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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东方想象
古往今来，东西方之间的彼此印象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在试图捕捉和刻画那个变动不居的彼此的“他者”。西方对东方的想象经历了一个从神秘、富饶到纷乱、落后的转变过程，从启蒙运动时期那个富饶而又充满理性的形象逐渐在近代转变为愚昧无知的象征，成为需要西方知识重新加以分类、梳理和“文明开化”的对象，并在很大程度上导引了当时西方对东方的探险或殖民活动，伴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船坚炮利，在文化上形成了西方对于东方的“东方学”文化霸权，并一直延续至今。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东方实际上跟西方一样，都具有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而且也正是这种历史与传统，才使得东方能够成为与西方相对的事物而存在，并且使西方的存在具有可能性与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东西方之间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反映对方的。作为一种时刻存在的、对于自身的某种补偿式印象，西方的东方想象也成为当时西方社会文化书写中的一种重要资源与传统，并影响着西方民众自身对于现实的认知与未来的想象。中国作为东方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就成为西方想象的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本身又被赋予了一种不同于印度等其他东方国家的特征与分类，于是，在具体的代表性意象方面，就形成了独特的需求，“满大人”的形象也就应运而生了。
“满大人”的故事
“在中国内地，有一位满大人，他比任何一位传说中或历史上的国王都富有。你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不知他尊姓大名，不知他的面容，不知他所穿为何丝绸。为了继承他那数不尽的财产，只需敲一下放在你身边一本书上的小钟就行了。他将会在蒙古高原的边上发出一声叹息，然后他将变成一具尸体；而你，将看到你身边堆满了贪婪吝啬之人梦寐以求的黄金。你，读着我，而且你是一个凡夫俗子，你会敲钟吗？”葡萄牙作家埃萨·德·盖罗斯在其《满大人》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关于“满大人”的故事。
小说中的主人公特奥多罗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政府部门抄写员，雄心勃勃却又没有实现宏愿的机会。有一天，他发现了自己家里有本旧书上提到，在中国有一位十分富有的“满大人”，只要他摇动书边的铃铛，就能杀死他，并获得他的丰厚家产。就在这时候，魔鬼出现在他的身旁，引诱他摇动铃铛。特奥多罗摇了铃铛，杀死了“满大人”并获得了丰厚家财，并因此过上了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生活并不是完全美好的，那个死去的“满大人”的幽灵总是出现在他身边，挥之不去，“每当回到家里，我都是在同一个幻象面前打战：大腹便便、留着黑辫子、穿着黄色大褂、胳膊夹着风筝的那个人，或是直挺挺躺在门槛处，或是横躺在金床上，他总是躺在那里……他就是满大人狄鑫福！我高举拳头冲上去：而一切却都消散不见了。”因此，他决定去远方的中国去寻找这位“满大人”的家人，分给他们部分财产，以求“满大人”的幽灵不再纠缠于他。他游历了整个中国，但却未能如愿。最终，他不得不回到里斯本，在“满大人”幽灵的继续纠缠中度过余生，他在弥留之际说道：“只需清楚地明白我们的双手挣着每天的面包，而绝不要去杀死满大人！”
但是，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杀死满大人”，随着当时社会环境的变迁，已经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修辞，而已经成为一个拷问道德是非的更为广泛的泛哲学问题，并且因其后中国形象的日渐负面而转变成为一个道德与文明教化的主题。
中国想象的“如影随形”
“满大人”意象的形成本身，当然肯定也离不开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满大人”的形象超越了之前西方对华人的所有认识传统，而带有了一种兼具“官”与“民”、族群与文化的综合性特征。随着时代的更替，欧洲文学家笔端下的“满大人”逐渐从19世纪道德小说中的对象化意象转变为20世纪中的“福满洲”等阴险狡诈角色，并逐渐将之与位于东方的中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一书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福满洲这个来自东方的幽灵，成为西方对全球性跨文化关系深刻忧虑的极为突出的标志，而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也已经成为一个被彻底分割为不可调和的东西方世界的重要符号。
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有着深刻洞见的林语堂先生曾提道：“西文以‘满大人’（mandarin）一词指满清自一品至九品的官吏，代表一时代的某阶级。民国以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而这班‘满大人’的幻灭，也可以算是一件最不幸的事，因为他们是中国文明的一种结晶品，是几世纪的文物礼俗所养成的。他们有宏亮的声音，雍容的态度，又有一口音韵铿锵的官话，出口成文的谈吐。他们虽然贪污、纳贿，却能够使你觉得贪污、纳贿是一种风雅的韵事，并不龌龊卑鄙，不但伸手拿钱的人可以无愧，就是送钱的人，也觉得几分光荣。”（语堂：《思满大人》，《论语》1933年第20期）可以说，这些满大人意象不仅代表了西方对中国既有现实的认知，而且也凸显了历史与文化语境的重要性。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中体现的是一种内在的认知与分类结构。正如美国学者韩瑞（EricHayot）在其《假想的“满大人”》（犜犺犲犎狔狆狅狋犺犲狋犻犮犪犾犕犪狀犱犪狉犻狀：犛狔犿狆犪狋犺狔，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犪狀犱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犪犻狀）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大多被看成是一个有限的或者潜在的有限的事物，既不是他者，也不具有相似性，而毋宁是与他者及相似性都很遥远的事物，这是因为在西方现代性的时代当中处于成败关头的，恰恰就是文化普世化的梦想，这作为这个观念的内在视野，而将宇宙的有限性看成是一种先验的领域。简而言之，‘中国’不仅仅只是从外而内勾画出界限的一个名称，也不仅仅只是总体性观念的一种类型，而毋宁是一种所有类型的总体性分类，一个与已经历的总体性的其他形式相对的形象。在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这么说，‘中国’已经满足了异族必需的总体观念，尤其是被认为是东方的民族类型。但同样必须加以肯定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所占据的世界中心地位，使得中国的他者形象与时常受到西方庇护的一般意义上的东方他者形象有所不同。”只要东西方的认知定位仍然存在，西方的中国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就将继续跟中国的真实形象有所差别，并继续服务于西方对外的认识需要，维持一种在西方看来处于可触摸与不可触摸之间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也同样会在当代的中西方政治与社会关系中得以凸显。西方无法脱离中国想象，而中国想象又反过来固化和强化了西方的自我认定，只要东西方之间的“他者”依然存在，西方对中国想象中的“满大人”意象就会继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下去，不管是在文字叙述中，还是在电影场景中。
古往今来，东西方之间的彼此印象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在试图捕捉和刻画那个变动不居的彼此的“他者”。西方对东方的想象经历了一个从神秘、富饶到纷乱、落后的转变过程，从启蒙运动时期那个富饶而又充满理性的形象逐渐在近代转变为愚昧无知的象征，成为需要西方知识重新加以分类、梳理和“文明开化”的对象，并在很大程度上导引了当时西方对东方的探险或殖民活动，伴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船坚炮利，在文化上形成了西方对于东方的“东方学”文化霸权，并一直延续至今。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东方实际上跟西方一样，都具有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而且也正是这种历史与传统，才使得东方能够成为与西方相对的事物而存在，并且使西方的存在具有可能性与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东西方之间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反映对方的。作为一种时刻存在的、对于自身的某种补偿式印象，西方的东方想象也成为当时西方社会文化书写中的一种重要资源与传统，并影响着西方民众自身对于现实的认知与未来的想象。中国作为东方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就成为西方想象的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本身又被赋予了一种不同于印度等其他东方国家的特征与分类，于是，在具体的代表性意象方面，就形成了独特的需求，“满大人”的形象也就应运而生了。
“满大人”的故事
“在中国内地，有一位满大人，他比任何一位传说中或历史上的国王都富有。你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不知他尊姓大名，不知他的面容，不知他所穿为何丝绸。为了继承他那数不尽的财产，只需敲一下放在你身边一本书上的小钟就行了。他将会在蒙古高原的边上发出一声叹息，然后他将变成一具尸体；而你，将看到你身边堆满了贪婪吝啬之人梦寐以求的黄金。你，读着我，而且你是一个凡夫俗子，你会敲钟吗？”葡萄牙作家埃萨·德·盖罗斯在其《满大人》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关于“满大人”的故事。
小说中的主人公特奥多罗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政府部门抄写员，雄心勃勃却又没有实现宏愿的机会。有一天，他发现了自己家里有本旧书上提到，在中国有一位十分富有的“满大人”，只要他摇动书边的铃铛，就能杀死他，并获得他的丰厚家产。就在这时候，魔鬼出现在他的身旁，引诱他摇动铃铛。特奥多罗摇了铃铛，杀死了“满大人”并获得了丰厚家财，并因此过上了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生活并不是完全美好的，那个死去的“满大人”的幽灵总是出现在他身边，挥之不去，“每当回到家里，我都是在同一个幻象面前打战：大腹便便、留着黑辫子、穿着黄色大褂、胳膊夹着风筝的那个人，或是直挺挺躺在门槛处，或是横躺在金床上，他总是躺在那里……他就是满大人狄鑫福！我高举拳头冲上去：而一切却都消散不见了。”因此，他决定去远方的中国去寻找这位“满大人”的家人，分给他们部分财产，以求“满大人”的幽灵不再纠缠于他。他游历了整个中国，但却未能如愿。最终，他不得不回到里斯本，在“满大人”幽灵的继续纠缠中度过余生，他在弥留之际说道：“只需清楚地明白我们的双手挣着每天的面包，而绝不要去杀死满大人！”
但是，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杀死满大人”，随着当时社会环境的变迁，已经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修辞，而已经成为一个拷问道德是非的更为广泛的泛哲学问题，并且因其后中国形象的日渐负面而转变成为一个道德与文明教化的主题。
中国想象的“如影随形”
“满大人”意象的形成本身，当然肯定也离不开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满大人”的形象超越了之前西方对华人的所有认识传统，而带有了一种兼具“官”与“民”、族群与文化的综合性特征。随着时代的更替，欧洲文学家笔端下的“满大人”逐渐从19世纪道德小说中的对象化意象转变为20世纪中的“福满洲”等阴险狡诈角色，并逐渐将之与位于东方的中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一书中所指出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福满洲这个来自东方的幽灵，成为西方对全球性跨文化关系深刻忧虑的极为突出的标志，而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也已经成为一个被彻底分割为不可调和的东西方世界的重要符号。
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有着深刻洞见的林语堂先生曾提道：“西文以‘满大人’（mandarin）一词指满清自一品至九品的官吏，代表一时代的某阶级。民国以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而这班‘满大人’的幻灭，也可以算是一件最不幸的事，因为他们是中国文明的一种结晶品，是几世纪的文物礼俗所养成的。他们有宏亮的声音，雍容的态度，又有一口音韵铿锵的官话，出口成文的谈吐。他们虽然贪污、纳贿，却能够使你觉得贪污、纳贿是一种风雅的韵事，并不龌龊卑鄙，不但伸手拿钱的人可以无愧，就是送钱的人，也觉得几分光荣。”（语堂：《思满大人》，《论语》1933年第20期）可以说，这些满大人意象不仅代表了西方对中国既有现实的认知，而且也凸显了历史与文化语境的重要性。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中体现的是一种内在的认知与分类结构。正如美国学者韩瑞（EricHayot）在其《假想的“满大人”》（犜犺犲犎狔狆狅狋犺犲狋犻犮犪犾犕犪狀犱犪狉犻狀：犛狔犿狆犪狋犺狔，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犪狀犱犆犺犻狀犲狊犲犘犪犻狀）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大多被看成是一个有限的或者潜在的有限的事物，既不是他者，也不具有相似性，而毋宁是与他者及相似性都很遥远的事物，这是因为在西方现代性的时代当中处于成败关头的，恰恰就是文化普世化的梦想，这作为这个观念的内在视野，而将宇宙的有限性看成是一种先验的领域。简而言之，‘中国’不仅仅只是从外而内勾画出界限的一个名称，也不仅仅只是总体性观念的一种类型，而毋宁是一种所有类型的总体性分类，一个与已经历的总体性的其他形式相对的形象。在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这么说，‘中国’已经满足了异族必需的总体观念，尤其是被认为是东方的民族类型。但同样必须加以肯定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所占据的世界中心地位，使得中国的他者形象与时常受到西方庇护的一般意义上的东方他者形象有所不同。”只要东西方的认知定位仍然存在，西方的中国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就将继续跟中国的真实形象有所差别，并继续服务于西方对外的认识需要，维持一种在西方看来处于可触摸与不可触摸之间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也同样会在当代的中西方政治与社会关系中得以凸显。西方无法脱离中国想象，而中国想象又反过来固化和强化了西方的自我认定，只要东西方之间的“他者”依然存在，西方对中国想象中的“满大人”意象就会继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下去，不管是在文字叙述中，还是在电影场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