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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但将诚信视作重要的行为规范，而且视作治国之本。在中国古代数百位帝王中，唐太宗对孔子这一理念的理解是特别深刻的，也是很讲诚信的。他既不赞成像刘邦那样杀戮功臣，又厌恶好用诈术的魏武帝曹操。他对群臣推心置腹。尤为难得的是，能以真诚之心听取和采纳群臣的批评意见。他跟群臣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
以诚信为治国之本
唐太宗经常跟大臣们在一起谈论诚信，向他们说明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讲诚信；要求他们将诚信作为立身和处事的准则。而他自己在这方面很注意以身作则。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又跟身边的大臣讨论诚信问题。他先讲了孔子的一段话。这段话见于《论语·颜渊》，意为：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要做到三条：“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即粮食充足，军备充足，取信于民。子贡问：在这三件事中，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件，那么应当去掉哪一件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充足。子贡又问：剩下的两件事中，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件，那么应当去掉哪一件呢？孔子说：去掉粮食充足。第三件不能去掉，因为“民无信不立”，治国不可失信于民。在孔子看来，粮食、军备、诚信对于治国都很重要，实际上认为一件不能少；而在三者之中，他首先看重诚信。
接着，唐太宗结合历史经验教训，阐发了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当年项羽攻入秦朝都城咸阳，天下形势已在他的掌控之中，如果能努力实行仁义、诚信，还有谁能跟他争夺天下呢？唐太宗认为项羽败就败在失信于天下。项羽败亡的原因诚如唐太宗所说。他带兵攻入咸阳后，没有一反暴虐的秦王朝的做法，采取紧急措施，解百姓于倒悬；而是以暴易暴，野蛮地实行屠城，并将秦朝皇宫付之一炬，掳掠财宝、妇女，满载东归，使喁喁百姓大失所望。
唐太宗的观点，为身边的大臣所接受。宰相房玄龄谈了他的体会：仁、义、礼、智、信，这是五条行为规范，违反哪一条都不行。能经常实行，大有好处。商纣王违反这五条，政权为周武王所夺得。项羽不讲诚信，终为刘邦所败。
总的来说，唐太宗在施政中讲诚信是比较自觉的，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接受大臣们的监督。只要唐太宗对诚信稍一疏忽，以忠言直谏闻名的魏征就向他提意见，说他“未尽于诚信”。唐太宗听了不但不觉得丢面子，不但不生气，还表扬魏征。
唐太宗也有糊涂的时候。他见很多候选官员在资格、出身上造假，便下令对假冒者从重处理：假冒者必须自首，如不自首，将处以死刑。不久，有个假冒者被查出，唐太宗要处死这个人。主管刑狱案件的大理寺的首长戴胄说，依照法律条文只能判处流放。唐太宗怒曰，你想守法而使我失信吗？戴胄说，皇上的命令和国家的大法不同，皇上的命令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皇上恨候选官员假冒的多，故想处死他们。既然知道这样做不妥，再依法判处他们，这叫“忍小忿而存大信”。唐太宗这才转怒为喜，说道，你能公正执法，我还担心什么呢？他知错就改。
唐太宗难得也有失信的时候。有个老臣叫党仁弘，立有功劳，并且有才能，有政绩，但犯了贪污罪，“赃百余万”，依法当处死。唐太宗怜悯这位即将被处以极刑的白发老臣，向大理寺官员求情，请免其一死。大理寺官员坚持依法办事，五次上奏要求处死党仁弘。唐太宗乃把五品以上官员召集到太极殿，对他们说：执行法律，“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表示要到长安南郊，坐在草席上，一天只吃一顿素，向老天谢罪三日。后来，由于宰相房玄龄松了口，党仁弘没有被处死，改为流放钦州。唐太宗偶尔失信一次，就有一种负罪感。
不以权术驾驭群臣
唐太宗对群臣有一颗诚挚之心，不以权术、诈道对付臣下。
他对大臣长孙无忌等人说过，他即位之初，不止一人上书称：“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就是说，作为皇上，要专制独断，不能信任臣下，不能放手任用他们。唐太宗没有采纳这种似乎为他着想，实际于国家不利的建议。
又有人给唐太宗出主意，用诈道除去佞臣。唐太宗就问此人：你知道奸佞之人是谁吗？回答说：臣不能确知谁是佞人，请陛下佯装发怒以试群臣。如果直言进谏，不怕冒犯圣上，则是正直之人。如果阿谀奉迎，则是佞人。唐太宗对他说：我要在普天之下实行诚信，不想以诈道教化臣民。你的话虽然好，但我不想采纳。
唐太宗为何不采纳用诈道清除佞臣的建议呢？他对封德彝说出了原因：流水是清是浊，取决于源头。国君是政治的源头，臣下好比流水。国君自己行诈术，而要臣下行直道，就好比源头混浊，而望流水清澈，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常常因为魏武帝曹操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像他这样做，政令怎能贯彻呢？
唐太宗说曹操多诡诈，是有历史记载作依据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曹瞒传》云：一次曹操带领军队出征，军粮不足，私下问主管军粮的人怎么办，回答说发放军粮时改用小斗。曹操说，很好。后来士兵们说曹操欺骗他们。曹操生怕士兵闹事，便把主管军粮的人找来，对他说：“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意思是只好借你的死平息众怒，不然此事解决不了。于是将他斩首示众，还在其脸上题了10个字：“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曹瞒传》说，“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可能是以上这类记载，引起了唐太宗对曹操为人的反感。他要以曹操为戒。
对自己任用的大臣，唐太宗从不轻易怀疑。要想在唐太宗面前诬害一个人，是难以得逞的。宰相萧瑀曾诬告房玄龄结党营私，对皇上怀有二心，只是尚未谋反。唐太宗对萧瑀说：你的话未免太过分了。国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我虽谈不上圣明，但还不至于糊涂到好人坏人都分不清。对房玄龄，唐太宗一如既往地信任。
对犯有过错的大臣，唐太宗总是批评教育，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不一棍子打死。有一次宫中宴会，发生了纠纷：时任同州刺史的功臣尉迟敬德生气地对坐在他上首的人说：你有何功劳，坐在我上首！坐在尉迟敬德下首的任城王李道宗劝说尉迟，哪知尉迟对李道宗报以老拳，几乎将其眼睛打瞎。唐太宗一气之下，宣布中止宴会。他对尉迟敬德说：我见汉高祖刘邦诛灭功臣，常常有责怪他的意思。我想与你们这些功臣共保富贵，想不到你屡次犯法。我才知道韩信、彭越这些功臣被杀，并非汉高祖的罪过。国家的纲纪，就靠赏与罚维持。好自为之，不要后悔莫及。遭到唐太宗训斥之后，尉迟敬德开始变得老实起来。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处理君臣关系较好的一位。他自称，他与群臣相处融洽，做到了“相亲如一体”。这方面的动人故事很多。
大将李世勣（唐太宗死后改名李勣）得了急病，医生的药方上写着“须灰可疗”四个字。唐太宗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世勣和药。把李世勣感动得“顿首出血泣谢”。唐太宗说：我这样做，是为国家，不是为你个人，何谢之有！儒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了对父母负责，必须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发肤”，不得损伤之。唐太宗作为一位君主，为了给李世勣治病（疗效如何是另外一回事），能够剪下自己的胡须，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难得的。
贞观十九年（645年），在攻打高丽的战争中，大将李思摩中了弩矢，唐太宗亲自为他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
宰相房玄龄病危时，唐太宗派人将其接到宫中治疗。病情稍稍稳定，唐太宗则喜形于色；病情加剧，则深深忧虑。房玄龄临终时，唐太宗“握手与诀，悲不自胜”。
唐太宗以上这些举动，显然不是“作秀”。因为“作秀”是做表面文章，唐太宗却是怀着一腔真诚做这些事的；“作秀”是偶一为之，唐太宗却是经常这样做的。
以真诚之心纳谏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说明他是一位很清醒的君主，接受了强大、富庶的隋帝国一朝覆亡的深刻教训，愿意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以及施政中的过失，能够自觉地听取臣下的批评意见。
唐太宗认识到，“人苦不自知其过”，一个人要认识自己的过错是不容易的；作为国君，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看待自己，尤其困难。他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禄位。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国君处在怀有各种企图的人的包围之中，他们用种种手段来影响、迷惑国君。国君稍一懈怠，在哪一方面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就很危险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太宗才经常地、自觉地要求大臣们面对面地、直截了当地向他提意见。
唐太宗不但自己纳谏，还教育太子纳谏。他对太子因“材”施教，见到什么，就以什么为教材，对太子进行教育。见太子乘船，就对他说《孔子家语》中的一段话：“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太子在树下休息，就对他说：“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这两句话出自《尚书·说命（上）》。“后”在此处作“君主”讲。全文的意思是：锯木头靠墨线才能直，国君靠听取臣下的谏言才能圣明。他希望把纳谏作为李唐王朝的一个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唐太宗听取大臣们的批评意见是很恳切的。他经常要求大臣们对他的过失“明言之”，“直言无隐”。有一次，唐太宗又要群臣向他提意见，长孙无忌等人说，皇上没有过失。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批评他们说：我问你们，我有何过错，你们却对我阿谀奉承。我想当面列举你们各位的长处和短处，让你们改掉说奉承话的毛病。接着唐太宗说出了在场的每一位大臣的优缺点。
唐太宗也有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的时候。有一次，河南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皇上修洛阳宫，劳民；收地租，厚敛；民俗好高髻，都是受了宫中的影响。唐太宗很生气，对房玄龄等人说道：皇甫德参希望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宫人都不留头发。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满意？魏征谏道：汉文帝时贾谊上书说，“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言语不激烈，不能打动国君。所谓狂人之言，圣人择焉，愿皇上裁察。听了魏征的一番话，唐太宗怒气全消。他采纳了魏征的意见，不再对皇甫德参的上书愤愤不平。还赏给魏征24匹绢。过了几天，魏征又提意见，说皇上近来不喜直言，虽然接受了，但是有点勉强，不如以往闻过则喜。唐太宗表示虚心接受，加大了对魏征的赏赐。
只有唐太宗这样清醒有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国君，才能容忍魏征这样的敢言直谏的大臣。正因为能容得下魏征这样的忠直之士，唐太宗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位“明君”中的佼佼者，真正实践了他所服膺的《尚书》中的两句话：“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以诚信为治国之本
唐太宗经常跟大臣们在一起谈论诚信，向他们说明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讲诚信；要求他们将诚信作为立身和处事的准则。而他自己在这方面很注意以身作则。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又跟身边的大臣讨论诚信问题。他先讲了孔子的一段话。这段话见于《论语·颜渊》，意为：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要做到三条：“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即粮食充足，军备充足，取信于民。子贡问：在这三件事中，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件，那么应当去掉哪一件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充足。子贡又问：剩下的两件事中，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件，那么应当去掉哪一件呢？孔子说：去掉粮食充足。第三件不能去掉，因为“民无信不立”，治国不可失信于民。在孔子看来，粮食、军备、诚信对于治国都很重要，实际上认为一件不能少；而在三者之中，他首先看重诚信。
接着，唐太宗结合历史经验教训，阐发了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当年项羽攻入秦朝都城咸阳，天下形势已在他的掌控之中，如果能努力实行仁义、诚信，还有谁能跟他争夺天下呢？唐太宗认为项羽败就败在失信于天下。项羽败亡的原因诚如唐太宗所说。他带兵攻入咸阳后，没有一反暴虐的秦王朝的做法，采取紧急措施，解百姓于倒悬；而是以暴易暴，野蛮地实行屠城，并将秦朝皇宫付之一炬，掳掠财宝、妇女，满载东归，使喁喁百姓大失所望。
唐太宗的观点，为身边的大臣所接受。宰相房玄龄谈了他的体会：仁、义、礼、智、信，这是五条行为规范，违反哪一条都不行。能经常实行，大有好处。商纣王违反这五条，政权为周武王所夺得。项羽不讲诚信，终为刘邦所败。
总的来说，唐太宗在施政中讲诚信是比较自觉的，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接受大臣们的监督。只要唐太宗对诚信稍一疏忽，以忠言直谏闻名的魏征就向他提意见，说他“未尽于诚信”。唐太宗听了不但不觉得丢面子，不但不生气，还表扬魏征。
唐太宗也有糊涂的时候。他见很多候选官员在资格、出身上造假，便下令对假冒者从重处理：假冒者必须自首，如不自首，将处以死刑。不久，有个假冒者被查出，唐太宗要处死这个人。主管刑狱案件的大理寺的首长戴胄说，依照法律条文只能判处流放。唐太宗怒曰，你想守法而使我失信吗？戴胄说，皇上的命令和国家的大法不同，皇上的命令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皇上恨候选官员假冒的多，故想处死他们。既然知道这样做不妥，再依法判处他们，这叫“忍小忿而存大信”。唐太宗这才转怒为喜，说道，你能公正执法，我还担心什么呢？他知错就改。
唐太宗难得也有失信的时候。有个老臣叫党仁弘，立有功劳，并且有才能，有政绩，但犯了贪污罪，“赃百余万”，依法当处死。唐太宗怜悯这位即将被处以极刑的白发老臣，向大理寺官员求情，请免其一死。大理寺官员坚持依法办事，五次上奏要求处死党仁弘。唐太宗乃把五品以上官员召集到太极殿，对他们说：执行法律，“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表示要到长安南郊，坐在草席上，一天只吃一顿素，向老天谢罪三日。后来，由于宰相房玄龄松了口，党仁弘没有被处死，改为流放钦州。唐太宗偶尔失信一次，就有一种负罪感。
不以权术驾驭群臣
唐太宗对群臣有一颗诚挚之心，不以权术、诈道对付臣下。
他对大臣长孙无忌等人说过，他即位之初，不止一人上书称：“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就是说，作为皇上，要专制独断，不能信任臣下，不能放手任用他们。唐太宗没有采纳这种似乎为他着想，实际于国家不利的建议。
又有人给唐太宗出主意，用诈道除去佞臣。唐太宗就问此人：你知道奸佞之人是谁吗？回答说：臣不能确知谁是佞人，请陛下佯装发怒以试群臣。如果直言进谏，不怕冒犯圣上，则是正直之人。如果阿谀奉迎，则是佞人。唐太宗对他说：我要在普天之下实行诚信，不想以诈道教化臣民。你的话虽然好，但我不想采纳。
唐太宗为何不采纳用诈道清除佞臣的建议呢？他对封德彝说出了原因：流水是清是浊，取决于源头。国君是政治的源头，臣下好比流水。国君自己行诈术，而要臣下行直道，就好比源头混浊，而望流水清澈，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常常因为魏武帝曹操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像他这样做，政令怎能贯彻呢？
唐太宗说曹操多诡诈，是有历史记载作依据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曹瞒传》云：一次曹操带领军队出征，军粮不足，私下问主管军粮的人怎么办，回答说发放军粮时改用小斗。曹操说，很好。后来士兵们说曹操欺骗他们。曹操生怕士兵闹事，便把主管军粮的人找来，对他说：“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意思是只好借你的死平息众怒，不然此事解决不了。于是将他斩首示众，还在其脸上题了10个字：“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曹瞒传》说，“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可能是以上这类记载，引起了唐太宗对曹操为人的反感。他要以曹操为戒。
对自己任用的大臣，唐太宗从不轻易怀疑。要想在唐太宗面前诬害一个人，是难以得逞的。宰相萧瑀曾诬告房玄龄结党营私，对皇上怀有二心，只是尚未谋反。唐太宗对萧瑀说：你的话未免太过分了。国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我虽谈不上圣明，但还不至于糊涂到好人坏人都分不清。对房玄龄，唐太宗一如既往地信任。
对犯有过错的大臣，唐太宗总是批评教育，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不一棍子打死。有一次宫中宴会，发生了纠纷：时任同州刺史的功臣尉迟敬德生气地对坐在他上首的人说：你有何功劳，坐在我上首！坐在尉迟敬德下首的任城王李道宗劝说尉迟，哪知尉迟对李道宗报以老拳，几乎将其眼睛打瞎。唐太宗一气之下，宣布中止宴会。他对尉迟敬德说：我见汉高祖刘邦诛灭功臣，常常有责怪他的意思。我想与你们这些功臣共保富贵，想不到你屡次犯法。我才知道韩信、彭越这些功臣被杀，并非汉高祖的罪过。国家的纲纪，就靠赏与罚维持。好自为之，不要后悔莫及。遭到唐太宗训斥之后，尉迟敬德开始变得老实起来。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处理君臣关系较好的一位。他自称，他与群臣相处融洽，做到了“相亲如一体”。这方面的动人故事很多。
大将李世勣（唐太宗死后改名李勣）得了急病，医生的药方上写着“须灰可疗”四个字。唐太宗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为李世勣和药。把李世勣感动得“顿首出血泣谢”。唐太宗说：我这样做，是为国家，不是为你个人，何谢之有！儒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了对父母负责，必须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发肤”，不得损伤之。唐太宗作为一位君主，为了给李世勣治病（疗效如何是另外一回事），能够剪下自己的胡须，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难得的。
贞观十九年（645年），在攻打高丽的战争中，大将李思摩中了弩矢，唐太宗亲自为他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
宰相房玄龄病危时，唐太宗派人将其接到宫中治疗。病情稍稍稳定，唐太宗则喜形于色；病情加剧，则深深忧虑。房玄龄临终时，唐太宗“握手与诀，悲不自胜”。
唐太宗以上这些举动，显然不是“作秀”。因为“作秀”是做表面文章，唐太宗却是怀着一腔真诚做这些事的；“作秀”是偶一为之，唐太宗却是经常这样做的。
以真诚之心纳谏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说明他是一位很清醒的君主，接受了强大、富庶的隋帝国一朝覆亡的深刻教训，愿意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以及施政中的过失，能够自觉地听取臣下的批评意见。
唐太宗认识到，“人苦不自知其过”，一个人要认识自己的过错是不容易的；作为国君，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看待自己，尤其困难。他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禄位。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国君处在怀有各种企图的人的包围之中，他们用种种手段来影响、迷惑国君。国君稍一懈怠，在哪一方面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就很危险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太宗才经常地、自觉地要求大臣们面对面地、直截了当地向他提意见。
唐太宗不但自己纳谏，还教育太子纳谏。他对太子因“材”施教，见到什么，就以什么为教材，对太子进行教育。见太子乘船，就对他说《孔子家语》中的一段话：“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太子在树下休息，就对他说：“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这两句话出自《尚书·说命（上）》。“后”在此处作“君主”讲。全文的意思是：锯木头靠墨线才能直，国君靠听取臣下的谏言才能圣明。他希望把纳谏作为李唐王朝的一个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唐太宗听取大臣们的批评意见是很恳切的。他经常要求大臣们对他的过失“明言之”，“直言无隐”。有一次，唐太宗又要群臣向他提意见，长孙无忌等人说，皇上没有过失。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批评他们说：我问你们，我有何过错，你们却对我阿谀奉承。我想当面列举你们各位的长处和短处，让你们改掉说奉承话的毛病。接着唐太宗说出了在场的每一位大臣的优缺点。
唐太宗也有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的时候。有一次，河南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皇上修洛阳宫，劳民；收地租，厚敛；民俗好高髻，都是受了宫中的影响。唐太宗很生气，对房玄龄等人说道：皇甫德参希望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宫人都不留头发。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满意？魏征谏道：汉文帝时贾谊上书说，“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言语不激烈，不能打动国君。所谓狂人之言，圣人择焉，愿皇上裁察。听了魏征的一番话，唐太宗怒气全消。他采纳了魏征的意见，不再对皇甫德参的上书愤愤不平。还赏给魏征24匹绢。过了几天，魏征又提意见，说皇上近来不喜直言，虽然接受了，但是有点勉强，不如以往闻过则喜。唐太宗表示虚心接受，加大了对魏征的赏赐。
只有唐太宗这样清醒有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国君，才能容忍魏征这样的敢言直谏的大臣。正因为能容得下魏征这样的忠直之士，唐太宗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位“明君”中的佼佼者，真正实践了他所服膺的《尚书》中的两句话：“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