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已不打算对鲁晶越教授充满恼怒的解释与评论做出回应，特别是看了鲁教授那位远在美国Wisconsin州MarquettO U-niversity弟子的文章，也想彼此就宽容了吧。但是，看了鲁教授第二篇评论(我是首先看其弟子的文章，后看鲁教授文章的)，我觉得鲁教授的问题决不是简简单单地“疏漏与失误”造成的“错注”问题，而应该是严重的学风问题。
　　根据鲁教授的说法，造成这一切有两个原因；一是客观原因，即无法摘到印刷品的期刊；二是主观原因，即简单的工序忘记了，疏忽了。
　　鲁教授从网上获得的最初信息中已经有了《外交》的中文的刊名，出版时间与地点，否则，“以前也不知道此杂志”的鲁教授是不会知道出版地是“纽约”的。既然鲁教授最初得到的网上信息已經写上了此杂志的中文名称，出版时间和地点，这一段文字肯定是一条带有注释性质的文字。有了这么详细的注释性文字，必然有被注释的对象。这个对象性东西的内容也必然说了鲁教授写那篇文章所需要某些素材。否则，鲁教授不会这么有针对性地花很大的精力去从网上在许多问题不知道的条件下找这篇文章的英文原文。
　　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得到了原文，鲁教授为什么不再少花一点点精力去核对《外交》的英文名呢?鲁教授解释的客观理由是：“没有条件找到作为印刷晶的英文该期刊(这对我来说，也许太困难，尤其是过时期刊)”。可是，事实真像鲁教授所说的那样，在百年学府南京大学找到这样一本有名的期刊就这么困难吗?鲁教授究竟找了没有?
　　我1999年曾到南京大学查过资料，南大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就有《外交》(现刊，过刊都有)，南京大学的图书馆也有(过刊)。身为南京大学的鲁教授，自己去查一下刊名(仅仅是刊名)，恐怕不是件难事吧?因为连我这样不是南大的人持介绍信都可以去查资料，怎么可能不让南大自己的教授查?三年前我在南大中美文化中心查资料时也确曾遇到不少南大的教师在那里查资料。看来，这次鲁教授在解释的过程中，又犯了不应该犯的“疏漏与失误”的错误。
　　退一万步说，南京大学也有不少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学者，屈尊问一下，无非是“张口之劳”，鲁教授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东西何必如此自信呢?现在，的确像鲁教授所说的那样，网上下载的有些文章不标期刊来源，但写上“转引自WWW……”只是“举手之劳”的事(这种注释形式在很多期刊上都可以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而不是像鲁教授说的“几乎所有杂志都不允许”，鲁教授这里又“疏漏与失误”了)，为什么不写上呢?这对一再强调学术规范的《中国社会科学》，难道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吗?这是“苦心孤诣”、“宇宇心血”的产物吗?我不知道鲁教授为什么总是留下这种的“疏漏与失误”?
　　鲁教授在进行答辩中，还一再指责批评者缺乏善意，摘“人身攻击”，只在“形式与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不注重学术思想内容的“实质批评”，是不健康的学术批评。似乎说到有学风问题就是搞人身攻击。其实，鲁教授在这里没有分清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一个是学风批评，另一个是学术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最近在谈到学风问题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学问可以高低并存，学风不能正斜共处”(这是我从学术批评网上看到的)。我想表达的其实也就是这种意思。
　　鲁教授对事实清楚的学风问题尚且如此护短，大动干戈，有谁还会相信他能真心诚意地去接受标准上难以把握的学术思想的争论呢?学风批评都如此之难，可想而知，在中国要进行鲁教授所谓的那种学术批评，恐怕就更难了。让我们还是从“初级阶段”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