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中之文献解读问题——以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之撰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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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之撰作,为古籍整理重要项目之一,海内外已有许多图书馆完成善本书志之修撰.古籍善本书志不但可提供比一般图书目录更丰富之信息,同时也展现书志撰者对书籍内容之诠解.一部理想之善本书志,期能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能.在撰作善本书志之过程中,必须面对、处理大量文献资料,如何正确解读、运用文献资料,实为书志撰者值得重视之问题.本文以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之撰作为例,讨论其中之文献解读问题,从书名、卷数、作者、版本、人名、引文句读、书中体例等方面,举若干实例加以讨论,探讨文献解读错误可能造成之影响,以此凸显文献解读在古籍整理工作上之重要性.本文之目的 不在纠谬,而是希望借此揭橥文献解读于古籍整理之重要性,期待未来能受到更多重视.
其他文献
徐孟曾、杨彦华均为元末明初的散曲家,其名见载于《录鬼簿续编》,后者作品尚存四个套数,其中三套为北曲,一套为南曲,体现了元明之际南北曲盛衰交替的历史实况,在元明散曲演变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二人的家世及生平事迹,以往仅有《续编》的简略记载,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亦未曾考索.现检元明人别集及其他文献,参证《续编》的记述,可大致勾勒二人生平,以供学界同仁参照研讨.
《锦绣万花谷后集》出自书商之手,在南宋及后世翻刻中形成了复杂的版本系统,内容亦有参差.过云楼旧藏本、国图宋本两种宋刊本存留了通行本所不载或存在残缺讹误之内容,其中不乏宋诗资料.本文比勘上述两种宋刊本,结合其录诗体例,辑录《全宋诗》未收作品85首(句),涉作者38家,并对其他可资考证的零散信息进行简单梳理.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与文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荆公新学讲求经世致用,关注道德性命,体现出杂糅百家、解字通经的特质.王安石文贵适用、文以贯道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内容关注现实政治和情感抒发,散文风格的简劲拗折,诗歌风格由直截刻露转向深婉不迫,文学体式由依经立义催生出“经义文”,其背后均有着深刻的学术根源.
宋本《文苑英华》刊刻过程复杂,流传至今所剩残本不多,且流传过程颇多隐晦.本文更正若干过去对宋本《文苑英华》论述的错误和不足.
南宋曾性以其可观的图书编纂成绩而为当时和后世人所关注,传世者如《类说》《道枢》等,今人常有溢美之词,在相关研究中亦颇受重视.然对其学术造诣与治学态度,尚缺乏深入考察和清晰认识.本文借《类说》《道枢》二书对《真诰》的使用,揭示其图书抄纂过程中的一些“隐性”操作及相关问题,以期更好地认识曾慥其人其学,及隐藏在南宋书籍“爆炸式增长”背后的一些规律性现象.
本文以曾巩诗为例,指出明曹学俭编《石仓宋诗选》中的曾巩诗选自明代流传的五十卷本《元丰类稿》的前八卷,并有对其诗歌内容、字句、诗题大量删减、改写的情况,分析其删改原因与曹学俭的诗学主张有着密切关系,进一步指出《石仓宋诗选》对作者作品的删改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在认识到它对保存宋代诗歌文献有一定的价值的同时,也要了解其删改造成了对原始诗歌文献的破坏,使原作者的诗歌内容失去了本真面目,而《石仓宋诗选》中的《元丰类稿》,并非通常流传的曾巩的《元丰类稿》,研究者和阅读者要注意,避免受其误导和影响.
在明以前书目中,文论与总集类之间显示出由合而离、渐行渐远的动态趋势.因兼具选本与评论的性质,在《七录》与《隋书·经籍志》对集部确立之初,文论著作即附庸于总集;《古今书录》中文论著作开始与选本相区别,《新唐书·艺文志》则在总集类下设立文史类三级类名;在宋初《三朝国史艺文志》中,文论著作始得以脱离总集类,与史评著作共同独立为文史类,但也造成史、集著录标准的混淆.与此一著录标准形成对立的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将诗论、诗文作法等著作移至小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复取消文史类而将文论著作附于别集类,则使文论与总
作为大型整理本文献,《中华道藏》在校录影印本道经时存在失校问题;三家本《道藏》在编纂时对其底本涵芬楼《道藏》中缺损字形做过描润,但个别地方值得商榷.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辨析,并认为描润影印文献需要审慎,在无确凿证据特别是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人为的修改加工.
宋王巩《闻见近录》记载《四家诗选》以送集先后成编,不含褒贬,与诸说不同.陈绎元丰七年与黄庭坚、王安石同在江宁,后贬建昌军,元祐二年北上密州,不久去世,与黄庭坚再无交集,黄庭坚绝无可能先后向王、陈二人印证此事.元祐二年王巩可能与陈绎在扬州会面,亦与其说矛盾,《闻见近录》所记与事实不符,恐为伪托.现有文献多支持《四家诗选》尊杜,当与王安石在熙丰间引领尊杜风潮的诗学背景相关.
熊龙峰本《音释西厢记》与徐士范本在字音部分并非完全相同,体现在字数、内容、讹误、次序等多方面,由此可见熊本并不是对徐本的简单翻刻.《音释西厢记》字音部分具有重要的语音特点,比如声母方面知庄章合流且与精组对立、知三章与见组混注、浊音清化、日泥混注,韵母方面-m尾韵消失、歌豪混注、支鱼混注、-n-r两尾韵不分、存在入声等,通过比较推知该语音特点具有典型的徽语性质.同时结合文献考证,我们认为字音部分并非徐士范所作,其应成于徽州黟县人至少是徽州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