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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这个古老帝国的开放历程找到一个象征性起点的话，那么1862年是恰如其分的。这一年的6月11日，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踏进了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的总理衙门东院，开始了他给同文馆学生的第一堂英语课。
这是一座“按照北京标准的样式建造，地面用砖砌成，屋内的装饰也很少”，由一层平房围合而成的小院。它的前主人——大学士赛尚阿，曾是一个固执的排外主义者，他在1846年5月8日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上表示，对待外国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外国人可以要求中国接见的所有渠道。
戏剧性的是，这个顽固排外者的院子里，如今成了一个课堂，十名年龄约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将要学习的内容，正是赛尚阿所鄙视的“夷语”，这位因处理太平天国问题不当而被革职的大学士，可能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教“夷语”的老师，并非被外人强迫，而是由他的同僚们主动高薪请来的。
如果说，这个院子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一定不是建筑上的，而是它的前后主人们对待外来者不同的态度，当这些说惯了“京片子”的幼童们，开始大声念起佶屈聱牙的“爱皮西提(abcd)”时，这个国家的心态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始于1862
也是在1862年，12月11日的《上海新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启事，启事上说一名来自英国的巴先生，将在“石路松风阁间壁靖安里刘宅”设馆招收学生，学习“英字英语”，这也是上海第一所民间性质的英语培训学校。
现在还无法推断当时到底有多少人看到了这则“发行量从未超过400份”的报纸上的招生启事，但这个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从创刊之日起，就是面对上海商业界的华人精英的，招生启事刊登在这里，显然是提醒他们该为自己孩子的未来考虑考虑了。
但有一些人根本不用报纸提醒，就已经觉察到英语的重要性了。1862年，自浙江定海来到上海的14岁少年朱葆三发现了一个现象：凡是那些操着洋泾浜英语，能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收入总是比普通人高一些。这个当时还在一家名叫“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的小伙计迫切地想掌握这门技能，但他每月只有五角月规的收入，根本上不起英语培训班。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隔壁店铺伙计在念英语，于是朱葆三毅然将自己的月规钱全部给了这个人。此后，每天晚上朱葆三来此和这个人学一小时英语。这位后来的上海总商会会长，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当时自己的这笔投资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凭借着一点点学来的二手“洋泾浜英语”和珠算知识，朱葆三在两年后就成为了“协记”的总账房。
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小伙计们。广州的一名买办唐廷枢，因为目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特地发奋编写适合中国人自己用的英语教科书。这一年，《英语集全》出版，此书附有详细的《切字论》和《读法》说明，不但方便中国人自学英语，也可以让英美人士学习汉语，出版数十年间，风行海内，《申报》称赞它“中外成宜”。
如果说，这些民间人士以一种开放心态主动学习英语还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话，那么掌握着这个国家命脉的大人物们的改变，则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在北京，掌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诉，每天要面对这个国家无数重大的繁杂事物，却一心牵挂着一件“小事”，那就是要掌管广东、上海的督抚从“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的商人中间，选出几名外语老师来到北京执教。
在上海，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5500名衣衫褴褛的淮军刚刚抵达，就遭到了洋人的耻笑，这位日后中国“洋务运动”的掌舵人开始还不以为然，认为军队的职责是打仗，而非徒有华丽的外表，但仅仅数日，在看到由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军容整齐、火炮精良的洋枪队的表演后，巡抚大人大为震惊。于是他聘请华尔来训练淮军，一时间，这些满口“直娘贼”，在上海人眼中“宛如乞丐”的淮军们，也开始一板一眼地在军营中念起“one two one”了。
趋利与争义
是什么原因使得下至贩夫走卒，上至达官显贵都开始对英语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也许流行于上海市井的一首《竹枝词》能道出这其中一部分缘由，“洋行买办每多财，时式衣装尽得来。阔绰排场人尽慕，频年获利店纷开。”
自五口通商以来，外商纷至沓来，中国巨大的贸易盈利空间使得外商趋之若鹜，云集于各个港口之间。以上海为例，刚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而不断攀升的贸易量必然使得那些懂得外语，游走于中外商家之间，充当中间人的买办和通事的职位需求量急剧增加，而这些买办或者通事，大多收入丰厚，远远超过常人。时论有“一公司之买办也，而岁得数千金，一洋商之西崽也，而月得数十金”，即便是那些仅仅略懂些洋泾浜英语的“西文之浅者”，也“足以糊其口”。
当时的著名政论人士王韬甚至略有夸张地记述道：“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
对于那些自定海、宁波、苏北乃至全国各地云集至上海的乡下孩子来说，上海滩上买办们凭借懂外语而过上富裕的生活，不仅仅是一种耳濡目染的氛围，更是实实在在的激励。朱葆三是这样，叶澄衷是这样，从学徒做到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也同样是这样。
如果说，小人物学英语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的话，大人物们则关心的是如何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后，稍有头脑的上层人士都意识到，时局不同了。也是在1862年，李鸿章在给好友沈葆桢的信中写到，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而这种局面看上去似乎是不可变更的了。一种五洋混杂的局面，实实在在开启了。
与开放局面相对应的，则是士大夫对中外沟通障碍给中国带来的危害的担忧。1861年，寓居上海的翰林冯桂芬在文章中写到，中外互市已经有二十多年，外人“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对中国的“吏洽民情，言之历历”，但在中国的士绅当中，能懂外语的，却“绝无其人”。因此，他建议早日“在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十五岁以下儿童，请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
冯桂芬还仅仅是担忧，而负责总理衙门的奕诉，则面对的是迫在眉睫的困境。《中荚天津条约》规定，日后英国文书都用英语书写，遇到中英文意冲突时，以英文为准。而寻遍了偌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翻译人才，在两个最大的口岸：广东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但艺不甚精”。这位亲王沉痛地写到：“欲悉各国情况，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学英语，在这个关口，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了。
热潮
1865年，来自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丁韪良接任了同文馆英文教习的职位，而后又担任了同文馆总教习。但没过 多久，他就提出了辞呈，但户部尚书董恂只用了一句话就打消了丁韪良辞职的念头，“你得想一下这些学生的前程”，这位尚书说，“谁知道你的学生会不会被召去教皇帝英语呢?”
主人们说的没错，尽管这个学堂只有一个洋教师守着十个年龄不过十三、四岁的幼童，但它却如撬开铁窗的一根细棍，给这个古老帝国的京城带来了一丝新风。
一年后，同文馆不但教授英语，还增设了天文和算学两科。十年后，同文馆已经从单纯的英语学校，变成了一个教授英、法、俄、德四国外语，同时还有物理、数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化学、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以及译书的“西学基地”。
1892年的2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爆炸性的消息，“清国上海，1891年12月28日讯：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纽约时报》还兴奋地表示，这件事是“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并认为“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纽约时报》爆出了大新闻，但它有一个地方错了：负责给皇帝教授英语的两名老师——张德彝和沈铎，并非国子监的学生，他们都是同文馆的毕业生。相隔27年之后，董恂的预言成真了。在持续聘请外人教授英语数十年之后，这股西风，终于吹拂到了这个帝国的最中心。
与北京缓慢、拖沓的节奏相比，上海的变化则让人眼花缭乱。自从1862年第一所英文培训班成立之后，这座城市几乎是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展开它的西化过程。“大英学堂”、“英华书馆”、“英文书塾”、“英语班”、“英话英字馆”……各种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这些学校大多是在华的外国人所办，针对的学生群体也各有不同，有高价收取富商子弟的贵族班，也有针对贫民子弟的英语夜校。到了1882年，《申报》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写到，洋场中由中外人士设立的培训班，“专课英文英字者已难偻指数。”
在各大报纸的版面上，招聘启事通常要求应聘者懂英语。如1877年5月26日，《申报》一则启事招买办，要求“须识英语并熟于进出口各货生意”。同年6月27日，一则招账房的启事，要求“须谙别琴(洋泾浜)英话”……在上海的街里弄堂，也常常能听到孩童们大声背诵着洋泾浜英语歌谣。这滚滚热浪来势是如此汹涌，以至于早在1886年，上海《申报》上就有人写文章呼吁，“华人子弟不宜只习西文西语”。
上海这股来自民间的英语热潮一开始就展现出与北京同文馆不同的风貌，如果说同文馆的英语是被迫的、政治的、官场的话，那么上海这上至洋行经理，下至跑街店员口中以宁波、上海话发音为基础的洋泾浜英语，则完全是主动的、商业的、职场的。它从蔓延开的那一刻起，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新世界
伴随着朗朗的读英文声，具有西学意识的一代新知人群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了。而正是他们，带给了国人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和世界意识。
1868年，同文馆学生、后来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张德彝随使团访问欧美，在英国伦敦，他见到一种小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张德彝将之翻译成“自行车”。
他在美国看到总统住所，上下皆是白色，他翻译成“白房”：在英国将领戈登家中，他看到一种“形似茶几”的机器，“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将之翻译成“铁裁缝”：此外，经他首译的还有“电报”、“螺丝”，而他还向国人介绍了诸如“蒸汽机”、“升降机”、“收割机”、“管道煤气”、“标点符号”，乃至“巧克力”等等新事物。
又岂止是这些“奇技淫巧”的器物，通过这些英语学人的翻译和介绍，“天文”、“技艺”、“化学”、“电学”、“声学”、“光学”、“汽机”、“格致”、“博物”……种种新科学令人应接不暇，“洋务”、“海军”、“自强”、“君权”、“民权”、“通商”、“开矿”、“利权”、“公法”、“变法”……种种新理念不断刷新国人的思维。
1884年，毕业于上海英华书馆夜校的买办郑观应，在经历了商场浮沉之后，有感于时世艰危，退隐发奋著书。1894年，《盛世危言》出版，此书以西方为参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提出了全面的改良主张。
12年后，一名湖南的农家子弟从旧私塾辍学回家，无意中读到了这本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为了这本书，他和父亲发生了口角，于是离开山乡，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广阔社会。这名农家子弟的名字叫毛泽东。1936年，他对前来采访的一名西方记者说，“《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
如果说，1862年，同文馆的十名幼童，以及上海滩的小伙计朱葆三只是这个密闭的帝国中偶尔渗漏的涓涓溪流的话，那么，经过40年西学的冲击、利益的引诱、救亡的急迫和求知的冲动，这些涓涓溪流终于汇聚成了汹涌江河。英语，不再只是一种求生工具、应变手段，而是已然成为中国人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此时，后来被《纽约时报》评价为“给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正就读于上海同文馆；被称为“白话文第一人”的胡适，正就读于澄衷学堂，而这个学堂正是那个因洋泾浜英语而成为中国第一家五金铺老板的叶澄衷所捐建的；后来的“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正在南京一家预科学校学习英语和德语……
也是在此前后，一个名叫蒋梦麟的男孩跟随家人从浙江乡村来到上海，为了节省费用，他的父亲安排哥哥去一名美国太太家中学英语，而他则跟着哥哥学。以此为起点，他开始了自己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
1945年，在昆明漫天的空袭声中，已经是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一点一滴，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回顾近百年西潮传播的过程，他以炮弹做比喻，来说明国人因接触而学习，因学习而改变的脉络：
“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此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我们从研究炮弹而研究到机械发明，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伦理……一步步我们离炮弹越来越远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离炮弹越来越近了。”
这是一座“按照北京标准的样式建造，地面用砖砌成，屋内的装饰也很少”，由一层平房围合而成的小院。它的前主人——大学士赛尚阿，曾是一个固执的排外主义者，他在1846年5月8日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上表示，对待外国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外国人可以要求中国接见的所有渠道。
戏剧性的是，这个顽固排外者的院子里，如今成了一个课堂，十名年龄约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将要学习的内容，正是赛尚阿所鄙视的“夷语”，这位因处理太平天国问题不当而被革职的大学士，可能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教“夷语”的老师，并非被外人强迫，而是由他的同僚们主动高薪请来的。
如果说，这个院子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一定不是建筑上的，而是它的前后主人们对待外来者不同的态度，当这些说惯了“京片子”的幼童们，开始大声念起佶屈聱牙的“爱皮西提(abcd)”时，这个国家的心态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始于1862
也是在1862年，12月11日的《上海新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启事，启事上说一名来自英国的巴先生，将在“石路松风阁间壁靖安里刘宅”设馆招收学生，学习“英字英语”，这也是上海第一所民间性质的英语培训学校。
现在还无法推断当时到底有多少人看到了这则“发行量从未超过400份”的报纸上的招生启事，但这个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从创刊之日起，就是面对上海商业界的华人精英的，招生启事刊登在这里，显然是提醒他们该为自己孩子的未来考虑考虑了。
但有一些人根本不用报纸提醒，就已经觉察到英语的重要性了。1862年，自浙江定海来到上海的14岁少年朱葆三发现了一个现象：凡是那些操着洋泾浜英语，能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收入总是比普通人高一些。这个当时还在一家名叫“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的小伙计迫切地想掌握这门技能，但他每月只有五角月规的收入，根本上不起英语培训班。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隔壁店铺伙计在念英语，于是朱葆三毅然将自己的月规钱全部给了这个人。此后，每天晚上朱葆三来此和这个人学一小时英语。这位后来的上海总商会会长，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当时自己的这笔投资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凭借着一点点学来的二手“洋泾浜英语”和珠算知识，朱葆三在两年后就成为了“协记”的总账房。
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小伙计们。广州的一名买办唐廷枢，因为目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特地发奋编写适合中国人自己用的英语教科书。这一年，《英语集全》出版，此书附有详细的《切字论》和《读法》说明，不但方便中国人自学英语，也可以让英美人士学习汉语，出版数十年间，风行海内，《申报》称赞它“中外成宜”。
如果说，这些民间人士以一种开放心态主动学习英语还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话，那么掌握着这个国家命脉的大人物们的改变，则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在北京，掌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诉，每天要面对这个国家无数重大的繁杂事物，却一心牵挂着一件“小事”，那就是要掌管广东、上海的督抚从“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的商人中间，选出几名外语老师来到北京执教。
在上海，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5500名衣衫褴褛的淮军刚刚抵达，就遭到了洋人的耻笑，这位日后中国“洋务运动”的掌舵人开始还不以为然，认为军队的职责是打仗，而非徒有华丽的外表，但仅仅数日，在看到由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军容整齐、火炮精良的洋枪队的表演后，巡抚大人大为震惊。于是他聘请华尔来训练淮军，一时间，这些满口“直娘贼”，在上海人眼中“宛如乞丐”的淮军们，也开始一板一眼地在军营中念起“one two one”了。
趋利与争义
是什么原因使得下至贩夫走卒，上至达官显贵都开始对英语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也许流行于上海市井的一首《竹枝词》能道出这其中一部分缘由，“洋行买办每多财，时式衣装尽得来。阔绰排场人尽慕，频年获利店纷开。”
自五口通商以来，外商纷至沓来，中国巨大的贸易盈利空间使得外商趋之若鹜，云集于各个港口之间。以上海为例，刚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而不断攀升的贸易量必然使得那些懂得外语，游走于中外商家之间，充当中间人的买办和通事的职位需求量急剧增加，而这些买办或者通事，大多收入丰厚，远远超过常人。时论有“一公司之买办也，而岁得数千金，一洋商之西崽也，而月得数十金”，即便是那些仅仅略懂些洋泾浜英语的“西文之浅者”，也“足以糊其口”。
当时的著名政论人士王韬甚至略有夸张地记述道：“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
对于那些自定海、宁波、苏北乃至全国各地云集至上海的乡下孩子来说，上海滩上买办们凭借懂外语而过上富裕的生活，不仅仅是一种耳濡目染的氛围，更是实实在在的激励。朱葆三是这样，叶澄衷是这样，从学徒做到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也同样是这样。
如果说，小人物学英语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的话，大人物们则关心的是如何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后，稍有头脑的上层人士都意识到，时局不同了。也是在1862年，李鸿章在给好友沈葆桢的信中写到，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而这种局面看上去似乎是不可变更的了。一种五洋混杂的局面，实实在在开启了。
与开放局面相对应的，则是士大夫对中外沟通障碍给中国带来的危害的担忧。1861年，寓居上海的翰林冯桂芬在文章中写到，中外互市已经有二十多年，外人“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对中国的“吏洽民情，言之历历”，但在中国的士绅当中，能懂外语的，却“绝无其人”。因此，他建议早日“在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十五岁以下儿童，请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
冯桂芬还仅仅是担忧，而负责总理衙门的奕诉，则面对的是迫在眉睫的困境。《中荚天津条约》规定，日后英国文书都用英语书写，遇到中英文意冲突时，以英文为准。而寻遍了偌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翻译人才，在两个最大的口岸：广东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但艺不甚精”。这位亲王沉痛地写到：“欲悉各国情况，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学英语，在这个关口，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了。
热潮
1865年，来自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丁韪良接任了同文馆英文教习的职位，而后又担任了同文馆总教习。但没过 多久，他就提出了辞呈，但户部尚书董恂只用了一句话就打消了丁韪良辞职的念头，“你得想一下这些学生的前程”，这位尚书说，“谁知道你的学生会不会被召去教皇帝英语呢?”
主人们说的没错，尽管这个学堂只有一个洋教师守着十个年龄不过十三、四岁的幼童，但它却如撬开铁窗的一根细棍，给这个古老帝国的京城带来了一丝新风。
一年后，同文馆不但教授英语，还增设了天文和算学两科。十年后，同文馆已经从单纯的英语学校，变成了一个教授英、法、俄、德四国外语，同时还有物理、数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化学、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以及译书的“西学基地”。
1892年的2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爆炸性的消息，“清国上海，1891年12月28日讯：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纽约时报》还兴奋地表示，这件事是“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并认为“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纽约时报》爆出了大新闻，但它有一个地方错了：负责给皇帝教授英语的两名老师——张德彝和沈铎，并非国子监的学生，他们都是同文馆的毕业生。相隔27年之后，董恂的预言成真了。在持续聘请外人教授英语数十年之后，这股西风，终于吹拂到了这个帝国的最中心。
与北京缓慢、拖沓的节奏相比，上海的变化则让人眼花缭乱。自从1862年第一所英文培训班成立之后，这座城市几乎是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展开它的西化过程。“大英学堂”、“英华书馆”、“英文书塾”、“英语班”、“英话英字馆”……各种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这些学校大多是在华的外国人所办，针对的学生群体也各有不同，有高价收取富商子弟的贵族班，也有针对贫民子弟的英语夜校。到了1882年，《申报》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写到，洋场中由中外人士设立的培训班，“专课英文英字者已难偻指数。”
在各大报纸的版面上，招聘启事通常要求应聘者懂英语。如1877年5月26日，《申报》一则启事招买办，要求“须识英语并熟于进出口各货生意”。同年6月27日，一则招账房的启事，要求“须谙别琴(洋泾浜)英话”……在上海的街里弄堂，也常常能听到孩童们大声背诵着洋泾浜英语歌谣。这滚滚热浪来势是如此汹涌，以至于早在1886年，上海《申报》上就有人写文章呼吁，“华人子弟不宜只习西文西语”。
上海这股来自民间的英语热潮一开始就展现出与北京同文馆不同的风貌，如果说同文馆的英语是被迫的、政治的、官场的话，那么上海这上至洋行经理，下至跑街店员口中以宁波、上海话发音为基础的洋泾浜英语，则完全是主动的、商业的、职场的。它从蔓延开的那一刻起，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新世界
伴随着朗朗的读英文声，具有西学意识的一代新知人群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了。而正是他们，带给了国人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和世界意识。
1868年，同文馆学生、后来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张德彝随使团访问欧美，在英国伦敦，他见到一种小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张德彝将之翻译成“自行车”。
他在美国看到总统住所，上下皆是白色，他翻译成“白房”：在英国将领戈登家中，他看到一种“形似茶几”的机器，“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将之翻译成“铁裁缝”：此外，经他首译的还有“电报”、“螺丝”，而他还向国人介绍了诸如“蒸汽机”、“升降机”、“收割机”、“管道煤气”、“标点符号”，乃至“巧克力”等等新事物。
又岂止是这些“奇技淫巧”的器物，通过这些英语学人的翻译和介绍，“天文”、“技艺”、“化学”、“电学”、“声学”、“光学”、“汽机”、“格致”、“博物”……种种新科学令人应接不暇，“洋务”、“海军”、“自强”、“君权”、“民权”、“通商”、“开矿”、“利权”、“公法”、“变法”……种种新理念不断刷新国人的思维。
1884年，毕业于上海英华书馆夜校的买办郑观应，在经历了商场浮沉之后，有感于时世艰危，退隐发奋著书。1894年，《盛世危言》出版，此书以西方为参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提出了全面的改良主张。
12年后，一名湖南的农家子弟从旧私塾辍学回家，无意中读到了这本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为了这本书，他和父亲发生了口角，于是离开山乡，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广阔社会。这名农家子弟的名字叫毛泽东。1936年，他对前来采访的一名西方记者说，“《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
如果说，1862年，同文馆的十名幼童，以及上海滩的小伙计朱葆三只是这个密闭的帝国中偶尔渗漏的涓涓溪流的话，那么，经过40年西学的冲击、利益的引诱、救亡的急迫和求知的冲动，这些涓涓溪流终于汇聚成了汹涌江河。英语，不再只是一种求生工具、应变手段，而是已然成为中国人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此时，后来被《纽约时报》评价为“给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正就读于上海同文馆；被称为“白话文第一人”的胡适，正就读于澄衷学堂，而这个学堂正是那个因洋泾浜英语而成为中国第一家五金铺老板的叶澄衷所捐建的；后来的“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正在南京一家预科学校学习英语和德语……
也是在此前后，一个名叫蒋梦麟的男孩跟随家人从浙江乡村来到上海，为了节省费用，他的父亲安排哥哥去一名美国太太家中学英语，而他则跟着哥哥学。以此为起点，他开始了自己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
1945年，在昆明漫天的空袭声中，已经是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一点一滴，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回顾近百年西潮传播的过程，他以炮弹做比喻，来说明国人因接触而学习，因学习而改变的脉络：
“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此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我们从研究炮弹而研究到机械发明，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伦理……一步步我们离炮弹越来越远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离炮弹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