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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叔于田》作为305首中华诗歌原典之一，其深刻的内涵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历代以来，此诗在东亚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中东亚学者勤于治诗阐释，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关于诗旨之说，东亚学者历来争论不休。通过梳理诸家观点，本文得出共有十二种诗旨之说的结论。分别是：刺庄公说、爱叔段说、美田说、讽太叔段说、描写太叔段狩猎场面说、忧叔段不义而得众说、郑俗浮薄说、刺滥驾君车说、赞美贵族田猎说、段的拥护者赞谀叔打猎说、夸美田猎之人说、爱情诗说。其中以刺庄公说和爱叔段说影响最大。《大叔于田》成文时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诗旨之说距古未远者，当更为可信。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刺庄公说。
关键词：大叔于田 诗歌主旨 诠释研究
《诗经·郑风》中的《大叔于田》，是《郑风》中的第四首诗，每章均有十句内容，全诗总共三章节。诗云：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
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
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大叔于田》首要焦点便是其诗旨。诗旨涉及《大叔于田》全诗的解读，是人们接受认同的基础，因此诗旨研究是全诗在动态传播中非常关键的问题。日本、朝鲜、韩国、中国的诸位学者在诗旨问题上均提出了别具特色的说法，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大叔于田》传播的深入性和广泛性。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对《大叔于田》主旨进行探讨。
一、《大叔于田》诸种诗旨概要
由于不同时代学者在学术上对《大叔于田》有着不同的阐释，再加之字词训诂的多义和不确定性，使得《大叔于田》一诗的诗旨旨意众说纷纭。笔者通过研究《大叔于田》的历史传播过程，从时间视角和国别视角两个维度，梳理出居于主流地位的多种诗旨。
1.刺庄公说。源于《毛诗序》，影响最为深远，其以儒家的政治教化角度释诗的视角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同。在日本有两位代表学者的说法，龟井昱采取了以诗证诗（《郑风·大叔于田》和《郑风·将仲子》互作观照）和以史证诗（联系《春秋》传）的科学方法，从而论证了刺公说的正确性。竹添光鸿治诗理路颇具特色，其将前后两首《叔于田》诗结合到一起进行研究，两诗表面上貌似在夸赞共叔段材艺，实际上以微言大义之笔讽刺了郑庄公对同母胞弟不加规劝痛下杀手之事，足以为后世引戒。在朝鲜、韩国，代表学者尹廷琦的看法颇具朝鲜特色，传统的东亚学者皆以讽刺郑庄公为诗旨的归宿点，而尹廷琦却认为全诗虽在刺公，但主要是指贤者提醒郑庄公。在中国，唐代孔颖达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其主要说法表现出与《毛序》一脉相承的特点。
2.爱叔段说。是传播深度仅次于刺公说的第二大诗旨观点。在日本，代表学者冈白驹摆脱了以政治教化角度阐释诗旨的传统路径，他阐释爱段说的理据均建立在诗歌文本事实之上。在朝鲜、韩国，代表学者朴文镐首先驳斥了刺公说诗旨观点，认为诗歌塑造了共叔段的勇武形象，旨在美段。在中国，代表学者徐田赠通过详细论证“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句，指出诗歌在美段的同时包含规劝之义。
3.美田说。主要流播于朝鲜、韩国。
4.讽太叔段说。主要流播于朝鲜、韩国、中国。
5.描写太叔段狩猎场面说。在日本、中国传播较为充分。
6.忧叔段不义而得众说。
7.郑俗浮薄说。
8.刺滥驾君车说。
9.赞美贵族田猎说。
10.段的拥护者赞谀叔打猎说。
11.夸美田猎之人说。
12.爱情诗说。
总之，刺公说、美段说、刺滥驾君车说都可看作是政治教化角度释诗的说法。《大叔于田》主人公问题历来争论不休，由此为滥觞分化出阐释诗旨的不同观点。忧叔段不义而得众说、讽太叔段说、段的拥护者赞谀叔打猎说、描写太叔段狩猎场面说，此四种观点均认为主人公为《春秋左传》所记载的郑国共叔段。美田说、赞美贵族田猎说、夸美田猎之人说，此三种观点都认为诗歌在描写田猎之诗，区别在于后两种观点认为主人公叔并非特定对象。现代学者的治诗思路展现出与古代学者不同的色彩，一是从民俗学视角提出了郑俗浮薄说，二是提出了流行的情诗恋歌说。
二、《大叔于田》诗旨诠释
（一） 刺庄公说
在《郑风·大叔于田》历史传播的动态过程中，有关本诗诗旨最早的观点出自《毛诗序》，也即刺公说。《毛诗序》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a《毛诗正义》承接毛序的观点：“叔负才恃众，公不知禁，故刺之。”b观之《正义》，可以看出刺公说的理据，共叔段骄矜其才勇又为众人所拥护，这不仅不符合共叔段的身份地位同时也为国家的统一安定埋下了隐患，作为兄长的庄公理应加以劝阻，但现实中却听之任之，因此后世以春秋笔法讽刺郑庄公的不作为。《毛诗序》和《毛诗正义》提出的刺公观点，乃是本诗诗旨在东亚流播过程里影响最大的说法。
龟井昱言：“以诗考之，《将仲子》《叔于田》，若罪在段。杀其弟无亲之道。”c在《诗经·郑风》中，《大叔于田》的前两首诗歌分别是《将仲子》和《叔于田》。若用以诗证诗的方法，《大叔于田》詩旨在讽段，若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刺庄公说足可成立。仁井田好古云：“钟伯敬曰：‘叔段无大志。一驰马试剑公子耳。看“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及“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气象大小轻浅相去多少。’吕伯恭曰：‘惊鸟将击，必匿其形。二诗所载，段之轻浅如此。宜其为庄公之所易也。’”d仁氏直接引用了中国学者钟伯敬、吕祖谦的观点，可见其也认可刺公说。竹添光鸿曰：“自我观之，《叔于田》《大叔于田》诗皆言叔之材艺武勇。词似爱之，实则形容其轻扬粗暴之气习，知其不足以有为，而且将及于祸，故意又似乎戒之。然言外见公之于叔不早谕教，卒使陷于不义。”e竹添光鸿的说法别具一格，他将两首《叔于田》合而观照，得出诗旨讽谏郑庄公的观点。在美段的外衣下，竹氏看出诗中对叔段的描写隐含有言外之意，叔段骄勇难成大事，迟早要遭遇杀身之祸，而旁坐观望的庄公面对胞母之弟的危险举动不仅不加以规劝，更有甚者，动有杀机。诗意与《春秋·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基本吻合，其利用结合《春秋传》训诗的方法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此外，龟井昭阳和冢田虎分别在其专著《毛诗考》和《注毛诗》中直接引用了《序》之观点。由此可见，刺公说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为日本诗学研究者所接受。 成海应言：“此诗极言段材武之盛，射御之良，而不义以将之，得无乱乎？国人之情，私相爱好而褒美之。故见者，闵齐无拘制，而徒慧其勇不久将作乱也。然庄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盖已绪杀段心而人自不之知耳。”f成海应认同孔疏之说，“刺公”本就是《大叔于田》作者的意图所在，叔段的所为虽不符礼法，但因其勇武双全深受郑国百姓爱戴。然而国无二主，庄公除段之心早已有之。作为兄长的庄公不对段加以规劝，而是试图一网打尽，可见其残忍，为后世戒。朴世堂提到：“序以此为亦刺庄公，曰：‘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孔氏谓：‘叔负才恃众必为乱阶，而公不知禁，故刺之。’今传以两篇皆为段不义得众，故郑人爱之而作者得之。” g朴世堂治诗以《毛诗序》为蓝本，进而引用了孔颖达的说法，可见其认同从政治教化角度阐释诗旨，后两句着眼于诗中所描写的叔段形象，叔段虽不义但的确受到郑国百姓的喜爱。朴氏在刺公说的基础上又增益了叔段的内容，令诗旨更加丰满。尹廷琦言：“何者？民怀其德，则必有呼道其德惠，今无一言而及，有何爱之之实？又按《左传》：‘大叔段贰于封，曰：“厚将得众。”’盖当时叔之逆已萌，有得众之虑，贤者炳几知微，作为此诗，以刺庄公，冀其早图也。叔之且仁且好且武者，误为国人爱慕之语，以见人情之将归也。善射善御者，以见其才艺之足为乱也。袒裼暴虎者，以见武勇之必好乱也。戒其伤女者，以见国人之皆爱慕也。郎郎讽谕也。”h尹氏认为全诗并没有体现百姓对叔段德政恩惠的称赞之情，因此爱段之义不是诗歌所表现的。结合《左传》来看，叔段叛逆之心毕露无遗，贤者讽谏庄公早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刺公”有别于前文，传统意义上的刺公说旨在批判庄公不顾兄弟之情狠心除段，而此处是指贤者提醒庄公。同时，尹氏阐释了具体诗句以增强刺公说的理据。以上是刺公说在朝鲜、韩国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几种观点。
中国学者中历来持刺公说的为数众多，以宋清两代的学术观点具有代表性。吕祖谦云：“二诗所载，段之轻浅如此，宜其为庄公之所易也。诗人乃若忧其不能制者，岂其未得庄公之情也哉？诗人直以兄弟之心为庄公忧耳。”i吕氏从内容角度阐释诗旨，并将两首《叔于田》结合起来进行观照，可以看出原诗作者对庄公的担忧劝解之义。朱熹在秉持刺公说的同时也抒发了对共叔段之恶的愤慨，其言：“今庄公不然，其宠之者乃所以残之也，其不仁已甚矣。圣人录二诗于国风，既以着叔段之恶而书郑伯克段于《春秋》，复以甚庄公之罪，其亦可以为后世戒矣。”！ 0可以看出庄公不仁，诗刺之，共叔段欲犯上作乱，恶极。清代的方玉润言：“诗曰：‘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叔以此骄其兄，则恃勇无君之心已可概见。庄公劳而慰之曰：‘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岂真爱之耶？实纵之以蹈于危耳！诗人窥破此隐，如《春秋》书法，微意谓描摹工艳，铺张亦复淋漓尽致。”！ 1方氏综合历代的说法，从诗中的关键句出发，发出诗作者良苦用心的感慨，不同于《诗解颐》中直言叔段欲夺王位的野心（叔段是否有夺位之心还有待考据），方氏认为叔段骄矜其武勇，而庄公放纵其弟目的在于置弟于死地。此诗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所借鉴，这是方氏的一大新见解。
（二）爱叔段说
爱叔段说，是传播程度仅次于刺公说的第二大诗旨观点。朱熹在《诗集传》中言：“盖叔多才好勇，而郑人爱之如此。”！ 2是有关爱段说最早的观点。该观点从《大叔于田》的描写内容出发，“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可知叔的勇武，郑人皆归心叔段。以朱子学说为始点，爱段说波及日本、朝鲜、韩国、中国四国。
山本章知将《大叔于田》的研究置于春秋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研究思路十分独特。原文言：“抑周之东迁，诸侯众并寡，强陵弱，暴敛无纪，小民或不得养父母妻子。方此时，段从民欲，薄税敛悦之。民之慕悦，至有如此者。虽非固穷君子之节，人情固有如此者，不得槩曰之邪思。夫子录之，意或在于此，以戒之为人上而暴敛不仁者耳。”！ 3自从周平王移迁都城之后，周朝王室日渐衰颓，各地诸侯居心叵测，不听从中央王朝的号令。各地诸侯互相兼并、战争不断的形势下，广大平民百姓深受苦难，难以安居乐业。乱世之际，叔段实行“仁政”，故百姓多归心于叔段，因此《大叔于田》为百姓对叔段的夸美之词。此外，诗旨也有诫勉君主应有惜民情怀之义。山本的研究从独特的维度论证了爱段说。丰稷正音讲道：“段不义而得众，郑人归之，赋《大叔》。”！ 4叔段赤着身子与猛虎搏斗，此种行为与礼教对贵族行为的要求格格不入，但这种不义之举却赢得了郑人的欢心。冈白驹《毛诗补义》：“庄公之罪难见。”！ 5冈白驹首先肯定了诗序观点，段之险恶为世人知，但庄公之罪却隐藏在角落里，作为兄长却能做出痛杀亲兄弟的决定。但诗序关于《大叔于田》诗旨的考辨并非完整，《大叔于田》和上一首《叔于田》均是在赞美叔段的威猛勇敢。冈白驹的观点建立在诗歌文本事实之上，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以政治教化角度训诗的治学路径。
朴世堂提到：“序以此为亦刺庄公曰：‘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孔氏谓叔负才恃众必为乱阶而公不知禁，故刺之。’今传以两篇皆为段不义得众，故郑人爱之而作者得之。” ！ 6朴氏分别引用了《毛诗序》、孔氏学说、《诗集传》的观点，最终又归结于爱段说，可见爱段说在韩国的传播中后来居上，与刺公说等传统诗旨并列。朴文镐言：“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此诗与上篇意同非刺庄公也。下两句得之。”！ 7朴文镐驳斥了传统的刺公说法，着眼于诗歌所塑造出的叔段英勇神武形象，得出诗歌美段之旨。
徐田赠提出：“诗人于公叔之田猎，必历叙其事之始终而夸美之也。‘将叔’二句，只是于夸之之中致戒之之辞也。至末章方缴出喜其无伤之意。”！ 8值得重视的是，徐详细论述了“将叔……伤女”两句之义，夸美叔段之际同时包含规劝之语，此处正显示了郑人爱段之心，加强了爱段说的信服度。冉觐祖《诗经详说》中引用了苏轼、朱熹、钟伯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见解：“此诗亦非刺庄公，只是美叔段，言外见得庄公所以成段之恶意，国人爱而美之，正是段酿祸处。”！ 9冉氏否定了流传甚广的刺公说，提出诗旨以美段为中心，但从诗句中可看出庄公笑里藏刀，对弟段怒而不发。国人对段的衷心拥护恰恰是庄公的忧患所在，山无二虎国无二主，叔段必遭祸患。王静芝《诗经通释》：“诗序以此诗为刺庄公者。然此诗全文，皆赞美之辞，绝无讽刺之语。作序者唯以大叔后侵庄公，行为不义，故必曲解为刺，实成见太深之语。此诗实为大叔田猎盛况，形容其猎兽之武勇。此时京人郑人尚均未见大叔之不义，何能指大叔不义而为诗刺庄公乎？” @ 0可见，处于正统主流地位的《序》说，遭到了王氏的激烈抨击，《大叔于田》本就是單纯地描摹出一幅叔段田猎图，诗句之中毫无讥讽叔段不义之举的笔墨，按照所述的线性逻辑，《诗序》的观点显然不成立。
关键词：大叔于田 诗歌主旨 诠释研究
《诗经·郑风》中的《大叔于田》，是《郑风》中的第四首诗，每章均有十句内容，全诗总共三章节。诗云：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
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
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大叔于田》首要焦点便是其诗旨。诗旨涉及《大叔于田》全诗的解读，是人们接受认同的基础，因此诗旨研究是全诗在动态传播中非常关键的问题。日本、朝鲜、韩国、中国的诸位学者在诗旨问题上均提出了别具特色的说法，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大叔于田》传播的深入性和广泛性。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对《大叔于田》主旨进行探讨。
一、《大叔于田》诸种诗旨概要
由于不同时代学者在学术上对《大叔于田》有着不同的阐释，再加之字词训诂的多义和不确定性，使得《大叔于田》一诗的诗旨旨意众说纷纭。笔者通过研究《大叔于田》的历史传播过程，从时间视角和国别视角两个维度，梳理出居于主流地位的多种诗旨。
1.刺庄公说。源于《毛诗序》，影响最为深远，其以儒家的政治教化角度释诗的视角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同。在日本有两位代表学者的说法，龟井昱采取了以诗证诗（《郑风·大叔于田》和《郑风·将仲子》互作观照）和以史证诗（联系《春秋》传）的科学方法，从而论证了刺公说的正确性。竹添光鸿治诗理路颇具特色，其将前后两首《叔于田》诗结合到一起进行研究，两诗表面上貌似在夸赞共叔段材艺，实际上以微言大义之笔讽刺了郑庄公对同母胞弟不加规劝痛下杀手之事，足以为后世引戒。在朝鲜、韩国，代表学者尹廷琦的看法颇具朝鲜特色，传统的东亚学者皆以讽刺郑庄公为诗旨的归宿点，而尹廷琦却认为全诗虽在刺公，但主要是指贤者提醒郑庄公。在中国，唐代孔颖达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其主要说法表现出与《毛序》一脉相承的特点。
2.爱叔段说。是传播深度仅次于刺公说的第二大诗旨观点。在日本，代表学者冈白驹摆脱了以政治教化角度阐释诗旨的传统路径，他阐释爱段说的理据均建立在诗歌文本事实之上。在朝鲜、韩国，代表学者朴文镐首先驳斥了刺公说诗旨观点，认为诗歌塑造了共叔段的勇武形象，旨在美段。在中国，代表学者徐田赠通过详细论证“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句，指出诗歌在美段的同时包含规劝之义。
3.美田说。主要流播于朝鲜、韩国。
4.讽太叔段说。主要流播于朝鲜、韩国、中国。
5.描写太叔段狩猎场面说。在日本、中国传播较为充分。
6.忧叔段不义而得众说。
7.郑俗浮薄说。
8.刺滥驾君车说。
9.赞美贵族田猎说。
10.段的拥护者赞谀叔打猎说。
11.夸美田猎之人说。
12.爱情诗说。
总之，刺公说、美段说、刺滥驾君车说都可看作是政治教化角度释诗的说法。《大叔于田》主人公问题历来争论不休，由此为滥觞分化出阐释诗旨的不同观点。忧叔段不义而得众说、讽太叔段说、段的拥护者赞谀叔打猎说、描写太叔段狩猎场面说，此四种观点均认为主人公为《春秋左传》所记载的郑国共叔段。美田说、赞美贵族田猎说、夸美田猎之人说，此三种观点都认为诗歌在描写田猎之诗，区别在于后两种观点认为主人公叔并非特定对象。现代学者的治诗思路展现出与古代学者不同的色彩，一是从民俗学视角提出了郑俗浮薄说，二是提出了流行的情诗恋歌说。
二、《大叔于田》诗旨诠释
（一） 刺庄公说
在《郑风·大叔于田》历史传播的动态过程中，有关本诗诗旨最早的观点出自《毛诗序》，也即刺公说。《毛诗序》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a《毛诗正义》承接毛序的观点：“叔负才恃众，公不知禁，故刺之。”b观之《正义》，可以看出刺公说的理据，共叔段骄矜其才勇又为众人所拥护，这不仅不符合共叔段的身份地位同时也为国家的统一安定埋下了隐患，作为兄长的庄公理应加以劝阻，但现实中却听之任之，因此后世以春秋笔法讽刺郑庄公的不作为。《毛诗序》和《毛诗正义》提出的刺公观点，乃是本诗诗旨在东亚流播过程里影响最大的说法。
龟井昱言：“以诗考之，《将仲子》《叔于田》，若罪在段。杀其弟无亲之道。”c在《诗经·郑风》中，《大叔于田》的前两首诗歌分别是《将仲子》和《叔于田》。若用以诗证诗的方法，《大叔于田》詩旨在讽段，若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刺庄公说足可成立。仁井田好古云：“钟伯敬曰：‘叔段无大志。一驰马试剑公子耳。看“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及“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气象大小轻浅相去多少。’吕伯恭曰：‘惊鸟将击，必匿其形。二诗所载，段之轻浅如此。宜其为庄公之所易也。’”d仁氏直接引用了中国学者钟伯敬、吕祖谦的观点，可见其也认可刺公说。竹添光鸿曰：“自我观之，《叔于田》《大叔于田》诗皆言叔之材艺武勇。词似爱之，实则形容其轻扬粗暴之气习，知其不足以有为，而且将及于祸，故意又似乎戒之。然言外见公之于叔不早谕教，卒使陷于不义。”e竹添光鸿的说法别具一格，他将两首《叔于田》合而观照，得出诗旨讽谏郑庄公的观点。在美段的外衣下，竹氏看出诗中对叔段的描写隐含有言外之意，叔段骄勇难成大事，迟早要遭遇杀身之祸，而旁坐观望的庄公面对胞母之弟的危险举动不仅不加以规劝，更有甚者，动有杀机。诗意与《春秋·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基本吻合，其利用结合《春秋传》训诗的方法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此外，龟井昭阳和冢田虎分别在其专著《毛诗考》和《注毛诗》中直接引用了《序》之观点。由此可见，刺公说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为日本诗学研究者所接受。 成海应言：“此诗极言段材武之盛，射御之良，而不义以将之，得无乱乎？国人之情，私相爱好而褒美之。故见者，闵齐无拘制，而徒慧其勇不久将作乱也。然庄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盖已绪杀段心而人自不之知耳。”f成海应认同孔疏之说，“刺公”本就是《大叔于田》作者的意图所在，叔段的所为虽不符礼法，但因其勇武双全深受郑国百姓爱戴。然而国无二主，庄公除段之心早已有之。作为兄长的庄公不对段加以规劝，而是试图一网打尽，可见其残忍，为后世戒。朴世堂提到：“序以此为亦刺庄公，曰：‘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孔氏谓：‘叔负才恃众必为乱阶，而公不知禁，故刺之。’今传以两篇皆为段不义得众，故郑人爱之而作者得之。” g朴世堂治诗以《毛诗序》为蓝本，进而引用了孔颖达的说法，可见其认同从政治教化角度阐释诗旨，后两句着眼于诗中所描写的叔段形象，叔段虽不义但的确受到郑国百姓的喜爱。朴氏在刺公说的基础上又增益了叔段的内容，令诗旨更加丰满。尹廷琦言：“何者？民怀其德，则必有呼道其德惠，今无一言而及，有何爱之之实？又按《左传》：‘大叔段贰于封，曰：“厚将得众。”’盖当时叔之逆已萌，有得众之虑，贤者炳几知微，作为此诗，以刺庄公，冀其早图也。叔之且仁且好且武者，误为国人爱慕之语，以见人情之将归也。善射善御者，以见其才艺之足为乱也。袒裼暴虎者，以见武勇之必好乱也。戒其伤女者，以见国人之皆爱慕也。郎郎讽谕也。”h尹氏认为全诗并没有体现百姓对叔段德政恩惠的称赞之情，因此爱段之义不是诗歌所表现的。结合《左传》来看，叔段叛逆之心毕露无遗，贤者讽谏庄公早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刺公”有别于前文，传统意义上的刺公说旨在批判庄公不顾兄弟之情狠心除段，而此处是指贤者提醒庄公。同时，尹氏阐释了具体诗句以增强刺公说的理据。以上是刺公说在朝鲜、韩国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几种观点。
中国学者中历来持刺公说的为数众多，以宋清两代的学术观点具有代表性。吕祖谦云：“二诗所载，段之轻浅如此，宜其为庄公之所易也。诗人乃若忧其不能制者，岂其未得庄公之情也哉？诗人直以兄弟之心为庄公忧耳。”i吕氏从内容角度阐释诗旨，并将两首《叔于田》结合起来进行观照，可以看出原诗作者对庄公的担忧劝解之义。朱熹在秉持刺公说的同时也抒发了对共叔段之恶的愤慨，其言：“今庄公不然，其宠之者乃所以残之也，其不仁已甚矣。圣人录二诗于国风，既以着叔段之恶而书郑伯克段于《春秋》，复以甚庄公之罪，其亦可以为后世戒矣。”！ 0可以看出庄公不仁，诗刺之，共叔段欲犯上作乱，恶极。清代的方玉润言：“诗曰：‘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叔以此骄其兄，则恃勇无君之心已可概见。庄公劳而慰之曰：‘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岂真爱之耶？实纵之以蹈于危耳！诗人窥破此隐，如《春秋》书法，微意谓描摹工艳，铺张亦复淋漓尽致。”！ 1方氏综合历代的说法，从诗中的关键句出发，发出诗作者良苦用心的感慨，不同于《诗解颐》中直言叔段欲夺王位的野心（叔段是否有夺位之心还有待考据），方氏认为叔段骄矜其武勇，而庄公放纵其弟目的在于置弟于死地。此诗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所借鉴，这是方氏的一大新见解。
（二）爱叔段说
爱叔段说，是传播程度仅次于刺公说的第二大诗旨观点。朱熹在《诗集传》中言：“盖叔多才好勇，而郑人爱之如此。”！ 2是有关爱段说最早的观点。该观点从《大叔于田》的描写内容出发，“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可知叔的勇武，郑人皆归心叔段。以朱子学说为始点，爱段说波及日本、朝鲜、韩国、中国四国。
山本章知将《大叔于田》的研究置于春秋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研究思路十分独特。原文言：“抑周之东迁，诸侯众并寡，强陵弱，暴敛无纪，小民或不得养父母妻子。方此时，段从民欲，薄税敛悦之。民之慕悦，至有如此者。虽非固穷君子之节，人情固有如此者，不得槩曰之邪思。夫子录之，意或在于此，以戒之为人上而暴敛不仁者耳。”！ 3自从周平王移迁都城之后，周朝王室日渐衰颓，各地诸侯居心叵测，不听从中央王朝的号令。各地诸侯互相兼并、战争不断的形势下，广大平民百姓深受苦难，难以安居乐业。乱世之际，叔段实行“仁政”，故百姓多归心于叔段，因此《大叔于田》为百姓对叔段的夸美之词。此外，诗旨也有诫勉君主应有惜民情怀之义。山本的研究从独特的维度论证了爱段说。丰稷正音讲道：“段不义而得众，郑人归之，赋《大叔》。”！ 4叔段赤着身子与猛虎搏斗，此种行为与礼教对贵族行为的要求格格不入，但这种不义之举却赢得了郑人的欢心。冈白驹《毛诗补义》：“庄公之罪难见。”！ 5冈白驹首先肯定了诗序观点，段之险恶为世人知，但庄公之罪却隐藏在角落里，作为兄长却能做出痛杀亲兄弟的决定。但诗序关于《大叔于田》诗旨的考辨并非完整，《大叔于田》和上一首《叔于田》均是在赞美叔段的威猛勇敢。冈白驹的观点建立在诗歌文本事实之上，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以政治教化角度训诗的治学路径。
朴世堂提到：“序以此为亦刺庄公曰：‘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孔氏谓叔负才恃众必为乱阶而公不知禁，故刺之。’今传以两篇皆为段不义得众，故郑人爱之而作者得之。” ！ 6朴氏分别引用了《毛诗序》、孔氏学说、《诗集传》的观点，最终又归结于爱段说，可见爱段说在韩国的传播中后来居上，与刺公说等传统诗旨并列。朴文镐言：“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此诗与上篇意同非刺庄公也。下两句得之。”！ 7朴文镐驳斥了传统的刺公说法，着眼于诗歌所塑造出的叔段英勇神武形象，得出诗歌美段之旨。
徐田赠提出：“诗人于公叔之田猎，必历叙其事之始终而夸美之也。‘将叔’二句，只是于夸之之中致戒之之辞也。至末章方缴出喜其无伤之意。”！ 8值得重视的是，徐详细论述了“将叔……伤女”两句之义，夸美叔段之际同时包含规劝之语，此处正显示了郑人爱段之心，加强了爱段说的信服度。冉觐祖《诗经详说》中引用了苏轼、朱熹、钟伯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见解：“此诗亦非刺庄公，只是美叔段，言外见得庄公所以成段之恶意，国人爱而美之，正是段酿祸处。”！ 9冉氏否定了流传甚广的刺公说，提出诗旨以美段为中心，但从诗句中可看出庄公笑里藏刀，对弟段怒而不发。国人对段的衷心拥护恰恰是庄公的忧患所在，山无二虎国无二主，叔段必遭祸患。王静芝《诗经通释》：“诗序以此诗为刺庄公者。然此诗全文，皆赞美之辞，绝无讽刺之语。作序者唯以大叔后侵庄公，行为不义，故必曲解为刺，实成见太深之语。此诗实为大叔田猎盛况，形容其猎兽之武勇。此时京人郑人尚均未见大叔之不义，何能指大叔不义而为诗刺庄公乎？” @ 0可见，处于正统主流地位的《序》说，遭到了王氏的激烈抨击，《大叔于田》本就是單纯地描摹出一幅叔段田猎图，诗句之中毫无讥讽叔段不义之举的笔墨，按照所述的线性逻辑，《诗序》的观点显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