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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名参观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书影中的70年·新中国图书版本展”，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在《辞海》展柜前，一本略显陈旧的、绿色封皮的16开本《辞海》映入我的眼帘，我马上对陪同我参观的中国版本图书馆邓千红和张余立同志说，这是1979年版《辞海》（缩印本），定价22.2元。我当场十分激动地回忆起我与《辞海》的两段不解之缘。
1982年3月，我从部队复员后来到北京市新华书店海淀门市部当营业员。当时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广大读者求知欲空前高涨，但由于当时印刷产能严重不足，图书市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辞海》更是首当其冲。虽然到1982年，1979年版《辞海》已经出版两年多了，但仍无法保证上架销售，即使断断续续有若干批次到货，也大都给了门市的机关服务组和课本组，主要用于维护和机关团体、学校客户的关系。现在年轻人可能完全想不到，“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初期，除了粮油肉布等生活必需品要通过票证限量购买，《辞海》在1982年之前也是需要靠证明限量购买的。当时最典型的凭证就是结婚证，也就是说两位新人可以凭结婚证购买或者预订一本《辞海》。因为供不应求，很多情况是不能当即满足需求的。1983年3月，我获得“全国新华书店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万万没想到的是，新华书店总店赠予我们110位“全国新华书店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纪念品竟是一人一本1979年版《辞海》，这真令人大喜过望。我知道，在当时严重供不应求的情況下，送我们这部《辞海》意味着什么。何况22.2元的价格，即便能买到，也要花费当年我的月工资的将近一半。这部珍贵的《辞海》伴随了我20多年，一直是我案头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为我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诸多的帮助。这是我与《辞海》的第一段情缘。
时光荏苒，一晃就到了1999年。当时我已经担任北京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兼任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总经理。在那年1月，我与上海辞书出版社时任发行部主任顾金良相聚。他向我透露，当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将推出1999年版《辞海》系列版本，其中一个重量级版本，就是首次推出的《辞海》彩图版全五卷。上海辞书出版社考虑六七月间专门召开一次1999年版《辞海》全国发行会议，希望我再忙也一定要参加一下。
→ 作者20世纪80年代在新华书店售书
1999年5月底，我们接到通知，1999年版《辞海》发行工作会议将于6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我马上给顾金良打电话，主要问两件事，一是彩图版《辞海》的定价，二是彩图版《辞海》的首印数，他告诉我定价是2580元，首印5000套。了解到这两个关键信息后，我马上与北京市店批销中心经理汤静芬、副经理韩建成和首都发行所发行部经理张金龙、副经理王绵祖通气，请他们迅速调研摸底，确定报订数。我们初步汇总了本市和外地订数及预计备货数后，决定报订700套。其后，我又马不停蹄奔向北戴河，与先期到达的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及顾金良进行当面磋商。他们听到这个报订数后十分兴奋，因为这个数在全国是最高的，且比报订第二高的店多出很多。当天晚上，我又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当时北京市店一般书的销量是全国的1/7到1/10，也就是北京销500套，全国销5000套应该不成问题。二是如此厚重的彩印本印制装订，以当时的印力，如果启动第二次印刷，没有几个月是根本完不成的。三是50周年大庆前1999年版《辞海》隆重出版发行，契机非常好，宣传力度一定会很大。彩图版《辞海》是首次推出，虽比较贵，但版本价值很高。在白天与上海辞书社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优惠，即如果书交齐后两个月内提前付款，出版社对进货店下浮三个折扣。我综合分析以上几个因素，并预判我们自身实现最终销售和回款时间后，便拿定主意，将报订数由700套追加到1300套，占到首印数的1/4强。第二天一早我在回京的路上打电话给韩建成，通知他把正式报订数追加到1300套，并让他告知批销中心和发行部其他负责同志，这是最终拍板数，不得减报。
9月下旬，1999年版《辞海》系列版本隆重推出，一时洛阳纸贵，尤其是彩图版《辞海》备受读者瞩目和市场欢迎。许多原先报订数少的省地市店纷纷补报订数，上海辞书社的备货一天时间被抢订一空。顾金良凡接电话，必讲上海辞书社已无货，要货请找首都发行所。于是，好几个省市店的一把手亲自给我打电话，向我要书，包括我十分敬重的书业翘楚、时任深圳市店总经理的陈锦涛。他过去从来不会亲自过问某一种书的报订工作，这次也亲自打电话向我要书，令我感到荣耀。结果3个月内我们进的1300套彩图版《辞海》全部销售一空。转年春天，主持《辞海》编撰工作的巢峰先生率上海辞书社一行专门到北京表达对北京市新华书店的感谢。这是我与《辞海》的第二段情缘。
我虽然后来调离北京市店，但一直都在关注着《辞海》，记挂着上海辞书社的老朋友。2009年版《辞海》推出时，我的好友彭卫国任上海辞书社社长，我的老友顾金良也已担任上海辞书社的领导，当时他们忙碌的身影和成功运作后欢欣喜悦的朗朗笑声，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前，萦绕在我耳畔。
（摘自11月19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
1982年3月，我从部队复员后来到北京市新华书店海淀门市部当营业员。当时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广大读者求知欲空前高涨，但由于当时印刷产能严重不足，图书市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辞海》更是首当其冲。虽然到1982年，1979年版《辞海》已经出版两年多了，但仍无法保证上架销售，即使断断续续有若干批次到货，也大都给了门市的机关服务组和课本组，主要用于维护和机关团体、学校客户的关系。现在年轻人可能完全想不到，“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初期，除了粮油肉布等生活必需品要通过票证限量购买，《辞海》在1982年之前也是需要靠证明限量购买的。当时最典型的凭证就是结婚证，也就是说两位新人可以凭结婚证购买或者预订一本《辞海》。因为供不应求，很多情况是不能当即满足需求的。1983年3月，我获得“全国新华书店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万万没想到的是，新华书店总店赠予我们110位“全国新华书店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纪念品竟是一人一本1979年版《辞海》，这真令人大喜过望。我知道，在当时严重供不应求的情況下，送我们这部《辞海》意味着什么。何况22.2元的价格，即便能买到，也要花费当年我的月工资的将近一半。这部珍贵的《辞海》伴随了我20多年，一直是我案头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为我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诸多的帮助。这是我与《辞海》的第一段情缘。
时光荏苒，一晃就到了1999年。当时我已经担任北京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兼任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总经理。在那年1月，我与上海辞书出版社时任发行部主任顾金良相聚。他向我透露，当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将推出1999年版《辞海》系列版本，其中一个重量级版本，就是首次推出的《辞海》彩图版全五卷。上海辞书出版社考虑六七月间专门召开一次1999年版《辞海》全国发行会议，希望我再忙也一定要参加一下。
1999年5月底，我们接到通知，1999年版《辞海》发行工作会议将于6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我马上给顾金良打电话，主要问两件事，一是彩图版《辞海》的定价，二是彩图版《辞海》的首印数，他告诉我定价是2580元，首印5000套。了解到这两个关键信息后，我马上与北京市店批销中心经理汤静芬、副经理韩建成和首都发行所发行部经理张金龙、副经理王绵祖通气，请他们迅速调研摸底，确定报订数。我们初步汇总了本市和外地订数及预计备货数后，决定报订700套。其后，我又马不停蹄奔向北戴河，与先期到达的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及顾金良进行当面磋商。他们听到这个报订数后十分兴奋，因为这个数在全国是最高的，且比报订第二高的店多出很多。当天晚上，我又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当时北京市店一般书的销量是全国的1/7到1/10，也就是北京销500套，全国销5000套应该不成问题。二是如此厚重的彩印本印制装订，以当时的印力，如果启动第二次印刷，没有几个月是根本完不成的。三是50周年大庆前1999年版《辞海》隆重出版发行，契机非常好，宣传力度一定会很大。彩图版《辞海》是首次推出，虽比较贵，但版本价值很高。在白天与上海辞书社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优惠，即如果书交齐后两个月内提前付款，出版社对进货店下浮三个折扣。我综合分析以上几个因素，并预判我们自身实现最终销售和回款时间后，便拿定主意，将报订数由700套追加到1300套，占到首印数的1/4强。第二天一早我在回京的路上打电话给韩建成，通知他把正式报订数追加到1300套，并让他告知批销中心和发行部其他负责同志，这是最终拍板数，不得减报。
9月下旬，1999年版《辞海》系列版本隆重推出，一时洛阳纸贵，尤其是彩图版《辞海》备受读者瞩目和市场欢迎。许多原先报订数少的省地市店纷纷补报订数，上海辞书社的备货一天时间被抢订一空。顾金良凡接电话，必讲上海辞书社已无货，要货请找首都发行所。于是，好几个省市店的一把手亲自给我打电话，向我要书，包括我十分敬重的书业翘楚、时任深圳市店总经理的陈锦涛。他过去从来不会亲自过问某一种书的报订工作，这次也亲自打电话向我要书，令我感到荣耀。结果3个月内我们进的1300套彩图版《辞海》全部销售一空。转年春天，主持《辞海》编撰工作的巢峰先生率上海辞书社一行专门到北京表达对北京市新华书店的感谢。这是我与《辞海》的第二段情缘。
我虽然后来调离北京市店，但一直都在关注着《辞海》，记挂着上海辞书社的老朋友。2009年版《辞海》推出时，我的好友彭卫国任上海辞书社社长，我的老友顾金良也已担任上海辞书社的领导，当时他们忙碌的身影和成功运作后欢欣喜悦的朗朗笑声，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前，萦绕在我耳畔。
（摘自11月19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