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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甫是继《诗经》数百年之后，重掀现实主义诗歌题材潮流的里程碑式诗人。杜甫诗作中现实主义情怀的产生，既有家学渊源的影响，更受到“安史之乱”这一政治巨变的直接触发，诗人自身的际遇正是诗歌创作中诗风形成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同时诗人深挚的儒家济世思想和诗人“穷年忧黎元，盖棺事则已”的自身的追求，都是其诗作现实主义情怀的渊源。这种根植于济世爱民的儒家思想的现实主义情怀对于当下知识分子有着重要的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唐诗；杜甫；现实主义；诗史
唐韩愈《调张籍》中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两句流传甚广。但多数人只知其一，其实后面的几句反而更有味道，至今仍然是入木三分：“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尤其杜甫，有“诗史”之称，而所谓“史”，不仅仅是他的诗作具有史的认识价值，提供了史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生动具体的生活场面。杜甫所存甚多，仅取名篇下定义无异于管中窥豹；再者，杜甫诗作所存甚多，短期内想在芸芸诗海之中找到方向也非易事，因此要追因杜甫诗作的现实主义情怀，必须从诗人生平入手。
一
题目的现实主义，一是指以现实生活为主题，着眼于“入世”，重于写实，反映社会的不公与人生的悲惨艰辛，把时代由盛转衰急转直下的衰败景象纳入笔下，起到抒怀或谏政的作用。二是指杜甫诗歌在表现手法和表现范围的转变。由诗史性质，引起了写作方式的变化，创作时既客观真实的叙述主题，又着力于细节描写，抒发个人的浓烈感情，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形成了浑然天成而又迥异于盛唐诗的创作手法。所谓情怀，是诗人特有的情操与胸怀。下面即将分点来探析现实主义情怀的产生原因。
二
少年杜甫成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大家庭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七岁学诗，十五岁诗文达洛阳。所以，首要条件是年少优渥的环境。这不仅促成他饱读诗书的爱好，也培养了他积极入世，心怀天下的志向。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 （745） ，他进行了两次长期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从金陵、姑苏起，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览祖国山河的杜甫，对于国家有了新的感情，也许正是此时，入世的愿望更加强烈，希望能得到重用，一展抱负重树家风。因此，年少的壮游与忧国忧民的诗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因而，后来的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十年，屡屡求官而不得。这十年之间，他由而立之年转眼不惑历尽了辛酸。少年壮志已经消磨大半，由渴望得到重用转而关心民生疾苦，产生了一种仁民爱物的情怀。这时候的唐王朝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杜甫用诗人特有的敏锐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社会的动荡被诗人看在眼里，并将其赋于笔端，写下了《兵车行》《秋雨叹三首》这样反映真实社会风貌的佳作。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首诗主题是征兵送行，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中张翕变化有序，前后呼应，严谨缜密。诗的字数杂言互见，韵脚平仄互换，声调抑扬顿挫，情意低昂起伏。是“新乐府诗”的代表之作。已然可见其现实主义情怀。
如果仅仅局限于此，那么他还远远不够成为诗史，即将陷入唐王朝一场风云政变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是如何的风雨飘摇，更不知道自己在动荡时期的所感所言，已经超越了过往历史的高度。时代巨变之下的个人，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更加的渺小卑微。
从肃宗至德元载 （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叛乱起兵长驱南下，一举攻破洛阳长安，杜甫只身北上投奔肃宗，被授予左拾遗之职。乱世之中历尽衰变，终于在仕途稍有起色。此时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杜甫，看见乱世萧条战乱之下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不由得感从心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三吏”“三别”与《春望》。这样一种现实主义所达到的高度，甚于安史之乱前的诗作。这也应证，时代变迁是诗歌不变的主题，没有这样的背景，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千古绝唱。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乾元二年（759）秋，政治动乱已然看不见希望，他终于放弃了从政救国的念头，弃官携家人入蜀，岁末抵达成都，开始了西南漂泊的晚年生活。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栖身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多年劳苦忧患也暂时轻松下来，他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这段时间内的作品风格大多是冲淡飘逸，萧散自然的。虽然稍微安稳，但是他现实与民生已经成为他作品之中长青的主题，现实主义情怀已经在诗人的所思所感当中固化了。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从《兵车行》到《春望》再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爱国情感层层递进，反映了诗人认知现实的心路历程，现实主义既是诗歌内容，也是诗歌主题，更是诗歌灵魂。
好景不长，随着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他又再次陷入漂泊之中。好不容易安定之后又是几度风雪，晚景凄凉。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杜甫带着一家八口，从长沙乘船往岳阳，经过洞庭湖时，风疾愈加严重，半身偏枯卧床不起。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逝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 59 岁。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为定音之作。
三
以上部分粗分了杜甫一生的身世之变。实际上，诗人自身的际遇正是诗歌创作中诗风形成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杜甫除却年少的安稳和晚年短暂的闲暇时光，余生无不是四处流离漂泊，动荡的生活为现实主义诗作提供了最直接的题材。生活的起承转合，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仕途坎坷不顺的中年，再到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沉痛打击的老年，个人命运在大环境下都如同草芥。战争的残酷中最为痛苦的就是阶级底层的劳动百姓，而杜甫，一个出身名门秉承家道的儒生，在迫切想施展政治才能的时候，作为“下传圣旨，上通民意”的沟通者，亲见亲历种种悲惨情景，内心深有所怀所感也是必然。因此，政治的变革与诗作的现实主义认知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而现实主义情怀的形成，不仅只与题材有关。在诗的创作方面，由于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他的艺术眼界比同期诗人相对广阔，提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从前代的诗歌中，吸收了很全面的营养，有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加之杜甫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自觉地进行艺术创作，进行了很多创作技巧的探索和尝试，成就了更加全面的艺术奇观，让人叹为观止。这种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态度，也是开历代学诗者之先河。
至于他的兼容并包采纳众长，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有提及：“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诗作题材的主要内容上承《诗经》汉魏乐府及初唐陈子昂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而抒怀咏物，又具有《离骚》肆意抒怀的特点，同时和屈原的忧国忧民心系政治苍生类似。态度又秉承司马迁“史实”的原则。拓宽和加深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使诗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技巧更加丰富多彩。广采众长而浑然天成的芸芸诗人里，至今也只此一个杜甫。
除了习古，杜诗的现实主义情怀，也受了当代思想潮流的影响。唐代是一个兼容并包思想开放的时代，儒释道三家合流，在当时文人的作品中有鲜明反应。杜甫本是儒家诗教的忠实的实践者。他把儒家文学传统的政治原则、现实精神、道德理想和讽喻比兴的艺术手法发扬到了极致。然而他在具体的创作内容，特别是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方面受到佛教影响也是显然的。
《游龙门凤先寺》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
天阕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宋人韩元吉认为：杜子美《游龙门诗》：“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子美平生学道，岂至此而后悟哉！特以示禅宗一观而已。是于吾儒实有之，学者昧而不察也。这里的“禅宗一观”，正是肯定诗中所表现的心性涵养境界。
谈到杜甫诗风，人们常常着意于沉郁顿挫，而忽视了其冲淡平和的一面。这其实是窄化了“诗史”。杜甫的这一类诗，表达上明净透脱，玲珑自然，不用理语而做到情景交融，创造出安适和谐的艺术氛围。并没有激昂的奋斗意志，但那种处患难不惧不馁，保持心灵的平静和谐的精神正是通于禅的。虽然杜甫与佛教接触十分紧密，但是没有改其积极入世的初衷，即儒家修、齐、治、平、仁义道德的理想在其意识中一直是主导地位。这样，佛教思想一方面成为他儒家积极用世之道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成为他困顿失意时的安慰。并且，佛教的慈悲观念、“众生平等”意识、为实现道义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等，都为他儒学正统教育中的怀才济世而服务，发出“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呼号。就晚年蜀中草堂时期而言，杜甫在怀念君国的仕途抱负受挫之时，佛教也起到了明心静气的作用。经过一番奔波劳苦逃离了战乱的中原之后，在相对偏远安稳的草堂里，他回味数年来的颠沛流离，写了不少潇洒闲淡、趣味悠然的小诗，也少不了佛学的影响。
四
就诗本身而言，杜甫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兼容并包，集前代诗歌之大成，开后世学诗之门径，全方位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的社会现实，闻一多先生说过，别人都把格律当枷锁，而杜甫把枷锁当武器。杜甫擅长各种诗体，在各种诗体上都有上佳的作品流传后世，在七言律诗方面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登高》、《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为代表）。同时，他忧国忧民的激情和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已然再难超越。在艺术上，他所做的创新大大拓展了诗歌的境界。
在治学方面，杜甫的学习精神创新精神仍然值得借鉴，研究同样类似，博采众长才能推陈出新，吸取前人研究的精粹部分，抛弃糟粕，从而更上一层楼，得出自己的见解。“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并非空话。
唐代是诗歌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时代，这个时代涌现了无数大诗人，其中最常为大家拿来比较的是李白。关于李杜之间孰优孰劣已经争执了1000多年，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我认为李白和杜甫都站在中国诗歌史的巅峰之上，李白俯视着过去，身上多了些走向巅峰的开放和豪迈；杜甫面向着未来，身上多了些走下巅峰的沉着和内敛。李白诗歌以《庄子》、《楚辞》为源，广泛吸收了阮籍的渊放、郭璞的超拔、谢眺的清秀，并融合盛唐诗坛清新豪放的时代特征，形成了壮浪纵恣的独特风格和高远宏阔的艺术境界，把个人理想和不平之气夸大到极点，把自我形象放大到极限，天真而狂放，因此而极具个性。他和杜甫，注定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是同样令人神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1][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金启华.杜甫诗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4]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5]陈尚君.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杜甫全集校注〉初读记[N].文汇报，2014.
[6]吕澂.杜甫的佛教信仰[J].哲学研究，1978（06） .
[7]启功.启功说唐诗——李白和杜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李金相，籍贯：湖北武汉。湖北大学本科生，专业：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唐诗；杜甫；现实主义；诗史
唐韩愈《调张籍》中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两句流传甚广。但多数人只知其一，其实后面的几句反而更有味道，至今仍然是入木三分：“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尤其杜甫，有“诗史”之称，而所谓“史”，不仅仅是他的诗作具有史的认识价值，提供了史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生动具体的生活场面。杜甫所存甚多，仅取名篇下定义无异于管中窥豹；再者，杜甫诗作所存甚多，短期内想在芸芸诗海之中找到方向也非易事，因此要追因杜甫诗作的现实主义情怀，必须从诗人生平入手。
一
题目的现实主义，一是指以现实生活为主题，着眼于“入世”，重于写实，反映社会的不公与人生的悲惨艰辛，把时代由盛转衰急转直下的衰败景象纳入笔下，起到抒怀或谏政的作用。二是指杜甫诗歌在表现手法和表现范围的转变。由诗史性质，引起了写作方式的变化，创作时既客观真实的叙述主题，又着力于细节描写，抒发个人的浓烈感情，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形成了浑然天成而又迥异于盛唐诗的创作手法。所谓情怀，是诗人特有的情操与胸怀。下面即将分点来探析现实主义情怀的产生原因。
二
少年杜甫成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大家庭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七岁学诗，十五岁诗文达洛阳。所以，首要条件是年少优渥的环境。这不仅促成他饱读诗书的爱好，也培养了他积极入世，心怀天下的志向。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 （745） ，他进行了两次长期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从金陵、姑苏起，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览祖国山河的杜甫，对于国家有了新的感情，也许正是此时，入世的愿望更加强烈，希望能得到重用，一展抱负重树家风。因此，年少的壮游与忧国忧民的诗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因而，后来的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十年，屡屡求官而不得。这十年之间，他由而立之年转眼不惑历尽了辛酸。少年壮志已经消磨大半，由渴望得到重用转而关心民生疾苦，产生了一种仁民爱物的情怀。这时候的唐王朝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杜甫用诗人特有的敏锐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社会的动荡被诗人看在眼里，并将其赋于笔端，写下了《兵车行》《秋雨叹三首》这样反映真实社会风貌的佳作。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首诗主题是征兵送行，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中张翕变化有序，前后呼应，严谨缜密。诗的字数杂言互见，韵脚平仄互换，声调抑扬顿挫，情意低昂起伏。是“新乐府诗”的代表之作。已然可见其现实主义情怀。
如果仅仅局限于此，那么他还远远不够成为诗史，即将陷入唐王朝一场风云政变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是如何的风雨飘摇，更不知道自己在动荡时期的所感所言，已经超越了过往历史的高度。时代巨变之下的个人，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更加的渺小卑微。
从肃宗至德元载 （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叛乱起兵长驱南下，一举攻破洛阳长安，杜甫只身北上投奔肃宗，被授予左拾遗之职。乱世之中历尽衰变，终于在仕途稍有起色。此时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杜甫，看见乱世萧条战乱之下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不由得感从心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三吏”“三别”与《春望》。这样一种现实主义所达到的高度，甚于安史之乱前的诗作。这也应证，时代变迁是诗歌不变的主题，没有这样的背景，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千古绝唱。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乾元二年（759）秋，政治动乱已然看不见希望，他终于放弃了从政救国的念头，弃官携家人入蜀，岁末抵达成都，开始了西南漂泊的晚年生活。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栖身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多年劳苦忧患也暂时轻松下来，他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这段时间内的作品风格大多是冲淡飘逸，萧散自然的。虽然稍微安稳，但是他现实与民生已经成为他作品之中长青的主题，现实主义情怀已经在诗人的所思所感当中固化了。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从《兵车行》到《春望》再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爱国情感层层递进，反映了诗人认知现实的心路历程，现实主义既是诗歌内容，也是诗歌主题，更是诗歌灵魂。
好景不长，随着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他又再次陷入漂泊之中。好不容易安定之后又是几度风雪，晚景凄凉。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杜甫带着一家八口，从长沙乘船往岳阳，经过洞庭湖时，风疾愈加严重，半身偏枯卧床不起。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逝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 59 岁。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为定音之作。
三
以上部分粗分了杜甫一生的身世之变。实际上，诗人自身的际遇正是诗歌创作中诗风形成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杜甫除却年少的安稳和晚年短暂的闲暇时光，余生无不是四处流离漂泊，动荡的生活为现实主义诗作提供了最直接的题材。生活的起承转合，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仕途坎坷不顺的中年，再到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沉痛打击的老年，个人命运在大环境下都如同草芥。战争的残酷中最为痛苦的就是阶级底层的劳动百姓，而杜甫，一个出身名门秉承家道的儒生，在迫切想施展政治才能的时候，作为“下传圣旨，上通民意”的沟通者，亲见亲历种种悲惨情景，内心深有所怀所感也是必然。因此，政治的变革与诗作的现实主义认知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而现实主义情怀的形成，不仅只与题材有关。在诗的创作方面，由于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他的艺术眼界比同期诗人相对广阔，提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从前代的诗歌中，吸收了很全面的营养，有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加之杜甫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自觉地进行艺术创作，进行了很多创作技巧的探索和尝试，成就了更加全面的艺术奇观，让人叹为观止。这种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态度，也是开历代学诗者之先河。
至于他的兼容并包采纳众长，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有提及：“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诗作题材的主要内容上承《诗经》汉魏乐府及初唐陈子昂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而抒怀咏物，又具有《离骚》肆意抒怀的特点，同时和屈原的忧国忧民心系政治苍生类似。态度又秉承司马迁“史实”的原则。拓宽和加深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使诗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技巧更加丰富多彩。广采众长而浑然天成的芸芸诗人里，至今也只此一个杜甫。
除了习古，杜诗的现实主义情怀，也受了当代思想潮流的影响。唐代是一个兼容并包思想开放的时代，儒释道三家合流，在当时文人的作品中有鲜明反应。杜甫本是儒家诗教的忠实的实践者。他把儒家文学传统的政治原则、现实精神、道德理想和讽喻比兴的艺术手法发扬到了极致。然而他在具体的创作内容，特别是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方面受到佛教影响也是显然的。
《游龙门凤先寺》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
天阕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宋人韩元吉认为：杜子美《游龙门诗》：“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子美平生学道，岂至此而后悟哉！特以示禅宗一观而已。是于吾儒实有之，学者昧而不察也。这里的“禅宗一观”，正是肯定诗中所表现的心性涵养境界。
谈到杜甫诗风，人们常常着意于沉郁顿挫，而忽视了其冲淡平和的一面。这其实是窄化了“诗史”。杜甫的这一类诗，表达上明净透脱，玲珑自然，不用理语而做到情景交融，创造出安适和谐的艺术氛围。并没有激昂的奋斗意志，但那种处患难不惧不馁，保持心灵的平静和谐的精神正是通于禅的。虽然杜甫与佛教接触十分紧密，但是没有改其积极入世的初衷，即儒家修、齐、治、平、仁义道德的理想在其意识中一直是主导地位。这样，佛教思想一方面成为他儒家积极用世之道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成为他困顿失意时的安慰。并且，佛教的慈悲观念、“众生平等”意识、为实现道义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等，都为他儒学正统教育中的怀才济世而服务，发出“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呼号。就晚年蜀中草堂时期而言，杜甫在怀念君国的仕途抱负受挫之时，佛教也起到了明心静气的作用。经过一番奔波劳苦逃离了战乱的中原之后，在相对偏远安稳的草堂里，他回味数年来的颠沛流离，写了不少潇洒闲淡、趣味悠然的小诗，也少不了佛学的影响。
四
就诗本身而言，杜甫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兼容并包，集前代诗歌之大成，开后世学诗之门径，全方位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的社会现实，闻一多先生说过，别人都把格律当枷锁，而杜甫把枷锁当武器。杜甫擅长各种诗体，在各种诗体上都有上佳的作品流传后世，在七言律诗方面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登高》、《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为代表）。同时，他忧国忧民的激情和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已然再难超越。在艺术上，他所做的创新大大拓展了诗歌的境界。
在治学方面，杜甫的学习精神创新精神仍然值得借鉴，研究同样类似，博采众长才能推陈出新，吸取前人研究的精粹部分，抛弃糟粕，从而更上一层楼，得出自己的见解。“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并非空话。
唐代是诗歌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时代，这个时代涌现了无数大诗人，其中最常为大家拿来比较的是李白。关于李杜之间孰优孰劣已经争执了1000多年，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我认为李白和杜甫都站在中国诗歌史的巅峰之上，李白俯视着过去，身上多了些走向巅峰的开放和豪迈；杜甫面向着未来，身上多了些走下巅峰的沉着和内敛。李白诗歌以《庄子》、《楚辞》为源，广泛吸收了阮籍的渊放、郭璞的超拔、谢眺的清秀，并融合盛唐诗坛清新豪放的时代特征，形成了壮浪纵恣的独特风格和高远宏阔的艺术境界，把个人理想和不平之气夸大到极点，把自我形象放大到极限，天真而狂放，因此而极具个性。他和杜甫，注定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是同样令人神往。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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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金相，籍贯：湖北武汉。湖北大学本科生，专业：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