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思想与和谐自由论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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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来祥先生通过对中外美学史的研究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和谐自由论的美学思想,建立了辩证思维的体系。多年来,周先生从各方面对其和谐自由论美学体系进行了阐述和拓展,形成了主客统一的整体美学范式。他的和谐美学理论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的中和思想,就是周先生和谐自由论美学思想的根基,是其内在的魂。
  
  一、和谐自由论美学
  
  和谐自由论美学体系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学家周来祥先生首次提出,并形成了一个流派。周先生几十年来的美学、文艺学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后出版了20部专著。发表了260余篇学术论文,以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研究美学,提出了“美是和谐自由”的观点,建立了逻辑结构严密的“和谐自由美学”理论体系。
  周来祥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就要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与对象性质相适应的(人的)本质的性质;因为正是根据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具体(特定)性质才可以作出特殊的具体的肯定方式”的思想提出了把握美的本质,不能仅从主体人手,也不能仅从客体人手,而必须从主客体之间所形成的特定关系入手,从而形成了“审美关系说”。
  和谐自由论美学在审美关系说的基础上运用以辩证思维为统帅的多元综合一体化的方法,构筑了一个纵横结合网络式圆圈型的逻辑框架。周先生以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思维为根基,以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主线,展开了一个从古典和谐美经近代对立崇高美向现代辩证和谐美发展的历史画卷。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周先生对它的研究领域一步步拓展,从古典美学到近代美学、当代美学,从中国美学到西方美学,从文艺理论到文艺美学等,周先生都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形成了他的动态开放的和谐自由论美学理论体系。
  
  二、中国古代的“中和”文化思想
  
  文化就广义上来说是指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昌盛,数千年来保持着统一和持续的文化形态的古国。中华民族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国古代具备丰富的文化底蕴,其中儒家和道家是两大源头,贯穿整个古代社会,几乎涵盖了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禅宗是印度佛教中国化宗派之一,是在吸收了儒、道的思想及魏晋玄学而形成的旁支。儒、道、佛三家的“中和”思想是周来祥先生美学体系的直接来源。
  在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中和”的思想。周先生在《论中国古典美学》中说:“‘和’是一个大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它几乎涵盖一切,贯串一切”,“‘和’的精神源远流长,是古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中华文化的基本面貌也正是“中和”思想基本特征的外现:强调差异、统一、整体和谐的宇宙观;强调发展、循环、永久的自然观;强调量变、坚持对立而不对抗的和谐观。
  在周来祥先生看来,“中和”的思想就是“和谐”的思想,他的理论就是从中国古代“中和”的思想延伸和概括而来。“中和”的内涵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积淀中,一步步地发展丰富的,从一个日常词语逐步上升到一个哲学概念、伦理道德概念和美学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范畴与主导精神。“中和”的发展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春秋以前的“和”是“以他平他谓之和”,是多种不同事物、不同因素的和谐组合;《札记·中庸》之后,提出“礼”是“和”的标准,只有体现或符合礼的协调组合,才能称之为“和”,《中庸》由人与自身的和谐,推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由人与社会的和谐,推及天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董仲舒进一步将“中和”推之于事物由始到终、由生到成的全过程,指出了“中和”的普遍性、绝对性;从朱熹开始,“中和”的思想转向实用化、生活化、世俗化方面发展。周先生从“中和”这个至真、至善、至美的大概念、大范畴中,概括出我国古代美学是和谐的观点,并指出我国古代的哲学本体论是以人、人类主体为基点的“天人合一”为本体,这种本体是主客体谐和的关系本体:既不是主体本体论,也不是客体本体论,而是以主体为主的主客体统一的关系本体论。可以说,这是周先生提出“审美关系说”观点的最原始的理论根源。从中和、和谐这一本质的规定来看。周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可以说是一个广义的美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美的哲学,中国古代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美的文化。不但老庄道家‘以天合天’的和谐自然哲学是一种美的哲学,孔孟儒家‘天人合一’的伦理人文哲学也是一种美的哲学。”
  概括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是中华民族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心理根源和传统力量,具体体现为儒家、道家和释家文化三大类型。三家不同的和谐思想都对周来祥先生的和谐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其和谐美学的理论渊源。
  
  三、儒、道、佛文化与周来祥的美学思想
  
  如果说,李泽厚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周来祥则实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周来祥先生采用的方法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思维方法。但内在的魂则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国古代文化成为周先生学术思想产生的直接根源:儒家的积极人世精神、道家的淡泊思想及释家的超脱态度都对他的美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道释家思想是周来祥先生为人与做学问的根基。周先生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他在《论中国古典美学》一书的序言中说:“我喜欢美学和文艺学,我更热爱中国的古典美学和古典文论”,他的和谐美学思想就是从儒道家的“和”的思想演化而来,和谐思想贯穿整个儒家与道家文化,共同形成中国古代的和谐美学思想。
  周先生指出,“儒、道、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类型和主要内涵,儒、道、佛的美学观念和审美理想,也是构成中华审美文化的基本元素和基本内容。儒、道、佛的审美文化既各有特色,相互区别,又有一种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中和’精神,使这些差异、矛盾相互补充,相互交融,相互推动,共生共荣。”
  从哲学层次来看,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和主干,其思想是人世的,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的本体论,是一种伦理政治哲学;“天人合一”在儒家是以人和社会为主的,并且在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和中。个体是依附于社会的,社会是主导。道家以“道”为本体,属于自然本体论,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哲学;道家从“道”出发,从自然本体出发,强调“天人合一”,以天为主,人从自然中来,最终回归自然。释家(这里主要指中国化的佛家——禅宗)以“心”为本体,把心与物的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主张心、物绝对和谐的超然境界,物归于心,以心理为依归。从人生态度来看,儒家是积极人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基本理想;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崇尚自然,顺应自然,自由“逍遥”;释家超脱,主张避世遁世。
  在周先生看来,尽管三家各有不同的本体,但三家都强 调和谐,并且以“和”的精神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周先生从三家的基本观点,总结出了它们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观念:儒家认为审美的本质在于和谐,艺术的本质在于“敦和”,在于“温柔敦厚”,这种“和”是偏于社会的美,是一种偏于内容的美,是一种偏于模仿再现的艺术;道家以道为美,以体现道、符合道的事物为美的事物,这种美偏于人和自然的和谐,偏于自然的美,是一种偏于形式的美,是一种偏于抒情表现的艺术;佛家特别是禅宗以佛我同一为美,以绝对的宁静为美。主要解决心与物的关系,是一种偏于心理的美。他又强调:“儒家的社会美,偏于向善,以善为美,主张‘美善相乐’,艺术上强调社会伦理政治功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偏于伦理的美学,偏于社会、政治的美学;道家偏于求真,以体道、合道为美,艺术上尚‘无为’,追求超功利的审美特性,是一种偏于自然的美学,偏于哲学的美学;佛家特别是禅宗以悟道为美,是一种偏于信仰的美学,偏于宗教的美学,是一种超尘脱俗的艺术。”周先生在这里根据三家的不同特征提出了社会美、自然美、心灵美三大形式,指出了偏于再现的艺术和偏于抒情的艺术,为他的艺术的分类提供了基础。他在强调儒道佛三家各自的特征之外,更强调它们的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互推动。指出它们虽然是统一的美的本质的不同类型,但它们在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情趣、艺术本质、艺术类型等方面,三家是互补互动的,在审美境界的追求上是一种暗合于必然又超于必然的自由境界,是一种和谐精神,儒家和道家都把审美看作是合于真善又高于真善、合于目的而又高于目的的自由境界。周来祥先生正是从三家的这种自由精神概括出他的和谐自由论美学思想。同样,关于古代和谐的两种类型——优美与壮美的区分,周先生也通过分析三家的文化特征而强调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儒家是人世的,时刻关注社会、人生状况,具备积极进取的精神,遇到问题善于思考,对艺术上写实倾向的形成产生了促进作用;道家的“无为”思想,追求生命自由、极力摆脱“礼”的约束,推动了古典“浪漫”的嬗变;佛家特别是禅宗,专注内心,崇尚淡静,对我国审美文化从前期重写实向后期重写意的转折上起了关键的作用。由此可见,阳刚之壮美与儒家的方正端庄、道家的奔放气势有关,阴柔之美则与佛家特别是禅宗的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总的来说,周来祥先生从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中吸取和谐美学的理论营养,综观整个周先生的和谐自由论美学思想,无不从中华文化的“和”的精神演化而来:儒家的规范、法度;道家的无为、自由;释家的尚心、主静,三者相互渗透、相互交流,共同形成美学与艺术的无目的而又合目的的自由境界,成为周来祥和谐艺术与美学的直接来源。
  
  参考文献:
  [1]周来祥.再论美是和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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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6]周来祥.三论美是和谐[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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