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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旦经济增长过低，许多行业就会出现全行业亏损，很多企业会破产倒闭，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会出现负增长，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大幅度滑坡。中国当前正进行着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
主动的调整叫改革，被动的调整叫危机。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当前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从大多数追赶型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这一阶段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增长阶段转换期避免系统性危机。
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正在拉开。
在这场赛跑中，我们看到：稳增长调结构两难，财政货币政策需配合；政策刺激效应减弱，金融和实体恶性循环；区域分化开始显现，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出口回落正常合理水平，错位竞争变成直接竞争；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出台政策需提防硬着陆；制造业投资台阶式下降，转型升级面临困难；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有空间，体制机制障碍大量存在。
面对这些难题，《支点》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
稳增长调结构两难，财政货币政策需配合
《支点》：您觉得2015年经济工作的关键是什么？
余斌：今年经济工作的关键，是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取得平衡。若仅强调稳增长，大量过剩产能难以退出，结构调整将难以取得进展；若仅强调调结构，大量过剩产能集中退出，经济增长就会大幅度滑坡，稳增长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支点》 ：您觉得今年财政政策的特点是什么？
余斌 ：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强调加力增效。因今年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很大，需要加大财政政策对稳增长的支持力度，所以要“加力”。同时，要强调“增效”，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支点》：那货币政策呢？
余斌：关于货币政策，说法很多。现在工业品领域面临严重的通缩，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已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如果只看这个情况，货币政策应持续宽松。但在居民消费价格领域，CPI指数却面临2%左右的通胀压力。因此，一味紧缩或一味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状况，应当在松紧之间保持适度，定向调控，精准发力，用滴灌替代漫灌，有保有压。
政策刺激效应减弱，金融和实体未能良性循环
《支点》：2012年到现在，中国经济最高增速为7.9%，最低水平是今年一季度7%。即过去连续3年12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就在一个狭小的区间范围内波动，政府先后三次采取稳增长措施，但效果不大，是怎么回事？
余斌：过去，经济低迷都是短暂的，只要政府采取措施，经济增长很快会回到10%以上，但我们在8%以下已经长达三年时间，政府出台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只带来一个季度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反弹，当政策减弱时，经济增长又再度出现下降，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明显减弱。
去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先后采取降准、降息宽松货币政策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情况并没有因此而缓解。降低利率原本是想缓解“融资贵”问题的，但降低利率却让老百姓收益下降，老百姓把存款转移搬家，银行被迫通过其他方式，支付额外成本筹措资金，导致银行资金的综合成本上升，进而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结果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更高。由此看来，仅仅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已不足以解决问题。
《支点》 ：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会相互影响吗？
余斌：实体经济的重大调整，必然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贷款率大幅度上升，金融机构就被迫收缩。当金融机构收缩时，有些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实体经济面临更大的调整，风险进一步向金融机构集中，金融机构被迫进行更大幅度的收缩。如此恶性循环，实体经济和金融出现了“互害关系”而非“互助关系”。
区域分化开始显现，重化工业阶段结束
《支点》：经济增长有快慢之分，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有没有变化？
余斌：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西部地区原来比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高出许多，但过去一年中，中部和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已没有明显差异；二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整个区域出现严重衰落。
《支点》：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余斌：这两个变化说明，西部地区增长降幅更大，中国的重化工业阶段已经结束。当我们处在重化工业化阶段时，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等产业将以更高的速度增长，这些产业密集地区经济表现会更好。但现在，重化工业已经达到了顶峰，没有了扩张空间。当重化工业化阶段结束时，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等产业会大幅度滑坡，这些产业密集地区必然会遭受更严重的冲击，甚至出现“区域塌陷”现象。中国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都是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密集地区。
出口回落正常合理水平，错位竞争变成直接竞争
《支点》：2002-201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十年间，我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但近年来世界发达经济体普遍持续低迷，我国出口增长将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
余斌：我认为出口高于20%以上的高增长时期结束了，未来中国出口增长能维持在5%-10%，就是一个正常合理水平，今年可能在7%左右。
《支点》：过去，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靠的是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上形成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但这些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未来我们该怎么走？
余斌：过去十年中，土地、能源、劳动力、原材料、资金等成本大幅度上升，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从2005年7月1日至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5%，使得我国的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优势不复存在。我们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新的优势。
《支点》：这不跟发达国家有冲突吗？
余斌：过去我们生产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时，发达国家早已不生产这些产品，与我们没有竞争关系。跟我们竞争的是同样落后的国家，只要能够打败他们就有竞争优势，因此这个过程相对比较顺利。但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几乎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垄断，我们只有打败这些跨国公司，才能确立新的优势，错位竞争变成了直接竞争、同质竞争，困难和挑战十分严峻。 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出台政策需提防硬着陆
《支点》：2014年房地产投资增长10.5%，比2013年下滑9.3个百分点，幅度较大，您怎么看待这种下降？
余斌：分析房地产市场，最关键的指标是城镇户均住房，这是所有发达国家使用最频繁的指标。在城镇户均住房没有达到1套之前，房地产市场是个供不应求的市场。当市场供不应求时，投资高增长，房价大幅度上涨，经常出现“光盘”现象。但到2013年，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已达到1套，市场格局已经从过去的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基本平衡，甚至局部过剩，销售面临困难，投资增长下降。2014年是房地产市场的转折之年。
《支点》：尽管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具有必然性，但会硬着陆吗？
余斌：过去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逻辑是，地方财政收支平衡过度依赖土地，融资平台积累的债务依赖土地增值收益来偿还，金融机构贷款给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购房者。如果房地产市场短期回落过快，可能成为一系列财政金融风险的引爆点。
实际上，现在我国城镇化率只有54.77%，并不高。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70%。可以说，到2030年之前，我们都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无论是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带来的新增住房需求，还是原有城镇居民提出的改善性住房需求，未来房地产市场仍存在健康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只要政策把握得当，我们完全有条件引导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保持年均7%的增速。
《支点》：如何实现软着陆呢？
余斌：从政策调整的角度来看，我们需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清理调整房地产市场高速增长时期的税费政策，降低交易环节税费，鼓励改善性需求和梯度消费。过去很多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投资高增长、房价暴涨，政府出台了很多遏制需求、遏制泡沫的政策，但今天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供求基本平衡，甚至供过于求，原有的政策已不适应今天的市场，需要清理调整。
二是建立利率和首付比例反向调节的机制，防范泡沫风险。如果基准利率下调，首付比例也下调，会让很多不具备买房条件的人购买房屋，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就会积累风险。所以，如果基准利率下调，首付比例就得提高；如果首付比例下调，基准利率就得提高。
三是适当收紧三、四线城市住房土地供应规模，防止产能过剩问题在房地产领域蔓延。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政府，根据自身收支平衡而不是市场需求供应土地，这有悖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
此外，不动产登记和房产税，也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不动产登记对不同城市影响不同，像北京政商密集，很多人可能会有多套住房，现在被迫出售，供大于求的压力很大。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但需要花更长时间仔细研究，不能简单照搬国外。
制造业投资台阶式下降，转型升级面临困难
《支点》：2002-2011年这十年制造业投资年平均增长30%，2012年增幅下降到22%，2013年下降到18.5%，去年下降到13.5%，今年1-2月份下降到10.6%，几乎是台阶式下降趋势，是什么原因呢？
余斌：在制造业领域，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当经济增长8%时，可能出现10%的产能过剩，但当经济增长下降到7%时，过剩产能的比重会上升到20%，甚至30%。
《支点》：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有影响吗？
余斌：作为世界经济、科技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为何率先爆发金融危机呢？奥巴马反思的结果是美国产业空心化，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导致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泡沫破裂产生次贷危机，进而演变为金融危机。
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页岩气革命使美国成为了全球能源价格洼地，吸引大量已经转移到海外的企业重新回归美国本土，同时工业互联网战略也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正日益取得成功。
不仅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更加重视发展制造业。日本的机器人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一场机器换人的自动化改造实验，一场工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战争正在打响，这给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中国带来了直接竞争。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有空间，体制机制障碍大量存在
《支点》：近两年，基础设施投入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对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形势如何？
余斌：政府无法控制出口、消费、企业投资，但可以控制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未来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巨大潜力和空间，比如地铁建设，很多城市还没有修建地铁，大部分城市地铁还没有形成网络；再比如管网建设，现在下暴雨没有哪个城市不被淹没的；还有垃圾处理、农村道路、上下水、农网改造等等，都需要大量投资。今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有望达到18%左右。
《支点》：如今，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不足，为何不吸引民间投资呢？
余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投资规模巨大。办企业可大可小，但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巨大，单个企业很难有那么大的资金实力；二是回收期漫长。动辄百亿元、千亿元资金投下去，没有二三十年收不回来；三是与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比如，因为持续亏损，北京多年前就想大幅度提高地铁票价，可老百姓却说，“地铁怎么能涨价呢”？
对地方政府来说，一边是投资人的利益，一边是老百姓的利益，要合理权衡。合理权衡就是要建立合理的定价调价机制。
另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只有降低融资成本，项目才有经济价值。可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否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呢？这也是个难题。（支点杂志2015年5月刊）
主动的调整叫改革，被动的调整叫危机。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当前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从大多数追赶型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这一阶段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增长阶段转换期避免系统性危机。
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正在拉开。
在这场赛跑中，我们看到：稳增长调结构两难，财政货币政策需配合；政策刺激效应减弱，金融和实体恶性循环；区域分化开始显现，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出口回落正常合理水平，错位竞争变成直接竞争；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出台政策需提防硬着陆；制造业投资台阶式下降，转型升级面临困难；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有空间，体制机制障碍大量存在。
面对这些难题，《支点》记者近日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
稳增长调结构两难，财政货币政策需配合
《支点》：您觉得2015年经济工作的关键是什么？
余斌：今年经济工作的关键，是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取得平衡。若仅强调稳增长，大量过剩产能难以退出，结构调整将难以取得进展；若仅强调调结构，大量过剩产能集中退出，经济增长就会大幅度滑坡，稳增长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支点》 ：您觉得今年财政政策的特点是什么？
余斌 ：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强调加力增效。因今年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很大，需要加大财政政策对稳增长的支持力度，所以要“加力”。同时，要强调“增效”，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支点》：那货币政策呢？
余斌：关于货币政策，说法很多。现在工业品领域面临严重的通缩，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已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如果只看这个情况，货币政策应持续宽松。但在居民消费价格领域，CPI指数却面临2%左右的通胀压力。因此，一味紧缩或一味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状况，应当在松紧之间保持适度，定向调控，精准发力，用滴灌替代漫灌，有保有压。
政策刺激效应减弱，金融和实体未能良性循环
《支点》：2012年到现在，中国经济最高增速为7.9%，最低水平是今年一季度7%。即过去连续3年12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就在一个狭小的区间范围内波动，政府先后三次采取稳增长措施，但效果不大，是怎么回事？
余斌：过去，经济低迷都是短暂的，只要政府采取措施，经济增长很快会回到10%以上，但我们在8%以下已经长达三年时间，政府出台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只带来一个季度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反弹，当政策减弱时，经济增长又再度出现下降，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明显减弱。
去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先后采取降准、降息宽松货币政策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情况并没有因此而缓解。降低利率原本是想缓解“融资贵”问题的，但降低利率却让老百姓收益下降，老百姓把存款转移搬家，银行被迫通过其他方式，支付额外成本筹措资金，导致银行资金的综合成本上升，进而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结果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更高。由此看来，仅仅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已不足以解决问题。
《支点》 ：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会相互影响吗？
余斌：实体经济的重大调整，必然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贷款率大幅度上升，金融机构就被迫收缩。当金融机构收缩时，有些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实体经济面临更大的调整，风险进一步向金融机构集中，金融机构被迫进行更大幅度的收缩。如此恶性循环，实体经济和金融出现了“互害关系”而非“互助关系”。
区域分化开始显现，重化工业阶段结束
《支点》：经济增长有快慢之分，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有没有变化？
余斌：区域经济增长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西部地区原来比中部地区经济增长高出许多，但过去一年中，中部和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已没有明显差异；二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整个区域出现严重衰落。
《支点》：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余斌：这两个变化说明，西部地区增长降幅更大，中国的重化工业阶段已经结束。当我们处在重化工业化阶段时，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等产业将以更高的速度增长，这些产业密集地区经济表现会更好。但现在，重化工业已经达到了顶峰，没有了扩张空间。当重化工业化阶段结束时，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等产业会大幅度滑坡，这些产业密集地区必然会遭受更严重的冲击，甚至出现“区域塌陷”现象。中国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都是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密集地区。
出口回落正常合理水平，错位竞争变成直接竞争
《支点》：2002-201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十年间，我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但近年来世界发达经济体普遍持续低迷，我国出口增长将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
余斌：我认为出口高于20%以上的高增长时期结束了，未来中国出口增长能维持在5%-10%，就是一个正常合理水平，今年可能在7%左右。
《支点》：过去，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靠的是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上形成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但这些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未来我们该怎么走？
余斌：过去十年中，土地、能源、劳动力、原材料、资金等成本大幅度上升，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从2005年7月1日至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5%，使得我国的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优势不复存在。我们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新的优势。
《支点》：这不跟发达国家有冲突吗？
余斌：过去我们生产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时，发达国家早已不生产这些产品，与我们没有竞争关系。跟我们竞争的是同样落后的国家，只要能够打败他们就有竞争优势，因此这个过程相对比较顺利。但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几乎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垄断，我们只有打败这些跨国公司，才能确立新的优势，错位竞争变成了直接竞争、同质竞争，困难和挑战十分严峻。 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出台政策需提防硬着陆
《支点》：2014年房地产投资增长10.5%，比2013年下滑9.3个百分点，幅度较大，您怎么看待这种下降？
余斌：分析房地产市场，最关键的指标是城镇户均住房，这是所有发达国家使用最频繁的指标。在城镇户均住房没有达到1套之前，房地产市场是个供不应求的市场。当市场供不应求时，投资高增长，房价大幅度上涨，经常出现“光盘”现象。但到2013年，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已达到1套，市场格局已经从过去的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基本平衡，甚至局部过剩，销售面临困难，投资增长下降。2014年是房地产市场的转折之年。
《支点》：尽管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具有必然性，但会硬着陆吗？
余斌：过去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逻辑是，地方财政收支平衡过度依赖土地，融资平台积累的债务依赖土地增值收益来偿还，金融机构贷款给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购房者。如果房地产市场短期回落过快，可能成为一系列财政金融风险的引爆点。
实际上，现在我国城镇化率只有54.77%，并不高。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70%。可以说，到2030年之前，我们都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无论是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带来的新增住房需求，还是原有城镇居民提出的改善性住房需求，未来房地产市场仍存在健康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只要政策把握得当，我们完全有条件引导房地产市场实现软着陆，保持年均7%的增速。
《支点》：如何实现软着陆呢？
余斌：从政策调整的角度来看，我们需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清理调整房地产市场高速增长时期的税费政策，降低交易环节税费，鼓励改善性需求和梯度消费。过去很多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投资高增长、房价暴涨，政府出台了很多遏制需求、遏制泡沫的政策，但今天的房地产市场已经供求基本平衡，甚至供过于求，原有的政策已不适应今天的市场，需要清理调整。
二是建立利率和首付比例反向调节的机制，防范泡沫风险。如果基准利率下调，首付比例也下调，会让很多不具备买房条件的人购买房屋，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就会积累风险。所以，如果基准利率下调，首付比例就得提高；如果首付比例下调，基准利率就得提高。
三是适当收紧三、四线城市住房土地供应规模，防止产能过剩问题在房地产领域蔓延。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政府，根据自身收支平衡而不是市场需求供应土地，这有悖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
此外，不动产登记和房产税，也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不动产登记对不同城市影响不同，像北京政商密集，很多人可能会有多套住房，现在被迫出售，供大于求的压力很大。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但需要花更长时间仔细研究，不能简单照搬国外。
制造业投资台阶式下降，转型升级面临困难
《支点》：2002-2011年这十年制造业投资年平均增长30%，2012年增幅下降到22%，2013年下降到18.5%，去年下降到13.5%，今年1-2月份下降到10.6%，几乎是台阶式下降趋势，是什么原因呢？
余斌：在制造业领域，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当经济增长8%时，可能出现10%的产能过剩，但当经济增长下降到7%时，过剩产能的比重会上升到20%，甚至30%。
《支点》：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有影响吗？
余斌：作为世界经济、科技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为何率先爆发金融危机呢？奥巴马反思的结果是美国产业空心化，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导致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泡沫破裂产生次贷危机，进而演变为金融危机。
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页岩气革命使美国成为了全球能源价格洼地，吸引大量已经转移到海外的企业重新回归美国本土，同时工业互联网战略也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正日益取得成功。
不仅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更加重视发展制造业。日本的机器人战略，德国的工业4.0战略……一场机器换人的自动化改造实验，一场工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战争正在打响，这给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中国带来了直接竞争。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有空间，体制机制障碍大量存在
《支点》：近两年，基础设施投入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对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形势如何？
余斌：政府无法控制出口、消费、企业投资，但可以控制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未来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巨大潜力和空间，比如地铁建设，很多城市还没有修建地铁，大部分城市地铁还没有形成网络；再比如管网建设，现在下暴雨没有哪个城市不被淹没的；还有垃圾处理、农村道路、上下水、农网改造等等，都需要大量投资。今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有望达到18%左右。
《支点》：如今，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不足，为何不吸引民间投资呢？
余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投资规模巨大。办企业可大可小，但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巨大，单个企业很难有那么大的资金实力；二是回收期漫长。动辄百亿元、千亿元资金投下去，没有二三十年收不回来；三是与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比如，因为持续亏损，北京多年前就想大幅度提高地铁票价，可老百姓却说，“地铁怎么能涨价呢”？
对地方政府来说，一边是投资人的利益，一边是老百姓的利益，要合理权衡。合理权衡就是要建立合理的定价调价机制。
另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只有降低融资成本，项目才有经济价值。可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否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呢？这也是个难题。（支点杂志2015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