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写了一本小册子，讲她发烧时的感受，讲她在发烧时都想了些什么。
　　——雷蒙德·卡佛《发烧》
　　一
　　午休快结束，下午临上班，差不多一点半钟的样子吧，妻子起床站在客厅里，试觉身上一阵一阵地阴森森地出冷，身子骨一紧一缩，不由自主地打两个冷颤。妻子知道发烧了。家里有体温表，妻子不去试烧。试烧只是一个确证，对治疗一点作用都不起。家里有退烧药，妻子不去吃药。吃两片退烧药，就算退下烧，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瞬间里，妻子做出两个决定，一个是思想上的，一个是行动上的。思想上的，是明天中午不午睡了。经验告诉妻子，午睡起床，猛然地离开被窝，身上原本就会出冷。妻子知道正常的出冷和发烧的出冷不是一回事。但她存有一份侥幸的心理，认为起床出冷是诱因，要是不午睡不起床不离开被窝，说不定缺乏诱因，就没了发烧的可能。其实，思想上的也要落实在行动上，只不过不是现在就要行动。现在要行动的，是回卧室找一件两用衫加身上。发烧的冷不是外在的，是由内而外的，但加上一件衣服还是会起到一定的安抚作用。
　　妻子去加衣服，加上衣服就该出门上班了。单位离家不算远，十分钟路程。妻子面朝卧室，一转头，头脑眩晕起来，眼前景物一晃一抖的，地震似的两脚站不住，一屁股坐在客厅沙发上。“哐当 ”一声响，手里的塑料茶杯掉下来，嚣张地砸在地板上。我在家里，听见动静，慌忙跑过去搀扶妻子，把她平稳地摆放在沙发上。
　　我问，怎么一回事？
　　妻子说，眩晕。
　　我问，怎么会眩晕？
　　妻子说，贫血厉害了吧。
　　发烧与贫血都是妻子身上的老毛病。时间一久远，好像这么两样子都不算一个毛病了。
　　我问，要不要请假？
　　妻子说，你先去单位吧，我在家歇一歇再去上班。
　　妻子的呼吸微微急促，脸色消瘦蜡黄，我拿一床被子盖在她身上。妻子发烧已有十来天，每天硬是撑着去上班，硬是撑着带孩子，硬是撑着干家务，其实身上没有二两力气，上个楼梯都困难，用奄奄一息来形容都一点不过分。我离开家，心情凝重，担心妻子会有事，想着明天一定要带妻子去医院查一查病因。
　　妻子刚过三十岁，身体怎么会垮成这样子呢？
　　前后有三四年了，一到换季时节，春季转夏季，秋季转冬季，妻子就会发低烧，断断续续地要持续半个月或二十天时间。正常人体温在三十七度以下，妻子的体温总要有那么一点突破和超值，三十七度二、三十七度三，顶多三十七度四。持续不断地发低烧，折磨人，伤害人，摧残人。不知不觉地发起来，不知不觉地退下去，每天下午折磨两三个小时，妻子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香，肉体上痛苦着，精神上痛苦着。就这么持续不断地，魔鬼缠身一般地纠缠着。三四天过后，妻子就不再像原先的妻子了，病怏怏的，蔫头耷脑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黄，身子一天比一天瘦。要是通俗地把妻子比喻成一棵秧苗，妻子就是一棵遭受过霜打的秧苗，就是一棵遭受过开水烫的秧苗，就是一棵被人连根拔起过的秧苗，就是一棵生满腻虫的秧苗。
　　妻子在一家企业职工医院做护士，看病有条件，先做一个血常规化验，结果出来，有两项指标偏低得怕人，说中度贫血都算客气的。很自然地，就把发烧和贫血联系在一起。贫血是因，发烧是果。发烧是贫血造成的。妻子治疗贫血，一是靠药物，二是靠食物。服纠正贫血的药物，吃补血生气的食物。医生暂时找不出妻子贫血的理由，妻子自己找，一找找到生闺女那时候，说坐月子没坐好。
　　女人生孩子是关口，坐月子是分水岭。一个女人生没生过孩子不一样。一个女人生孩子坐没坐好月子不一样。什么叫月子坐好了？什么叫月子没坐好？那就要看月子过后有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有，那就说明没坐好月子。没有，那就说明坐好了月子。
　　妻子说，我坐月子没坐好，怎么会有一个好身体？
　　我问，你说你怎么没有坐好月子啦？
　　妻子说，我坐好月子还会像现在这样贫血发烧吗？
　　问题一绕绕回头。妻子不去把贫血的根源往深处想，就一直拖着不往医院去。
　　女人生病，从月子找原因，是虚无的一件事，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件事。不去说坐月子、贫血、发烧之间是否存有医学上的科学依据，单从妻子偏食这一点上来讲，就有许多说法站不住脚。
　　妻子生过闺女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很少吃荤菜，要吃只吃鱼，不吃鸡蛋，不吃猪肉，不吃鸡肉，更不吃牛羊肉。妻子生孩子之前，就不吃牛羊肉，这是我知道的。可她过去明明吃鸡蛋、吃猪肉、吃鸡肉，这也是我知道的呀。
　　我问，你现在为什么不吃鸡蛋、不吃猪肉、不吃鸡肉？
　　妻子回答说，我坐月子吃这些东西吃多了，吃腻了，吃烦了，得了吃这些东西的厌食症。
　　妻子坐月子时，吃鸡蛋说鸡蛋香，喝排骨汤说排骨汤好喝，尝老母鸡汤说老母鸡汤味道鲜。怎么会一出月子地，胃口就变了呢？妻子不吃这些东西是真不想吃，偶或吃一点，我看着都受罪。比如说，家里蒸一碗鸡蛋，闺女吃一半，妻子吃一半。妻子吃不下去，挖两勺胡椒粉拌里边，压一压鸡蛋的腥味，才能咽进肚子里。妻子不吃这、不吃那，偏食偏得厉害，不能说不是贫血的一个因素之一吧。
　　这一次，我想带妻子去医院，让妻子往深里查一查贫血发烧的真正病因在哪里。
　　二
　　第二天，我请假，妻子请假，我俩一起去市第二人民医院。
　　市第二人民医院所在地叫土坝孜，我家距离这里有两站地，不用坐公交车，走路二十分钟，就算妻子走路慢一点，半个小时足够了。关键是，妻子工作后去卫生学校进修，有半年实习期就选择在市第二人民醫院。可以说，这里每个科室她都认识人。我跟妻子直接去内科找主任。内科主任是一个上海人，打招呼说话，家乡口音很浓，我听一个半懂不懂的。妻子语言识别能力强，跟主任交谈一点不困难。主任听完妻子的病情介绍，看一看妻子递过去的血液化验单，说你去B超室做B超检查一下吧。B超是检查诊断人体内脏器官的仪器。妻子知道它的功能与用途。 　　妻子紧张地问，我的内脏有毛病？
　　主任说，贫血这么严重，持续地发低烧，总要有一个病因吧。
　　我看见妻子不止是紧张，一张干瘦的黄脸都变成白煞煞的了。妻子在医院工作，知道医生与熟人之间的说话方式，要是医生不苟言笑，要是医生说话短促凝重，十有八九病人就会有大问题。妻子去B超室内心迟疑，两腿走不动路，我伸手搀扶她慢慢地走。我知道妻子是害怕，害怕有不好的大毛病。
　　其实，妻子对这里的B超室不陌生。妻子从怀上孩子到生下孩子，前后有三次来这里做B超。
　　第一次是怀孕四个半月，妻子过来检查怀孕初期胎儿的情况。医生检查一番说，胎儿正常。妻子战战兢兢地问，是男孩是女孩？医生说，脐带在胎儿前面挡着看不清楚。医生想一想又说，好像是个男孩吧。B超室医生是个女的，妻子半熟不熟的。医生说男孩肯定就是男孩了。妻子感激地笑一笑。
　　妻子想生一个男孩。
　　妻子喜欢男孩，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农村。男孩在他们思想观念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俗话说，酸男辣女。妻子知道自己怀孕后就拼命地吃酸的食物，辣的食物挨都不挨一下子。姜汁醋，米醋，白醋，镇江醋，顾桥醋，不同口味，不同色泽，不同产地，不同品种，妻子走进杂货店看见没有吃过的醋就往家里买。林林总总，我们家的厨房，都变成醋的收藏室。妻子知道吃醋是外在的，只是一种决心和愿望，跟生男生女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二次去B超室，妻子已经怀孕六个月。妻子个头不高，身架不宽，体型不胖，六个月的肚子却显得特别地大，特别地蠢，特别地笨。妻子捋起衣褂襟子，露出大肚皮，让我听胎音。我看见她的肚皮被胎儿撑成一层薄薄的纸，像是要爆炸。有邻居说我妻子怀的是双胞胎。有时候，怀孕的妻子显得特别地单纯和无知。这一次，妻子就直接地问医生，会不会是双胞胎？医生说，要是我连一个胎儿两个胎儿都分不清，还敢坐在这里吗？妻子在家排行老小，接岳母班工作就在父母的单位里，娘家没有什么心要她操，结婚后当家单独过日子，方知柴米油盐不容易。
　　妻子第三次去B超室是临产前。吃晚饭时好好的，临睡觉前妻子说一声肚子疼，肚子疼起来。预产期还有三四天，按理说妻子不应该这么早有阵痛。我说，去医院吧。妻子说，看一看情况再说。半个小时后，妻子再一次阵痛起来。这一回不用我催促，她自己说我俩赶快去医院吧。妻子带上生产后要换的衣服，带上孩子出生后要穿的衣服，还有奶嘴、奶瓶、包被、尿片，零零碎碎一大包。
　　好在是上半夜，好在B超室医生住家离医院很近。妇产科医生担心妻子夜里生产，请B超室医生过来检查一下胎位是否正常。正常就自然分娩。不正常就考虑剖腹产。按规定，B超室下班就下班，没有下班再上班这一说。妻子找一个熟悉的护士，上门去请B超室医生过来，算是看熟人的脸面破例吧。医生替妻子仔细地检查一遍说，胎位、胎音、羊水都正常。
　　护士插嘴问，是男孩是女孩？
　　医生说，羊水浑浊看不清楚。
　　那个时候，医院就有规定，不能说胎儿的性别。医生和护士在同一家医院，就更不能随便地去说了。医生这么说一句托词。我和妻子笑一笑过去。护士是一个小姑娘，脸色显得不好看。小姑娘刚进医院，初涉社会，哪里知道人心复杂，哪里知道山高水深。
　　半夜三点多钟，妻子生下孩子。妻子生孩子时，我一直待在产房里，也算是一次破例吧。妻子躺在产床上待产，我站在产床前面等待。阵痛一阵一阵地尖锐袭来，妻子一阵一阵地痛苦叫喊。醫生和护士在值班室里，不时地走过来，看一看妻子分娩进行到哪一步。她们身上有一种职业性的麻木与冷静。妻子的分娩疼痛，好像与她们无关。孩子的降生艰险，好像与她们无关。我的焦急等候，好像与她们无关。我束手无策地站在旁边，看妻子痛苦地喊叫呻吟，心急如焚地等待孩子降生的那一刻。
　　“哗啦”一声，羊水破掉。血和水一起从妻子的身体里流出来。
　　孩子降临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她先是伸出头，伸出肩膀，伸出胳膊，伸出屁股，最后伸出腿、伸出脚丫子。医生和护士一起忙碌开来。我看见护士抓住孩子的两只脚，头朝下提起来。我看见护士照着孩子的小屁股“啪啪”拍打两下子，孩子“咯哇咯哇”地哭起来。我看见医生拿起一把手术剪刀，“咔擦”一声剪断妻子与孩子连接的脐带。护士包裹上我家的孩子抱走。医生缝合上我妻子的下身伤口。妻子生产过后，两眼紧闭，浑身瘫软，疲惫不堪，十分虚弱。医生忙完该忙的事，说可以回病房了。我走开去拿手推车推妻子回病房。妻子睁开眼，张开嘴，问医生，我生的是男孩是闺女？医生说，是闺女，饱鼻子饱眼睛，好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妻子闭上眼睛，泪水缓慢地从眼角流出来。妻子轻叹一口气说，是女孩，不是男孩。
　　这一次是妻子第四次去市第二人民医院B超室。前后正好相隔四年，也就是说我家闺女都已经四岁了。
　　这一次，医生看的清楚，妻子的脾脏肥大，正常人的脾脏多少厘米至多少厘米，妻子的脾脏肥大到多少厘米，相差的不是一个小数字。不正常。绝对不正常。B超室医生把检查报告沉重地交给我，我跟妻子沉重地去找内科主任。B超检查报告是一页轻轻的纸张，拿在我手上沉甸甸的不说，还有一股阴森的恐怖气息。妻子的两脚一步比一步走得吃重，像是要走向鬼门关一般。相反地，内科主任倒是一副欣喜的样子，略带激动地说，你看看我说去做B超检查是对的吧，脾脏是人体的造血器官，血液有问题，首先要想到是不是脾脏有问题，只是没想到你的脾脏这么肥大。
　　妻子声音颤抖地问，怎么治疗？
　　主任说，那要先看脾脏肥大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要是原发性的，或许脾脏肥大是良性的。要是继发性的，或许脾脏肥大不是良性的。治疗，目前国内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做脾脏切除手术，一种是做脾脏介入手术。做脾脏切除手术，就是脾脏整个地切除。做脾脏介入手术，就是插进一根管道，注射药物，让脾脏坏死一部分，保留一部分脾脏的功能。
　　我看见妻子两腿发颤，有些支撑不住。我截断内科主任的滔滔话语，赶紧地问，我妻子能在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吗？ 　　主任摇头咽下一口吐沫说，我们这种小医院哪有医疗技术治疗这种病，不说去北京上海大医院，最起码要去合肥省立医院吧。
　　妻子问，我要是不治疗呢？
　　主任问，脾脏这么大为什么不治疗？
　　妻子说，我想死。
　　妻子猛然一下蹲地上，“呜呜呜”地哭起来。主任张口结舌感觉有些意外。我张口结舌不知道怎样去劝说。
　　三
　　妻子决定在矿二院做脾脏介入手术。
　　我们这里是一座因煤而生的城市，先建矿，后立市。矿务局各方面待遇比市里好，各种人才比市里多，医院学校办的都比市里强。同事听说妻子的脾脏肥大，需要做介入手术，就说矿二院新近从上海一家医院引进的医疗技术，可以做介入手术。我在机关工作，有一位女领导的丈夫在矿二院，我一问，他正好在血液科，是副主任。女领导说，我下班回家说一说，你明天带小张直接去矿二院找他。我妻子姓张，机关同事在我面前都是小张、小张地称呼她。其实，女领导的家离我家一前一后只有几百米远。当天晚上我跟妻子主动上门去咨询。医生姓崔，年龄接近退休，在矿二院工作几十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崔医生说的跟市二院内科主任说的差不多，说先要诊断脾脏肥大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这一点矿二院就能诊断出来。原发性的，下一步做脾脏介入手术。继发性的，下一步就要看情况而定了。首先要做骨髓穿刺手术，抽出一部分骨髓，检查血液里的细胞成型情况。血液病患者，也是抽骨髓检查判断。也就是说，妻子的脾脏肥大，首先要排除不是血液病。
　　妻子的病情这么严重，我没有想到，恐怕连妻子自己都没有想到。
　　妻子问，血液病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里说的血液病，是指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友病、地中海贫血等恶性疾病。
　　崔医生说，血液病不做检查看是看不出来的，不过像你这种病灶，我见的很少。
　　妻子问，什么病灶？
　　崔医生说，严重贫血，脾脏肥大，发低烧。
　　妻子在崔医生家眼睛汪泪没有哭出来。我知道妻子在默默地接受或承受命运安排的一切。谁能违抗自己的命运呢？我能做的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妻子的命运好一点。命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明明存在着，就是不知道在哪里、长一个什么模样。
　　崔医生问妻子，你贫血这么严重，怎么支撑得住呀？
　　妻子说，我每一天都头重脚轻晕乎乎的 。我每一天都像是行走在厚厚的地毯上。我每一天都像是脚踏在半空的云彩上。
　　崔医生说，你有这种感觉多长时间了？
　　妻子说，三年。
　　崔医生轻叹一口长气说，你早该去医院做检查，你是护士，应该知道有的病能拖，有的病不能拖。
　　妻子说，我怕看病，我怕万一有什么不好，孩子这么小怎么办？
　　崔医生说，你哪天去矿二院抽骨髓做检查找我。
　　妻子说，我明天去。
　　这一次妻子看病果断，说明天去，隔天一早就去矿二院。
　　晚上，闺女不睡觉，妻子不跟我说明天去矿二院做检查的安排。闺女睡着，妻子跟我说，明天我一个人去矿二院。我说，我请假陪你一块去。妻子说，你跟前跟后没这个必要，你在家帶孩子吧。孩子四岁，上幼儿园中班。上下幼儿园，跟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中午在那里吃饭睡觉，一整天不用家长管。再说妻子去做骨髓穿刺手术，虽说小手术，也要打麻药，也有一个疼痛的过程。更主要的是，妻子是去检查有没有血液病，她的一副心情和我的一副心情都是可想而知的。妻子明天去只是先抽骨髓，检查结果要一周时间出来。妻子想独自面对，独自承受，独自煎熬。她想一个人去，就让她一个人去吧。这一夜，妻子没有合眼，我没有合眼。妻子睡不着觉，尽量地减少翻身次数。我睡不着觉，尽量地减少翻身次数。就这样，床板还是不时地有“吱吱呀呀”的声音发出来。
　　天亮，妻子起床，我起床。妻子说，我想一夜，有句话我想跟你说。我说，什么话你说吧。妻子说，不管我怎么样，你都要好好地对待我的闺女。妻子说话的语气，像是交代后事，我有点生气。我说，你说的这是什么狗屁话，闺女是你的，不是我的？妻子说，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你再找什么样的女人我不管，你再生不生孩子我不管，你就是不能对我的闺女不好！我软下语气安慰妻子说，你不会有什么大病的。妻子说，记住我跟你说一句狠话，你要对我的闺女不好，我就是死后变成鬼都不会放过你。
　　妻子收拾一番，去矿二院做检查，丢下熟睡的孩子，丢下不知所措的我。
　　在现代生活中，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差别到底有多大？不说别人家，单说我们家。妻子生下闺女，跟我父母亲的关系无形地紧张疏远。妻子说我父母亲，他们嫌弃我生女孩，就是嫌弃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是由我、妻子、闺女三个人组成的小家，不包括父母亲在内的大家。妻子指明两条路线供我选择，说要么你跟我早早地离婚，去找别的女人生男孩，要么你跟我死心塌地地好好过日子。怎么叫好好地过日子呢？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闺女好。怎么叫对闺女好呢？就是疼爱闺女，爱护闺女，溺爱闺女，娇惯闺女，只能给闺女笑脸看，不能给闺女冷脸看，只能说闺女的好，不能说闺女的不好。
　　上午，妻子在矿二院做检查，我在办公室胡猜乱想，心神不宁，看书心不安，写材料写不成。好不容易煎熬到十点半钟，我想妻子差不多该从医院回来了，就提早急忙往家赶。走进楼梯口，我看见一摞黄表纸，就知道妻子已经回家了，就知道黄表纸是妻子买回来的，就知道妻子要去她父母亲的坟上送纸钱。我推开家门，看见妻子是早上出门的那个妻子，又不是早上出门的那个妻子。妻子昨晚一夜没有合眼，又加上上午去医院做检查折腾，整个人是更加地面黄肌瘦，是更加地憔悴不堪。这是一个早已被病魔打败的女人。这是一个早已向命运低头的女人。
　　我问，你做过检查啦？
　　妻子点点头。
　　我问，你回家来多长时间了？
　　妻子说，十分钟。 　　我问，今天是什么节气，要去上坟？
　　妻子说，我想上。
　　我说，我陪你一块去？
　　妻子点点头，没有拒绝。上坟的黄表纸不能进家门，是此地规矩。坟地阴气太重，女人单独不能去，是此地说法。这么两样子，妻子一律遵守着。妻子衣服没换，看样子就是在等着我。
　　我问，现在我俩就去上坟？
　　妻子再一次点点头。
　　岳父和岳母合葬在一块。坟墓埋在西边的一座山坡上。山是八公山中的一座，我叫不出它的名字。那里离家有四里路，七拐八弯的没有一条正路。走出家门，先走过一截菜地土埂路，再穿过钢厂家属区，前面连接一条不规则的水泥路，直通山脚下。岳父死得早，在我妻子十三四岁的时候，生肺癌勉强地支撑两年。岳母前两年死去，一身疾病，住院几年，说不上一个确切的死因。妻子姊妹五人，是老小，岳父活着时，疼爱她，娇惯她，她在心理上依赖他。岳父死后，妻子的心理依赖就转移到岳母身上。妻子嫁给我做妻子，在单位遇见什么难心事，或在家里遇见什么委屈事，会向岳母说一说，岳母会苦口婆心地开导她一番。岳母一死，妻子依赖的一根柱子倒下了。四個哥哥姐姐各自成家，各过各的日子，妻子在单位遇见什么难心事，向他们述说不方便。妻子在家里遇见什么委屈事，不方便向他们述说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不能向他们去述说。
　　妻子在家里会遇见什么委屈事呢？无非是她跟我父母亲关系不和。无非是她跟我争吵磨牙。这些家长里短的琐碎事，妻子可以向岳母述说，但绝对不能向哥哥姐姐述说。就算妻子向哥哥姐姐说出来，哥哥姐姐又能怎么样？
　　岳母离世，妻子失去一根心理的依赖支柱，失去一个重要的述说渠道。有的时候，妻子依靠自己能够平衡自己。有的时候，妻子依靠自己不能够平衡自己。妻子不能平衡自己，失衡厉害的时候，就会想到她死去的父母亲，就会买上一摞黄表纸去上坟。上坟的目的，是去寻找心理依赖的支柱，是去述说心里的委屈，是去缓解心理的压力，是去平衡自己的内心。
　　这一次，我陪妻子上坟，跟以往我俩单独来这里还是有所不同的。妻子在父母亲面前，没有流出无休无止的委屈眼泪，没有长跪不起一直默默地述说什么。倒是跟以前过年过节，妻子跟哥哥姐姐一块来上坟时一样，我蹲在坟前烧纸，妻子站在坟前念叨，爸爸妈妈，你们快来拿钱，你们想吃什么买什么，你们想穿什么买什么，你们想用什么买什么。过节过年上坟，其目的是缅怀先人。烧纸送钱，其目的是让先人有钱去消费。现在不年不节，妻子按照年节上坟的样子，我就不理解了。不理解，我不想去乱问。陪着妻子一起上山，陪着妻子一起下山，我似乎找到一丝心安和平静。
　　下午，妻子去上班，我去上班。接下来，要等候一周之后的化验结果，等候那个包裹着、记录着、暗示着、破译着妻子命运的化验结果。
　　四
　　再接着说一说与妻子生产相关的一些事情吧。
　　那一天，妻子经过一番痛苦挣扎，把孩子平安地生下来。按照道理说，我应该最先看一看妻子生下来的到底是男孩是女孩。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没有理由不去关心，更没有理由忽略去。偏生地我就忽略去，就没有看一看妻子生下来的到底是一个男孩还是一个女孩。我注意到孩子的健全四肢、两只腿自然弯曲、两只手松散地攥着。我注意到孩子的精致五官、一张嘴紧紧地闭着、一双眼紧紧地闭着、两只耳朵紧紧地往后抿在头皮上。我注意到孩子长着一副宽广的脑门、这一点遗传自我而不是她妈妈。偏偏地就忽略去性别。护士看一看墙上的钟表，先是在病历上写下孩子的出生时间，而后拿起孩子的一只小脚丫，脚心蘸上蓝色的印油，在病历的空白处留下一只清晰的小脚印，就抱去婴儿室。妻子趟在产床上，从阵痛中渐渐地走出来，从生和死的抉择中渐渐地走出来，从紧张和恐惧中渐渐地走出来，妻子没看见孩子，最先注意的却是我的一张脸。
　　事后妻子不止一次跟我说，我见你脸上没有一丝笑色，就知道生的是女孩不是男孩。要说前几次做B超检查，医生说看不清楚男孩女孩，我心里就有八九分明白，毕竟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奢望的，但当我看到你的脸色那一刻，就一切真真亮亮了，就像我亲眼看见了孩子一样。所以我去问医生，不去问你。我问只是一个确证。其实，那一瞬间我心里连一丝微弱的幻想都破灭了。
　　此后妻子一谈到这个话题，任凭我怎么去解释或辩解都是没有用。妻子生下一个闺女，这是铁一般的事实。面对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我去解释或不去解释、我去辩解或不去辩解，都不能更改。一个更改不了的事实，我去解释或辩解又有什么实际作用呢？眼下闺女都二十多岁了，也就是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现在端坐在桌子前，面对一台笔记本电脑，仔细地回想记录这件事的始始末末，只是想梳理一下妻子生闺女前后有哪些改变。确切的变化，谁都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中还是有一些能够说一说的。
　　比如说，妻子一下子成熟起来。有人说，女人成熟跟年龄无关，跟契机有关。就像庄稼成熟跟生长天数无关，跟节气有关一样。契机就是节气，节气一到，不成熟的女人才能长成熟。只不过节气的日期固定，契机的日期不固定罢了。过去妻子大大咧咧，缺心少肺，看不懂别人的脸色，听不出别人的话音。我指出妻子在这方面的不足，妻子睁大眼睛反问我，我干嘛要去观察别人的脸色，我干嘛要去分辨别人的话音，要看我只看我自己的脸色，要听我只听我自己的话音。不能说那个时候的妻子封闭，不去跟别人共事，不去关注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只能说那个时候的妻子开朗、单纯或简单。
　　妻子生过闺女，一下看得懂别人的脸色，一下听得懂别人的话音。具体来说，是从我母亲开始的。妻子生产前后在医院待四天，第五天出院回家，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妻子开始真正地坐月子。我母亲从老家赶过来伺候我妻子坐月子，要说我母亲心情有多好不现实。在老家我是老大，下面有一个二弟。用我母亲的话说，家里只有二亩地，眼见着一亩地没收成，下一亩地怎么样现在还不好说。我母亲在我家待两天就有要回去的想法。我母亲说老家的一大摊子离不开她。我妻子说我母亲想回去就让她回去吧。妻子生孩子有产假，我没有产假。我问妻子，我母亲一走，谁在家照顾你坐月子呀？妻子说，我自己照顾我自己。那个时候，左邻右舍，没有听说过谁家坐月子请保姆。就算请保姆，那个时候工资低，怕是想花钱也花不起。 　　母亲一走，妻子坐月子只有靠她自己，还有就是我搭一搭帮手。不说我上班下班有没有时间在家里，单说我有没有能力就得打上一个大问号。我出家门进校门，出校门进工厂吃食堂，缺少做家务活的实践。过去没有经验，现在努力去实践，我做这做那都不像一个样子，妻子看着别扭，一伸手就揽过去。妻子吃东西一直嘴尖，坐月子也不见胃口有多好。烀一只老母鸡，妻子吃一小半，我吃一大半。炖一锅骨头汤，妻子喝一小半，我喝一多半。妻子一个月子坐下来不见胖，我的体重倒是增加好几斤。事后妻子说，这哪里是我坐月子，明明是你坐月子嘛！
　　法定产假四个半月，妻子跟单位多请一个半月假，在家带孩子半年后上班。幼儿园收孩子入托最小六个月，再小幼儿园没办法带。企业大，不是一个家庭两个家庭这样子。幼儿园每一年都要收一批这么小的婴儿入托，叫小小班。一个孩子一个小床，孩子送过去就睡在小床上，哭了闹了，幼儿园老师抱起来哄一哄；饿了闹了，幼儿园老师拿起奶瓶子喂一喂；要是屙了尿了，幼儿园老师也要负责换尿布。说白了，幼儿园老师是企业发工资请的集体保姆。既然是集体保姆，幼儿园老师就不可能一心一意地对待某一个孩子。妻子不放心，一个半天下来，都要往幼儿园跑几趟。医院与幼儿园，墙隔墙，门挨门，很方便。妻子坚持母乳喂养，半天搭一次奶粉就算多的了。关键是，奶粉和母乳不是一个口味，闺女坚决地拒绝，不饿到一定程度，都不愿喝一口奶粉。妻子往幼儿园跑这么勤，自然要松懈单位工作。或是说，妻子上班整个身心依旧放在闺女身上，对待工作的态度与过去就判若两人了。
　　过去妻子年年是先进工作者，打针技术，对待病人的态度，值班时间的遵守，都是数一数二的。妻子生产后上班不参加值班，只能上白班。上班时间一到，妻子抱孩子过来，先送幼儿园，后去医院上班。下班时间一到，妻子先去幼儿园抱孩子，后下班回家。妻子在工作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妻子的角度来说正常。闺女没人带，我不带交给谁。闺女在幼儿园不放心，我不去看谁去看。但从医院领导和同事的角度来说就不正常了。你不值班，别人就得多值班。你上班去幼儿园少干工作，别人就得多干工作。妻子这样带孩子，在医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医院领导怕妻子带坏风气，一个个护士结婚生产都这样，医院怎么办？一时间，妻子成为众矢之的。同事背后说。领导当面说。人人讨伐之。
　　同事背后跟领导说，她干工作能马马虎虎，我们干工作就能稀里糊涂，她上班时间能去幼儿园看孩子，我们上班时间就能去上街买菜。
　　领导当面说妻子，医院不安排你值班，已经是照顾，你上班时间去幼儿园，算上班还是不算上班？
　　不管同事在背后说什么，不管领导当面说什么，妻子都抱定这么一个宗旨，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孩子是关键，我不能不要孩子，我不能不管孩子，我不能不养孩子。
　　妻子持续地我行我素，得到的是领导扣罚奖金，同事的冷脸和冷漠。妻子抗争的办法和步骤，先是软弱伤心地流泪哭泣，后是理直气壮地据理力争，继而是泼妇一般地破口大骂，呈现出一副鱼死网破的样子，一副老娘不是好欺负的做派。
　　要说妻子在医院里哭泣，我能想得到。一个女人家受到委屈不去哭泣，她能有什么办法呢？要说妻子找领导说理，我能理解。俗话说，狗急了会跳墙。妻子受到委屈哭泣不解决问题，不去找领导说理怎么办？妻子找领导说理，是找比医院领导更大的领导，是找能管着医院领导的领导。要说妻子在医院破口大骂，我就有些不相信了。妻子跟我谈恋爱时，一句脏话都不会说。偶或地说出一句脏话脸都红。有时候，在家里边，在她面前，我有意地说一两句脏话，她会伸手打我，说是打流氓。就是这么一个女人现在学会骂人，而且是破口大骂，跟街头的老妇女没有二样。是本性使然，还是环境逼迫？显然是后一种原因造成的。
　　有一次下班回家，我看见妻子的眼睛红肿，我听见妻子的嗓音沙哑。我问妻子，今天在医院怎么啦？妻子说，我在医院里的事不要你管。
　　其实，我跟妻子在同一家企业，我在机关工作，她在医院工作，上班下班同一个钟点，走同一条路线。但妻子从不让我上下班抱孩子。妻子说，一个男人家上下班抱孩子算一个什么呀？妻子说，上下班孩子我一个人抱，要影响就影响我一个人，不能影响到你。妻子的态度很明确，在家里我帮手做一做家务就做一做家务，我帮手带一带孩子就带一带孩子，一旦出家门上班，家务活丢在家里，带孩子就是她一个人的事。妻子说，我只想要你记住一条，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嫌弃我们娘俩，你都不能嫌弃我生下的是一个闺女。
　　就这样，孩子一天一天长大，妻子一天一天消瘦。妻子一米六二五的个头，体重最轻时不到八十斤。妻子瘦骨如柴，浑身却有使不完的力气。在家里，不歇闲地带孩子做家务。在单位，不歇闲地带孩子忙工作。不是妻子真的力气使不完，是不敢停下来。妻子说，我躺倒不起来，孩子谁个带，家务谁个干，不上班怎么办？
　　妻子是不能停下来。生病不能停下来。发烧不能停下来。就这么一直机器一般地运转着。一个女人什么叫成熟，有家庭有孩子敢于承擔责任，在社会或单位遇见问题有办法去面对去解决。孩子四岁这一年，妻子终于运转不动了。
　　五
　　这天下午，妻子发低烧停下来。或许低烧是一个善良的魔鬼，同情妻子，怜悯妻子，不愿再继续折磨妻子，就悄悄地离开妻子。妻子长时间发低烧，发一发，停一停，再发一发，再停一停，早已经失去感觉能力，发烧与不发烧自己感觉不出来。用妻子的话来说，发烧不发烧，我身上都没有一点好受的时候。护士值班室不缺少温度计，妻子拿一根温度计，甩一甩，塞进胳肢窝，到时候拿出来，体温正常。妻子不相信，怀疑是不是温度计出问题。重新拿一根温度计，甩一甩，再塞进胳肢窝，到时间拿出来，体温依旧正常。妻子从上班至下班，下午半天时间反复地试烧好几次，每一次体温都正常，就说明体温恢复正常了。没有打针，没有吃药，发烧自己消退去，肯定是一个好朕兆。妻子喜极而泣，感谢上苍，感谢大地，更主要的是祈求自己不会是血液病。妻子体温正常，就有理由、有信心相信血液病这个恶魔会远远地离开。 　　妻子的祈求下班之后就兑现了。具体地说，是从崔医生敲响我家门的那一刻。下午，崔医生一直看守在化验室。那天妻子做穿刺手术，抽出来的骨髓样本不理想。用通俗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骨髓稀，细胞不好找。这一点，妻子做穿刺手术时，崔医生就知道。崔医生下午上班，吩咐两名化验员，停下手里的其他工作，专门做我妻子的骨髓化验。一来崔医生不想让我妻子再受一次骨髓穿刺手术的罪，二来要是把我妻子推向其他医院，也是他和矿二院的耻辱。骨髓是血液的初始，骨髓正常，血液才能正常。要是在骨髓里找不见完整的细胞，或者说找到的都是不成型的细胞、变异的细胞，就说明患者是血液病。两名化验员在崔医生的监督下，花费半天时间，总算在妻子的骨髓中找到几只完整的细胞，或者说终于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我妻子得的不是血液病。
　　崔医生坐在我家的沙发上，一向严肃的脸上露出一片阳光灿烂的笑容。那一时刻，我感觉我家的客厅明亮开来，我妻子的心情明亮开来。在我的眼里，崔医生就是一个生出翅膀，飞落我家客厅里的天使。
　　崔医生说，过两天就有病人出院，病床我给你留着。
　　妻子说，一有病床，我就去办住院手续。
　　办过手续，住上院，妻子才能做其他检查，接着做脾脏介入手术。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妻子逃过一劫，胜过任何喜事。妻子的精气神一下好起来，一边忙着给姐姐打电话，报告病情，安排闺女去她大姨家过一段时间，一边忙着收拾闺女走亲戚所要带的东西。妻子说闺女，你不是天天吵着要去大姨家吗？这一次让你去过一个礼拜。闺女问，妈妈去大姨家吗？妻子说，妈妈留在家里看病，明天让爸爸送你去大姨家。闺女说，妈妈不去大姨家，我就不去大姨家。我说，闺女听话，妈妈住院做完手术，爸爸就去接你回家。闺女哭闹起来依旧说，妈妈不去大姨家，我就不去大姨家。
　　妻子自从去市第二人民医院看病，就一直怀疑自己得的是血液病，就一直心情不好，对待闺女就失去以往的好脸色，动不动就说闺女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动不动就说自己生闺女是一个错误。有一次，妻子甚至威胁闺女说，要是妈妈生病死掉，你爸爸给你找一个后妈，看你听话不听话，看你闹人不闹人？
　　这一天晚上，妻子不再怀疑血液病，心情变得好起来，听见闺女哭闹，决定闺女哪里都不送，就留在家里，白天闺女上幼儿园，晚上妻子留在医院，我回来家带闺女。我问妻子，手术后你一个人留在医院行吗？妻子说，手术后不就是疼痛嘛，要不了我的命。事实上，妻子还是把手术后的疼痛估计得太低了。妻子手术后我还是把闺女送到她大姨家过了一个礼拜。
　　妻子心情好，说话就和颜悦色好听起来。妻子说，我一直是幸运的，连我自己都怀疑是血液病，化验结果呢？照样不是。老天眷顾我，垂怜我，让我找着一个没有花花肠子的好男人，生出一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妻子生气时说我和闺女可不是这样说。说找到我算是瞎眼了，倒霉了。说生下闺女算是上辈子欠债这辈子偿还的。
　　夜里闺女睡着觉，妻子睡不着，我跟着睡不着。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大喜或大悲，恐怕都容易睡不着觉。妻子说，我想跟你说一说，那天我遇见的一个人。我问，哪一天？妻子说，我去矿二院做骨髓穿刺手术的那一天。我问，遇见的是哪一个人？妻子说，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问，一个不认识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妻子说，你听我说过就知道为什么我要说个人了。
　　妻子说的这个人是在公交车上遇见的。上午妻子从矿二院做过检查，回头乘坐公交车路经百货大楼站，上来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者。老者手里提着一只马扎子，像一个退休老工人的模样。我们这里的退休老工人喜欢这样子，手提一只马扎子走出家门闲逛悠。有热闹，放下马扎子，坐上去，瞧一瞧，乐一乐。不热闹，手提马扎子，继续闲逛游。公交车上的乘客不算多，空下来的座位不算少，老者坐在我妻子前面的一个位子上。妻子面目略显凄楚，神态略显黯淡，刚做过检查，疼痛和恐惧还残留着没有完全消散开。骨髓穿刺手术的部位在后背上，妻子的一只手却轻轻地抚摸在脾脏的位置上。这些天，妻子已经养成一种下意识习惯，一只手自觉不自觉地护在脾脏上。老者回头与我妻子搭腔说话。
　　老者问，你的肝脏有问题？
　　妻子冲老者凄苦地笑一笑没搭话。
　　过一会老者自己摇头纠正说，嗯嗯，不是肝脏，是脾脏。
　　老者说脾脏说在妻子的心病上。
　　妻子不由自主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老者不回答我妻子的问话，转移话题说，嗯嗯，去给你娘家父母送一点礼吧。
　　老者说话曼声细语，喜欢夹杂“嗯嗯”的语气词。
　　百货大楼下一站是矿机厂。老者只坐一站路。公交车一停，车门一开，老者手提马扎子站起身走下车。妻子抬头看老者。老者回头看我妻子，慈祥地笑着。妻子一下想起什么，推开车窗跟老者说，我父母都不在了。老者冲我妻子挥一挥手说，听我的话，嗯嗯，去给你父母送一点礼吧。老者慢悠悠地消失在道路两边的人群中。妻子头脑“嚓啦”闪过一丝光亮，急忙站起身想下车追老者。老者不是一般人，或许是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或许是上苍选派下凡专门指点妻子生命迷津的仙人。公交车门“咔嚓”一声关闭上。公交车慢慢地启动开。妻子站在车门旁边，一直站到陶瓷厂。陶瓷厂是我家门口的公交车站。妻子走下车，没有直接回家，拐一个弯子去一家杂货店买黄表纸。那一刻，妻子的头脑清亮亮的，明白老者的指点，领悟老者的旨意，读懂老者的微笑。那就是去给母亲上坟，烧纸钱，送礼物。
　　好多年之后，我都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位老者。或许是妻子编造的一个美丽谎言。但妻子却一直言之凿凿地说她真的遇见过这么一个人。有那么一段时间，妻子不断地坐公交车，去矿机厂，去百货大楼，去寻找这么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者。但一次次都是无功而返。
　　六
　　妻子星期一住院，星期四做介入手术。
　　上午八点半钟进手术室，十一点钟出来，前后两个半小时。介入手术正常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妻子做介入手术多出一个小时，是多在脾脏附近的血管不规则上。不规则就是不正常，别人的血管粗，她的血管细。别人的血管相对直，她的血管相对弯曲。做脾脏介入手术，就是通过血管往脾脏里注射药物。血管细，不容易找。血管弯曲，药物注射不进去。手术医生和护士小心翼翼地在我妻子身上寻找血管，小心翼翼地往我妻子身上注射药物。妻子总算被推出手术室。妻子做的是全身麻醉，从手术台上走下来，就是从死神身边走过来。躺在手推车上的妻子，身体半死半活，脸色半死半活，整个人半死不活。看见妻子遭受这么大的罪，我的眼泪“哗啦”一下就流出来。妻子跟着我一起流出眼泪。那是劫后余生的眼淚。那是大难不死的眼泪。那是喜极而泣的眼泪。 　　妻子做过介入手术，留下一道微小的疤痕，还有就是持久不愿消退的疼痛。介入手术的过程，就是让脾脏慢慢坏死的过程。脾脏坏死一部分，留下一部分，达到控制脾脏肥大的目的。脾脏慢慢坏死的过程，就是不断释放疼痛的过程，就是不断忍受疼痛的过程。手术后，医生开两支杜冷丁，吩咐妻子说，不疼痛到忍受不住的地步，都不要使用杜冷丁。杜冷丁是麻醉品，有镇静和止疼效果。中午打一针杜冷丁，妻子止住疼痛，睡一觉。药效渐渐地削减消逝，疼痛渐渐地苏醒加剧。妻子醒过来，越来越疼，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在额头上生出来。妻子忍受着疼痛，小声地呻吟喊叫。我去找医生，问妻子能不能接着打杜冷丁。负责妻子病房的医生姓汪。
　　汪医生说，打杜冷丁需要间隔四个小时以上，你现在打是可以打，不过你现在打了另一支杜冷丁，再疼痛怎么办？尤其是夜里，疼痛得忍受不住，怎么办？我说，再打呀！汪医生说，杜冷丁哪能随便打，一旦过量成瘾跟吸毒是一样的。杜冷丁，可以当成毒品使用，我哪里会知道。妻子说，不打就不打吧，手术后打杜冷丁，是要控制量，不能随便打。
　　介入手术的疼痛就是大，或者说妻子疼痛的忍耐力就是小。妻子一直支撑着，忍受着，煎熬至下半夜。妻子睡不着，我陪着不能睡。妻子躺在病床的一头，我搭一个床角躺在病床的另一头。夜深人静，妻子疼痛的呻吟声越来越大。我说，打杜冷丁吧？妻子点一点头。打过杜冷丁，妻子睡一觉，我跟着睡一觉。
　　第一天晚上算是熬过来。
　　第二天上午，汪医生带着几名医生护士过来查房。我怕妻子夜里疼，再睡不着觉，就问汪医生，能不能开一支杜冷丁夜里打？汪医生说，我只有两支杜冷丁的权限，要开你去找崔主任。显然汪医生这样说话是推脱。我说，要是夜里疼得睡不着怎么办？汪医生说，第一天过去，第二天疼痛就会有所缓解，今天夜里不会像昨天夜里那么疼痛。跨过汪医生去找崔医生不适合，我就没有去找崔医生。哪知道第二天晚上，妻子持续地疼痛，一副剧烈的样子，好像一点没有减弱。妻子一夜没合眼，我跟着一夜没睡好。疼痛导致不能睡觉，不是雪上加霜吗？
　　第三天上午，崔医生专门过来一趟，问一问我妻子手术后的情况。我跟他说出杜冷丁的事，想着夜里妻子能打一支杜冷丁，我俩都能好好地睡一觉。
　　崔医生说，杜冷丁哪能打这么多，还是忍一忍吧！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疼痛是要靠自身忍耐力去克服，靠药物止疼是错误的，也不利于治疗。
　　崔医生说话，就在妻子的病床前面。
　　妻子说，那我要是忍受不住疼痛呢？
　　崔医生没想到我妻子会这样说话，迟疑一下说，忍受得住得忍受，忍受不住也得忍受，这是一个病人必须做到的。
　　在我家客厅里，崔医生像一个慈祥的天使。在医院病房里，崔医生像一个魔鬼。
　　崔医生说，在这里住院的哪一位病人不疼痛，哪一位病人不需要杜冷丁，有的人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尽头，我都谨慎地不去使用杜冷丁。
　　在血液科住院的病人，十有八九是恶性血液病。妻子手术那一天，病房里就有一个病人被病魔、被病痛摧残死去。在崔医生的眼里，妻子的病情最轻，疼痛也应该最轻，忍一忍不是大困难。妻子疼痛得整夜睡不着觉，忍受不住，也不想忍受，一颗想死的心都有了。
　　妻子说，我只想打一支杜冷丁睡一觉。
　　崔医生依旧说，不是我开不出，是我不能开。
　　汪医生和崔医生都不愿给我妻子开杜冷丁。妻子眼里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只好无奈地面对疼痛，只好无奈地忍受疼痛。
　　或许相对许多病人来说，医院都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处驿站，在这里忍受疼痛，在这里走完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或许一个人活着，就是一个不断经历疼痛的过程。我们出生的疼痛。我们死亡的疼痛。我们遭受失恋的疼痛。我们遭受挫折的疼痛。肉体上的疼痛。精神上的疼痛。林林总总。各式各样。假若人生的疼痛不存在了，我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面对妻子的疼痛和痛苦，我覺得不能睡觉比身体上的疼痛更可怕，我觉得多打一支杜冷丁睡一觉比多打一支杜冷丁可能成瘾更重要。
　　我跟妻子说，我想办法去开杜冷丁。
　　妻子问，你去哪里开？
　　我说，去你们医院。
　　妻子说，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妻子的眼里重新点燃起渴望。那是对杜冷丁的渴望。那是对疼痛减弱的渴望。那是对好好睡一觉的渴望。
　　第三天下午我去单位职工医院，找一位姓陈的医生一下开了三支杜冷丁。陈医生跟矿二院的医生说法不一样。他说，杜冷丁的作用就是麻醉和镇静，就是缓解病人的疼痛，尤其是缓解手术后的病人疼痛，特别地有效果。假设一个病人打上几支杜冷丁就成瘾，这种药品还敢生产吗？
　　职工医院是小医院，矿二院是大医院。小医院里的医生是小医生，大医院里的医生是大医生。大医生的话不相信，相信小医生的话，在我妻子看来是荒谬的。面对我从职工医院拿过来的三支杜冷丁，妻子一直犹豫打还是不打。不打，疼痛睡不着觉。打，按照大医生的说法就有成瘾的可能性。既然有成瘾的可能性，打杜冷丁就是一种冒险，就是一种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妻子望着放在床头柜上的杜冷丁，一边要忍受疼痛的折磨，一边要拒绝杜冷丁的诱惑，打不打变成一种新疼痛。
　　夜越深，越疼痛，越困倦，越煎熬。我跟妻子说，你打吧。妻子决断不下，我帮妻子决断。我说，要是因为多打一支杜冷丁就成瘾，赶明我带你去戒毒所。成瘾的威胁减弱，睡觉的渴望增强。妻子同意打杜冷丁。打下杜冷丁，一小会疼痛就减弱，一小会妻子就睡着。按理说，妻子睡觉，我跟着抓紧时间睡觉，可就是睡不着。那一刻，我的头脑胡思乱想开。我不是担心妻子真的会成瘾。我是觉得我想对妻子的生命负责，实际上负不了。
　　呼呼呼，妻子竟然在熟睡中打呼了。说到底，妻子不是血液病，是幸运的。
　　七
　　有人就没有妻子这么幸运了。同一间病室，住五个病人。除去妻子，其他四个人得的都是血液病。一个年轻的女人，结了婚还没来得及生孩子；另一个年轻的女人，结了婚孩子一岁多刚会走路；一个年老的女人五十多岁，一儿一女二十岁多一点；另一个年老的女人六十多岁，跟男人是二婚，生一个儿子十几岁。面对相同的命运，四个人的生命态度不一样。 　　先说两个年老的女人。
　　有一儿一女的老女人，家住煤矿机械厂，没到退休的年龄，丈夫整天陪在病房里，一儿一女轮番过来送吃的送喝的。我能看出来，一儿一女都不愿在病房里多待，能早走，早走，能少来一趟，少来一趟。两个孩子要上班，好像上班下班忙得很。这个老女人不在两个孩子面前耍性子，不生两个孩子气。这个老女人面对丈夫，就喜欢耍性子，整天有耍不完的性子，耍起性子来不骂人，不打人，一个劲地怄气，不说话，半天不跟男人说一句话，好像她的病是男人一手造成的。丈夫没办法，就出门去附近邮电局打公用电话。一打电话，一个更老的女人就会来。这个更老的女人，是这个老女人的妈。老女人的妈一来，老女人就安静下来。唧唧咕咕，两个老女人在一块有说不完的话题。更老的女人指使女婿回家，说上街捡好吃的好喝的买，烧好赶紧往这里送。女婿巴不得离开病房清闲清闲，他长出一口气，就溜掉了。
　　另一个老女人在煤矿上退过休，跟丈夫是一对半路夫妻，一个儿子虎头虎脑的每一天都往病房里跑。病房是暂时的家，不来这里，儿子没有地方可去。这个老女人得病有了几年时间，病情稳定时在家里养病，病情复发时来医院住院治疗。医院里吃的药，打的针，一律是西医。这个老女人一边住院靠西医治疗，一边还外出找中医治疗。看中医去怀远县城，一百里地远，坐车一来一回跑一天。夫妻俩一个礼拜跑一趟，拿上中草药，回头自己熬药自己喝下去。这个老女人相信中草药，说中草药已经延缓了她的发病间隙。这个老女人的生命状态很平和，相信只要中草药一直吃下去，就会一直延续活下去。
　　这个老女人的男人不喜欢说话，这个老女人的儿子不喜欢说话，爷俩像是两只闷葫芦。男人有话跟老婆说，唧唧咕咕的声音小，像是说悄悄话。儿子跟娘说话，唧唧咕咕的声音更小。这个老女人听不清，说儿子，没有什么不跟你老子学的，连说话声音小都跟你老子一样。这个老女人说话嗓门大，震得病房墙壁一嗡一嗡地响。这个老女人说，我要候我儿子长大成人，我要候我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我要候我了了这些心愿能死的时候才去死。
　　两个老女人得的是同一种血液病，却有着不同的生命态度，一个是绝望，一个是希望。希望是从绝望中生发出来的。或许血液病是一口绝望的泥塘，有的人跌进去，就一下子消失掉，有的人不断地挣扎，不断地努力往上攀爬。
　　再说两个年轻的女人。
　　有孩子的年轻女人是一家煤矿职工食堂的职工，说有一天她在水池里洗碗，一摞一摞地摞在一只竹筐里，不知怎么的竹筐从水池台上倒下来，“哗啦”一声响，瓷碗摔一地。就是这一摔，就是这一响，她回家就莫名其妙地发高烧。送进医院一检查，说是白血病。住院治疗两个月，病情不见好，越来越厉害，高烧低烧不间断，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这个年轻女人每一天都要见一面孩子，每一天孩子都是由她妹妹带着一块来。孩子一岁多，不懂事，不愿多呆在病房里，一哭一闹就想往外走。或许这个年轻女人住院时间一长，孩子跟她生疏了。但这个年轻女人不这样理解。孩子一哭一闹，她心里烦躁地问：“是不是妈妈快死了，你害怕见妈妈？”这个年轻女人嘤嘤地哭起来，她妹妹跟着一块嘤嘤地哭起来。姊妹俩原本长的像，姐姐遭受病魔的纠缠，与妹妹的差异渐渐地拉大。姐姐脸色干瘦蜡黄，妹妹脸色红润光泽。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年轻女人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她一岁多的不懂事的孩子。
　　这个年轻女人的男人是一个下井矿工，下班不休息不睡觉，就往医院里跑，困极了就趴在病床上睡一觉，很少跟妻子说话。大多矿工都这样，外表上有些木讷，在公众场合羞涩不说话。这个年轻的女人说，她跟丈夫是小学同学，五年级那一年，他看上她，整天追她。怎样去追她？就是把她送回家。她家和他家不在一条路上，他送她要绕好大一个弯子。有一次，她哥哥半路拦住他，把他鼻子打淌血。她心疼，跑过去捋褂子替他擦鼻血。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他俩就结婚了。她说，男人对她好，不是一般地好，是真心实意地好，是刻骨铭心地好，就算现在死都值了。
　　公公婆婆年岁不算大，偶或地来一趟，脸色不好看，好像儿子媳妇生病是故意的，给家庭带来的灾难是十恶不赦的。
　　要是公公婆婆不在病房里，要是妹妹孩子不在病房里，要是只有男人在病房里，这个年轻女人躺在病床上，就平静地发烧睡觉，一直发烧，一直睡觉。
　　另一个年轻的女人也在煤矿上工作，结婚没多久就生病，很少见她男人来，经常出现在病房里的是另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她弟弟，一个是血液科医生。弟弟来医院是做骨髓配对，要是配对成功就把骨髓移植给姐姐。骨髓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的最佳方法。血液科的這个医生不管理这间病房，却跟这个年轻的女人很熟悉。两个人经常成双入对地来往病房里。骨髓配对的事一直都是这个医生替这个年轻女人张罗。骨髓移植难度大，矿二院做不了，是这个医生通过关系联系省立医院，说是联系好就转院。弟弟更年轻，心里害怕，在医院呆两天跑回家。姐姐在病房里恶狠狠地骂几句，赶紧追回家。给人的感觉，这个年轻女人的病情不太重，躺在病床上打完吊水，跑进跑出的一刻都闲不住。病人晾晒衣服都在一楼的院子里。这个年轻女人在窗户下、病床前拴一根绳子，衣服晾晒在病房里。一件文胸悬吊在窗口，风吹过来摇一摇，风吹过去摇一摇。一条粉红色的短裤，旗帜般地招展着，无声无息的，却隐隐含含地述说着什么。
　　这一天，这个年轻女人的男人来了，黑黑的，矮矮的，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女人迎脸问，手术钱筹集了多少？男人吞吞吐吐地说出一个数。数很小，离骨髓移植的费用相差十万八千里。女人破口大骂，说没钱你来医院干什么？是看我死了没有？是来等着我死？男人凶狠的一张脸抽几抽、扭几扭更加地凶狠了。脸色更加凶狠的男人，脖颈硬几硬，两条腿一起软下来，半蹲地上，双手抱头，“呜呜呜”地哭起来。
　　八
　　妻子手术后第七天出院 ，加上手术前住院三天，一共住院十天整。
　　十天里，妻子只跟有孩子的年轻女人和二婚老女人说过话，打过交道，与另一个年轻女人和另一个老女人，好像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四位血液病患者，算是同病相怜吧，但她们之间更是不说话，不打交道。有一次，我与矿机厂的男人说几句话。他老婆很快截断男人说话，打发他去做一件可有可无的事。这个男人手上有技术，我们单位下属的机修车间，机床出现故障，维修技术达不到就请他过去。正是因为他去过机修车间两趟，想跟我说一说他了解的我们单位和他认识的熟人。这个老女人为什么不让她男人跟我说话，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妻子批评我说，就你话多，想说话，回单位上班慢慢说。 　　我能感受出来，病房里整天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四位血液病患者，时时刻刻受到死亡的威胁，随时都会因病情加重而死亡。我能看得出来，有孩子的年轻女人在一天一天等死，四位患者中，她离死亡最近。另一位年轻女人在拼命地寻找治疗机会，在极力地挣脱死亡的威胁。矿机厂的老女人不甘心向命运屈服，不甘心向病魔屈服，积攒一肚子的怨气和怒气，整天狂躁不安。其实四位患者中，相比较她离死亡算是第二近。另一位老女人离死亡相对最远，病情最容易稳定下来，她与自己的命运达成一种妥协，她与附着在身上的病魔达成一种妥协，她只要求活得相对长久一些，她能看着她的儿子长大成人。这个老女人面对病魔的心态是平和的，人生态度是乐观的。这个老女人说，我活到现在早已经知足了。
　　妻子与有孩子的年轻女人打交道，是因为妻子带一瓶酒精棉球过来。妻子是护士，看见这个年轻的女人发烧不止，就想到拿酒精棉球擦一擦，可以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妻子带酒精棉球是消毒，在医院吃饭先拿酒精棉球擦一擦手，床头柜上放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先拿酒精棉球擦一遍。医院里有各种各样的病人，有各种各样的病菌，想一想真是脏，只是一般人不去想，就算去想又有什么办法呢？妻子不能不想，不能视而不见，这就是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洁癖的分水岭。妻子有洁癖，在医院所到之处，满眼都是病菌，满眼都是肮脏。这个年轻的女人姓鲁。妻子说，小鲁你拿酒精棉球擦一擦，散一散热，会好受一些。妻子做示范，小鲁照着做。擦脖子，擦胳膊，擦小腿，擦脚面。总之，能擦的地方，小鲁上上下下擦一遍。
　　小鲁说，酒精棉球擦身上凉瓦瓦的真舒服。
　　小鲁喊我妻子张姐。
　　小鲁说，张姐，我要想再擦一擦，还能问你要酒精棉球吗？
　　妻子很慷慨地把一瓶酒精棉球送给她。
　　小鲁问，张姐，酒精棉球给我，你不是没有了？
　　妻子说，我让你曹哥去我医院里拿。
　　小鲁破天荒地笑一笑。
　　妻子跟老魏打交道是因为病床。老魏就是那个二婚的老女人，她男人喊她老魏，妻子跟着喊她老魏。妻子从手术后第五天开始，每天晚上就回家睡觉了。脾脏的疼痛减弱，不需要打杜冷丁，在医院这种环境里还是睡不好觉。妻子下午早早地回家，隔天一大早不耽误过来查房就可以了。妻子的病床晚上空在那里，老魏跟我妻子協商说，能不能让她儿子晚上睡。妻子说，我反正不在，就让你儿子晚上睡吧。老魏很感激，说我妻子心眼好，得病才不会是恶病。老魏说话有矛盾，难道得恶病的人，心眼都不好。老魏意识到说话不恰当，改正说，我说不好话，一说话就说自个头上了。
　　妻子有洁癖，从医院回家直接进卫生间，脱下衣服，洗好澡，换上干净衣服，才能进客厅，进卧室，做其他事。在医院里穿的一套衣服装在包里，挂在门口，连家门都不进。妻子说老魏儿子，整天待在医院里，要是不注意染上病怎么办？妻子担心老魏儿子的成长，想一想又说，老魏儿子这样子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我说，孩子怎么都一个长。妻子问，要是我得血液病，你会怎么办？我说，不知道。妻子问，要是我得血液病，孩子你怎么养？我说，不知道。人在主观上，都回避作这样的假设，不会去设身处地想一想，假若怎么样，我会怎么样。一个活得好好的人，拒绝接近死亡，拒绝假设死亡来临，或者说排斥死亡的存在。
　　妻子和我说上述一番话时，并排躺在床上，闺女在她大姨家，我打算明天去接回家。妻子说，我知道我生病晾了你一个月，你早想跟我那个一下子。那个一下子，是我跟妻子的暗语。她一说，我明白。我一说，她明白。我问，你脾脏会不疼？她说，你不能慢一点轻一点。我说，那就再等一等吧。妻子果断地说，我想！我慢慢地脱妻子的衣服。妻子说，我要好好地珍惜生命，我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妻子住院第十一天上午办理出院手续。妻子把剩下的另一瓶酒精棉球送给小鲁。妻子说，过一个礼拜我来医院复查，再给你带一瓶酒精棉球。小鲁说，谢谢张姐，我怕是用不着这么多酒精棉球了。病情越来越重，死亡越来越近。小鲁静静地流下眼泪。这是妻子见到的小鲁流下来的最后一串眼泪。老魏送我妻子出门说，看来我们病房里的几个人，只有你能站着出病房，剩下我们只能躺着出病房。
　　中间相隔一个礼拜，我陪妻子去医院复查。复查就是拍一张CT片子，看一看脾脏坏死的百分比。这一个礼拜，妻子能够明显地感到疼痛在慢慢地消失，身体在慢慢地恢复，体力在慢慢地增强，吃饭正常，睡觉正常，上下楼腿上有了一点劲。也就是说，脾脏介入手术收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我跟妻子去医院去的早。妻子说，我俩先去病房看一看。去病房看什么？妻子想看一看曾经受疼受罪的地方，妻子想去看一看病房里的四位病友。妻子进去又出来，病房里的五位病人，没有一个是认识的。妻子怀疑走错病房，退出来看一看，没有走错门。我跟妻子去医生办公室，妻子问汪医生，原先的四位病人呢？汪医生说小鲁在妻子出院第三天去世，第四天矿机厂老女人去世，不过这个老女人的死亡原因不是血液病，是脑溢血。另外两位病人，年轻的那一位转院去省立医院，年老的那一位出院回家。
　　妻子说，小鲁活不长了，我想到了，矿机厂的老女人死这么快，死于脑溢血，我没有想到。
　　妻子又说，矿机厂的老女人一死，她男人算是解脱了。一个女人不管生什么病，最起码还是应该对男人好一些。
　　我说，你就是她的榜样。
　　妻子说，可惜她活着时看不见。
　　九
　　妻子在家又休息一个礼拜，回职工医院上班。妻子生病、检查、住院、治疗，前后花去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这一天，妻子休息在家说是要出门去找一个人。哪一个？就是公交车上遇见的那位白胡子白头发的老者。妻子想起去找他，是因为另外一件事。这件事与妻子在医院的工作有关，与崔医生的老婆有关。崔医生老婆，也就是那位女领导，两年前肾脏就查出有毛病，经常地打针吃药。吃药，在办公室或在家里吃都一样，药片塞嘴里喝两口白开水，咽进肚子里。打针，选在上班时间打，选在办公室里打。一般职工打针，自己去医院。女领导打针，医院派护士上办公室打，算是一种特殊待遇吧。女领导需要打针，电话打到护士值班室，就有一个护士拿着注射器具去女领导办公室。从医院到女领导办公室不算远，一来一回一刻钟足够了。以前妻子去过女领导办公室，别的护士去过女领导办公室。是工作，妻子去，别人去，都正常。妻子生闺女后上白班，手术后接着上白班。上白班，医院作息时间和机关相同，女领导什么时候打针，妻子都在护士值班室。手术后上班，妻子最初去两趟办公室给女领导打针没觉着什么，无非说一说住院的事，无非说一说感激的话，说崔医生医术好，说矿二院医疗条件好，说脾脏介入手术效果好。在职工医院护士中，妻子打针技术是出了名的，别人找不到的血管，她能找到，别人打不进去的针，她能打进去。 　　女领导跟我妻子说，今后医院派护士给我打针，就小张你来打。
　　妻子连声说，好好好。
　　妻子心想女领导说的是一句玩笑话，应付一句就算了。哪知道女领导当即打电话给医院领导，说要把给她打针的护士固定下来。固定在谁身上？自然是我妻子。
　　给女领导打针的工作固定在妻子头上，别的护士心里不高心，妻子心里也别扭。去女领导办公室打针，是接触女领导的一个机会，趁机说一说需要麻烦女领导的事情，说不定就能办到。现在固定在妻子一个人头上，就妻子一个人能去，自然而然地就得罪了其他护士。哼，就你打针技术高。哼，就你会伺候女领导。妻子心里闹别扭有理由。凭什么固定在我身上呀？还不是我找崔医生看了一下病。还不是要承担一份情。妻子连续去几趟女领导办公室，就转头去找医院领导。妻子找医院领导不能说不想去女领导办公室给女领导打针，只能说孩子大了，想参加护士值班室值班。上白班，白天在家的时间少。值班，白天在家的时间多。上白班，晚上能在家带孩子。值班，利于白天在家做家务。妻子跟医院领导这么一要求，是一个推辞给女领导打针的好借口。
　　其实，妻子不愿给女领导打针，还有一种心理，不愿见与血液病有关的病人，不愿回忆住院的疼痛和痛苦。妻子跟我说，肾病不是血液病，却跟血液有关联，严重时要定时地血液透析，真到那个时候，生命就不长了。妻子说过这话两年，女领导开始血液透析，四年后女领导死亡。——这是后话。崔医生是血液病专家，面对妻子的血液透析，一样没办法。
　　那个时候妻子一直问我这么一句话，你说我与血液病擦肩而过，应该感谢谁？是崔医生让我不得血液病，显然不是。是我的命好，不让我得血液病。妻子说那一天去做骨髓穿刺手术，抽出骨髓做化验，结果是血液病，就是命不好，结果不是血液病，就是命好。那么命又是什么呢？两个人一起走路，天上掉下来一件重物，砸死一个人，另一个人毫发未损。两个人一起过马路，一辆车子撞过来，轧死一个人，另一个人逃脱劫难。这些都是命的好与不好。命明明存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
　　妻子问，你说我在公交车上遇见的白胡子白头发的老者是人还是神？
　　我说，你说是人就是人，你说是神就是神，反正是你遇见的，又不是我遇见的，我怎么会知道。
　　我一直怀疑这位白胡子白头发老者是妻子臆造出来的。
　　妻子说，我想去找一找。
　　我问，去哪里找？
　　妻子说，去公交车上找呀！
　　我说，你真相信世界上有这么一位老者存在吗？
　　妻子说，我在公交车上遇见的，我凭什么不相信。
　　妻子说去找老者，真去找老者，一连去三天。第一天乘坐公交车，百货大楼至矿机厂之间，来来回回找几趟，没见老者面。那一次遇见老者，他从百货大楼上车，至矿机厂下车。妻子由此判断老者要是不在百货大楼附近居住，也应该在矿机厂附近居住。第二天，妻子乘坐公交车在百货大楼下车，就守候在公交车站，像一个守株待兔的猎人。第三天，妻子乘坐公交车在矿机厂下车，就守候在那里，依旧像一个守株待兔的猎人。妻子想做一个守株待兔的猎人，等来等去就是不见猎物的影子。第四天，妻子出家门去乘公交车，心里就有些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去哪里找老者。是去百货大楼守候？是去矿机厂守候？是乘坐公交车来来回回寻找？结果，妻子上车犹豫，耽误两輛公交车没上；妻子下车犹豫，多坐两站路，在谢一矿下车。妻子站在谢一矿公交站台上，不知道要干什么事。
　　妻子自己问自己，我来谢一矿干什么？
　　妻子自己问自己，老者怎么会住在谢一矿？
　　谢一矿、小鲁。小鲁、谢一矿。妻子的头脑“嚓啦”闪开一道亮光，知道来谢一矿干什么了。小鲁家住在谢一矿。小鲁死，妻子一直惦记着小鲁的孩子，一直想找空闲去看一看小鲁的孩子。冥冥之中，妻子不知不觉地就来了。
　　妻子从街边水果摊上买一点水果，一路问过去，一路找过去。小鲁家住在一片煤矿家属区，说是楼房，其实是不像样子的破旧楼房。楼房四层，小鲁家住三层。小鲁的孩子在家，小鲁的男人在家，小鲁的妹妹在家。小鲁家的楼道里贴着大红的双喜，小鲁家的房门上贴着大红的双喜。妻子看见小鲁的妹妹穿着新娘子的大红衣服，感觉上有些奇奇怪怪的。小鲁的妹妹知道我妻子惊讶什么，自己介绍说，大前天我跟我姐夫结的婚。
　　妻子“噢”一声说，我明白了，你这是冲喜。
　　我们这里人家有冲喜的习俗。所谓冲喜，就是家里有丧期，再办喜期，就得安排在一个月之内。出一个月，就得出三年。不过习俗说的是父辈祖辈的丧期，子辈孙辈的喜期。可是小鲁的男人和小鲁的妹妹，算是哪对哪呀？
　　小鲁的妹妹接着释疑，说姐姐临死前向她提的唯一一个愿望，就是想让她嫁给她姐夫，说这样孩子就不会受别的后妈的气，她死就可以瞑目了。
　　妻子又“噢”一声说，我明白了，恭喜你们二位了。
　　小鲁的妹妹，我妻子叫她小小鲁。小鲁的男人当了小小鲁的男人，依旧是老样子，依旧是不愿说话，替我妻子倒上一杯茶，就坐在沙发上抱孩子。小鲁的孩子已经改口喊小小鲁妈。或许这么小的孩子，根本不需要改口，你让他喊姨，他喊姨，你让他喊妈，他喊妈。
　　小鲁的孩子喊，妈妈，香蕉。
　　香蕉是我妻子提去的。小鲁的孩子看见香蕉想吃，在小鲁的男人怀里坐不住，挣着要下来。小鲁的男人紧紧地抱住孩子不让他下。
　　小小鲁说，香蕉是大姨买来的，要吃你问大姨要。
　　小小鲁伸手指一指我妻子，告诉孩子说，喊一声大姨，就给你香蕉吃。
　　小鲁的孩子看一看我妻子，怯生生地喊，小姨，香蕉。
　　孩子过去喊小小鲁，喊小姨，现在喊我妻子大姨，喊不好。我妻子不为难孩子，伸手剥一根香蕉递过去。
　　小小鲁说孩子，跟他老子一样笨嘴秃舌的，连一声大姨都喊不好。
　　妻子说，孩子小嘴笨，大一大懂事就好了。
　　小小鲁会说话，爱说话。小小鲁说，我姐活着时，老是在我面前夸张姐人好，好人有好报，你看你家曹哥，人实在，能说会道，到哪里都是走在人前面的一个人。小小鲁说话的声音和神态，跟她姐姐一个样。姐姐刚死，加上忙结婚，小小鲁显得消瘦而憔悴。妻子恍恍惚惚的像是见着死去的小鲁，或者说小鲁就没有死，此时此刻就坐在我妻子面前，跟我妻子说话聊天。
　　当天夜里，老者走进我妻子的梦里。老者告诉我妻子，不用去找他，找也找不见。妻子说，怎么找不见，我不是找着您了吗？老者笑一笑，隐隐约约地消失去。妻子醒过来，知道是一个梦。妻子相信梦，相信梦里老者说的话，不再去找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