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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明社会文化变迁是阳明后学流变的外在因素，“天人合一”如何与“变化气质”相契合的“宋儒难题”则是其內在原因。阳明后学在遭遇宋儒遗留的理论难题及社会现实困境时容易走向佛教化的倾向，此种佛教化倾向直接导致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浙中王门后学周海门、陶望龄等人的学派归属进行了特殊处理。
关键词：浙中王门后学;周海门;陶氏兄弟
晚明社会文化急剧变迁，是阳明后学流变的外在因素，“天人合一”如何与“变化气质”相契合的“宋儒难题”则是其内在原因。海门学者在遭遇宋儒的理论难题及社会现实困境时导致了佛教化的倾向。承续阳明心学的学术旨趣，海门学派的学术思想亦是根源于解决宋儒遗留的“天人合一”如何与“变化气质”相契合的理论难题。
一、周海门与陶氏兄弟的学派归属问题
关于周海门的学派归属问题，学界颇多争论。先是《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列《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文简陶石篑先生望龄》《太学刘冲倩先生塙》三则，黄宗羲明确将周海门、陶望龄、刘塙等人归为泰州王门罗近溪（汝芳）一派。诚然，黄宗羲并非不清楚周海门与王龙溪（畿）的学脉渊源，他曾言：“先生（周海门）有从兄周梦秀，闻道于龙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学。”但他为什么仍将周海门列入泰州学案呢？黄宗羲曾描述过周海门供奉罗近溪遗像的细节，其言：“先生（周海门）供近溪（罗汝芳）像，节日必祭，事之终身。”这大概是黄宗羲将周海门归入泰州王门的原因之一，即宗羲认为从学术传承来看，罗近溪才是周海门真正的渊薮。但这是黄宗羲将周海门归入泰州王门的真实原因或全部原因吗？周海门供奉近溪像，节日必祭细节的真实性是否可考？有几层是出于黄宗羲的主观推断？显然，疑点颇多。
正因疑窦丛生，关于周海门的学派归属，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荒木见悟最先对周海门在《明儒学案》中的学派归属表示了疑问，但其尚未对黄宗羲的划分做出否定。随后，彭国翔《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一文以众多相关原始文献资料为依据，详细考证《明儒学案》周海门学派归属失真的事实。彭国翔认为，无论从地域、思想传承还是自我认同等诸多方面来看，周海门都应作为王龙溪弟子归入浙中王门，而非泰州王门。钱明《浙中王学研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彭国翔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黄宗羲把浙江的阳明学者分别置于浙中、泰州、甘泉三个学派以及‘附案’中，从而使浙中王门在与江右等地区王门的力量对比中，从开始时的上风转为下风”的严重后果。
的确，作为浙中王门的正宗，在黄宗羲的意识中，保持浙中王门学脉的正统性尤为重要，所以黄宗羲在著述《明儒学案》时对周海门、陶望龄等人作了特殊处理，这种处理实是出于净化浙中王门的考量。诚然，黄宗羲对思想史的此种处理方法并非原创。早在南宋末年，天台宗僧人大石志磐撰写《佛祖统纪》时已有类似手法的运用。譬如大石志磐对净觉仁岳等人的处理跟黄宗羲对周海门等人的处理如出一辙。
大石志磐恪守天台宗的思想立场，黄宗羲秉持浙中王门的学统。黄宗羲出乎预料地将周海门、陶望龄等浙中王门后学置于具有浓厚异端倾向的泰州王门与大石志磐将净觉仁岳等人置于杂传，其立场、意图、进路、方法都极为相似。
二、浙中王门后学海门学派的宗门开展
关于周海门（周汝登，1547-1629，字继元，号海门，嵊县人）的研究近年来已有升温之势，学者从学派、著作、思想等不同的角度探讨周海门的相关问题。周海门实是晚明浙中士林的领袖，诚如陶奭龄所言：“海门先生得髓于龙溪子（王龙溪），以缵文成公（王阳明）之续。主盟斯道，寿考作人，东越僻隅，而海内望为邹鲁。”可以说周海门在浙中王门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其地位及其重要。周海门自己也偿以心宗之正自居，曾撰《圣学宗传》以传前圣一脉相传之道。他致力于阳明心学的讲授与推广，曾讲学于苍岩石壁草堂、鹿山书院、海门书院（又名宗传书院）、金华霞院书院、绍兴阳明祠等地，在当时的影响颇大。周海门与其弟子以书院为中心进行研学交游，逐渐形成学派，这一学派在当时及之后未有确切之命名，笔者在此姑且以“海门学派”来指称之。
“海门学派”之概念为本文首次提出。关于这一学派的考察主要以周海门为中心展开，并涵摄其他重要思想家，如陶望龄（1562—1609）、陶奭龄（1571—1640）兄弟。虽然陶氏兄弟与周海门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他们与海门亦师亦友，其交往构成了海门学派不可或缺的部分。关于陶氏兄弟的研究，目前主要表现在交游研究、思想研究及文学研究等三大方面。刘塙（1566—1626）与刘埁（1568—1629）、刘垸（1574—1638）同为周海门重要弟子，其父刘焀（号玉笥）亦与海门有交往。周海门殁后，王三台（1568—1636）恐师道不传，著书立说，传道授徒，世称“衡南先生”。他是海门思想的主要传承弘扬者，被时人称为“理学钜儒”，著有《四书附注》《正学堂诗微》《衡门文集》等。王三台在海门学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后世极少有王三台的相关研究成果。
海门学派是浙中王门后学宗门开展的重要环节，其学者众多，尤以会稽、山阴、剡城为盛。据清同治九年所刊行的《嵊县志》所言，海门弟子有千余人，其中有名字可考者亦不下百余人。山阴有张元憬、刘焀（1545—1610）、刘塙（1566—1626）、刘埁（1568—1629）、刘垸（1574 —1638）、刘垓（1588—？）、梁应期、彭若昌、王继炳、缪伯升、祁承?（1563—1628）、钱经国、何光达、钱宗经、张企之、全继志等人。会稽有周敬先、钱忠爱、陶鑑、范维达、范继华、范继益、陶尊治、余万宗、沈应龙等人。剡城有王三台（1568—1636）、袁祖宪、袁祖乾、吴振升（1574 —1611）、丁彦伯、丁美祖、尹志赓（1533—1601）、魏观光（1573—1622）、王心纯（1585—1648）、吴应雷（1574—1636）、吴铉、吴钰、吴调元、吴应芳、赵应扬、喻安情、王世韬、钱永澄、厉汝恩、张我纲、叶应斗、喻允瑛、俞宏远等人。另有上虞郑一鳌、郑一骥、郑汝钺等人。余姚有王先达、王业浩（？—1643）、史孝蒙等人。钱塘有袁升闻。婺源有余懋孽（1566—1617）、欧阳豪等人。滁州有王化振。休宁有吴世宠、吴可期等人。古歙有郑泽、方如骐、余永宁等人。雷阳有柯时复。高邮有李自华。泰州有王元鼎。金陵有吴自弘、吴承邰、何应咸等人。再有亦师亦友者如陶望龄（1562—1609）、陶奭龄（1571—1640），以及“鹿山八士”袁日新、吴铉、吴应芳、王国桢等人。这些海门学者遍布浙江、江西、安微、江苏等广泛区域，他们中的多数学者行状已难以考辨，但他们的思想与活动应属于浙中王门后学的范畴，其构成了晚明阳明心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众多学者中，著名者为刘塙、王三台，除此还有祁承?、王世韬、王先达、王心纯、吴钰、吴振升、丁美祖、余懋孽、張元憬等人。其中余懋孽（1566—1617）、王世韬、祁承?（1563—1628）影响又较为突出。余懋孽、王世韬、张元憬等人为周海门著作的主要刊刻者。祁承?为明代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今存《藏书训约》、《澹生堂集》、《牧津集》等著述。海门学派众多学者的思想与活动对晚明时期阳明心学的传播、发展与流变产生巨大效应。
三、浙中王门后学的思想特质及其效应
前文已经述及，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的直接目的在于净化浙中王门。言下之意是，浙中王门有净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王阳明的思想在浙中，二传至王龙溪，三传至周海门，四传至陶望龄、陶奭龄兄弟。至周海门、陶望龄等人，其思想已有严重的佛学化倾向。所以在黄宗羲看来，周海门、陶望龄等人是阳明学的异类或异端。浙中王门后学周海门及陶氏兄弟儒学的佛学化倾向是导致黄宗羲将其归入泰州王门此类“偏门”的直接原因，当然也是根本原因。
黄宗羲言：“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他认为，王阳明的学说能风行天下得益于王艮、王畿等人的倡导传播，但亦因王艮、王畿等人而渐失其传，原因在于王艮、王畿等王门后学渐渐偏离了王阳明的学术旨趣，往往以佛教义理比附师说，使阳明心学染上浓重的禅学意味。黄宗羲又认为，王畿之后，后学很少有超越他的，又得江右王门的救正，致使浙中王门不至于决裂。但泰州王门情形迥异，王艮之后，能人辈出，如颜山农、何心隐等人，往往能赤手搏龙蛇，以至于泰州学派不再是阳明学或儒学能羁络的了。所以，黄宗羲对周海门、陶望龄等人的学派处理，更多的是出于思想史的考量，是由周、陶思想的佛学特质所决定的。
周海门曾言：“儒与禅合乎？曰不可合也。儒与禅分乎？曰不可分也。”儒佛虽然不同，但也不异，这是周海门的主要观点。周海门进一步论证：“孔子之旨，阐在濂洛以后，诸儒故录取程门及邵、杨诸诗而示之儒。如来之旨，阐在曹溪以下，诸师故摘取《坛经》及诸宗语数条而示之禅。嗟乎！人而有悟于此，则儒自儒，禅自禅，不见其分。儒即禅，禅即儒，不见其合。”他把儒佛之间的界限和差异化解了，其后果很有可能导致“儒即禅，禅即儒”的儒佛不分的局面，亦有可能导致名教消归于佛教的严重后果，这应该是黄宗羲所真正担心的。
陶望龄其与焦竑、袁伯修、黄平倩等人的交游活动等，可进一步了解其为什么认为阳明学说乃“著名深切之教”。陶奭龄与其兄讲学白马山，其学术杂於禅学，生平有“五不问，五不答”，体现了其与陶望龄的思想差异。其中陶氏兄弟的思想深受周海门的影响，亦是海门学派重要的成员，其思想与活动对海门学派思想、阳明心学的发展与流变产生巨大效应。陶氏兄弟思想有明显的佛教化倾向，这根源于宋儒周敦颐、邵康节、张横渠等人遗留下来的“天人合一”如何与“变化气质”相契合的理论难题。海门之后有蕺山刘宗周（1578—1645）认为阳明后学王畿、周汝登、陶望龄及陶奭龄皆杂于禅，故而建证人书院讲学，而为蕺山学派，传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人。黄宗羲后将周海门、陶望龄、刘塙归入泰州学派，这亦是阳明心学流变的一个重要向度。陶氏兄弟曾与湛然圆澄（1561—1626）、憨山德清（1546—1623）、紫柏真可（1543—1603）等丛林尊宿交游，使其思想有明显的佛教化倾向。此种倾向体现了明末学术“儒佛互阐”的理论旨趣，亦是阳明心学流变的极端形式。
陶氏兄弟的小品文对晚明文学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对公安派文学思想有一定的调剂与补充作用。陶望龄与焦竑、袁伯修、黄平倩等人的交游与文学探讨，使其思想体现了深厚的审美张力，这种张力是社会历史、生活世界、哲学思辨和宗教情怀的整体凝练和文学表达。以陶氏兄弟及海门学派为代表的阳明后学思想的流变是阳明学对时代变迁的一种回应与调适。无论是姚江，还是泰州。无论是浙中王门，还是江右王门、北方王门、南中王门、黔中王门，都体现追寻理想境界的理论特质。阳明学的研究应分析历史语境与文化生命的契合;应考量民族兴衰与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阳明学思想流变有其表现、性质、前提、根源及效应。正如《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言：“近溪偿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周海门）。”的确，周海门与湛然圆澄（1561—1626）、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等丛林尊宿交游，曾撰《佛法正轮》。此种倾向体现了明末学术“儒佛互阐”的理论旨趣，亦是阳明心学流变的极端形式。
概而言之，周海门及陶氏兄弟学派归属问题实是阳明心学思想流变的体现。当然，此一问题不仅是宗门义理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其根源在于晚明社会及士人阶层的整体心态呈现。所以考察周海门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时，先应考察黄宗羲的思想倾向、情感诉求、生命抉择及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语境，也应考察阳明良知之学与宋明理学，乃至儒学发展的整体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学者地缘问题、学脉承续问题及学理探究。在这样的视阈下，学者的生命、思想将呈现多重维度。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学派问题不仅涉及宗门的界定，义理的诠解，更应考量社会文化的宏大语境。因此，在考察周海门、陶望龄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时，理应考察黄宗羲的思想倾向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话语，也应考察阳明良知之学与宋明理学的整体关切。浙中王门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多元性及不确定性可从周海门、陶望龄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中管窥一斑，而周、陶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其实质乃是阳明后学思想倾向性问题。周海门、陶望龄等人的佛学化倾向导致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他们列入《泰州学案》的直接后果。
基金项目：宁波市社科规划课题成果（G19-ZX58）;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成果（Y201738612）
参考文献
[1]张宏敏.黄绾与席书——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32-37.
[2]钱明.浙中王学的兴衰——以钱德洪、王畿关系为主线[J].教育文化论坛，2010，2（02）：14-23.
作者简介：
鲁海军，浙江万里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
关键词：浙中王门后学;周海门;陶氏兄弟
晚明社会文化急剧变迁，是阳明后学流变的外在因素，“天人合一”如何与“变化气质”相契合的“宋儒难题”则是其内在原因。海门学者在遭遇宋儒的理论难题及社会现实困境时导致了佛教化的倾向。承续阳明心学的学术旨趣，海门学派的学术思想亦是根源于解决宋儒遗留的“天人合一”如何与“变化气质”相契合的理论难题。
一、周海门与陶氏兄弟的学派归属问题
关于周海门的学派归属问题，学界颇多争论。先是《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列《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文简陶石篑先生望龄》《太学刘冲倩先生塙》三则，黄宗羲明确将周海门、陶望龄、刘塙等人归为泰州王门罗近溪（汝芳）一派。诚然，黄宗羲并非不清楚周海门与王龙溪（畿）的学脉渊源，他曾言：“先生（周海门）有从兄周梦秀，闻道于龙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学。”但他为什么仍将周海门列入泰州学案呢？黄宗羲曾描述过周海门供奉罗近溪遗像的细节，其言：“先生（周海门）供近溪（罗汝芳）像，节日必祭，事之终身。”这大概是黄宗羲将周海门归入泰州王门的原因之一，即宗羲认为从学术传承来看，罗近溪才是周海门真正的渊薮。但这是黄宗羲将周海门归入泰州王门的真实原因或全部原因吗？周海门供奉近溪像，节日必祭细节的真实性是否可考？有几层是出于黄宗羲的主观推断？显然，疑点颇多。
正因疑窦丛生，关于周海门的学派归属，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荒木见悟最先对周海门在《明儒学案》中的学派归属表示了疑问，但其尚未对黄宗羲的划分做出否定。随后，彭国翔《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一文以众多相关原始文献资料为依据，详细考证《明儒学案》周海门学派归属失真的事实。彭国翔认为，无论从地域、思想传承还是自我认同等诸多方面来看，周海门都应作为王龙溪弟子归入浙中王门，而非泰州王门。钱明《浙中王学研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彭国翔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黄宗羲把浙江的阳明学者分别置于浙中、泰州、甘泉三个学派以及‘附案’中，从而使浙中王门在与江右等地区王门的力量对比中，从开始时的上风转为下风”的严重后果。
的确，作为浙中王门的正宗，在黄宗羲的意识中，保持浙中王门学脉的正统性尤为重要，所以黄宗羲在著述《明儒学案》时对周海门、陶望龄等人作了特殊处理，这种处理实是出于净化浙中王门的考量。诚然，黄宗羲对思想史的此种处理方法并非原创。早在南宋末年，天台宗僧人大石志磐撰写《佛祖统纪》时已有类似手法的运用。譬如大石志磐对净觉仁岳等人的处理跟黄宗羲对周海门等人的处理如出一辙。
大石志磐恪守天台宗的思想立场，黄宗羲秉持浙中王门的学统。黄宗羲出乎预料地将周海门、陶望龄等浙中王门后学置于具有浓厚异端倾向的泰州王门与大石志磐将净觉仁岳等人置于杂传，其立场、意图、进路、方法都极为相似。
二、浙中王门后学海门学派的宗门开展
关于周海门（周汝登，1547-1629，字继元，号海门，嵊县人）的研究近年来已有升温之势，学者从学派、著作、思想等不同的角度探讨周海门的相关问题。周海门实是晚明浙中士林的领袖，诚如陶奭龄所言：“海门先生得髓于龙溪子（王龙溪），以缵文成公（王阳明）之续。主盟斯道，寿考作人，东越僻隅，而海内望为邹鲁。”可以说周海门在浙中王门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其地位及其重要。周海门自己也偿以心宗之正自居，曾撰《圣学宗传》以传前圣一脉相传之道。他致力于阳明心学的讲授与推广，曾讲学于苍岩石壁草堂、鹿山书院、海门书院（又名宗传书院）、金华霞院书院、绍兴阳明祠等地，在当时的影响颇大。周海门与其弟子以书院为中心进行研学交游，逐渐形成学派，这一学派在当时及之后未有确切之命名，笔者在此姑且以“海门学派”来指称之。
“海门学派”之概念为本文首次提出。关于这一学派的考察主要以周海门为中心展开，并涵摄其他重要思想家，如陶望龄（1562—1609）、陶奭龄（1571—1640）兄弟。虽然陶氏兄弟与周海门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但他们与海门亦师亦友，其交往构成了海门学派不可或缺的部分。关于陶氏兄弟的研究，目前主要表现在交游研究、思想研究及文学研究等三大方面。刘塙（1566—1626）与刘埁（1568—1629）、刘垸（1574—1638）同为周海门重要弟子，其父刘焀（号玉笥）亦与海门有交往。周海门殁后，王三台（1568—1636）恐师道不传，著书立说，传道授徒，世称“衡南先生”。他是海门思想的主要传承弘扬者，被时人称为“理学钜儒”，著有《四书附注》《正学堂诗微》《衡门文集》等。王三台在海门学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后世极少有王三台的相关研究成果。
海门学派是浙中王门后学宗门开展的重要环节，其学者众多，尤以会稽、山阴、剡城为盛。据清同治九年所刊行的《嵊县志》所言，海门弟子有千余人，其中有名字可考者亦不下百余人。山阴有张元憬、刘焀（1545—1610）、刘塙（1566—1626）、刘埁（1568—1629）、刘垸（1574 —1638）、刘垓（1588—？）、梁应期、彭若昌、王继炳、缪伯升、祁承?（1563—1628）、钱经国、何光达、钱宗经、张企之、全继志等人。会稽有周敬先、钱忠爱、陶鑑、范维达、范继华、范继益、陶尊治、余万宗、沈应龙等人。剡城有王三台（1568—1636）、袁祖宪、袁祖乾、吴振升（1574 —1611）、丁彦伯、丁美祖、尹志赓（1533—1601）、魏观光（1573—1622）、王心纯（1585—1648）、吴应雷（1574—1636）、吴铉、吴钰、吴调元、吴应芳、赵应扬、喻安情、王世韬、钱永澄、厉汝恩、张我纲、叶应斗、喻允瑛、俞宏远等人。另有上虞郑一鳌、郑一骥、郑汝钺等人。余姚有王先达、王业浩（？—1643）、史孝蒙等人。钱塘有袁升闻。婺源有余懋孽（1566—1617）、欧阳豪等人。滁州有王化振。休宁有吴世宠、吴可期等人。古歙有郑泽、方如骐、余永宁等人。雷阳有柯时复。高邮有李自华。泰州有王元鼎。金陵有吴自弘、吴承邰、何应咸等人。再有亦师亦友者如陶望龄（1562—1609）、陶奭龄（1571—1640），以及“鹿山八士”袁日新、吴铉、吴应芳、王国桢等人。这些海门学者遍布浙江、江西、安微、江苏等广泛区域，他们中的多数学者行状已难以考辨，但他们的思想与活动应属于浙中王门后学的范畴，其构成了晚明阳明心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众多学者中，著名者为刘塙、王三台，除此还有祁承?、王世韬、王先达、王心纯、吴钰、吴振升、丁美祖、余懋孽、張元憬等人。其中余懋孽（1566—1617）、王世韬、祁承?（1563—1628）影响又较为突出。余懋孽、王世韬、张元憬等人为周海门著作的主要刊刻者。祁承?为明代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今存《藏书训约》、《澹生堂集》、《牧津集》等著述。海门学派众多学者的思想与活动对晚明时期阳明心学的传播、发展与流变产生巨大效应。
三、浙中王门后学的思想特质及其效应
前文已经述及，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的直接目的在于净化浙中王门。言下之意是，浙中王门有净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王阳明的思想在浙中，二传至王龙溪，三传至周海门，四传至陶望龄、陶奭龄兄弟。至周海门、陶望龄等人，其思想已有严重的佛学化倾向。所以在黄宗羲看来，周海门、陶望龄等人是阳明学的异类或异端。浙中王门后学周海门及陶氏兄弟儒学的佛学化倾向是导致黄宗羲将其归入泰州王门此类“偏门”的直接原因，当然也是根本原因。
黄宗羲言：“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他认为，王阳明的学说能风行天下得益于王艮、王畿等人的倡导传播，但亦因王艮、王畿等人而渐失其传，原因在于王艮、王畿等王门后学渐渐偏离了王阳明的学术旨趣，往往以佛教义理比附师说，使阳明心学染上浓重的禅学意味。黄宗羲又认为，王畿之后，后学很少有超越他的，又得江右王门的救正，致使浙中王门不至于决裂。但泰州王门情形迥异，王艮之后，能人辈出，如颜山农、何心隐等人，往往能赤手搏龙蛇，以至于泰州学派不再是阳明学或儒学能羁络的了。所以，黄宗羲对周海门、陶望龄等人的学派处理，更多的是出于思想史的考量，是由周、陶思想的佛学特质所决定的。
周海门曾言：“儒与禅合乎？曰不可合也。儒与禅分乎？曰不可分也。”儒佛虽然不同，但也不异，这是周海门的主要观点。周海门进一步论证：“孔子之旨，阐在濂洛以后，诸儒故录取程门及邵、杨诸诗而示之儒。如来之旨，阐在曹溪以下，诸师故摘取《坛经》及诸宗语数条而示之禅。嗟乎！人而有悟于此，则儒自儒，禅自禅，不见其分。儒即禅，禅即儒，不见其合。”他把儒佛之间的界限和差异化解了，其后果很有可能导致“儒即禅，禅即儒”的儒佛不分的局面，亦有可能导致名教消归于佛教的严重后果，这应该是黄宗羲所真正担心的。
陶望龄其与焦竑、袁伯修、黄平倩等人的交游活动等，可进一步了解其为什么认为阳明学说乃“著名深切之教”。陶奭龄与其兄讲学白马山，其学术杂於禅学，生平有“五不问，五不答”，体现了其与陶望龄的思想差异。其中陶氏兄弟的思想深受周海门的影响，亦是海门学派重要的成员，其思想与活动对海门学派思想、阳明心学的发展与流变产生巨大效应。陶氏兄弟思想有明显的佛教化倾向，这根源于宋儒周敦颐、邵康节、张横渠等人遗留下来的“天人合一”如何与“变化气质”相契合的理论难题。海门之后有蕺山刘宗周（1578—1645）认为阳明后学王畿、周汝登、陶望龄及陶奭龄皆杂于禅，故而建证人书院讲学，而为蕺山学派，传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人。黄宗羲后将周海门、陶望龄、刘塙归入泰州学派，这亦是阳明心学流变的一个重要向度。陶氏兄弟曾与湛然圆澄（1561—1626）、憨山德清（1546—1623）、紫柏真可（1543—1603）等丛林尊宿交游，使其思想有明显的佛教化倾向。此种倾向体现了明末学术“儒佛互阐”的理论旨趣，亦是阳明心学流变的极端形式。
陶氏兄弟的小品文对晚明文学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对公安派文学思想有一定的调剂与补充作用。陶望龄与焦竑、袁伯修、黄平倩等人的交游与文学探讨，使其思想体现了深厚的审美张力，这种张力是社会历史、生活世界、哲学思辨和宗教情怀的整体凝练和文学表达。以陶氏兄弟及海门学派为代表的阳明后学思想的流变是阳明学对时代变迁的一种回应与调适。无论是姚江，还是泰州。无论是浙中王门，还是江右王门、北方王门、南中王门、黔中王门，都体现追寻理想境界的理论特质。阳明学的研究应分析历史语境与文化生命的契合;应考量民族兴衰与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阳明学思想流变有其表现、性质、前提、根源及效应。正如《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言：“近溪偿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周海门）。”的确，周海门与湛然圆澄（1561—1626）、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等丛林尊宿交游，曾撰《佛法正轮》。此种倾向体现了明末学术“儒佛互阐”的理论旨趣，亦是阳明心学流变的极端形式。
概而言之，周海门及陶氏兄弟学派归属问题实是阳明心学思想流变的体现。当然，此一问题不仅是宗门义理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其根源在于晚明社会及士人阶层的整体心态呈现。所以考察周海门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时，先应考察黄宗羲的思想倾向、情感诉求、生命抉择及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语境，也应考察阳明良知之学与宋明理学，乃至儒学发展的整体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学者地缘问题、学脉承续问题及学理探究。在这样的视阈下，学者的生命、思想将呈现多重维度。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学派问题不仅涉及宗门的界定，义理的诠解，更应考量社会文化的宏大语境。因此，在考察周海门、陶望龄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时，理应考察黄宗羲的思想倾向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话语，也应考察阳明良知之学与宋明理学的整体关切。浙中王门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多元性及不确定性可从周海门、陶望龄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中管窥一斑，而周、陶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其实质乃是阳明后学思想倾向性问题。周海门、陶望龄等人的佛学化倾向导致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他们列入《泰州学案》的直接后果。
基金项目：宁波市社科规划课题成果（G19-ZX58）;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成果（Y201738612）
参考文献
[1]张宏敏.黄绾与席书——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32-37.
[2]钱明.浙中王学的兴衰——以钱德洪、王畿关系为主线[J].教育文化论坛，2010，2（02）：14-23.
作者简介：
鲁海军，浙江万里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