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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中国革命历程中最英勇悲壮、气吞山河的伟大史诗。红六军团千里跃过湘江和中央红军铁血突破湘江，谱写了这部英雄史诗的重要篇章。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险恶局势下，红军将士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高度的阶级觉悟、英勇的献身精神和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突破湘江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征服逶迤的越城岭，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地域的阴谋，也宣告了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的破产。
红军突破湘江，损失过半，牺牲惨重。红军将士在这次失败后，迫切要求毛泽东重新领导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作了最为精彩的叙述：“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遭受惨重失败的历史中选择了毛泽东。这就是红军长征过广西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和历史结论。红军长征经过广西的光辉历程，是遵义会议酝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红军突破湘江天险最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敌情迅速变化，想在零陵渡过湘江已不可能，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向东南方的阳明山地域挺进，准备创建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以求暂时立足。8月25日，湘敌进逼，我军即放弃在阳明山建立根据地的计划。8月26日，红六军团进抵白果市，敌军跟踪而至。我军急转南下，经石家洞，由永安圩转至嘉禾县广发圩。8月29日，红六军团在嘉禾附近决定进入广西，从上游抢渡湘江，经延边山区北出湘西，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湘中计划”。
此时，湘敌由北而南追来，红六军团急转而上，连续急行军3天，于8月31日乘虚在道县以南抢渡潇水，把追敌远远甩在后边，挫败了刘建绪企图在零陵地区围歼红六军团的计划。何键严厉训斥追堵部将，将湘军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等撤职查办。
早在红六军团准备在零陵附近抢渡湘江时，桂系军阀就判断：红军如不能在零陵过江，则有可能转入广西，由上游渡湘江。桂系十分惧怕红六军团进入广西和在广西建立根据地，因此积极配合湘军在湘江以东之湘南地域的围歼行动，企图借助湘军把红六军团防堵于广西境外。但当时桂军主力远在柳州、南宁，桂北只有第十九师，所以白崇禧急令在赣南围剿中央红军的第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寻机率部回桂，命令第七军军长廖磊坐镇桂林指挥。
红六军团从阳明山南下到达嘉禾并向西疾进时，桂系判断我军由永安关进入广西的可能性最大，因而特别加强了道县至蒋家岭的兵力，企图将红六军团堵在桂境之外。
我军从嘉禾附近出发，避开阻敌，从江华、道县的两敌接合部抢渡过湘江上游支流的潇水。9月2日拂晓，前锋第五十二团突然向蒋家岭敌人发起攻击。桂军在这一线的部署是一字长蛇阵，主力放在道县县城和寿佛圩。蒋家岭靠近永安关，驻有第五十五团一个营和民团二中队。红六军团前锋第五十二团激战4个小时，将敌击溃。在我军连续突破敌人两翼阵地，眼看守敌即将全线溃败时，驻防道县和寿佛圩的桂军一个团又两个营来增援。我军为避免腹背受敌，于下午撤出战斗，绕道沙田，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经马山、斜水到达灌阳的五里圩，随后奔袭巨望乡，活捉敌乡长，击毙土豪蒋保德，并在五里坪、桂岩、岩口一带宿营。
9月3日凌晨，红六军团前锋向文市挺进。驻守文市的民团闻风溃散，我军占领灌江浮桥，主力顺利渡过灌江。红六军团部判断：位于蒋家岭地区的桂敌第十九师主力两个团很可能对我军尾追不舍，如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对我军以后的行动将不利。为此，我军留下后卫第五十三团和第五十团的一个营在文市，准备阻击追敌。果然，蒋家岭的桂军两个团在第十九师师长周祖晃的率领下，气急败坏地向我军追来，于下午3时到达文市的灌江东岸，向我红五十团磨头山高地发起攻击。我军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击。在激战中红五十团团长刘式楷牺牲，红五十团撤退至文市河西，烧毁灌江浮桥，与红五十三团继续阻击桂军。此时，桂军又派3架飞机前来助战，并继续发起冲击，均被我军击退。至黄昏时分，我后卫部队已完成延滞追敌的任务。此时，敌以一个团兵力从灌江上游渡河，企图迂回袭击我军，我军即撤出战斗，是役红军伤亡百余人。桂军经此打击，不敢再追，我军迈开大步，乘夜进抵全州之石塘地域，在余水田一带宿营。
桂敌经过蒋家岭、文市两役，恐受红军伏击，当晚也不敢衔尾穷追，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敢渡过灌江进占文市河西阵地。此时，我军前距湘江仅20公里。从全州至兴安的湘江沿线，敌人守备力量极为薄弱，除全州驻有两个民团常备大队，兴安唐家司驻有一个民团常备大队外，60公里内的湘江已经无兵防守。桂军湘江防线洞开，正是红六军团乘虚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在我军后面，经阻击后的桂军两个团也不敢孤军穷追。敌桂系白崇禧害怕红六军团南下兴安、桂林，紧急下令征用汽车，将在平乐的第七十团运往界首，将在荔浦的独立团运往桂林，又将在柳州的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和第七十二团星夜调运桂林，并以第七十一团的一个营驻防兴安。这时湘敌刘建绪根据早已过时的情报，判断红六军团主力还在道县以南的高明桥，他选定在黄沙河地区围歼红六军团，认为：红军在黄沙河上游渡河之可能为多，下游为少，不出东安之白沙，大庙口趋新宁，便出梅溪口趋城步。
中革军委在9月3日将截获的湘军作战计划电告红六军团。军委电示：“在黄沙河附近或在全县地域渡河是不利的，因敌占优势，地形不良，且临大河”，“六军团应力求于全县、灌阳及全县、兴安间渡河前进。应在全县以南之陈家卫、石塘、咸水口、山枣司进至西延山地取得休息”，“你们再迟应于6日晨到达西延后，可停止休息，严密警戒，并继续侦察向横路岭、城步的路线。”9月4日，红六军团部指挥部队从石塘出发，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经麻市直驱湘江凤凰嘴之董家堰，利用一条卵石滚水坝，8000余将士未放一枪一弹安然抢渡过了湘江，并径直西上，进入时属全县所辖的西延山区（1935年设置资源县），在越城岭下的鲁塘一带宿营。
桂军为了掌握我军动向，连日派遣飞机进行侦察，并散发反动传单。9月7日，红六军团前锋进抵大埠头以西之石溪村时，一敌机低空扫射，我军组织对空射击。敌机被击中后迫降于稻田中，飞行员二人弃机逃命，被红军击毙。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击落的第一架敌机。
中央决策突破湘江
1934年10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下，中央红军86000余人的大军分途从瑞金、兴国、于都等地撤离中央苏区，向南突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战略目的是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苏区。由于“左”倾的中央领导者在长征初期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和避战主义，多次拒绝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提出的积极作战的歼敌方针，消极避战，以致中央红军丧失了在粤赣边和湘南歼敌的良机，使得红军在突破蒋介石国民党三道封锁线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0月21日，中央红军突破赣南第一道封锁线损失了3700余人；11月4日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11月13日胜利突破湘南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长征作战一个月部队损失高达22000余人。
中央红军进抵湖南地域时，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左”倾中央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展开了激烈争论。11月6日，毛泽东在广东仁化县的城口分析敌情变化，向中央提议：“红军不要在砰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来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人。”如果能够这样，便可组织力量进行坚决反击，杀个回马枪，歼灭敌一路或一部，仍有可能扭转战局，打破“围剿”。
但“左”倾中央领导者粗暴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一味实行避战主义和逃跑主义，命令部队继续西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这样，中央红军在战略上处于了极端被动挨打的局面。部队在湘南缓慢突围作战20天。彭德怀在率红三军团进抵郴江、宜章时又致信中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这个建议，“左”倾中央领导者们也没有理睬。
在中央红军进抵湖南宁远时，毛泽东再次向中央提出改变进军方向问题的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但“左”倾中央领导者们还是不理睬。
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革命胸怀，始终密切关心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在红军占领道县后，他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可惜，“左”倾中央领导者们还是拒绝了毛泽东这一战略建议，他们舍不得丢掉从中央苏区搬运出来的“坛坛罐罐”、辎重物资，去实行轻装机动作战，而是顽固地坚持他们在中央苏区既定的错误方针：从桂北渡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此时，蒋介石已基本部署好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左”倾中央领导者们坚持错误的战略决策，一味向西退却，一再丧失了红军在湖南歼敌的良机。博古、李德命令红军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硬要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中央红军进军缓慢，中央军委纵队居中，主力红军5个军团前后左右掩护突围。彭德怀痛斥：“这是抬着棺材走路，哪像是打仗的样子！”
直到11月18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五团袭击攻占湖南的道县，粉碎了湘敌妄图首先在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聚歼红军的恶毒计划。22日，军委决定，继续打击尾追之敌，迅速开辟西进道路，进军广西，准备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根据军委的指示，11月23日，前锋红一军团第二师从道县出发，向湘桂边界的蒋家岭（属道县）、永安关（属灌阳县）方向前进。11月24日，红军一部阻击尾追之敌周浑元部的第九十六师和李云杰部的第二十三师，一举攻占了江华县城。是日黄昏，红一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前进，其前锋部队红二师当晚全部抵达蒋家岭、永安关。红三军团全部西渡潇水后，已向通往灌阳及江永县北的平行山路派出侦察警戒。各军团、各纵队的军事行动，均已形成进军广西的有利态势。
红军“大搬家式”的突围转移，居然能够胜利突破敌人的三道堡垒封锁线，最主要的是靠红军战士们英勇作战，同时还有周恩来、朱德等卓有成效的秘密统战工作，巧妙地利用粤桂地方军阀和蒋介石的矛盾，为红军的前进排除了障碍的结果。然而，李德、博古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更不敢承认这一点。相反，却以为三道封锁线的顺利突破是他们正确指挥的结果，相信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想到这里，博古顿时神气起来，为了要维护自己在党内、在红军内的统治地位，他只能集中全力开展党内斗争，以压制日益抬头的毛泽东的影响，哪能容得下毛泽东的战略意见。向来看不起毛泽东的洋顾问李德此时更加趾高气扬，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红铅笔在地图上重重地划上一条直线，示意博古命令中央红军直奔湘江，去钻敌人日益收紧的口袋。
当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界时，蒋介石紧急调集20个师的兵力，并督令桂系的5个师，一起向我军扑来。毛泽东同志再次向中央郑重提出：红军进入广西境内后，立即从灌阳的文市北上攻占全州，但不应该从全州县城以南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从全州以北的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湖南东安，后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从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继续北上攻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与敌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湘中建立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毛泽东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不要去钻敌人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不要从全州以南、兴安以北的界首一带渡过湘江，不要从敌人的结合部突围出去。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要去同相当于我4倍之敌硬拼，以免造成灭顶之灾。毛泽东的意见是真诚的，但是如同过去那样，李德、博古又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中央红军全军将士浴血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11月25日下午5时，中革军委正式发布突破敌人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中央红军分成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具体部署是：一军团主力为第一路纵队，沿道县、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军委第一纵队和一军团一个师、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二路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军委第二纵队和三军团、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路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伺机占领灌阳后向兴安前进；八军团、九军团为第四路纵队，经江永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进军广西的有中央领导机关、红军总部机关编成的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作战部队12个师36个团，建制基本完整。全军辖有70000余人，武器有各种步枪、手枪35000枝，轻重机枪750余挺，轻炮1513门。中央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这是长征准备和长征初期拥有中央最高决策权力的领导核心，博古、李德握有指挥红军长征的决定权。
进入广西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机关统一编为两个纵队共有14000多人。军委纵队称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中央纵队（代号：红章纵队）也称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及工青妇等机关系统编队。
桂系骗蒋撤防湘江
湘江，位于湖南桂北地区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的湘桂走廊谷底。它与桂黄公路平行，由南向北穿越桂北的兴安、全州两县进入湖南省境，横在红军西去的前进道路上。湘江的东面，有与湖南道县接连的灌阳县，兴安、全州、灌阳三点连线刚好形成一个“三角布袋”地带。
蒋介石设置第四道封锁线的核心就在湘桂边界广西境内湘江沿岸的灌阳—兴安—界首—全州。蒋介石部署的湘江战役就是集中在兴安、全州、灌阳之间的这个“铁三角”大包围圈中。蒋介石对这个“铁三角”布袋阵予以极大的幻想，他的狂妄计划是：以湘军的何键部扼守全州，沿湘江一带布防；以桂军的李宗仁、白崇禧部集中在兴安、灌阳一带防守，形成一个张开口的布袋阵，让红军钻进去；然后再以中央军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东向西尾追红军，以前堵后追、两头夹击的态势，压缩“铁三角”，拉紧布口袋，缩小包围圈，利用湘江天然屏障，对红军进行“围剿”、“堵剿”，妄图将红军消灭在兴安、全州、灌阳之间，葬身湘江之中。
11月上旬，中央红军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紧急调遣中央军和湘粤桂军30多万大军，布置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妄图逼迫中央红军在湘江以东地域进行决战。11月12日，蒋介石命令：“派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部队、总指挥薛岳部及周浑元部，统归其指挥，率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希杀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蒋介石明白判定中央红军进军是“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经兴全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致北犯，即有亦不过以一部掩护其侧翼。”由此，蒋介石制定了分两步围歼中央红军的险恶计划：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域，把红军歼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第二步调集湘桂军和中央军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域，把红军歼在湘江上游“铁三角”地域。这就是蒋介石部署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
为实现这一围歼中央红军的意图，蒋介石屡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全力堵截中央红军。李、白奉命即将第七军和第十五军主力调往桂北防堵。与此同时，何键就任追剿军总司令后，于11月13日下令调15个师的兵力，分5路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11月17日，蒋介石正式颁发《剿匪计划大纲》，电令各路追剿军协力“穷追”、“追剿”、“截剿”，达到“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肖合股之目的”，务必“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之后，蒋介石还屡次令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巩固湘、漓上游原防”，在“湘桂线上赶筑工事”，“选择重要城镇，构筑据点，逐层增强增密”，在湘江西岸布下天罗地网。
为了协调各方“合力堵载”和实现于湘江以东全歼中央红军的计划，11月16日，何键令其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在广西全州城与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举行会谈，商定联合防堵作战计划。湘桂双方商定利用湘江、漓江天险，严密布防：湘军担负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防务；桂军担负兴安、灌阳、全州至黄沙河一线防务。据此，湘军刘建绪4个师驻防黄沙河至衡阳和全州至零陵的湘江西岸。白崇禧总指挥部从南宁迁至桂林，将防堵第一线设在湘桂边境：以夏威的第十五军为左翼，布防于湘桂边的清水关、高木关、永安关、雷口一带，主力集结于灌阳县文市附近；以廖磊的第七军及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为右翼，布防于贺县、富川、钟山、恭城的龙虎关一带。白崇禧将防堵第二线设在湘江沿线及桂黄公路：以第七军的独立团防守兴安县界首，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驻防全县的咸水，并在全州至兴安间的湘江西岸构筑140余座碉堡，同时还构筑全州至黄沙河一线的碉堡防线。
但蒋、桂、湘军阀间存在极深的矛盾。蒋介石欲在围歼中央红军的同时，乘机削弱和吞并各省军阀的实力和地盘，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粤、桂、湘、黔等省军阀也深知蒋介石企图实现“一石二鸟”、“假道灭虢”的险恶用心，因此他们对蒋介石的中央军深怀戒心，只要中央红军不深入其统治区腹地，他们就不愿与红军鏖战而消耗实力。当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远远在中央红军的侧后，为保存实力，追击相当迟缓，企图等到红军与地方军队互相厮杀，从中渔利。何键的湘军因红军进入湘南并威胁湘中，虽听命蒋介石积极卖命作战，但仍处心积虑地维护地盘和避免损耗过大。粤军陈济棠和桂军李宗仁、白宗禧以及黔军王家烈为保存实力，防备蒋介石中央军趁势入境取而代之，所以只在粤、桂、黔、湘边防范，并不主动进攻红军，仅实施所谓“送客追击和敲梆式的堵截”。最为典型的是桂军，白崇禧在南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要堵红军，又要防蒋”之万全大计，决定在红军入境前，将部队布防于湘桂边界和湘江沿岸，摆开阵势给红军看，做个样子给蒋介石看。之后致电“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恭贺他“帅五省之师，系万名之政，声威所布，匪胆已寒”，表示“协力堵截”。同时又致电蒋介石表示“遵命办理”。
蒋介石从各方情报中知中央军和湘、桂、粤军已按他的指令“不分畛域，协力同心”实施“堵剿计划”，便自信他的湘江战役部署得天衣无缝了，只待时机成熟，即可逐鹿桂北，完成“剿共削藩”大业，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夙愿。但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惟恐手下的各路将领各行其是，所以他在委以何键“追剿军总司令”大任后，又亲修信函一封，派飞机空投给何键，并赠何键一首古诗云：“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反复嘱托何键“勿负党国之重托”、“全力督剿”，要求各部将士宁可战死，不可生还。“剿共”决心之大，野心之勃，可见一斑。
在最后下达湘江战役的命令时，蒋介石又引用了曾国藩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引用的战国时代著名兵法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要求各路“追剿军”将领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协力“追剿”、“截剿”、“兜剿”，“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他特别担心训练有素，打仗如虎似狼般勇猛，而又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长期坚持“三自政策”（自卫、自治、自给）的桂系军队搅坏了他的好事。为此，蒋介石又专电李宗仁、白崇禧，并派出重型飞机送给桂系两个军3个月的军饷、大批进口的通讯设备，企望桂军摈弃前嫌，戮力作战，“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将红军歼灭于灌阳、全州之间。蒋介石甚至许愿如果全歼中央红军大功告成，将委派李宗仁、白崇禧为黔桂绥靖正、副主任。
李宗仁、白崇禧从控制桂系、统治广西地盘的根本利益出发，多次在南宁、桂林召开会议，分析局势变化，认为红军进入广西腹地，桂军与红军决战，或是桂军失败，或是两败俱伤，都是对桂系不利。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是迫使红军入桂，“期待我与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
所以，桂系在桂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对策，始终围绕着如何保存自己的势力和地盘，着重研究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红军过境入黔的动向；二是桂军要不要在湘江堵击红军；三是如何对付蒋介石。对于红军的动向，他们分析判断，认为红军深入广西腹地的可能性极小，而沿红六军团路线西去的可能性最大。关于是否在湘江堵击红军的问题，桂军反复掂量，红军在江西反包围时，可把蒋介石的几十万新式装备的军队打败，而桂军全部兵力仅有3万，比蒋介石差得多，要和红军较量，把本钱赔光了，桂系集团也就完蛋了。况且红军此次来势凶猛，兵力超过桂军一倍。如果硬要实施堵击，以少堵多，以寡击众，即使不被红军消灭，也会两败俱伤，岂不是中了蒋介石的计？白崇禧愤然地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夏煦荃（夏威别号）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全州），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柳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
为了应付蒋介石，白崇禧在红军入境前先将部队布防于桂、湘的边界——湘江沿岸，做个样子给蒋介石看，同时也让红军看到桂军已摆开决战架势，使红军经过路线不南移，而在桂北让出一条路给红军通过，在红军经过路线以南各地区，只作监视状态，然后再伺机追击或侧击红军的侧卫和后卫部队，捞把“羊下水”，迫使红军尽快离境。这样，既不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能从容应付蒋介石，最终达到保存实力和地盘的目的。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接着又袭取道县，西渡潇水，为入关进军广西造成了有利的态势。桂军眼看红军进入桂北已经势不可挡，认为“让路”时机已到，便按事前的既定方针，于11月20日直接电呈蒋介石，电称：红军主力由湖南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广西龙虎关、富川、贺县吃紧，因此拟将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的桂军主力移往恭城附近，策应富川、贺县、兴安、灌阳。但兴安、灌阳以北还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键总司令，督部向全州、兴安推进，以期周密，等等。
其实，在电请蒋介石之前，桂军早已做好南撤的一切准备，这份电报只不过是故弄玄虚、故作姿态而已。没想到，蒋介石却信以为真，一时没有识破桂军的骗局，竟在红军占领道县的那天，即11月22日下午，稀里糊涂地首先电准桂系，同意桂军南移，事后才转告何键。桂军接到蒋介石“照准”的电报后，当天晚上立即将原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主力部队连夜撤往恭城，撤防保境、保存实力。为了迷惑何键，又象征性地在全州留下两营干训队，在兴安、灌阳各留一个团。
蒋介石本想在桂北上演一出坐山观虎斗的好戏，谁知被桂系识破，反被白崇禧耍弄一回。自此，从11月23日至25日这3天时间里，桂军防线基本上空虚，全州至兴安间60公里的湘江一线，实际上无兵防守，敌人紧锁的口袋，顿时洞开，“铁三角”包围圈中最重要的湘江防线，由于桂系的缘故，完全向红军敞开了。
11月23日，敌人第一路指挥官刘建绪获悉全州以南湘江防线无桂军守兵，桂军已悄然南移，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电告了总司令何键。在不知所以然时，接到了蒋介石录有桂系电文及已准桂军南移的电报，才知道桂系竟然为自身的利益而越级行事，自行放开扎紧的口袋。“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对“剿共”表现得十分积极和卖命。他对蒋介石竟然被蒙在鼓里，稀里糊涂批准桂军南撤，深感震惊，对桂系临阵脱逃和将红军引向湘西十分恼火，电斥桂军“任匪扬长而去”，“合围之局既撤，追匪之师徒劳”。
何键立即采取“亡羊补牢”之策，他将刘建绪的情报如实呈报蒋介石，来不及再等蒋介石的指令，他即迅速采取补救行动。当天下午马上调整部署，督令第一路军刘建绪部以4个师又1个团兼程南下，抢占全州县城，争取在红军抢渡前封锁湘江；第二路军薛岳部紧急跟进至黄沙河。又令其他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给红军施加最大的压力，延滞其行动，为刘建绪部争得时间，填补桂军南移后的真空。桂军撤防湘江，暂让红军过境，湘敌尚未赶到全州，灌江和湘江防线洞开。这是中央红军突围的极好战机。可惜，当时红军通讯设备简陋，侦察手段落后，特别是由于“左”倾中央决策者们呆板而教条的瞎指挥，致使红军未能及时掌握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对桂军暗中“让道送客”的行动毫无察觉。11月25日，即中央军委作出过江决定的那天晚上，红军虽然已经准确地掌握了湘江敌防线真空的情况，但还是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轻装疾进。结果部队龟行蛙步，慢腾腾地向前蠕动，足足耽误了三四天极其难得的宝贵时间，失掉了安全渡过湘江的有利时机，最终还是处于极度被动挨打的困境，使掩护部队在阻击战中付出惨重代价。
直到11月27日晚上。中革军委才改变原来的行军计划，收拢队伍，兵分两路，挺进广西，直奔湘江。但由于战线拉得过长，红八、九军团还远在湘境，中革军委只好命令全军于11月30日全部渡过湘江。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为时已晚，困难更大，因为形势已经开始恶变。“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于11月23日获悉桂军南撤的情报后，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当即命令刘建绪部4个师南下全州，力图填补桂军的空虚防线，妄图封锁湘江所有渡口；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26日已经攻占道县，正在后面疯狂地尾追红军；为了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桂系白崇禧已经命令退守恭城的夏威第十五军重返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布防，随时有截击红军后卫部队的可能；湘敌刘建绪部4个整师已于27日进占全州县城……红军已经面临敌人重兵前堵后追，三面包围、两头夹击、腹背受敌的危险。这个时候强渡湘江之难，确乎难于上青天，这是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战略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对此，广大红军将士无不捶胸顿足，痛心疾首。
几十年后，聂荣臻元帅在《奔袭道县，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本来，当11月16日我五团攻占临武时，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永明（江永）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进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江、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11月25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
（未完，待续）
红军突破湘江，损失过半，牺牲惨重。红军将士在这次失败后，迫切要求毛泽东重新领导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作了最为精彩的叙述：“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遭受惨重失败的历史中选择了毛泽东。这就是红军长征过广西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和历史结论。红军长征经过广西的光辉历程，是遵义会议酝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红军突破湘江天险最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敌情迅速变化，想在零陵渡过湘江已不可能，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向东南方的阳明山地域挺进，准备创建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以求暂时立足。8月25日，湘敌进逼，我军即放弃在阳明山建立根据地的计划。8月26日，红六军团进抵白果市，敌军跟踪而至。我军急转南下，经石家洞，由永安圩转至嘉禾县广发圩。8月29日，红六军团在嘉禾附近决定进入广西，从上游抢渡湘江，经延边山区北出湘西，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湘中计划”。
此时，湘敌由北而南追来，红六军团急转而上，连续急行军3天，于8月31日乘虚在道县以南抢渡潇水，把追敌远远甩在后边，挫败了刘建绪企图在零陵地区围歼红六军团的计划。何键严厉训斥追堵部将，将湘军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等撤职查办。
早在红六军团准备在零陵附近抢渡湘江时，桂系军阀就判断：红军如不能在零陵过江，则有可能转入广西，由上游渡湘江。桂系十分惧怕红六军团进入广西和在广西建立根据地，因此积极配合湘军在湘江以东之湘南地域的围歼行动，企图借助湘军把红六军团防堵于广西境外。但当时桂军主力远在柳州、南宁，桂北只有第十九师，所以白崇禧急令在赣南围剿中央红军的第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寻机率部回桂，命令第七军军长廖磊坐镇桂林指挥。
红六军团从阳明山南下到达嘉禾并向西疾进时，桂系判断我军由永安关进入广西的可能性最大，因而特别加强了道县至蒋家岭的兵力，企图将红六军团堵在桂境之外。
我军从嘉禾附近出发，避开阻敌，从江华、道县的两敌接合部抢渡过湘江上游支流的潇水。9月2日拂晓，前锋第五十二团突然向蒋家岭敌人发起攻击。桂军在这一线的部署是一字长蛇阵，主力放在道县县城和寿佛圩。蒋家岭靠近永安关，驻有第五十五团一个营和民团二中队。红六军团前锋第五十二团激战4个小时，将敌击溃。在我军连续突破敌人两翼阵地，眼看守敌即将全线溃败时，驻防道县和寿佛圩的桂军一个团又两个营来增援。我军为避免腹背受敌，于下午撤出战斗，绕道沙田，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经马山、斜水到达灌阳的五里圩，随后奔袭巨望乡，活捉敌乡长，击毙土豪蒋保德，并在五里坪、桂岩、岩口一带宿营。
9月3日凌晨，红六军团前锋向文市挺进。驻守文市的民团闻风溃散，我军占领灌江浮桥，主力顺利渡过灌江。红六军团部判断：位于蒋家岭地区的桂敌第十九师主力两个团很可能对我军尾追不舍，如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对我军以后的行动将不利。为此，我军留下后卫第五十三团和第五十团的一个营在文市，准备阻击追敌。果然，蒋家岭的桂军两个团在第十九师师长周祖晃的率领下，气急败坏地向我军追来，于下午3时到达文市的灌江东岸，向我红五十团磨头山高地发起攻击。我军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击。在激战中红五十团团长刘式楷牺牲，红五十团撤退至文市河西，烧毁灌江浮桥，与红五十三团继续阻击桂军。此时，桂军又派3架飞机前来助战，并继续发起冲击，均被我军击退。至黄昏时分，我后卫部队已完成延滞追敌的任务。此时，敌以一个团兵力从灌江上游渡河，企图迂回袭击我军，我军即撤出战斗，是役红军伤亡百余人。桂军经此打击，不敢再追，我军迈开大步，乘夜进抵全州之石塘地域，在余水田一带宿营。
桂敌经过蒋家岭、文市两役，恐受红军伏击，当晚也不敢衔尾穷追，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敢渡过灌江进占文市河西阵地。此时，我军前距湘江仅20公里。从全州至兴安的湘江沿线，敌人守备力量极为薄弱，除全州驻有两个民团常备大队，兴安唐家司驻有一个民团常备大队外，60公里内的湘江已经无兵防守。桂军湘江防线洞开，正是红六军团乘虚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在我军后面，经阻击后的桂军两个团也不敢孤军穷追。敌桂系白崇禧害怕红六军团南下兴安、桂林，紧急下令征用汽车，将在平乐的第七十团运往界首，将在荔浦的独立团运往桂林，又将在柳州的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和第七十二团星夜调运桂林，并以第七十一团的一个营驻防兴安。这时湘敌刘建绪根据早已过时的情报，判断红六军团主力还在道县以南的高明桥，他选定在黄沙河地区围歼红六军团，认为：红军在黄沙河上游渡河之可能为多，下游为少，不出东安之白沙，大庙口趋新宁，便出梅溪口趋城步。
中革军委在9月3日将截获的湘军作战计划电告红六军团。军委电示：“在黄沙河附近或在全县地域渡河是不利的，因敌占优势，地形不良，且临大河”，“六军团应力求于全县、灌阳及全县、兴安间渡河前进。应在全县以南之陈家卫、石塘、咸水口、山枣司进至西延山地取得休息”，“你们再迟应于6日晨到达西延后，可停止休息，严密警戒，并继续侦察向横路岭、城步的路线。”9月4日，红六军团部指挥部队从石塘出发，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经麻市直驱湘江凤凰嘴之董家堰，利用一条卵石滚水坝，8000余将士未放一枪一弹安然抢渡过了湘江，并径直西上，进入时属全县所辖的西延山区（1935年设置资源县），在越城岭下的鲁塘一带宿营。
桂军为了掌握我军动向，连日派遣飞机进行侦察，并散发反动传单。9月7日，红六军团前锋进抵大埠头以西之石溪村时，一敌机低空扫射，我军组织对空射击。敌机被击中后迫降于稻田中，飞行员二人弃机逃命，被红军击毙。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击落的第一架敌机。
中央决策突破湘江
1934年10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下，中央红军86000余人的大军分途从瑞金、兴国、于都等地撤离中央苏区，向南突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战略目的是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苏区。由于“左”倾的中央领导者在长征初期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和避战主义，多次拒绝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提出的积极作战的歼敌方针，消极避战，以致中央红军丧失了在粤赣边和湘南歼敌的良机，使得红军在突破蒋介石国民党三道封锁线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0月21日，中央红军突破赣南第一道封锁线损失了3700余人；11月4日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11月13日胜利突破湘南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长征作战一个月部队损失高达22000余人。
中央红军进抵湖南地域时，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左”倾中央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展开了激烈争论。11月6日，毛泽东在广东仁化县的城口分析敌情变化，向中央提议：“红军不要在砰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来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人。”如果能够这样，便可组织力量进行坚决反击，杀个回马枪，歼灭敌一路或一部，仍有可能扭转战局，打破“围剿”。
但“左”倾中央领导者粗暴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一味实行避战主义和逃跑主义，命令部队继续西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这样，中央红军在战略上处于了极端被动挨打的局面。部队在湘南缓慢突围作战20天。彭德怀在率红三军团进抵郴江、宜章时又致信中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这个建议，“左”倾中央领导者们也没有理睬。
在中央红军进抵湖南宁远时，毛泽东再次向中央提出改变进军方向问题的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但“左”倾中央领导者们还是不理睬。
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革命胸怀，始终密切关心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在红军占领道县后，他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可惜，“左”倾中央领导者们还是拒绝了毛泽东这一战略建议，他们舍不得丢掉从中央苏区搬运出来的“坛坛罐罐”、辎重物资，去实行轻装机动作战，而是顽固地坚持他们在中央苏区既定的错误方针：从桂北渡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此时，蒋介石已基本部署好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左”倾中央领导者们坚持错误的战略决策，一味向西退却，一再丧失了红军在湖南歼敌的良机。博古、李德命令红军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硬要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中央红军进军缓慢，中央军委纵队居中，主力红军5个军团前后左右掩护突围。彭德怀痛斥：“这是抬着棺材走路，哪像是打仗的样子！”
直到11月18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五团袭击攻占湖南的道县，粉碎了湘敌妄图首先在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聚歼红军的恶毒计划。22日，军委决定，继续打击尾追之敌，迅速开辟西进道路，进军广西，准备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根据军委的指示，11月23日，前锋红一军团第二师从道县出发，向湘桂边界的蒋家岭（属道县）、永安关（属灌阳县）方向前进。11月24日，红军一部阻击尾追之敌周浑元部的第九十六师和李云杰部的第二十三师，一举攻占了江华县城。是日黄昏，红一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前进，其前锋部队红二师当晚全部抵达蒋家岭、永安关。红三军团全部西渡潇水后，已向通往灌阳及江永县北的平行山路派出侦察警戒。各军团、各纵队的军事行动，均已形成进军广西的有利态势。
红军“大搬家式”的突围转移，居然能够胜利突破敌人的三道堡垒封锁线，最主要的是靠红军战士们英勇作战，同时还有周恩来、朱德等卓有成效的秘密统战工作，巧妙地利用粤桂地方军阀和蒋介石的矛盾，为红军的前进排除了障碍的结果。然而，李德、博古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更不敢承认这一点。相反，却以为三道封锁线的顺利突破是他们正确指挥的结果，相信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想到这里，博古顿时神气起来，为了要维护自己在党内、在红军内的统治地位，他只能集中全力开展党内斗争，以压制日益抬头的毛泽东的影响，哪能容得下毛泽东的战略意见。向来看不起毛泽东的洋顾问李德此时更加趾高气扬，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红铅笔在地图上重重地划上一条直线，示意博古命令中央红军直奔湘江，去钻敌人日益收紧的口袋。
当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界时，蒋介石紧急调集20个师的兵力，并督令桂系的5个师，一起向我军扑来。毛泽东同志再次向中央郑重提出：红军进入广西境内后，立即从灌阳的文市北上攻占全州，但不应该从全州县城以南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从全州以北的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湖南东安，后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从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继续北上攻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与敌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湘中建立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毛泽东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不要去钻敌人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不要从全州以南、兴安以北的界首一带渡过湘江，不要从敌人的结合部突围出去。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要去同相当于我4倍之敌硬拼，以免造成灭顶之灾。毛泽东的意见是真诚的，但是如同过去那样，李德、博古又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中央红军全军将士浴血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11月25日下午5时，中革军委正式发布突破敌人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中央红军分成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具体部署是：一军团主力为第一路纵队，沿道县、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军委第一纵队和一军团一个师、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二路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军委第二纵队和三军团、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路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伺机占领灌阳后向兴安前进；八军团、九军团为第四路纵队，经江永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进军广西的有中央领导机关、红军总部机关编成的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作战部队12个师36个团，建制基本完整。全军辖有70000余人，武器有各种步枪、手枪35000枝，轻重机枪750余挺，轻炮1513门。中央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这是长征准备和长征初期拥有中央最高决策权力的领导核心，博古、李德握有指挥红军长征的决定权。
进入广西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机关统一编为两个纵队共有14000多人。军委纵队称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中央纵队（代号：红章纵队）也称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及工青妇等机关系统编队。
桂系骗蒋撤防湘江
湘江，位于湖南桂北地区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的湘桂走廊谷底。它与桂黄公路平行，由南向北穿越桂北的兴安、全州两县进入湖南省境，横在红军西去的前进道路上。湘江的东面，有与湖南道县接连的灌阳县，兴安、全州、灌阳三点连线刚好形成一个“三角布袋”地带。
蒋介石设置第四道封锁线的核心就在湘桂边界广西境内湘江沿岸的灌阳—兴安—界首—全州。蒋介石部署的湘江战役就是集中在兴安、全州、灌阳之间的这个“铁三角”大包围圈中。蒋介石对这个“铁三角”布袋阵予以极大的幻想，他的狂妄计划是：以湘军的何键部扼守全州，沿湘江一带布防；以桂军的李宗仁、白崇禧部集中在兴安、灌阳一带防守，形成一个张开口的布袋阵，让红军钻进去；然后再以中央军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东向西尾追红军，以前堵后追、两头夹击的态势，压缩“铁三角”，拉紧布口袋，缩小包围圈，利用湘江天然屏障，对红军进行“围剿”、“堵剿”，妄图将红军消灭在兴安、全州、灌阳之间，葬身湘江之中。
11月上旬，中央红军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紧急调遣中央军和湘粤桂军30多万大军，布置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妄图逼迫中央红军在湘江以东地域进行决战。11月12日，蒋介石命令：“派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部队、总指挥薛岳部及周浑元部，统归其指挥，率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希杀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蒋介石明白判定中央红军进军是“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经兴全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致北犯，即有亦不过以一部掩护其侧翼。”由此，蒋介石制定了分两步围歼中央红军的险恶计划：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域，把红军歼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第二步调集湘桂军和中央军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域，把红军歼在湘江上游“铁三角”地域。这就是蒋介石部署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
为实现这一围歼中央红军的意图，蒋介石屡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全力堵截中央红军。李、白奉命即将第七军和第十五军主力调往桂北防堵。与此同时，何键就任追剿军总司令后，于11月13日下令调15个师的兵力，分5路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11月17日，蒋介石正式颁发《剿匪计划大纲》，电令各路追剿军协力“穷追”、“追剿”、“截剿”，达到“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肖合股之目的”，务必“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之后，蒋介石还屡次令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巩固湘、漓上游原防”，在“湘桂线上赶筑工事”，“选择重要城镇，构筑据点，逐层增强增密”，在湘江西岸布下天罗地网。
为了协调各方“合力堵载”和实现于湘江以东全歼中央红军的计划，11月16日，何键令其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在广西全州城与桂军副总司令白崇禧举行会谈，商定联合防堵作战计划。湘桂双方商定利用湘江、漓江天险，严密布防：湘军担负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防务；桂军担负兴安、灌阳、全州至黄沙河一线防务。据此，湘军刘建绪4个师驻防黄沙河至衡阳和全州至零陵的湘江西岸。白崇禧总指挥部从南宁迁至桂林，将防堵第一线设在湘桂边境：以夏威的第十五军为左翼，布防于湘桂边的清水关、高木关、永安关、雷口一带，主力集结于灌阳县文市附近；以廖磊的第七军及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为右翼，布防于贺县、富川、钟山、恭城的龙虎关一带。白崇禧将防堵第二线设在湘江沿线及桂黄公路：以第七军的独立团防守兴安县界首，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驻防全县的咸水，并在全州至兴安间的湘江西岸构筑140余座碉堡，同时还构筑全州至黄沙河一线的碉堡防线。
但蒋、桂、湘军阀间存在极深的矛盾。蒋介石欲在围歼中央红军的同时，乘机削弱和吞并各省军阀的实力和地盘，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粤、桂、湘、黔等省军阀也深知蒋介石企图实现“一石二鸟”、“假道灭虢”的险恶用心，因此他们对蒋介石的中央军深怀戒心，只要中央红军不深入其统治区腹地，他们就不愿与红军鏖战而消耗实力。当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远远在中央红军的侧后，为保存实力，追击相当迟缓，企图等到红军与地方军队互相厮杀，从中渔利。何键的湘军因红军进入湘南并威胁湘中，虽听命蒋介石积极卖命作战，但仍处心积虑地维护地盘和避免损耗过大。粤军陈济棠和桂军李宗仁、白宗禧以及黔军王家烈为保存实力，防备蒋介石中央军趁势入境取而代之，所以只在粤、桂、黔、湘边防范，并不主动进攻红军，仅实施所谓“送客追击和敲梆式的堵截”。最为典型的是桂军，白崇禧在南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要堵红军，又要防蒋”之万全大计，决定在红军入境前，将部队布防于湘桂边界和湘江沿岸，摆开阵势给红军看，做个样子给蒋介石看。之后致电“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恭贺他“帅五省之师，系万名之政，声威所布，匪胆已寒”，表示“协力堵截”。同时又致电蒋介石表示“遵命办理”。
蒋介石从各方情报中知中央军和湘、桂、粤军已按他的指令“不分畛域，协力同心”实施“堵剿计划”，便自信他的湘江战役部署得天衣无缝了，只待时机成熟，即可逐鹿桂北，完成“剿共削藩”大业，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夙愿。但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惟恐手下的各路将领各行其是，所以他在委以何键“追剿军总司令”大任后，又亲修信函一封，派飞机空投给何键，并赠何键一首古诗云：“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反复嘱托何键“勿负党国之重托”、“全力督剿”，要求各部将士宁可战死，不可生还。“剿共”决心之大，野心之勃，可见一斑。
在最后下达湘江战役的命令时，蒋介石又引用了曾国藩当年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引用的战国时代著名兵法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要求各路“追剿军”将领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协力“追剿”、“截剿”、“兜剿”，“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他特别担心训练有素，打仗如虎似狼般勇猛，而又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长期坚持“三自政策”（自卫、自治、自给）的桂系军队搅坏了他的好事。为此，蒋介石又专电李宗仁、白崇禧，并派出重型飞机送给桂系两个军3个月的军饷、大批进口的通讯设备，企望桂军摈弃前嫌，戮力作战，“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将红军歼灭于灌阳、全州之间。蒋介石甚至许愿如果全歼中央红军大功告成，将委派李宗仁、白崇禧为黔桂绥靖正、副主任。
李宗仁、白崇禧从控制桂系、统治广西地盘的根本利益出发，多次在南宁、桂林召开会议，分析局势变化，认为红军进入广西腹地，桂军与红军决战，或是桂军失败，或是两败俱伤，都是对桂系不利。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是迫使红军入桂，“期待我与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险恶。”
所以，桂系在桂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谋商对策，始终围绕着如何保存自己的势力和地盘，着重研究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红军过境入黔的动向；二是桂军要不要在湘江堵击红军；三是如何对付蒋介石。对于红军的动向，他们分析判断，认为红军深入广西腹地的可能性极小，而沿红六军团路线西去的可能性最大。关于是否在湘江堵击红军的问题，桂军反复掂量，红军在江西反包围时，可把蒋介石的几十万新式装备的军队打败，而桂军全部兵力仅有3万，比蒋介石差得多，要和红军较量，把本钱赔光了，桂系集团也就完蛋了。况且红军此次来势凶猛，兵力超过桂军一倍。如果硬要实施堵击，以少堵多，以寡击众，即使不被红军消灭，也会两败俱伤，岂不是中了蒋介石的计？白崇禧愤然地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这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夏煦荃（夏威别号）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全州），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平乐、柳州，牺牲我全省的精华。”
为了应付蒋介石，白崇禧在红军入境前先将部队布防于桂、湘的边界——湘江沿岸，做个样子给蒋介石看，同时也让红军看到桂军已摆开决战架势，使红军经过路线不南移，而在桂北让出一条路给红军通过，在红军经过路线以南各地区，只作监视状态，然后再伺机追击或侧击红军的侧卫和后卫部队，捞把“羊下水”，迫使红军尽快离境。这样，既不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能从容应付蒋介石，最终达到保存实力和地盘的目的。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接着又袭取道县，西渡潇水，为入关进军广西造成了有利的态势。桂军眼看红军进入桂北已经势不可挡，认为“让路”时机已到，便按事前的既定方针，于11月20日直接电呈蒋介石，电称：红军主力由湖南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广西龙虎关、富川、贺县吃紧，因此拟将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的桂军主力移往恭城附近，策应富川、贺县、兴安、灌阳。但兴安、灌阳以北还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键总司令，督部向全州、兴安推进，以期周密，等等。
其实，在电请蒋介石之前，桂军早已做好南撤的一切准备，这份电报只不过是故弄玄虚、故作姿态而已。没想到，蒋介石却信以为真，一时没有识破桂军的骗局，竟在红军占领道县的那天，即11月22日下午，稀里糊涂地首先电准桂系，同意桂军南移，事后才转告何键。桂军接到蒋介石“照准”的电报后，当天晚上立即将原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主力部队连夜撤往恭城，撤防保境、保存实力。为了迷惑何键，又象征性地在全州留下两营干训队，在兴安、灌阳各留一个团。
蒋介石本想在桂北上演一出坐山观虎斗的好戏，谁知被桂系识破，反被白崇禧耍弄一回。自此，从11月23日至25日这3天时间里，桂军防线基本上空虚，全州至兴安间60公里的湘江一线，实际上无兵防守，敌人紧锁的口袋，顿时洞开，“铁三角”包围圈中最重要的湘江防线，由于桂系的缘故，完全向红军敞开了。
11月23日，敌人第一路指挥官刘建绪获悉全州以南湘江防线无桂军守兵，桂军已悄然南移，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电告了总司令何键。在不知所以然时，接到了蒋介石录有桂系电文及已准桂军南移的电报，才知道桂系竟然为自身的利益而越级行事，自行放开扎紧的口袋。“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对“剿共”表现得十分积极和卖命。他对蒋介石竟然被蒙在鼓里，稀里糊涂批准桂军南撤，深感震惊，对桂系临阵脱逃和将红军引向湘西十分恼火，电斥桂军“任匪扬长而去”，“合围之局既撤，追匪之师徒劳”。
何键立即采取“亡羊补牢”之策，他将刘建绪的情报如实呈报蒋介石，来不及再等蒋介石的指令，他即迅速采取补救行动。当天下午马上调整部署，督令第一路军刘建绪部以4个师又1个团兼程南下，抢占全州县城，争取在红军抢渡前封锁湘江；第二路军薛岳部紧急跟进至黄沙河。又令其他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给红军施加最大的压力，延滞其行动，为刘建绪部争得时间，填补桂军南移后的真空。桂军撤防湘江，暂让红军过境，湘敌尚未赶到全州，灌江和湘江防线洞开。这是中央红军突围的极好战机。可惜，当时红军通讯设备简陋，侦察手段落后，特别是由于“左”倾中央决策者们呆板而教条的瞎指挥，致使红军未能及时掌握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对桂军暗中“让道送客”的行动毫无察觉。11月25日，即中央军委作出过江决定的那天晚上，红军虽然已经准确地掌握了湘江敌防线真空的情况，但还是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轻装疾进。结果部队龟行蛙步，慢腾腾地向前蠕动，足足耽误了三四天极其难得的宝贵时间，失掉了安全渡过湘江的有利时机，最终还是处于极度被动挨打的困境，使掩护部队在阻击战中付出惨重代价。
直到11月27日晚上。中革军委才改变原来的行军计划，收拢队伍，兵分两路，挺进广西，直奔湘江。但由于战线拉得过长，红八、九军团还远在湘境，中革军委只好命令全军于11月30日全部渡过湘江。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为时已晚，困难更大，因为形势已经开始恶变。“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于11月23日获悉桂军南撤的情报后，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当即命令刘建绪部4个师南下全州，力图填补桂军的空虚防线，妄图封锁湘江所有渡口；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26日已经攻占道县，正在后面疯狂地尾追红军；为了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桂系白崇禧已经命令退守恭城的夏威第十五军重返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布防，随时有截击红军后卫部队的可能；湘敌刘建绪部4个整师已于27日进占全州县城……红军已经面临敌人重兵前堵后追，三面包围、两头夹击、腹背受敌的危险。这个时候强渡湘江之难，确乎难于上青天，这是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战略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对此，广大红军将士无不捶胸顿足，痛心疾首。
几十年后，聂荣臻元帅在《奔袭道县，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本来，当11月16日我五团攻占临武时，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永明（江永）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进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江、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11月25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