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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已经去世六十年了，在他去世时，哈耶克写道：“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位真正的伟人，我对他的敬仰是无止境的。这个世界没有他将变得更糟糕。”这个评价真是意味深长，到底哈耶克是说凯恩斯的存在使世界变得更好，还是说凯恩斯身后由于对其不同理解而使世界更混乱，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数学与伦理学
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他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不到十岁就学完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第一册，学会了解二次方程，并业余计算股票的价值，在顶尖的伊顿公学就学期间，凯恩斯在所有的重要数学竞赛中都独占鳌头，以至于在第三年被禁止参加习题竞赛。但伊顿著名的古典学者拉斯莫尔希望“这个讲究精确性的科学将不会干涸他对更具激励性和人性的主题给予深厚的同情心和敏锐的洞察力，因为他关于‘安提戈涅’的小短文不像出自要专事数学的人。”(《凯恩斯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9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标页码)拉斯莫尔对这个学生的体察无疑是细致入微的。在凯恩斯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后，就开始向父亲表示他实在不想专攻数学，甚至告诉父亲，他认为数学是“最糟糕的学科”，他对它“厌烦至极”，凯恩斯对数学的厌恶与其说是兴趣的转向，倒不如说是他在思想成长中发现数学并不能解决世界的基本问题后开始的新探索。在剑桥大学里，他选修了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1905年开始钻研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最终将数学彻底地抛弃到一边。凯恩斯认为数学在检验思路时有用，但他绝不用数学来思考问题。他一直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数学的推理总要依靠某些假定，而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假定，一切都是自然呈现，因此，凯恩斯坚称，成功的经济学推理的基础是直觉与辩论能力，直觉可以选择出好的理论模式，辩论则可以说服人接受这种理论模式。
在凯恩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它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这本书在出版之前和之后都主导着我们之间的讨论话题，恐怕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早在就学剑桥的第二学期，他就去听了摩尔的伦理学课程。在数学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凯恩斯从摩尔那里看到了解决的曙光，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伦理学的研究中去。在1906年1月17日给好友斯特拉彻的信中，他激动地提到：“啊!我已经经历了一次信仰的转变。现在，在一切问题上——甚至在次要特质方面我都完全赞同摩尔的观点……我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因而我在一瞬间对一切事情都看得相当清楚了。但是因为整个事情取决于以某种特定方式对宇宙的直观认识——所以现在我明白了——除非改变信仰，否则改变整个世界是断无希望的，而这在当前尚很难办到。”(《凯恩斯传》，R·F·哈罗德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版，第131页)在年轻的凯恩斯心中，信仰与直觉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尽管凯恩斯已经在马歇尔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经济学，但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道德哲学，在1905年11月23日致函斯特拉彻时，他写道：“马歇尔一直缠着我要我成为专业的经济学家，并在我的论文上写上赞赏的评语以促成这一目标。你认为这有干头吗?我很怀疑。”(第135页)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对伦理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经济学思想。无独有偶，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后来才转向研究经济学，凯恩斯并没有接受其导师马歇尔的研究传统，反倒无意之中回到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
不可定义的概率
提到凯恩斯的重要著作，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但或许《概率论》才是最能代表凯恩斯思想原创性的著作。1904年，他在一个小范围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伦理学与行为的关系》的论文，这篇凯恩斯思想历程中承前启后的文章，源于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已经包含了后来在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在这篇论文中，他反驳了摩尔的概率理论，摩尔对概率的理解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凯恩斯认为概率是凭直觉来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提到的“直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观臆断，而是对事物本质的直接体悟。在1907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概率’是不可定义的，我们不需要对它太过忧虑；它所具有的特性与我们许多最必要和最根本的概念有着相同之处。”(第145页)1914年以前，凯恩斯只对经济学有着断断续续的兴趣，他当时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在概率论和统计学上，不过他并不是从数学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哲学角度进行探讨。1910年，凯恩斯决心完成《概率论》一书，并在当年夏天完成了《概率论》第一章，1912年，他完成了《概率論》一书中的大部分工作，这本书在1913年就已经付印，但到1921年才正式出版。
在这本书里，凯恩斯充分表述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他反对将概率与频率等同起来，频率理论采用的是归纳法，根据这一理论，频率是事后发生结果的统计总结，而凯恩斯认为，频率可以作为概率推断证据的一部分，但并非概率本身，他主张把概率作为逻辑和演绎推理来理解，概率与信念度有关，与事后结果无关。《概率论》中的最基本命题是概率是不可定义的，由此得到的一个等价命题是，许多概率是不可计算的，书中全部论述都是在上述命题基础上阐发的。对概率的讨论涉及到一个本质问题：人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是否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凯恩斯引入了“理性”这个概念，概率的不可定义并不意味着概率的不可知，理性能对概率有所推断，但凯恩斯也强调，对未来的期望可以是理性的，但往往也会有失望相伴，因为未来是未知的。
《概率论》出版以后赢得了许多赞誉，罗素认为“此书从总体上来说再怎么高的评价也不算过分”。然而，这本书也招致了很多批评，其中最为尖锐的批评来自于拉姆齐。拉姆齐是个在哲学、数学中都表现出过人天分的青年，虽然当时他不过是剑桥三一学院的一个本科生。他在1921年10月的《剑桥杂志》中批评凯恩斯将知觉过程与概率关系混在一起，拉姆齐不认为客观概率能自动被人所感知，比如我们如何感知到天花痊愈的概率是四分之三?拉姆齐承认概率具有主观性的一面，将对概率的主观信度看作打赌的比率，人们可以通过打赌的输赢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主观概率，最终与客观概率相一致。拉姆齐对概率的认识看上去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在当时与凯恩斯的辩论中，拉姆齐似乎是获胜的一方。
拉姆齐对概率的理解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一个假设，那就是概率已经是客观注定的，其余的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有限次数的实验调整我们的主观信念来找到这个客观概率。在拉姆齐眼中，概率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是相互分离的，因此概率可以被精确计算，通过学习，主观概率最终可以和客观概率达到一致，然而，拉姆齐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归纳法能否引导我们最终验证客观概率?一个简单的 例子就是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不停地抛掷一枚硬币，就可以验证硬币正面出现的概率是二分之一?而在凯恩斯眼中，概率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不可分离，概率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概率无法被定义，或者说也不需要定义，他认为，概率是一种我们“认识到”的“真正的客观”关系，从我们的认识和推理能力来说，概率是主觀的，然而，任何具有类似认识和推理能力的人都会领悟到同样的概率关系，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概率关系又是“独一无二和客观的”，所有事后结果所提供的证据不会改变概率本身，只会改变我们判断这个概率时所具有的信心程度，换句话说，概率是一种信念，是一个逻辑起点，不需要任何证据的支持，但人们对这种信念的信心程度会受到经验的影响。
凯恩斯对拉姆齐的观点评论道：“在试图把‘理性的’信念度与一般意义上的信念区分开来这项工作上，我认为他(指拉姆齐)还不怎么成功。”(第342页)在他看来，拉姆齐意义上的主观概率其实就是人们对信念的信心程度，这根本就不是概率，如果将拉姆齐意义上的客观概率看作凯恩斯意义上的概率，那么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这个客观概率是从哪里来的?如何认识到这个客观概率?凯恩斯的回答是，概率以概率开始，也以概率结束。尽管通过与维特根斯坦的接触，凯恩斯发现自己的脑子“离基本哲学问题的距离太远，不可能搞清这些东西”，但从哲学角度来说，凯恩斯远比拉姆齐深刻，拉姆齐认为，通过归纳法可以最终认识到终级真理，而凯恩斯认为，归纳法无法达到终极真理，真理是被表现而不是被发现的，凯恩斯讨论的问题可以兼容拉姆齐的问题，而拉姆齐的问题却不能兼容凯恩斯的问题，拉姆齐最终不过是凯恩斯的陪衬。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死了
尽管拉姆齐在26岁就英年早逝，但他却留下了三篇经典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讨论概率的《真理与概率》(1926)，从这篇文章又直接派生出了他另外两篇文章的思想，一篇是讨论最优税收问题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另一篇是讨论最优储蓄率问题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这两篇文章讨论的都是优化问题，《储蓄的数学理论》中的模型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基本模型，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探究如何找到最优经济增长路径，文中的模型虽然是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其效用最大化基础上，实际上却是一个长期社会计划模型。
从拉姆齐对概率的理解中，不难发现他对经济政策的理解：经济政策必然存在最优解并且可以找到最优解；而凯恩斯则认为经济政策是一门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只有合适的政策，没有最优的政策。
拉姆齐面对的世界本质上是个确定性的世界，即使在短期内存在扰动，从长期来看也是确定的，合理预期是人的理性行为，一切不确定性最终都将收敛到客观概率，从这一意义上说，拉姆齐可以被看作合理预期学派的先驱，而在200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也是拉姆齐确定性世界假设的必然结论，在确定性世界中，市场机制是完善的，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会导致短期经济波动，但最终能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一理论至今争议不断，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确定性世界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这也是拉姆齐与凯恩斯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拉姆齐是最早将宏观分析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的人之一，然而，拉姆齐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别，社会可以看成一个个体，其行为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优化模型来求解，在一个确定性世界中，社会和个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任何经济活动最终都会转化为一个数学求解问题，而这正是凯恩斯早已抛弃的方法。
从凯恩斯对概率的理解来看，他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个可感知但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或者说世界在某个短暂的时期可以看作是确定的，但从长期来看是不确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把握住我们所能把握的。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死了。”这句话是对凯恩斯的世界观的最好阐释。
在上帝面前，我们发誓要做我们自己事务的主宰者
正是由于意识到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凯恩斯毅然地同古典经济学决裂。他不关注有限资源使用的优化问题，因为在确定的世界中，只要给出目标函数和合适的约束条件，必然能找到最优解，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不需要选择，一切都将按照既定的逻辑发生，人们不是自己的主宰，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凯恩斯所要关注的是在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人们如何作出选择，正如他在1938年所宣称的：“在上帝面前，我们发誓要做我们自己事务的主宰者。”
1924年11月，凯恩斯在牛津大学做了题目为《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的演讲，这篇讲稿于1926年出版。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根据凯恩斯的看法，“个人为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独立行动将产生最大限度的总财富”这个结论依赖于各种不现实的假设，并要求人们能够事先对经济情况作出预测。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这些假设显得极为简化和幼稚，既然政府放任不能成为一个现实的政策选择，就需要找到它的替代方案。凯恩斯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并非理想的替代方案。尽管他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表示钦佩，但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医治自由放任主义弊病的良方。因此他提出了政府干预理论，这一理论并不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将政府的职能极度扩大，他说：“我们必须将那些技术上有社会属性的事情，同那些有私人属性的事情区别开来，政府干预的日程安排上最重要的项目不应该涉及那些个人的行为，而应该是那些落入个人领域之外的功能，即那些除了国家以外没有任何人会关心的决策。”(第420页)凯恩斯将政府的职能界定得非常清楚：政府不是去做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而是去做个人不会去做的事情，政府干预不是为了侵犯个人利益，而是要更好地保障个人利益。
凯恩斯所设想的政府是由社会精英构成的，由他们来对国内经济组织进行管理和协调，他认为，经济的最大弊病是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所造成的，必须“以一个中央机构来对货币和信贷加以控制，这个机构同时还应当对经济活动的事实进行搜集和传播。”政府干预不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而是通过提供服务和信息，使人们更好地运用理性。凯恩斯用政府干预来取代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是反对个人主义，相反，这恰恰表明他要更强有力地捍卫个人主义，他说：“政府干预是避免破坏现存经济形式完整性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并是使个人主动性成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凯恩斯所提倡的是介于政府不干预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虽然哈耶壳一直试图将凯恩斯当成一个伪自由主义者来进行批判，然而，哈耶克本人也主张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政府干预。实际上双方之间的争论并没有原则性的冲突，只不过存在实用性判断的差异，哈耶克强调的是警惕政府的消极作用，而凯恩斯强调的发挥政府的积极
数学与伦理学
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他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不到十岁就学完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第一册，学会了解二次方程，并业余计算股票的价值，在顶尖的伊顿公学就学期间，凯恩斯在所有的重要数学竞赛中都独占鳌头，以至于在第三年被禁止参加习题竞赛。但伊顿著名的古典学者拉斯莫尔希望“这个讲究精确性的科学将不会干涸他对更具激励性和人性的主题给予深厚的同情心和敏锐的洞察力，因为他关于‘安提戈涅’的小短文不像出自要专事数学的人。”(《凯恩斯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9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标页码)拉斯莫尔对这个学生的体察无疑是细致入微的。在凯恩斯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后，就开始向父亲表示他实在不想专攻数学，甚至告诉父亲，他认为数学是“最糟糕的学科”，他对它“厌烦至极”，凯恩斯对数学的厌恶与其说是兴趣的转向，倒不如说是他在思想成长中发现数学并不能解决世界的基本问题后开始的新探索。在剑桥大学里，他选修了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1905年开始钻研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最终将数学彻底地抛弃到一边。凯恩斯认为数学在检验思路时有用，但他绝不用数学来思考问题。他一直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数学的推理总要依靠某些假定，而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假定，一切都是自然呈现，因此，凯恩斯坚称，成功的经济学推理的基础是直觉与辩论能力，直觉可以选择出好的理论模式，辩论则可以说服人接受这种理论模式。
在凯恩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它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这本书在出版之前和之后都主导着我们之间的讨论话题，恐怕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早在就学剑桥的第二学期，他就去听了摩尔的伦理学课程。在数学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凯恩斯从摩尔那里看到了解决的曙光，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伦理学的研究中去。在1906年1月17日给好友斯特拉彻的信中，他激动地提到：“啊!我已经经历了一次信仰的转变。现在，在一切问题上——甚至在次要特质方面我都完全赞同摩尔的观点……我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因而我在一瞬间对一切事情都看得相当清楚了。但是因为整个事情取决于以某种特定方式对宇宙的直观认识——所以现在我明白了——除非改变信仰，否则改变整个世界是断无希望的，而这在当前尚很难办到。”(《凯恩斯传》，R·F·哈罗德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版，第131页)在年轻的凯恩斯心中，信仰与直觉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尽管凯恩斯已经在马歇尔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经济学，但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道德哲学，在1905年11月23日致函斯特拉彻时，他写道：“马歇尔一直缠着我要我成为专业的经济学家，并在我的论文上写上赞赏的评语以促成这一目标。你认为这有干头吗?我很怀疑。”(第135页)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对伦理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经济学思想。无独有偶，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后来才转向研究经济学，凯恩斯并没有接受其导师马歇尔的研究传统，反倒无意之中回到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
不可定义的概率
提到凯恩斯的重要著作，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但或许《概率论》才是最能代表凯恩斯思想原创性的著作。1904年，他在一个小范围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伦理学与行为的关系》的论文，这篇凯恩斯思想历程中承前启后的文章，源于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已经包含了后来在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在这篇论文中，他反驳了摩尔的概率理论，摩尔对概率的理解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凯恩斯认为概率是凭直觉来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提到的“直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观臆断，而是对事物本质的直接体悟。在1907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概率’是不可定义的，我们不需要对它太过忧虑；它所具有的特性与我们许多最必要和最根本的概念有着相同之处。”(第145页)1914年以前，凯恩斯只对经济学有着断断续续的兴趣，他当时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在概率论和统计学上，不过他并不是从数学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哲学角度进行探讨。1910年，凯恩斯决心完成《概率论》一书，并在当年夏天完成了《概率论》第一章，1912年，他完成了《概率論》一书中的大部分工作，这本书在1913年就已经付印，但到1921年才正式出版。
在这本书里，凯恩斯充分表述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他反对将概率与频率等同起来，频率理论采用的是归纳法，根据这一理论，频率是事后发生结果的统计总结，而凯恩斯认为，频率可以作为概率推断证据的一部分，但并非概率本身，他主张把概率作为逻辑和演绎推理来理解，概率与信念度有关，与事后结果无关。《概率论》中的最基本命题是概率是不可定义的，由此得到的一个等价命题是，许多概率是不可计算的，书中全部论述都是在上述命题基础上阐发的。对概率的讨论涉及到一个本质问题：人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是否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凯恩斯引入了“理性”这个概念，概率的不可定义并不意味着概率的不可知，理性能对概率有所推断，但凯恩斯也强调，对未来的期望可以是理性的，但往往也会有失望相伴，因为未来是未知的。
《概率论》出版以后赢得了许多赞誉，罗素认为“此书从总体上来说再怎么高的评价也不算过分”。然而，这本书也招致了很多批评，其中最为尖锐的批评来自于拉姆齐。拉姆齐是个在哲学、数学中都表现出过人天分的青年，虽然当时他不过是剑桥三一学院的一个本科生。他在1921年10月的《剑桥杂志》中批评凯恩斯将知觉过程与概率关系混在一起，拉姆齐不认为客观概率能自动被人所感知，比如我们如何感知到天花痊愈的概率是四分之三?拉姆齐承认概率具有主观性的一面，将对概率的主观信度看作打赌的比率，人们可以通过打赌的输赢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主观概率，最终与客观概率相一致。拉姆齐对概率的认识看上去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在当时与凯恩斯的辩论中，拉姆齐似乎是获胜的一方。
拉姆齐对概率的理解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一个假设，那就是概率已经是客观注定的，其余的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有限次数的实验调整我们的主观信念来找到这个客观概率。在拉姆齐眼中，概率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是相互分离的，因此概率可以被精确计算，通过学习，主观概率最终可以和客观概率达到一致，然而，拉姆齐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归纳法能否引导我们最终验证客观概率?一个简单的 例子就是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不停地抛掷一枚硬币，就可以验证硬币正面出现的概率是二分之一?而在凯恩斯眼中，概率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不可分离，概率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概率无法被定义，或者说也不需要定义，他认为，概率是一种我们“认识到”的“真正的客观”关系，从我们的认识和推理能力来说，概率是主觀的，然而，任何具有类似认识和推理能力的人都会领悟到同样的概率关系，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概率关系又是“独一无二和客观的”，所有事后结果所提供的证据不会改变概率本身，只会改变我们判断这个概率时所具有的信心程度，换句话说，概率是一种信念，是一个逻辑起点，不需要任何证据的支持，但人们对这种信念的信心程度会受到经验的影响。
凯恩斯对拉姆齐的观点评论道：“在试图把‘理性的’信念度与一般意义上的信念区分开来这项工作上，我认为他(指拉姆齐)还不怎么成功。”(第342页)在他看来，拉姆齐意义上的主观概率其实就是人们对信念的信心程度，这根本就不是概率，如果将拉姆齐意义上的客观概率看作凯恩斯意义上的概率，那么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这个客观概率是从哪里来的?如何认识到这个客观概率?凯恩斯的回答是，概率以概率开始，也以概率结束。尽管通过与维特根斯坦的接触，凯恩斯发现自己的脑子“离基本哲学问题的距离太远，不可能搞清这些东西”，但从哲学角度来说，凯恩斯远比拉姆齐深刻，拉姆齐认为，通过归纳法可以最终认识到终级真理，而凯恩斯认为，归纳法无法达到终极真理，真理是被表现而不是被发现的，凯恩斯讨论的问题可以兼容拉姆齐的问题，而拉姆齐的问题却不能兼容凯恩斯的问题，拉姆齐最终不过是凯恩斯的陪衬。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死了
尽管拉姆齐在26岁就英年早逝，但他却留下了三篇经典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讨论概率的《真理与概率》(1926)，从这篇文章又直接派生出了他另外两篇文章的思想，一篇是讨论最优税收问题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另一篇是讨论最优储蓄率问题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这两篇文章讨论的都是优化问题，《储蓄的数学理论》中的模型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基本模型，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探究如何找到最优经济增长路径，文中的模型虽然是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其效用最大化基础上，实际上却是一个长期社会计划模型。
从拉姆齐对概率的理解中，不难发现他对经济政策的理解：经济政策必然存在最优解并且可以找到最优解；而凯恩斯则认为经济政策是一门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只有合适的政策，没有最优的政策。
拉姆齐面对的世界本质上是个确定性的世界，即使在短期内存在扰动，从长期来看也是确定的，合理预期是人的理性行为，一切不确定性最终都将收敛到客观概率，从这一意义上说，拉姆齐可以被看作合理预期学派的先驱，而在200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也是拉姆齐确定性世界假设的必然结论，在确定性世界中，市场机制是完善的，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会导致短期经济波动，但最终能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一理论至今争议不断，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确定性世界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这也是拉姆齐与凯恩斯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拉姆齐是最早将宏观分析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的人之一，然而，拉姆齐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别，社会可以看成一个个体，其行为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优化模型来求解，在一个确定性世界中，社会和个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任何经济活动最终都会转化为一个数学求解问题，而这正是凯恩斯早已抛弃的方法。
从凯恩斯对概率的理解来看，他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个可感知但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或者说世界在某个短暂的时期可以看作是确定的，但从长期来看是不确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把握住我们所能把握的。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死了。”这句话是对凯恩斯的世界观的最好阐释。
在上帝面前，我们发誓要做我们自己事务的主宰者
正是由于意识到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凯恩斯毅然地同古典经济学决裂。他不关注有限资源使用的优化问题，因为在确定的世界中，只要给出目标函数和合适的约束条件，必然能找到最优解，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不需要选择，一切都将按照既定的逻辑发生，人们不是自己的主宰，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凯恩斯所要关注的是在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人们如何作出选择，正如他在1938年所宣称的：“在上帝面前，我们发誓要做我们自己事务的主宰者。”
1924年11月，凯恩斯在牛津大学做了题目为《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的演讲，这篇讲稿于1926年出版。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根据凯恩斯的看法，“个人为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独立行动将产生最大限度的总财富”这个结论依赖于各种不现实的假设，并要求人们能够事先对经济情况作出预测。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这些假设显得极为简化和幼稚，既然政府放任不能成为一个现实的政策选择，就需要找到它的替代方案。凯恩斯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并非理想的替代方案。尽管他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表示钦佩，但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医治自由放任主义弊病的良方。因此他提出了政府干预理论，这一理论并不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将政府的职能极度扩大，他说：“我们必须将那些技术上有社会属性的事情，同那些有私人属性的事情区别开来，政府干预的日程安排上最重要的项目不应该涉及那些个人的行为，而应该是那些落入个人领域之外的功能，即那些除了国家以外没有任何人会关心的决策。”(第420页)凯恩斯将政府的职能界定得非常清楚：政府不是去做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而是去做个人不会去做的事情，政府干预不是为了侵犯个人利益，而是要更好地保障个人利益。
凯恩斯所设想的政府是由社会精英构成的，由他们来对国内经济组织进行管理和协调，他认为，经济的最大弊病是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所造成的，必须“以一个中央机构来对货币和信贷加以控制，这个机构同时还应当对经济活动的事实进行搜集和传播。”政府干预不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而是通过提供服务和信息，使人们更好地运用理性。凯恩斯用政府干预来取代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是反对个人主义，相反，这恰恰表明他要更强有力地捍卫个人主义，他说：“政府干预是避免破坏现存经济形式完整性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并是使个人主动性成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凯恩斯所提倡的是介于政府不干预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虽然哈耶壳一直试图将凯恩斯当成一个伪自由主义者来进行批判，然而，哈耶克本人也主张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政府干预。实际上双方之间的争论并没有原则性的冲突，只不过存在实用性判断的差异，哈耶克强调的是警惕政府的消极作用，而凯恩斯强调的发挥政府的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