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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5年2月24日凌晨，一支队伍行色匆匆地行进在山间小道上，10多天来，他们晓宿山洞荒野、夜行生僻小道，悄然穿越敌人重重封锁线，从江西于都来到闽西山区。队伍中，已近花甲的何叔衡虽然扮成商贩，却难掩眉宇间的气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当过秀才，办过学校，编过报纸，参与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对这位大他17岁的长者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中央红军长征前，这位党的一大代表请求参加长征，却被博古、李德拒绝。十里送别战友，明知留在苏区凶多吉少的何叔衡毅然选择服从命令，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工作。在蒋介石地毯式“围剿”下，苏区形势日渐险恶。1935年初，中央分局组织“九路突围”，何叔衡等人由便衣队护送向闽西转移。这是何叔衡的生死突围。
便衣队经一夜跋涉，于凌晨到达小迳村，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武装发现。敌人三面包围而来，红军战士拼死拦阻，掩护何叔衡等人向山上转移。然而，他们还没爬到山顶，就被敌人合围。何叔衡年迈体弱，不愿拖累大家，对护送队队长邓子恢说：“我不能走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言毕，59岁的何叔衡挣脱守护他的红军战士，跳崖而下。敌人搜山时，已头破血流奄奄一息的何叔衡仍拼死与敌人搏斗，壮烈牺牲。
（摘自《解放军报》2016年10月21日11版，欧阳治民/文）
周恩来与中央文库
到1930年10月，文件保管处已集中了一大批文件。后来文件保管处撤销，随即成立了中央文库，由周恩来同志直接联系。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中央秘书处工作，同时兼任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并继续指导中央文库的工作。中央文库对外以“家庭化”方式出现，成员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但不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不参加保护文库以外的政治斗争等活动，减少与外界接触，以免暴露。周恩来同志不仅极为关注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而且对文件管理也提出了具体指导
意见。
中央文库从1930年建立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经受住了极为严峻的考验。1940年，为给毛泽东同志主持编辑《六大以来》提供档案文献，周恩来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从中央文库调出一些档案文献到延安。
从1926年中央决定档案文件集中管理到今年已经整整90年了，中央文库建立到现在也已经过去86年。中央文库的档案文献是我们党诞生、成长、奋斗光辉历程的真实见证，是我们党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的历史印记，是全党的宝贵财富。
（摘自《党的文献》，2016年第4期，王刚/文）
红色政权的第一份报纸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正式宣告成立。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了。它是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实际上起着中央党政机关报的作用，社址在瑞金叶坪村。
《红色中华》报铅印四开，一般出4-6版。它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等内容（社论多为中央党政各部门负责人撰写），以及“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栏目，还设有不定期出版的文艺副刊《赤焰》。当红军获得大胜利时，还发号外。《红色中华》发行量最多时达四万多份。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此时，留守在江西苏区的瞿秋白一边治疗肺病，一边继续出版《红色中华》，至少出有24期。1935年1月21日出版到264期时被迫停刊。
（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
7月1日13版，王大龙/文）
中央定都北平
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他考虑过好几个城市，如西安、南京、哈尔滨等，但都没有定夺。一天，有一个人和毛泽东谈到这个话题。这次谈话后，毛泽东最终敲定了北平。是谁能使毛泽东下决心定都北平？
此人正是王稼祥。元旦过后，刚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来西柏坡看望毛泽东，二人交情很深，无话不谈。交谈中，毛泽东突然问道：“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王稼祥听后先是一愣，随后笑了，因为这个问题他早就考虑过。他说：“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国界虽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安全问题。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些。在这几个备选的大城市中，北平最为合适。”
王稼祥的分析，毛泽东颇有同感。就这样，北平这个千年古都，就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被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摘自《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一）》，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年版）
徐特立情急说谎成心结
土城青杠坡战斗，开国将军王耀南有过如下回忆：“三、五军团刚一接战，五军团阵地就被撕开一条口子。敌军包围了休养连和卫生部，直逼军委指挥部。毛主席急调干部团、工兵营回救。恩师（徐特立）对我说：‘总司令要亲自上前线。’忽然一声怪叫，凭经验是迫击炮弹要落地。我赶紧跑过去，一把把总司令推倒在地，在我跌倒的瞬间，炮弹爆炸，我右耳震聋，左臂负伤，趴在地上一时起不来。康克清急忙上前扶起总司令，发现总司令没有负伤，又来扶我。此时，我耳朵生疼，鼻子流血，什么也听不见。我喊了半天，总司令只是冲我笑，我想他也是什么也听不见。远处，大家都愣住了，还未出战，要是损失了总司令，军心就会动摇，比军旗倒下还可怕。不远处徐先生喊着什么跑向人群。”
“事后我才知道，徐先生一看总司令倒地，有人喊：‘总司令被炸死了！’他怕动摇军心，大喊：‘总司令有令，团以上干部接受命令……’恩师是好心，但是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不符合红军的规定，弄得大家莫名其妙，聂鹤亭到来，才解了围。在瑞金，恩师常到部队做报告，每到一处都是团以上干部欢迎，他以为传达命令也是团以上干部集合。徐先生为他情急一时说谎，心里一直不痛快。总说：‘为人师表不能说谎。’后来到茅台镇，我请恩师喝酒，恩师过去从来不喝酒，这次也喝了一口，说：‘我说了假话。’我安慰先生，但终不能解开先生的心结。”
（摘自徐禹强：《坚强的老战士》，时代教育出版社
2011年出版）
瑞士传教士“参加”长征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作战时，碰上了几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就有瑞士人勃沙特夫妇。红军战士们误以为勃沙特是特务，遂将他们逮捕后，押着一起行军，这使勃沙特后来有机会亲历红军长征。
在攻克旧州后，红军从一所教堂中找到了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的地名不是中文。听说勃沙特能讲汉语，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就派人把他请来。勃沙特一看地图就认出了这是一张法文地图，于是，勃沙特讲，萧克记，勃沙特在萧克的指点下，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整整干了大半夜，两人才把地图译完。在边聊边改的过程中，萧克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情报，也得知了勃沙特的身世。此后，随着双方接触的加深，两人又一起谈过许多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红军朝夕相处中，勃沙特逐渐地认识了红军，红军所到之处，民众的衷心欢迎和踊跃参军令勃沙特感到惊奇。
1936年4月，红二方面军考虑到勃沙特对红军的帮助，以及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于是在长征至昆明附近的富民县境内时，决定无条件释放了勃沙特。临别，红军还送给他一笔丰厚的路费。就这样，勃沙特结束了这段长达18个月，行程约一万里的奇遇。
（摘自《环球时报》，2006年10月19日）
1935年2月24日凌晨，一支队伍行色匆匆地行进在山间小道上，10多天来，他们晓宿山洞荒野、夜行生僻小道，悄然穿越敌人重重封锁线，从江西于都来到闽西山区。队伍中，已近花甲的何叔衡虽然扮成商贩，却难掩眉宇间的气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当过秀才，办过学校，编过报纸，参与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对这位大他17岁的长者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中央红军长征前，这位党的一大代表请求参加长征，却被博古、李德拒绝。十里送别战友，明知留在苏区凶多吉少的何叔衡毅然选择服从命令，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工作。在蒋介石地毯式“围剿”下，苏区形势日渐险恶。1935年初，中央分局组织“九路突围”，何叔衡等人由便衣队护送向闽西转移。这是何叔衡的生死突围。
便衣队经一夜跋涉，于凌晨到达小迳村，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武装发现。敌人三面包围而来，红军战士拼死拦阻，掩护何叔衡等人向山上转移。然而，他们还没爬到山顶，就被敌人合围。何叔衡年迈体弱，不愿拖累大家，对护送队队长邓子恢说：“我不能走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言毕，59岁的何叔衡挣脱守护他的红军战士，跳崖而下。敌人搜山时，已头破血流奄奄一息的何叔衡仍拼死与敌人搏斗，壮烈牺牲。
（摘自《解放军报》2016年10月21日11版，欧阳治民/文）
周恩来与中央文库
到1930年10月，文件保管处已集中了一大批文件。后来文件保管处撤销，随即成立了中央文库，由周恩来同志直接联系。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中央秘书处工作，同时兼任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并继续指导中央文库的工作。中央文库对外以“家庭化”方式出现，成员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但不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不参加保护文库以外的政治斗争等活动，减少与外界接触，以免暴露。周恩来同志不仅极为关注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而且对文件管理也提出了具体指导
意见。
中央文库从1930年建立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经受住了极为严峻的考验。1940年，为给毛泽东同志主持编辑《六大以来》提供档案文献，周恩来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从中央文库调出一些档案文献到延安。
从1926年中央决定档案文件集中管理到今年已经整整90年了，中央文库建立到现在也已经过去86年。中央文库的档案文献是我们党诞生、成长、奋斗光辉历程的真实见证，是我们党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的历史印记，是全党的宝贵财富。
（摘自《党的文献》，2016年第4期，王刚/文）
红色政权的第一份报纸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正式宣告成立。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了。它是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实际上起着中央党政机关报的作用，社址在瑞金叶坪村。
《红色中华》报铅印四开，一般出4-6版。它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等内容（社论多为中央党政各部门负责人撰写），以及“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栏目，还设有不定期出版的文艺副刊《赤焰》。当红军获得大胜利时，还发号外。《红色中华》发行量最多时达四万多份。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此时，留守在江西苏区的瞿秋白一边治疗肺病，一边继续出版《红色中华》，至少出有24期。1935年1月21日出版到264期时被迫停刊。
（摘自《光明日报》，2016年
7月1日13版，王大龙/文）
中央定都北平
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他考虑过好几个城市，如西安、南京、哈尔滨等，但都没有定夺。一天，有一个人和毛泽东谈到这个话题。这次谈话后，毛泽东最终敲定了北平。是谁能使毛泽东下决心定都北平？
此人正是王稼祥。元旦过后，刚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来西柏坡看望毛泽东，二人交情很深，无话不谈。交谈中，毛泽东突然问道：“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王稼祥听后先是一愣，随后笑了，因为这个问题他早就考虑过。他说：“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国界虽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安全问题。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些。在这几个备选的大城市中，北平最为合适。”
王稼祥的分析，毛泽东颇有同感。就这样，北平这个千年古都，就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的交谈中，被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摘自《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一）》，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年版）
徐特立情急说谎成心结
土城青杠坡战斗，开国将军王耀南有过如下回忆：“三、五军团刚一接战，五军团阵地就被撕开一条口子。敌军包围了休养连和卫生部，直逼军委指挥部。毛主席急调干部团、工兵营回救。恩师（徐特立）对我说：‘总司令要亲自上前线。’忽然一声怪叫，凭经验是迫击炮弹要落地。我赶紧跑过去，一把把总司令推倒在地，在我跌倒的瞬间，炮弹爆炸，我右耳震聋，左臂负伤，趴在地上一时起不来。康克清急忙上前扶起总司令，发现总司令没有负伤，又来扶我。此时，我耳朵生疼，鼻子流血，什么也听不见。我喊了半天，总司令只是冲我笑，我想他也是什么也听不见。远处，大家都愣住了，还未出战，要是损失了总司令，军心就会动摇，比军旗倒下还可怕。不远处徐先生喊着什么跑向人群。”
“事后我才知道，徐先生一看总司令倒地，有人喊：‘总司令被炸死了！’他怕动摇军心，大喊：‘总司令有令，团以上干部接受命令……’恩师是好心，但是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不符合红军的规定，弄得大家莫名其妙，聂鹤亭到来，才解了围。在瑞金，恩师常到部队做报告，每到一处都是团以上干部欢迎，他以为传达命令也是团以上干部集合。徐先生为他情急一时说谎，心里一直不痛快。总说：‘为人师表不能说谎。’后来到茅台镇，我请恩师喝酒，恩师过去从来不喝酒，这次也喝了一口，说：‘我说了假话。’我安慰先生，但终不能解开先生的心结。”
（摘自徐禹强：《坚强的老战士》，时代教育出版社
2011年出版）
瑞士传教士“参加”长征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作战时，碰上了几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就有瑞士人勃沙特夫妇。红军战士们误以为勃沙特是特务，遂将他们逮捕后，押着一起行军，这使勃沙特后来有机会亲历红军长征。
在攻克旧州后，红军从一所教堂中找到了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的地名不是中文。听说勃沙特能讲汉语，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就派人把他请来。勃沙特一看地图就认出了这是一张法文地图，于是，勃沙特讲，萧克记，勃沙特在萧克的指点下，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整整干了大半夜，两人才把地图译完。在边聊边改的过程中，萧克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情报，也得知了勃沙特的身世。此后，随着双方接触的加深，两人又一起谈过许多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与红军朝夕相处中，勃沙特逐渐地认识了红军，红军所到之处，民众的衷心欢迎和踊跃参军令勃沙特感到惊奇。
1936年4月，红二方面军考虑到勃沙特对红军的帮助，以及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于是在长征至昆明附近的富民县境内时，决定无条件释放了勃沙特。临别，红军还送给他一笔丰厚的路费。就这样，勃沙特结束了这段长达18个月，行程约一万里的奇遇。
（摘自《环球时报》，2006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