高了,可因为缫丝技术落后,缫出来的土丝在市场仍然竞争不过别人。
姚富坤在调查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数据:同治年间,一车丝(2kg)能换1000斤大米,可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同样一车丝只能换300斤大米。
1926年,女蚕校成立蚕丝推广部,费达生任主任。据开弦弓村的老人介绍,那时候的费达生已经在开弦弓村常驻,她决定改良土法缫丝,成为机械缫丝厂。
在《蚕丝人生:费达生女士口述》一书中,费达生描述了改良缫丝的过程:“第一步把土丝车改成木制脚踏缫丝车。教养蚕的人家缫丝,九十几家呢,每家一部车,缫丝车是每家要木匠做的。缫出的丝打成包,日本式的包,是我学来推广的。教会他们缫丝、打包,都是日本式的。上海人不认识,到上海怎么办呢?我们住在旅馆里,翻电话簿里的绸厂。第一个是美亚绸厂,绸厂见丝好,就很起劲,所有丝价钱都要高出三分之一,农民高兴得很。”
费达生在这个基础上,积极为共同缫制、运销生丝、筹建机械缫丝厂作准备。1929年8月5日,这个后来被开弦弓人称为老丝厂的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成立。对于一个村办企业来说,老丝厂的规模已经算是相当不错,根据记载,老丝厂“共建厂房17间,楼房6间,设备有日本立缫式铁木结构缫丝机32台,复摇车16台。翌年再添置日本式5绪缫丝机5台,复摇车5台,另办茧灶6座,小锅炉1台,全厂70余人”。
工厂由理事会管理,生产技术由学校负责,而丝厂里的员工全都是开弦弓村的农家子女。他们平时做工,农忙时务农。
这是中国农村的第一个现代化工厂,是小农经济走向合作经济的先声。
老丝厂的产品叫“蜜蜂牌”,质量非常好,一度受到国内外市场的欢迎。
可是,紧接着的战争把开弦弓村村民的第一次工业化希望给扑灭了。
1939年春,老丝厂在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中被毁,所有机械被全部夺去,农民愤而自毁其屋。
1968 年:困境中的二次乡村工业化
很多年后,开弦弓村的老人都说:“早就应该听小先生的,不然,就不用苦这么多年了。”
小先生就是费孝通。感恩于费达生对开弦弓村作出的贡献,村里人都尊称她为费先生,1936年因为姐姐的原因到开弦弓村小住并考察的费孝通,被当地人称为小先生。
老人们所说的,要听小先生的话,就是费孝通在1957年提出的“发展农村小工业、恢复副业”。可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听他的话,没多久,费孝通被打成了“右派”。
从1939年之后,开弦弓村没有任何工业,一直是单一的农业村。而这也是符合当时的思潮的:农村就应该搞农业,办工业是要被扣上“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帽子的,随时可能坐牢。 可单一发展农业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村里减少人口71人,净减7.51%,很多人是被饿死的,为了生存,村里甚至开出了讨饭船。
穷则思变。
尤其是曾经在工业中尝到甜头的开弦弓人,他们小心翼翼地做了小尝试。
原来家家户户都有的土丝车,在不允许农村搞副业之后,被很多人劈了当柴烧,只有小部分家庭留了下来。村里的领导从村民家里寻出保存下来的木制土丝车,请木匠仿造了7部,让年纪大的妇女试做。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全都干过这些活儿,传统手工业很快恢复起来。做出的土丝都由外贸部门收购了,半年赚了760元,这可是几十亩田的收入啊。信心很快就上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最开心的是费达生。这个从来没忘记要在开弦弓村发展缫丝厂的知名人士,听到开弦弓村要重办缫丝厂,居然情绪激动,恨不得马上把厂办起来。
办厂的主要任务落在了时任红卫大队(当时的开弦弓村被分为红卫、立新、庆祝三个大队)民兵营长周梅生的身上。
今年已经83岁的周梅生回忆那个过程,他说,大概村里就是看上他比较踏实肯干吧。
因为有老丝厂的存在,这个丝厂后来被人们称为新丝厂。周梅生在新丝厂一干就是20年。他说,是他把一片白纸的新丝厂一手创办了起来。
困难重重。
缺钱。经过几年的经济困难,人们饭都吃不饱,村里哪还有余钱,为此,红卫大队又联合边上其他6个大队,共同出资建设新丝厂。为此新丝厂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七联厂。
缺设备。周梅生亲自跑到无锡、苏州等缫丝厂集中的地方,向大厂买他们淘汰下来的旧设备。这还得偷偷摸摸地进行,很多地方,听说你是村办企业,根本不卖给你。那些旧设备全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所以,在新丝厂人们经常能看到砌砖墩做基础的机器。
缺燃料。缫丝厂需要大量热水用来煮茧和缫丝,可煤确实当时非常稀缺,这些物资全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分配给村办企业的少之又少。周梅生就号召大家捡柴火。
缺技术。第一批工人30多人,都是村里在老丝厂做过的老人们,年过半百,但上机后很快就适应了。另外一批是下放工人,他们都曾经是老丝厂的员工,50年代被招工进城,困难时期下放回乡。周梅生说,这个过程中费达生帮了很大的忙,只要一有空就进厂指导工作。
新丝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慢慢开始了生产。
年产值不高,也就几万块钱,但对当时的开弦弓村来说,已经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办企业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寻点钱来大家分一分,当时,在新丝厂工作的员工每个人每月能领到21元钱,而周梅生作为厂长的工钱是30元。
至于为什么新丝厂能办下来,周梅生说,这要得益于外贸部门暗地里的支持。当时的缫丝工业都在城市,但城市里忙于武斗,工厂停产“闹革命”。蚕丝出口的外贸任务完不成,外贸部门为了换取国家急需的外汇,被迫到乡下来收丝。这就给了新丝厂生存的空间。
1972年,新丝厂被庙港公社看中并接管,名义上被提升为庙港公社缫丝厂。工厂由村办变成公社办,开弦弓村又成为单一农业村。
1978年:丝织厂的起源
开弦弓村书记王建明介绍,目前村里一共有18家民营企业,而效益最好的三家分别是江村丝绸厂、田园纺织厂、光丝达纺织厂。
这三家做的全是化纤纺织生意。而目前,该村的支柱产业就是化纤纺织、羊毛衫编织和水产养殖。
改革开放初期,有着丰富做工业经验的开弦弓人又蠢蠢欲动了。只是,这一次,不能再办缫丝厂了。与之前家家户户养蚕的情景相比,那时候的开弦弓村乃至周边地区,养蚕人数锐减,缫丝厂的原材料蚕丝已经不是遍地都是了。
那要办什么呢?
村里领导想到了当时在村里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位叫曹金妹,她的祖父是盛泽镇丝织厂厂长。厂长说,要办就办丝织厂,丝织品市场大,其次,技术和设备问题可以帮助联系和解决。
此外,化纤这种原材料供应不紧张,提供了办丝织厂的可能。1978年,红卫丝织厂开始起步。
之后的十多年,开弦弓村扬起工业兴村的大旗,迅速发展。资金、技术、销售等问题一个个解决之后,到了1980年后期,开弦弓村村办企业加价都是自有资产,工厂三班制,机声不间断,产品都来不及做。财务上应付款少,预付款多,一年利润几十万,高的年份超过一百万。
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优势消失,集体企业的体制弊端出现,村办企业技术薄弱等问题也慢慢显露,这个有着将近20年历史的村办丝织厂举步维艰。
1997年,在全国集体企业改制的浪潮中,开弦弓村丝织厂也完成了改制,开弦弓村彻底结束了“苏南模式”的集体工业阶段。
1983 年:第一位私营企业主诞生
2000年春天,费孝通第24次访问开弦弓村,当他听到“三资(制)”的消息后,连声说“好”,并当场挥毫写下一条幅:“审时度势,倡行三资(制),功不自居,泽及桑梓。”
就在前一年,吴江市委提出引进外资、启动民资和搞好改制的“三资(制)”,正式为私营企业“正名”。
等这个消息,周玉官整整等了16年。
1982年的夏天,在庙港街的小摊上,20岁的开弦弓村民周玉官用他从嘉兴买来的零件组装成电风扇,然后拿出来卖,没想到被抢购一空,那个夏天,他卖了130台电风扇,赚了4000多元钱。而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不过30元/月。
那是他人生掘到的第一桶金。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热潮在全国刚刚兴起,1983年,喜欢物理的周玉官在朋友的建议下办起了电子元件厂,生产电路板。他的那张营业执照是开弦弓村第一张个体私营企业执照,在当时,整个吴江都没有几张。
与遍地都是家庭作坊的“温州模式”不同,走集体经济路线的“苏南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而周玉官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得益于他的电路板生意与当时开弦弓村的集体经济并不冲突。
即便这样,生存还是很艰难的。周玉官说,那时候的市场其实是春天,只要你能生产出来,根本不愁卖。招工也非常容易,做电路板并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那些在家空闲的人全都可以做。可政策是冬天,要什么没什么。
周玉官最早生产的产品是收音机的线路板,可根据当时的政策,他根本连完整的电路板原材料都买不到,只能去收购大厂剩下来的边角料,贷款更不用说,想都别想,甚至连用电都有问题。
当时的开弦弓村,个体经营的羊毛衫编织已经小有气候,1994年镇上组织一次逐户检查,凡发现有编织机的,不是剪断轴头,就是掐电。
1995年,周玉官想扩大生产,就在自家的用地上建造一栋两层的厂房,并办理了建房手续。可是厂房快要封顶的时候,镇上派来大型机械,要将厂房拆掉。最后,他托了层层关系,才保住一层厂房。
很多人给过周玉官建议,比如,找一个村或者学校挂靠,给自己戴上“红帽子”,周玉官最终也没同意。他怕将来说不清楚,这个厂究竟是谁的。事实证明,这个问题确实后来经常发生,那些原来私人创办起来的企业在挂靠之后,它的归属最终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1997年,集体企业全都宣告失败之后,开弦弓村的经济一度非常差,甚至成为吴江的扶贫村。而就在那段时间,周玉官造了村里的第一幢别墅,买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脑。
1999年之后,政策的春天来了,可市场的冬天到了,周玉官的生意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
信心大概是在之前的一次一次打击中慢慢失去的,周玉官的电子元件厂发展并不迅速,他说,他跟海尔实际上是差不多时间起步的,而海尔就得益于是集体企业。
如今,周玉官的吴江永泰电子有限公司仍然在继续生产,只是,他几乎只接老客户的生意。很多产品,他卖的价格是行业中最高的,但质量也是最好的。他很少接陌生人的电话,每天花大把的时间钓鱼。他赚的钱让自己有个不错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问题,他也没想过要赚大钱。
当然,他也没想过放弃自己的工厂。
就像所有习惯了搞工业的开弦弓村村民一样,办厂成了深入他们骨髓里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规模不大的工厂。据开弦弓村的会计介绍,2011年,开弦弓村经济总收入2.72亿元,其中86%来自工业收入。
这就是费达生和费孝通留在开弦弓村的宝贵财富。
实际上,关于发展乡村工业,早在费孝通写《江村经济》的时候就提出过(开弦弓村原名江村),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着重考察了“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并考察了现代化企业对这个村庄的影响。他最后得出结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1957年,费孝通二访开弦弓村又发出疑问:“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还是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最后他提出“发展小工业、恢复副业”的建议。
姚富坤,今年60岁的开弦弓村村民,自1981年费孝通三访开弦弓村开始,就参加接待和记录费孝通先生的访问活动,在耳濡目染之下,自学掌握了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在之后的30年,他对开弦弓村的乡村工业发展做了详实的调查和记录。他说,如果要论乡村工业的发展,那华西村什么都不是,开弦弓村才是乡村工业的起源。
而这个起源,要从89年前,时任开弦弓村村长陈杏荪在河边的那一躬到地说起。
1929 年:第一个乡村工业企业诞生
陈杏荪的那一个鞠躬,对象正是包括费达生在内的几个20岁出头的年轻教师和她们的带队老师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简称女蚕校)校长郑辟疆。
1923年的冬天,包括震泽、双杨、大庙港等地方在内的吴江蚕区,到处能看到这样两艘船。它们装着桑、丝、种、改良木制缫丝车等东西,每到一处,郑辟疆就站在船头演讲,告诉大家科学养蚕和土法养蚕的优劣。费达生和另外一个女教师则在船头用改良丝车作缫丝表演。
陈杏荪站在岸边看着听着,越来越激动,等演讲结束之后,他找到了郑辟疆,请他们一定到开弦弓村看一看。
彼时的开弦弓村在水乡深处,不通陆路,从震泽坐船过去还要两个小时。年轻的学生们被陈杏荪的诚意所感动,再加上当时的开弦弓村是一个有着360户人家的大村,郑辟疆也想找个地方作为科学养蚕的推广基地,便答应了。
考察了村子的情况之后,陈杏荪亲自把他们送到了船上,嘱咐他们一定要再来,然后,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一个50岁的长者给自己行这么大的礼,让大家看到了真诚。
他们再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把这里当成推广基地了。
工作开展并不顺利,原因有两个:一是养蚕是我们的传统产业,根本不用你来教;二是你们的衣服我看不惯。因为工作原因,费达生和同事们全都穿着类似白大褂的衣服,在农村只有家里死人了才会这么穿,所以,她们去村民家里做工作的时候,根本连家门都进不去。
最后,陈杏荪把村里原先养不好蚕的20户人家召集在了一起,再加上村长自己家,一共21户,组成了示范组。推广小组跟示范组是有协议的,如果年产量没有达到村平均水平,差额部分由推广小组赔。
一年之后,示范组平均产量高出村里一倍以上。威信一下就有了,推广小区的人在这里备受尊敬,而开弦弓村的蚕茧产量在整个吴江地区遥遥领先。
问题很快又出来了,蚕茧产量提高了,可因为缫丝技术落后,缫出来的土丝在市场仍然竞争不过别人。
姚富坤在调查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数据:同治年间,一车丝(2kg)能换1000斤大米,可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同样一车丝只能换300斤大米。
1926年,女蚕校成立蚕丝推广部,费达生任主任。据开弦弓村的老人介绍,那时候的费达生已经在开弦弓村常驻,她决定改良土法缫丝,成为机械缫丝厂。
在《蚕丝人生:费达生女士口述》一书中,费达生描述了改良缫丝的过程:“第一步把土丝车改成木制脚踏缫丝车。教养蚕的人家缫丝,九十几家呢,每家一部车,缫丝车是每家要木匠做的。缫出的丝打成包,日本式的包,是我学来推广的。教会他们缫丝、打包,都是日本式的。上海人不认识,到上海怎么办呢?我们住在旅馆里,翻电话簿里的绸厂。第一个是美亚绸厂,绸厂见丝好,就很起劲,所有丝价钱都要高出三分之一,农民高兴得很。”
费达生在这个基础上,积极为共同缫制、运销生丝、筹建机械缫丝厂作准备。1929年8月5日,这个后来被开弦弓人称为老丝厂的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成立。对于一个村办企业来说,老丝厂的规模已经算是相当不错,根据记载,老丝厂“共建厂房17间,楼房6间,设备有日本立缫式铁木结构缫丝机32台,复摇车16台。翌年再添置日本式5绪缫丝机5台,复摇车5台,另办茧灶6座,小锅炉1台,全厂70余人”。
工厂由理事会管理,生产技术由学校负责,而丝厂里的员工全都是开弦弓村的农家子女。他们平时做工,农忙时务农。
这是中国农村的第一个现代化工厂,是小农经济走向合作经济的先声。
老丝厂的产品叫“蜜蜂牌”,质量非常好,一度受到国内外市场的欢迎。
可是,紧接着的战争把开弦弓村村民的第一次工业化希望给扑灭了。
1939年春,老丝厂在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中被毁,所有机械被全部夺去,农民愤而自毁其屋。
1968 年:困境中的二次乡村工业化
很多年后,开弦弓村的老人都说:“早就应该听小先生的,不然,就不用苦这么多年了。”
小先生就是费孝通。感恩于费达生对开弦弓村作出的贡献,村里人都尊称她为费先生,1936年因为姐姐的原因到开弦弓村小住并考察的费孝通,被当地人称为小先生。
老人们所说的,要听小先生的话,就是费孝通在1957年提出的“发展农村小工业、恢复副业”。可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听他的话,没多久,费孝通被打成了“右派”。
从1939年之后,开弦弓村没有任何工业,一直是单一的农业村。而这也是符合当时的思潮的:农村就应该搞农业,办工业是要被扣上“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帽子的,随时可能坐牢。 可单一发展农业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村里减少人口71人,净减7.51%,很多人是被饿死的,为了生存,村里甚至开出了讨饭船。
穷则思变。
尤其是曾经在工业中尝到甜头的开弦弓人,他们小心翼翼地做了小尝试。
原来家家户户都有的土丝车,在不允许农村搞副业之后,被很多人劈了当柴烧,只有小部分家庭留了下来。村里的领导从村民家里寻出保存下来的木制土丝车,请木匠仿造了7部,让年纪大的妇女试做。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全都干过这些活儿,传统手工业很快恢复起来。做出的土丝都由外贸部门收购了,半年赚了760元,这可是几十亩田的收入啊。信心很快就上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最开心的是费达生。这个从来没忘记要在开弦弓村发展缫丝厂的知名人士,听到开弦弓村要重办缫丝厂,居然情绪激动,恨不得马上把厂办起来。
办厂的主要任务落在了时任红卫大队(当时的开弦弓村被分为红卫、立新、庆祝三个大队)民兵营长周梅生的身上。
今年已经83岁的周梅生回忆那个过程,他说,大概村里就是看上他比较踏实肯干吧。
因为有老丝厂的存在,这个丝厂后来被人们称为新丝厂。周梅生在新丝厂一干就是20年。他说,是他把一片白纸的新丝厂一手创办了起来。
困难重重。
缺钱。经过几年的经济困难,人们饭都吃不饱,村里哪还有余钱,为此,红卫大队又联合边上其他6个大队,共同出资建设新丝厂。为此新丝厂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七联厂。
缺设备。周梅生亲自跑到无锡、苏州等缫丝厂集中的地方,向大厂买他们淘汰下来的旧设备。这还得偷偷摸摸地进行,很多地方,听说你是村办企业,根本不卖给你。那些旧设备全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所以,在新丝厂人们经常能看到砌砖墩做基础的机器。
缺燃料。缫丝厂需要大量热水用来煮茧和缫丝,可煤确实当时非常稀缺,这些物资全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分配给村办企业的少之又少。周梅生就号召大家捡柴火。
缺技术。第一批工人30多人,都是村里在老丝厂做过的老人们,年过半百,但上机后很快就适应了。另外一批是下放工人,他们都曾经是老丝厂的员工,50年代被招工进城,困难时期下放回乡。周梅生说,这个过程中费达生帮了很大的忙,只要一有空就进厂指导工作。
新丝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慢慢开始了生产。
年产值不高,也就几万块钱,但对当时的开弦弓村来说,已经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办企业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寻点钱来大家分一分,当时,在新丝厂工作的员工每个人每月能领到21元钱,而周梅生作为厂长的工钱是30元。
至于为什么新丝厂能办下来,周梅生说,这要得益于外贸部门暗地里的支持。当时的缫丝工业都在城市,但城市里忙于武斗,工厂停产“闹革命”。蚕丝出口的外贸任务完不成,外贸部门为了换取国家急需的外汇,被迫到乡下来收丝。这就给了新丝厂生存的空间。
1972年,新丝厂被庙港公社看中并接管,名义上被提升为庙港公社缫丝厂。工厂由村办变成公社办,开弦弓村又成为单一农业村。
1978年:丝织厂的起源
开弦弓村书记王建明介绍,目前村里一共有18家民营企业,而效益最好的三家分别是江村丝绸厂、田园纺织厂、光丝达纺织厂。
这三家做的全是化纤纺织生意。而目前,该村的支柱产业就是化纤纺织、羊毛衫编织和水产养殖。
改革开放初期,有着丰富做工业经验的开弦弓人又蠢蠢欲动了。只是,这一次,不能再办缫丝厂了。与之前家家户户养蚕的情景相比,那时候的开弦弓村乃至周边地区,养蚕人数锐减,缫丝厂的原材料蚕丝已经不是遍地都是了。
那要办什么呢?
村里领导想到了当时在村里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位叫曹金妹,她的祖父是盛泽镇丝织厂厂长。厂长说,要办就办丝织厂,丝织品市场大,其次,技术和设备问题可以帮助联系和解决。
此外,化纤这种原材料供应不紧张,提供了办丝织厂的可能。1978年,红卫丝织厂开始起步。
之后的十多年,开弦弓村扬起工业兴村的大旗,迅速发展。资金、技术、销售等问题一个个解决之后,到了1980年后期,开弦弓村村办企业加价都是自有资产,工厂三班制,机声不间断,产品都来不及做。财务上应付款少,预付款多,一年利润几十万,高的年份超过一百万。
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优势消失,集体企业的体制弊端出现,村办企业技术薄弱等问题也慢慢显露,这个有着将近20年历史的村办丝织厂举步维艰。
1997年,在全国集体企业改制的浪潮中,开弦弓村丝织厂也完成了改制,开弦弓村彻底结束了“苏南模式”的集体工业阶段。
1983 年:第一位私营企业主诞生
2000年春天,费孝通第24次访问开弦弓村,当他听到“三资(制)”的消息后,连声说“好”,并当场挥毫写下一条幅:“审时度势,倡行三资(制),功不自居,泽及桑梓。”
就在前一年,吴江市委提出引进外资、启动民资和搞好改制的“三资(制)”,正式为私营企业“正名”。
等这个消息,周玉官整整等了16年。
1982年的夏天,在庙港街的小摊上,20岁的开弦弓村民周玉官用他从嘉兴买来的零件组装成电风扇,然后拿出来卖,没想到被抢购一空,那个夏天,他卖了130台电风扇,赚了4000多元钱。而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不过30元/月。
那是他人生掘到的第一桶金。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热潮在全国刚刚兴起,1983年,喜欢物理的周玉官在朋友的建议下办起了电子元件厂,生产电路板。他的那张营业执照是开弦弓村第一张个体私营企业执照,在当时,整个吴江都没有几张。
与遍地都是家庭作坊的“温州模式”不同,走集体经济路线的“苏南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而周玉官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得益于他的电路板生意与当时开弦弓村的集体经济并不冲突。
即便这样,生存还是很艰难的。周玉官说,那时候的市场其实是春天,只要你能生产出来,根本不愁卖。招工也非常容易,做电路板并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那些在家空闲的人全都可以做。可政策是冬天,要什么没什么。
周玉官最早生产的产品是收音机的线路板,可根据当时的政策,他根本连完整的电路板原材料都买不到,只能去收购大厂剩下来的边角料,贷款更不用说,想都别想,甚至连用电都有问题。
当时的开弦弓村,个体经营的羊毛衫编织已经小有气候,1994年镇上组织一次逐户检查,凡发现有编织机的,不是剪断轴头,就是掐电。
1995年,周玉官想扩大生产,就在自家的用地上建造一栋两层的厂房,并办理了建房手续。可是厂房快要封顶的时候,镇上派来大型机械,要将厂房拆掉。最后,他托了层层关系,才保住一层厂房。
很多人给过周玉官建议,比如,找一个村或者学校挂靠,给自己戴上“红帽子”,周玉官最终也没同意。他怕将来说不清楚,这个厂究竟是谁的。事实证明,这个问题确实后来经常发生,那些原来私人创办起来的企业在挂靠之后,它的归属最终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1997年,集体企业全都宣告失败之后,开弦弓村的经济一度非常差,甚至成为吴江的扶贫村。而就在那段时间,周玉官造了村里的第一幢别墅,买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脑。
1999年之后,政策的春天来了,可市场的冬天到了,周玉官的生意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
信心大概是在之前的一次一次打击中慢慢失去的,周玉官的电子元件厂发展并不迅速,他说,他跟海尔实际上是差不多时间起步的,而海尔就得益于是集体企业。
如今,周玉官的吴江永泰电子有限公司仍然在继续生产,只是,他几乎只接老客户的生意。很多产品,他卖的价格是行业中最高的,但质量也是最好的。他很少接陌生人的电话,每天花大把的时间钓鱼。他赚的钱让自己有个不错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问题,他也没想过要赚大钱。
当然,他也没想过放弃自己的工厂。
就像所有习惯了搞工业的开弦弓村村民一样,办厂成了深入他们骨髓里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规模不大的工厂。据开弦弓村的会计介绍,2011年,开弦弓村经济总收入2.72亿元,其中86%来自工业收入。
这就是费达生和费孝通留在开弦弓村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