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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南沙铺天盖地的宣传以及马不停蹄的招商引资背后，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着：南沙，能否真正摆脱以往发展的怪圈?
这个怪圈，其中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南沙本身定位的摇摆。而一切争议的最开始，却是一位老人晚年所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这位老人，就是霍英东。迷途
“霍英东”这个名字，就像是南沙命格里的一个烙印。时至今日，当人们提起南沙，首先想到的，必然是霍英东。而他与它的第一次接触，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
1978年，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与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一道，借了一艘海军炮艇，去伶仃洋考察旅游开发。两人乘船转了一圈，发现一片荒坡灘涂的南沙几乎无法登陆。正是这一片烂滩涂，成为了日后霍英东梦想的安放地——这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端，而这个故事至今还没有结束。
1988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正式提出了对南沙的建设构想，希望最终将其建设成一个有着国际性港口的海滨新城。而这是南沙最早的定位。
在上世纪90年代初，霍英东买下了南沙东部22平方公里土地，一场关于南沙的大开发自此展开。而霍英东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打通珠三角东西两岸，在珠三角中心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海滨新城，整合大珠三角市场，扩展南北腹地，以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为改革开放做一点实事”。
然而，这条通向梦想的道路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走，行政主体的不清晰、官商之间的利益纠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南沙进一步开发的绊脚石。尤其是面对“地头蛇”梁伯楠(曾先后任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番禺市委书记、番禺区政协主席，于2003年底因涉嫌受贿被“双规”)的敲诈勒索、盘剥刁难，霍英东更是深感愤怒。
“想起南沙开发10多年来遇到重重无端的困扰、莫名的阻隔，无所适从的变幻，真的感到彷徨无助、焦头烂额。”2004年，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思铭在其撰写的长篇文章中如此写道。
同样是在1993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当时批准实际面积只有9.9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南沙的定位也随之出现了第一次调整。而从2001年开始，广州就提出了“北优南拓”的城市发展方向，番禺撤市并区，南沙则跳出番禺，进入广州全市版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广州第一次提出了“开发南沙，打造一个新广州”，提出者是当时的广州市市长林树森。
此时，南沙的开发被纳入了广州“南拓”的大南沙概念，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个投资者预设的规模，而其此后的产业布局也与霍英东最初的梦想相去甚远。2002年，霍英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便说过：“每个投资者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构想中的南沙我不敢先说出来。”
然而，命运总有些吊诡。此后，南沙的定位却又多次被修改。在广州“适度重型化”的产业战略下，南沙也成为产业拓展的一部分。2004年，广州市公布《南沙地区发展规划》，将南沙的定位进行再次修改，在生态优先前提下，提出发展“大工业、大物流、大交通”，意图以现代物流业为龙头，带动临港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工业的发展，再辅以汽车基地、造船基地、钢铁基地、石油化工基地，带动南沙经济快速发展。
此后，南沙陆续引进了广汽丰田、中船集团、广钢集团和日本JFE钢铁株式会社合作的项目，同时快速推进了南沙港的建设。但南沙在重化工业道路上却波折横生。由于环评争议巨大，谋划已久的中科炼化项目于2009年生变，最终易址。2010年，广钢整体搬迁至南沙的计划又生变数，广钢最终与宝钢合作，西迁至湛江。
纵观南沙一路以来关于定位的一变再变，中国青年学者，前中国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罗天吴认为，南沙的发展处在两难境地。“想做什么没想清楚，想发展像粤西那种重工业，但环保压力却很大；要打造宜居的城市，发展工业也不合适，产业结构肯定要有所改变；而要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区，到后面发展工业也不现实，所以定位非常尴尬。”
当“开发南沙，打造一个新广州”这句口号重新被提到时，距离其首次被提出已有12年之久。
有业内人士认为，南沙这些年定位的不断摇摆，虽然有外部产业和政策环境变化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与“一朝君臣，一种思路”有很大关系。有香港媒体甚至评论，政府对南沙的开发设想并没有和南沙的现实情况相联系，更多的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
但南沙区区长罗兆慈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却认为，“两个适宜”，即适宜创业、适宜居住，始终是这12年来南沙定位的大方向，南沙功能定位的调整是某些产业被转移之后的必然之举。“毛主席讲过的认识论，从认识到实践，从实践到认识，反复循环，不断深化。实际上我们对南沙的开发思路，有个基本的原则，但是也随着不断发展而不断调整。”
增城vs萝岗vs南沙
在3月4日闭幕的南沙区第一届人大八次会议上通过的南沙“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对南沙未来五年的发展定位是：珠三角航运物流商贸中心，华南地区重要的临港先进制造业基地，粤港澳合作创新模式的先行区，珠三角区域性商业服务和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化智慧滨海生态新城。
在被重新定位之后，南沙新一轮规划也随之启动。
自2004年，有评论形容南沙的开发为“一件鸡肋”、“一纸画饼”之后，这种质疑的声音便一直存在着，直至今日仍然没有被消除。重新踏上再生之路的南沙，应该最先考虑的，或许是“我是谁”这个根本命题。而这个命题，是否会在其日后的重新规划中得到明确的体现，是人们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据南沙区发改局局长翁殊武向本刊记者透露，目前，广州市正委托国家级权威机构协助对南沙新区发展定位及战略进行研究，预计有关研究结果会在7月底8月初完成。
“现在，我们真的是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去进行新一轮规划的研究。讲过去的，已经没有太多意思了。”翁殊武对本刊记者说。
在对未来的规划中，南沙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处理与其他开发区的竞合关系，而这其中涉及到如何进行差异化定位及分工的问题。现阶段，南沙所面临的形势要比以往更为复杂，因为仅仅在广东省内，除了南沙，还有另外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分别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前海以及珠海横琴。
2010年8月，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挂牌，实行现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自此，广州便在东边同时拥有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边拥有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全国惟一一个拥有三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城市。
从地图上看，自东向南，增城、萝岗及南沙，三者形成了一个类似等边三角形的地理格局。其中，增城开发区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广州东部，地处广州、东莞、深圳、香港等发达区间，同时紧连同在广州东部、地处粤港澳黄金三角洲中心地带的广州开发区。一路向南，则是位于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几何中心的南沙开发区。
根据增长级理论，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 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
那么，面对同属一个城市的另外两个开发区，南沙如何在定位上实现错开以避免产业的重复性发展以及资源投入的分散?
作为南沙的拓荒者之一，罗兆慈认为，相比起广州开发区和增城开发区，南沙拥有自己的保税港区，这是其他两者所没有的。“港口、物流、集装箱，这是南沙进行差异化发展的特点。”他说。另一方面，南沙在粤港合作上更占优势，“连接香港，服务内地的商业服务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教育培训基地、临港产业服务配套合作区，这些他们也没有。”
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主任沈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分析道：“广州开发区近年来连续多项重要指标稳居全国经济开发区之首，目前开始朝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发展，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以临港经济、装配、物流等为主；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汽车产业、制造业为主。”按照他的说法，三个国家级开发区将形成一大两小三个经济发动机。
与广州开发区和增城开发区不同，南沙与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的竞争焦点更趋明朗化。港澳两地将成为这三者竞相逐鹿的平台。
地处粤港澳几何中心的南沙，距离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市中心均不超过70公里，方圆150公里有深圳、东莞、珠海、中山、佛山、江门等14个大中城市。此外，南沙还是广州唯一临海的区域，25公里长的海岸线，是珠江口上的天然良港。
在大石化及钢铁项目远去之后，2010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南沙成立CEPA(《关于建立更緊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不仅要进行粤港澳项目合作，而且要探索体制上的突破。
但实际上，主打“CEPA先行先试示范区”这张牌的，不止南沙一家。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将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比喻成“三颗棋子”，并强调要在粤港澳合作的七大项目中打好这三张牌，认为这是国家为广东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的三个重要平台。
“CEPA先行先试的示范区，是连接港澳、服务内地的结合点。前海对着香港，横琴对着澳门，面积都不大，而南沙刚好在港、澳、穗、深、珠五点的中间，背靠广州，有广州作腹地来支持，所以我觉得南沙应该是粤港澳合作很重要的地方。”在罗兆慈看来，南沙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连接港澳。
罗兆慈也曾就三地的比较优势向媒体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南沙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临港经济体系，在临港装备产业方面具有其他两个地区没有的优势。“但我觉得，最大的优势还在于南沙新区在空间载体上更为广阔，发展空间和潜力会更大。”
广东省城乡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的观点与罗兆慈的看法如出一辙。他认为，与作为粤澳合作腹地的横琴以及支持香港航运和金融中心的前海相比，广州南沙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面积、空间最大，更重要的是，随着港口的建成，铁路、公路在南沙经过后，它将成为泛珠三角连接中国腹地的重要通道。
然而，对于南沙对粤港的吸引力，并非一片叫好。
就在广东省民企招商深圳推介会暨第三届珠三角工商领袖(粤港合作)峰会上，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扬生提到希望粤港合作过程中能搭建一座政府提供相应支持的民间平台对合作进行进一步的推动。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粤港澳合作的落地，南沙与深圳前海及珠海横琴相比，并不具备太大优势。
“说实话，我看不出南沙太多的优势，南沙没有资本的优势、没有人才的优势、没有产业的优势。那么优势在哪里?我看不到。”他说，“据我了解，当时南沙的提出，是因为霍英东先生的老家在那边，那我觉得很好。但是现在的情势大不一样了，霍英东先生过世了。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打造南沙，我觉得这需要深思熟虑过才能去做的事情。”
实际上，在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的粤港澳合作重要平台的专栏中，位列第一的是“深圳前海”，被赋予了这样的期望——“发挥香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优势，充分利用前海地区的地缘和交通便利优势，打造区域综合交通枢纽，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创新行业管理制度和规则，建设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黄德尊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坦言，由于前海是特区中的特区，相对而言更为特别，更能引起他的关注。“他们的政策看起来更创新，更能对接香港的法律法规，如税法等。而南沙的政策并没有前海的那么吸引人。”
近年来，随着CEPA的实施，粤港澳合作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家发改委土地与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认为，珠三角未来的机遇之一就是粤港澳一体化，同时这个“一体化”本身也是一种挑战。作为一体化来讲，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功能定位，它就是这个区域的功能城市。“你得考虑一体化发展，你得考虑分工，你得考虑合作。”他说。
深圳前海位于深圳南山半岛西部，伶仃洋东侧，珠江口东岸，包括南头半岛西部、宝安中心区，是“珠三角弯区”穗一深一港发展主轴上的重要节点。而珠海横琴则东临澳门，为珠海式最大岛屿。在肖金成看来，横琴可以借助澳门的特区之利及其资本优势进行开发和发展，从而为澳门解决发展空间缺乏的问题。而前海则可以依托香港之力，吸引更多资本，承接产业转移。
“南沙，是不是和横琴岛和前海同样的地位?这个需要考虑。”肖金成说。
政策之上
“南沙，真是生不逢时。”区域经济专家罗天吴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即使番禺并入广州，但发展南沙也显得有点为时已晚。当时广州周边的城市都已经崛起，广东已经不需要南沙的带动，不像上海和天津需要一个单点突破。南沙先天就缺少这个功能，汇集广东资源的能力自然下降。”他分析道。
在采访过程中，罗天吴和肖金成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观点，即如果在改革开发初期，国家就在南沙设立经济特区，那么，南沙今日的发展将会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关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流行这样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2005年，时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却把这句话修订出另外一个版本：“如果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上海的话，21世纪的前20年，就要看环渤海、看京津冀的发展。”
“实际上，无论是深圳、上海浦东，还是天津滨海，其发展都是基于一种区域经济的理论的体现，它们都是国家培育的经济增长极。”肖金成将“增长极”归纳为三大效应，即世人瞩目的焦点、人才聚集的高地以及要素流动的洼地。其中，第一大效应与是否被纳入“国家战略”息息相关。
梳理深圳、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国家战略”四字在其中所起到的绝对的决定性 作用。不同的城市级别，意味着国家给予的政策不同，其开放开发的潜力自然迥异。曾被视为与浦东和滨海同等重要的南沙，却在缺乏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迟迟未能得到突破性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经济发展曾经一度陷于低谷，广东则因经济特区的崛起也一时风光无限。1990年，中央政府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并赋予浦东新区副省级的行政级别。因此，有人形容，浦东开发“集国家优惠政策于大成”，属于国家行为。
2005年，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给予的支持政策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试先行的优先权。2009年，该区又获得了国际贸易先试先行权。同年，浦东新区的GDP达到4000亿元，占上海GDP总额的26.8％，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
从不为人所知到得以被正视，滨海新区在此后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国家特定政策的扶持。
作为天津滨海新区项目组组长，肖金成对本刊记者回忆道：“滨海新区一直不为人所知，但它一被纳入国家的战略之后，大家都认识并且记住了它，随之而来的，便是投资者的大批量涌入。”按照他的说法，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2009年1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副省级滨海新区，以原3个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天津滨海新区是全国惟一聚集了港口、国家级开发区、保税区、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区港联动运作区和大型工业基地的地区，具有体制创新优势。有相关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滨海新区经济总量每年跨越一个千亿元台阶，5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5％。
反观南沙，其对广东经济的拉动作用却相对逊色。2010年，南沙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5.68亿元，与上海浦东的4704亿元和天津滨海的5030.11亿元相距甚远。
罗天吴认为，南沙没有像浦东和滨海一样发展起来，与广东的自身规划和中国的大战略有关。无论是在中国的城市定位中，还是广东港口产业的发展布局上，广州并非是“海洋重镇”的最佳选择，“这是广州的一个先天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南沙只对广州来说很重要，但对于广东乃至整个中国来讲，开发南沙并不具备特别大的优势。
“另一方面，南沙作为珠江出海口，属于生态敏感区，开发会受到更多制约，而且南沙的发展缺乏浦东和滨海的政治优势。”罗天昊补充道。
被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南沙将如何利用政策优势再次起飞，至今仍是未知数。面对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以及深圳前海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的先行一步，南沙到底应该怎样后发制人?
“据我所知，珠海横琴、深圳前海都纳入了国家“十二五”规划，在国家的支持下，给予相对宽松的政策，南沙也正在做发展战略研究，请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研究室专家。也在研究，如何在新形势下，向上级、向国家拿一些优惠的政策。罗兆慈对本刊记者说。
就在今年“两会”期间，在广东代表团第一组审议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便这么说道：“广东目前能在中央争取到一点特殊政策的，就是港澳因素。”但具体到南沙，由于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的同时存在，这一点并不具备特殊性。
“粤港澳合作，对于南沙来说，这只是局部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不是绝对优势就形成不了比较优势，所以这相当于没有优势。”罗天昊评价道。
肖金成则认为，从整体上看，南沙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规划实际上是一个战略问题。“当时我们在对天津滨海进行研究的时候，就提出了首先要解决战略问题。在这个区域范围内，你的功能定位是什么?除了定位之外，你要有发展方向。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搞清楚了，然后才是产业选择、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等，最后才是一个手段的问题，走什么路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需要展开更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然后再决定走什么路。”
一张白纸好画图。不同的人群对着南沙的开发有着不同的设想，并且充满了强烈的实现欲望。相比之下，熟悉南沙规划变迁的中山大学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对此的考虑却要显得冷静许多。他指出，南沙不能像萝岗那样从简单加工业起步，其开发要设高门槛，引入的必须是“大进大出”的工业和具有前景、有龙头和带动作用的、对广州的产业有再造性作用的高端产业。因此，在产业发展定位不清晰的時候，“宁可荒，不要慌!”
正如袁奇峰在其撰写的《重新规划南沙，新广州撑起新梦想》一文中写道：“南沙是广州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区域，是具唯一性地理和产业区位的一块宝地，应该是为广州产业发展做贡献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消费与被消费的地方，更不是土地财政的摇篮，因为南沙是广州唯一的深水港，是广州唯一面向大海发展临港工业的区位，是广州21世纪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储备用地，如果被过早用掉了，就再也没有了。”
这个怪圈，其中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南沙本身定位的摇摆。而一切争议的最开始，却是一位老人晚年所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这位老人，就是霍英东。迷途
“霍英东”这个名字，就像是南沙命格里的一个烙印。时至今日，当人们提起南沙，首先想到的，必然是霍英东。而他与它的第一次接触，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
1978年，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与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一道，借了一艘海军炮艇，去伶仃洋考察旅游开发。两人乘船转了一圈，发现一片荒坡灘涂的南沙几乎无法登陆。正是这一片烂滩涂，成为了日后霍英东梦想的安放地——这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端，而这个故事至今还没有结束。
1988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正式提出了对南沙的建设构想，希望最终将其建设成一个有着国际性港口的海滨新城。而这是南沙最早的定位。
在上世纪90年代初，霍英东买下了南沙东部22平方公里土地，一场关于南沙的大开发自此展开。而霍英东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打通珠三角东西两岸，在珠三角中心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海滨新城，整合大珠三角市场，扩展南北腹地，以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为改革开放做一点实事”。
然而，这条通向梦想的道路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走，行政主体的不清晰、官商之间的利益纠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南沙进一步开发的绊脚石。尤其是面对“地头蛇”梁伯楠(曾先后任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番禺市委书记、番禺区政协主席，于2003年底因涉嫌受贿被“双规”)的敲诈勒索、盘剥刁难，霍英东更是深感愤怒。
“想起南沙开发10多年来遇到重重无端的困扰、莫名的阻隔，无所适从的变幻，真的感到彷徨无助、焦头烂额。”2004年，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思铭在其撰写的长篇文章中如此写道。
同样是在1993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当时批准实际面积只有9.9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南沙的定位也随之出现了第一次调整。而从2001年开始，广州就提出了“北优南拓”的城市发展方向，番禺撤市并区，南沙则跳出番禺，进入广州全市版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广州第一次提出了“开发南沙，打造一个新广州”，提出者是当时的广州市市长林树森。
此时，南沙的开发被纳入了广州“南拓”的大南沙概念，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个投资者预设的规模，而其此后的产业布局也与霍英东最初的梦想相去甚远。2002年，霍英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便说过：“每个投资者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构想中的南沙我不敢先说出来。”
然而，命运总有些吊诡。此后，南沙的定位却又多次被修改。在广州“适度重型化”的产业战略下，南沙也成为产业拓展的一部分。2004年，广州市公布《南沙地区发展规划》，将南沙的定位进行再次修改，在生态优先前提下，提出发展“大工业、大物流、大交通”，意图以现代物流业为龙头，带动临港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工业的发展，再辅以汽车基地、造船基地、钢铁基地、石油化工基地，带动南沙经济快速发展。
此后，南沙陆续引进了广汽丰田、中船集团、广钢集团和日本JFE钢铁株式会社合作的项目，同时快速推进了南沙港的建设。但南沙在重化工业道路上却波折横生。由于环评争议巨大，谋划已久的中科炼化项目于2009年生变，最终易址。2010年，广钢整体搬迁至南沙的计划又生变数，广钢最终与宝钢合作，西迁至湛江。
纵观南沙一路以来关于定位的一变再变，中国青年学者，前中国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罗天吴认为，南沙的发展处在两难境地。“想做什么没想清楚，想发展像粤西那种重工业，但环保压力却很大；要打造宜居的城市，发展工业也不合适，产业结构肯定要有所改变；而要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区，到后面发展工业也不现实，所以定位非常尴尬。”
当“开发南沙，打造一个新广州”这句口号重新被提到时，距离其首次被提出已有12年之久。
有业内人士认为，南沙这些年定位的不断摇摆，虽然有外部产业和政策环境变化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与“一朝君臣，一种思路”有很大关系。有香港媒体甚至评论，政府对南沙的开发设想并没有和南沙的现实情况相联系，更多的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
但南沙区区长罗兆慈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却认为，“两个适宜”，即适宜创业、适宜居住，始终是这12年来南沙定位的大方向，南沙功能定位的调整是某些产业被转移之后的必然之举。“毛主席讲过的认识论，从认识到实践，从实践到认识，反复循环，不断深化。实际上我们对南沙的开发思路，有个基本的原则，但是也随着不断发展而不断调整。”
增城vs萝岗vs南沙
在3月4日闭幕的南沙区第一届人大八次会议上通过的南沙“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对南沙未来五年的发展定位是：珠三角航运物流商贸中心，华南地区重要的临港先进制造业基地，粤港澳合作创新模式的先行区，珠三角区域性商业服务和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化智慧滨海生态新城。
在被重新定位之后，南沙新一轮规划也随之启动。
自2004年，有评论形容南沙的开发为“一件鸡肋”、“一纸画饼”之后，这种质疑的声音便一直存在着，直至今日仍然没有被消除。重新踏上再生之路的南沙，应该最先考虑的，或许是“我是谁”这个根本命题。而这个命题，是否会在其日后的重新规划中得到明确的体现，是人们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据南沙区发改局局长翁殊武向本刊记者透露，目前，广州市正委托国家级权威机构协助对南沙新区发展定位及战略进行研究，预计有关研究结果会在7月底8月初完成。
“现在，我们真的是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去进行新一轮规划的研究。讲过去的，已经没有太多意思了。”翁殊武对本刊记者说。
在对未来的规划中，南沙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处理与其他开发区的竞合关系，而这其中涉及到如何进行差异化定位及分工的问题。现阶段，南沙所面临的形势要比以往更为复杂，因为仅仅在广东省内，除了南沙，还有另外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分别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前海以及珠海横琴。
2010年8月，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挂牌，实行现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自此，广州便在东边同时拥有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边拥有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全国惟一一个拥有三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城市。
从地图上看，自东向南，增城、萝岗及南沙，三者形成了一个类似等边三角形的地理格局。其中，增城开发区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广州东部，地处广州、东莞、深圳、香港等发达区间，同时紧连同在广州东部、地处粤港澳黄金三角洲中心地带的广州开发区。一路向南，则是位于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几何中心的南沙开发区。
根据增长级理论，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 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
那么，面对同属一个城市的另外两个开发区，南沙如何在定位上实现错开以避免产业的重复性发展以及资源投入的分散?
作为南沙的拓荒者之一，罗兆慈认为，相比起广州开发区和增城开发区，南沙拥有自己的保税港区，这是其他两者所没有的。“港口、物流、集装箱，这是南沙进行差异化发展的特点。”他说。另一方面，南沙在粤港合作上更占优势，“连接香港，服务内地的商业服务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教育培训基地、临港产业服务配套合作区，这些他们也没有。”
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主任沈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分析道：“广州开发区近年来连续多项重要指标稳居全国经济开发区之首，目前开始朝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发展，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以临港经济、装配、物流等为主；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汽车产业、制造业为主。”按照他的说法，三个国家级开发区将形成一大两小三个经济发动机。
与广州开发区和增城开发区不同，南沙与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的竞争焦点更趋明朗化。港澳两地将成为这三者竞相逐鹿的平台。
地处粤港澳几何中心的南沙，距离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市中心均不超过70公里，方圆150公里有深圳、东莞、珠海、中山、佛山、江门等14个大中城市。此外，南沙还是广州唯一临海的区域，25公里长的海岸线，是珠江口上的天然良港。
在大石化及钢铁项目远去之后，2010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南沙成立CEPA(《关于建立更緊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不仅要进行粤港澳项目合作，而且要探索体制上的突破。
但实际上，主打“CEPA先行先试示范区”这张牌的，不止南沙一家。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将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比喻成“三颗棋子”，并强调要在粤港澳合作的七大项目中打好这三张牌，认为这是国家为广东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的三个重要平台。
“CEPA先行先试的示范区，是连接港澳、服务内地的结合点。前海对着香港，横琴对着澳门，面积都不大，而南沙刚好在港、澳、穗、深、珠五点的中间，背靠广州，有广州作腹地来支持，所以我觉得南沙应该是粤港澳合作很重要的地方。”在罗兆慈看来，南沙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连接港澳。
罗兆慈也曾就三地的比较优势向媒体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南沙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临港经济体系，在临港装备产业方面具有其他两个地区没有的优势。“但我觉得，最大的优势还在于南沙新区在空间载体上更为广阔，发展空间和潜力会更大。”
广东省城乡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的观点与罗兆慈的看法如出一辙。他认为，与作为粤澳合作腹地的横琴以及支持香港航运和金融中心的前海相比，广州南沙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面积、空间最大，更重要的是，随着港口的建成，铁路、公路在南沙经过后，它将成为泛珠三角连接中国腹地的重要通道。
然而，对于南沙对粤港的吸引力，并非一片叫好。
就在广东省民企招商深圳推介会暨第三届珠三角工商领袖(粤港合作)峰会上，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扬生提到希望粤港合作过程中能搭建一座政府提供相应支持的民间平台对合作进行进一步的推动。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粤港澳合作的落地，南沙与深圳前海及珠海横琴相比，并不具备太大优势。
“说实话，我看不出南沙太多的优势，南沙没有资本的优势、没有人才的优势、没有产业的优势。那么优势在哪里?我看不到。”他说，“据我了解，当时南沙的提出，是因为霍英东先生的老家在那边，那我觉得很好。但是现在的情势大不一样了，霍英东先生过世了。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打造南沙，我觉得这需要深思熟虑过才能去做的事情。”
实际上，在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的粤港澳合作重要平台的专栏中，位列第一的是“深圳前海”，被赋予了这样的期望——“发挥香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优势，充分利用前海地区的地缘和交通便利优势，打造区域综合交通枢纽，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创新行业管理制度和规则，建设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黄德尊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坦言，由于前海是特区中的特区，相对而言更为特别，更能引起他的关注。“他们的政策看起来更创新，更能对接香港的法律法规，如税法等。而南沙的政策并没有前海的那么吸引人。”
近年来，随着CEPA的实施，粤港澳合作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家发改委土地与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认为，珠三角未来的机遇之一就是粤港澳一体化，同时这个“一体化”本身也是一种挑战。作为一体化来讲，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功能定位，它就是这个区域的功能城市。“你得考虑一体化发展，你得考虑分工，你得考虑合作。”他说。
深圳前海位于深圳南山半岛西部，伶仃洋东侧，珠江口东岸，包括南头半岛西部、宝安中心区，是“珠三角弯区”穗一深一港发展主轴上的重要节点。而珠海横琴则东临澳门，为珠海式最大岛屿。在肖金成看来，横琴可以借助澳门的特区之利及其资本优势进行开发和发展，从而为澳门解决发展空间缺乏的问题。而前海则可以依托香港之力，吸引更多资本，承接产业转移。
“南沙，是不是和横琴岛和前海同样的地位?这个需要考虑。”肖金成说。
政策之上
“南沙，真是生不逢时。”区域经济专家罗天吴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即使番禺并入广州，但发展南沙也显得有点为时已晚。当时广州周边的城市都已经崛起，广东已经不需要南沙的带动，不像上海和天津需要一个单点突破。南沙先天就缺少这个功能，汇集广东资源的能力自然下降。”他分析道。
在采访过程中，罗天吴和肖金成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观点，即如果在改革开发初期，国家就在南沙设立经济特区，那么，南沙今日的发展将会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关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流行这样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2005年，时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却把这句话修订出另外一个版本：“如果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上海的话，21世纪的前20年，就要看环渤海、看京津冀的发展。”
“实际上，无论是深圳、上海浦东，还是天津滨海，其发展都是基于一种区域经济的理论的体现，它们都是国家培育的经济增长极。”肖金成将“增长极”归纳为三大效应，即世人瞩目的焦点、人才聚集的高地以及要素流动的洼地。其中，第一大效应与是否被纳入“国家战略”息息相关。
梳理深圳、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国家战略”四字在其中所起到的绝对的决定性 作用。不同的城市级别，意味着国家给予的政策不同，其开放开发的潜力自然迥异。曾被视为与浦东和滨海同等重要的南沙，却在缺乏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迟迟未能得到突破性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经济发展曾经一度陷于低谷，广东则因经济特区的崛起也一时风光无限。1990年，中央政府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并赋予浦东新区副省级的行政级别。因此，有人形容，浦东开发“集国家优惠政策于大成”，属于国家行为。
2005年，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给予的支持政策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试先行的优先权。2009年，该区又获得了国际贸易先试先行权。同年，浦东新区的GDP达到4000亿元，占上海GDP总额的26.8％，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
从不为人所知到得以被正视，滨海新区在此后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国家特定政策的扶持。
作为天津滨海新区项目组组长，肖金成对本刊记者回忆道：“滨海新区一直不为人所知，但它一被纳入国家的战略之后，大家都认识并且记住了它，随之而来的，便是投资者的大批量涌入。”按照他的说法，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2009年1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副省级滨海新区，以原3个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天津滨海新区是全国惟一聚集了港口、国家级开发区、保税区、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区港联动运作区和大型工业基地的地区，具有体制创新优势。有相关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滨海新区经济总量每年跨越一个千亿元台阶，5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5％。
反观南沙，其对广东经济的拉动作用却相对逊色。2010年，南沙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5.68亿元，与上海浦东的4704亿元和天津滨海的5030.11亿元相距甚远。
罗天吴认为，南沙没有像浦东和滨海一样发展起来，与广东的自身规划和中国的大战略有关。无论是在中国的城市定位中，还是广东港口产业的发展布局上，广州并非是“海洋重镇”的最佳选择，“这是广州的一个先天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南沙只对广州来说很重要，但对于广东乃至整个中国来讲，开发南沙并不具备特别大的优势。
“另一方面，南沙作为珠江出海口，属于生态敏感区，开发会受到更多制约，而且南沙的发展缺乏浦东和滨海的政治优势。”罗天昊补充道。
被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南沙将如何利用政策优势再次起飞，至今仍是未知数。面对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以及深圳前海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的先行一步，南沙到底应该怎样后发制人?
“据我所知，珠海横琴、深圳前海都纳入了国家“十二五”规划，在国家的支持下，给予相对宽松的政策，南沙也正在做发展战略研究，请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研究室专家。也在研究，如何在新形势下，向上级、向国家拿一些优惠的政策。罗兆慈对本刊记者说。
就在今年“两会”期间，在广东代表团第一组审议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便这么说道：“广东目前能在中央争取到一点特殊政策的，就是港澳因素。”但具体到南沙，由于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的同时存在，这一点并不具备特殊性。
“粤港澳合作，对于南沙来说，这只是局部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不是绝对优势就形成不了比较优势，所以这相当于没有优势。”罗天昊评价道。
肖金成则认为，从整体上看，南沙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规划实际上是一个战略问题。“当时我们在对天津滨海进行研究的时候，就提出了首先要解决战略问题。在这个区域范围内，你的功能定位是什么?除了定位之外，你要有发展方向。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搞清楚了，然后才是产业选择、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等，最后才是一个手段的问题，走什么路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需要展开更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然后再决定走什么路。”
一张白纸好画图。不同的人群对着南沙的开发有着不同的设想，并且充满了强烈的实现欲望。相比之下，熟悉南沙规划变迁的中山大学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对此的考虑却要显得冷静许多。他指出，南沙不能像萝岗那样从简单加工业起步，其开发要设高门槛，引入的必须是“大进大出”的工业和具有前景、有龙头和带动作用的、对广州的产业有再造性作用的高端产业。因此，在产业发展定位不清晰的時候，“宁可荒，不要慌!”
正如袁奇峰在其撰写的《重新规划南沙，新广州撑起新梦想》一文中写道：“南沙是广州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区域，是具唯一性地理和产业区位的一块宝地，应该是为广州产业发展做贡献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消费与被消费的地方，更不是土地财政的摇篮，因为南沙是广州唯一的深水港，是广州唯一面向大海发展临港工业的区位，是广州21世纪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储备用地，如果被过早用掉了，就再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