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发展到现在，已的确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有的成规、标准、边界，都遭到了质疑、显出了其有限性，一切的命题似乎都会遇到它的反题，并被阐述得井井有条、头头是道。有人说现代诗是少数人的事业，在社会分工、文化分层越来越精细的情况下它只能越来越小众，有人说诗歌如果不能被大众所接纳，便没有真正的生命力，最终只能自生自灭、自掘坟墓;有人说言为心声，诗歌只能是个人的、个体的，有人说诗歌要有公共性的视野、现实性的关切，诗歌仍需言志、载道;有人说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诗歌的责任是语言的责任，有人说语言的背后还需有“人”，语言游戏、修辞练习是没出息的……现代诗来到了一个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的阶段，一切的价值都值得重估，同时，潘多拉魔盒已然打开，诗歌界出现了诸多出格、荒诞、无底线的言论，以及各种“奇葩”“怪物”“牛鬼蛇神”。在当今这样一个急剧变化、极富戏剧性的时代，诗歌界浓缩了各种戏剧性因素，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庄与谐、俗与雅，交相辉映、混沌莫辨，典型地体现着时代“故事”与时代“精神”。
　　当今的现代诗可能的确处于最好的时代，当然可能同时也处于最坏的时代。好的一面，诗歌的确获得了自由，它不再处于社会关注的聚光灯下，不再被要求担负反映现实、改造社会的职责。在很大的程度上，只要不触碰若干的禁区，诗歌“八仙过海”“大闹天宫”，尽可“折腾”，这种自由度和可能性是前所未有的。坏的一面在于，在物质至上、金钱至上的时代，诗歌几无“变现”和“致富”可能，它是边缘的、窘困的甚至寄生的，权力与金钱为中心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成功学支配的高度同质化的价值观念钳制和消解着诗歌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对现时代的诗歌而言，它既可能是刚刚走上正途、前途远大、充满可能性的，也可能是被“庞然大物”或者“无物之阵”所分化、瓦解，可能性空间消失殆尽、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
　　现代诗的公共性问题同样如是。诗歌需不需要公共性，需不需要对外在现实、公共议题发声？诗歌中的个人性与公共性是怎样的关系，小众化与大众化之间应该如何取舍？诸多的问题互相纠缠、见仁见智，难有公论、定论。当然，一定意义上其实也并不需要有“公论”和“定论”，在具备理性和反思精神的前提下，大家依循各自的标准和立场写作即可，关键是创作出好的作品。好作品并非只有一种，各种写法都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另一方面，好的作品也往往包含了艺术上奇妙的辩证法，一些非常个人性、私人性的作品，往往反映出了“全人类”的特征而具有了高度的公共性、可通约性，一些高度公共性、现实性、社会化的作品，往往包含了独特、丰富、具体的个人性……实际上，个人性与公共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原本就是相通甚至相同的。与此同时，关于诗歌的小众化与大众化写作取向，也不一定非要做出孰高孰低、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小众化的写作同样可能抵达大众的层面，为大众所接纳、喜爱，而大众化的写作取向未必没有包含高端、精英的立意与标准，未必没有以“小众”的精神为其价值内核。
　　进入21世纪以来，诗歌的公共性问题凸显。这其中既有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原因，也有诗歌本身发展逻辑的原因。首先，就外在原因而言，一方面，网络（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公共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网络虽然是一个在21世纪初年才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普及的新生事物，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带来了社会生活一系列深刻、全面的变化，对人的社会交往、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着重要的影响，也促进了人的文明素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矛盾多发的阶段，由于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快捷和聚集效应，众多的事件、信息以数倍于前的强度和频率“扑面而来”，每每让人感到震惊。这其中，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热点频发，个人与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联结在一起，小国寡民、独善其身式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时代不得不面临严重冲击。面对一日千里、快速变化的世界，所有人都需要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从诗歌内部的发展轨迹来看，20世纪90年代诗歌主要是向内的，强调诗歌的“独立性”，重视“自身建设”，在语言、技艺、观念、知识等方面用力，具有一定的唯美、纯诗趋向，其社会性、功利性的一面则一定程度上被忽略和贬抑了，这一时期的诗歌因而也受到了过于封闭、脱离现实、远离大众等的指摘。在此之后，诗歌再度“向外转”，增加与现实、与社会的有机关联，重建其公共性向度，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具体的诗歌写作而言，公共性与社会性、现实性、本土性等有着密切关联，事实上，关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是21世纪头20年诗歌界讨论最为集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同时也最为聚讼纷纭的一个话题。在2003、2004年左右，底层写作、打工诗歌逐渐受到关注，一个数量庞大但广受遮蔽的社会群体和写作群体进入公众视野，并拉开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大讨论的序幕。在这其中，社会问题与诗学问题、美学问题与伦理问题交织缠绕，许多的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体现出不同诗歌立场的差异性和分歧。打工诗歌群体中，80后打工诗人郑小琼可为代表。在短短数年间，郑小琼受到了官方、民间、学院等的广泛认可与接纳，这自然并不是偶然的，它表征了对诗歌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的期待与回应。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扎根大地、立足本土、关注现实的诗歌写作广受关注，他们的写作从自我的生活与命运出发，与脚下的土地、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与转型中的乡土中国息息相关，从而具有了极强的现实性和表现力。雷平阳的写作在这其中颇具代表性，他所写的是他生活的土地，是云南和边地，同时也是中国，是巨变之中、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的中国，而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雷平阳的影响不仅仅在诗歌界内部，在社会公众层面也有较大的影响，应该说他的诗歌探索为现时代诗歌如何面对大众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雷平阳之后，与其写作路径不无相近的年轻诗人如刘年、王单单、张二棍等同样以其贴近现实、贴近心灵的书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样在诗歌圈之外赢得了一定的读者。这样的写作接地气、有生活，具有现实性和公共性，因而也能够引起普罗大众的共鸣，受到他们的喜爱。这里面延续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说明在当今时代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仍然是有生命力的。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同步，关注人的现代性主体建构，凸显现代精神、现代意识是另外一些诗人所着意强调的，他们以个体、独立、审视的立场面对时代生活的变化及其所出现的问题，强调个人主体的介入和批判，探询更为理想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可能形态。这其中，朵渔、沈浩波等的写作颇具代表性。他们的写作极具公共性与现代性，体现着鲜明的现代精神，其价值内核对于现代性主体的生成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价值理念在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那里是更为普遍和内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代际的差异以及文化的嬗递，他们的“起点”的确要更高，整体而言也是更值得期待的。
　　如上种种的写作当然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以说问题多多。比如，为数众多的打工诗歌写作者，看似都有生活、都在书写现实，但实际上可能写的是同一种现实，是表象化、口号式的现实因而也是虚假的现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写作群体为数甚众而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诗人非常之少的原因。又如，关于底层、关于苦难的书写，很多书写者的确在批量复制苦难、消费苦难，形成一种煽情、虚浮的文风，实际上构成了对现实之苦难的消解、漠视与背叛。再如，许多对社会问题、社會热点的书写，因过于切近、过于用力而愤怒有余蕴藉不足，缺少回环、涵咏的空间，等等。整体而言，关于公共性的诗作是难以称得上让人满意的，除了极个别的诗人如异峰突起之外，写作的整体水准是不高的，大多是在低水平重复，意义不大，格局不够，层次不高。
　　公共性应该是现代人、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是现代诗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当今这样一个碎片化、原子化、“自扫门前雪”、看似丰富实则匮乏的时代，诗歌写作的公共性维度尤其值得提倡，在当前的诗歌写作中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是，公共性不是表面的，不是口号的、概念的，它应该以个体为本位，从个体、个人出发而达到对社会生活、公共生活的新的表述、想象与实践。集体性、公共性是需要的，但不应以抽空、悬置个人为前提，而应该是尊重每一个具体个人的，并由之出发，达到更高层面的一种融合与统一，其公共性应该是以个体化为前提的公共性，其个体性也应该是有公共视野、公共关怀的个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