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是现代西方社会普遍采用的一项分权制度。在中国，最早的大法官皋陶曾对大禹说过一句话：“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皋陶认为，法律与法官的司法权来自上天的赋予，而不是世俗的权力王所授予。这便是司法独立的法理渊源，从这里衍生出独立于世俗权力王的司法权威。
　　后世君权大炽，但仍未能阻止一部分法官对于独立审判权的追求。张释之，汉朝名臣，受文帝赏识，拜为廷尉，即首席大法官。一日，文帝出行，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时，有个乡下人撞了皇舆（在當时，这叫作“犯跸”）。
　　张释之向文帝报告了案情，然后提出处罚意见：“依大汉朝的法律，一人犯跸，当课罚金。”文帝听后大怒，说：“此人惊了我的马，幸亏这马儿驯良，要是换了别的马，说不定就将我摔伤了。廷尉你竟然只判处他罚金？”
　　张释之告诉文帝：“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规定，当依法执行。陛下如欲加重惩罚，则法不信于民也。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但现在已交到我廷尉这里，廷尉，自当公正执法，若有偏差，则天下的法官都会任意轻重，那老百姓岂不是要手足无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承认张释之是正确的。
　　如果故事就这样结束，还不足以体现我们的先贤追求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那股认真劲儿，这个故事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引发的讨论。
　　张释之对“犯跸案”的审判，不可谓不公正，但后世的学者、法官提起这个案例时，还是对张释之很不满意。因为张释之还说了一句“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
　　宋代的洪迈说，这一句话无异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唐代的杜佑也认为，张释之所言，就算是“一时权对之词，且以解（文帝）惊跸之忿”，也伏埋下无穷后患，因为“王者至尊无畏忌，生杀在乎口，祸福及乎人”，如果皇帝“淫刑滥罚，引释之之言为据”，则将“贻万姓有崩角之忧”，使老百姓生活在暴虐统治的恐惧中。
　　还有另一位大儒——宋代的理学家陆九渊认为，张释之不应该只是以“今法如是”来塞皇帝的嘴，更应当向皇帝阐明“不可杀”的法理所在。陆九渊认为，“犯跸案”中的那个乡下人，只是偶尔的过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汉文帝受了伤，也应该从轻发落，何况文帝并未受伤。如果当时的法律条文违背了这样的司法原则，张释之也应提请皇上修订法律，使法条合乎正义。
　　陆九渊非凡的见解，拓宽了历代对张释之“犯跸案”的批评维度，也拓深了先贤对司法原理的认识深度——法官，不仅要据法决断，也当依照古老而永恒的法理审查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