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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恩格斯提出的“充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深刻影响后世的现实主义创作。细节真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家的进步倾向等成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原则。当代媒介环境呈现出虚拟性、仿真性等特点，消费主义催生文学的娱乐化，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产生不同程度变化。“非虚构文学”体现当代现实主义重艺术真实的特点。从恩格斯提出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为起点进行思考，以探寻媒介环境影响下的现实主义及文学创作的流变。
【关键词】 充分现实主义;媒介环境;网络文学;非虚构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1-0021-04
“充分现实主义”由恩格斯提出，始于对玛 · 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批评性建议：“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
此外，作家个人进步的倾向性与细节真实、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成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充分现实主义”作为以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总目标，相比传统现实主义追求细节真实、追求客观描写和纯文学性而言，“充分现实主义”更加注重为无产阶级解释世界、改变世界而服务，因而也被称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语境里，“现实主义”已不仅仅代表一种文学风格，而是成为“一种介入现实的积极手段与方法”。[2]
随着各种新媒介的产生及快速应用，媒介环境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外部条件随之发生改变。在媒介技术带来社会文化环境巨变的情况下，当代现实主义创作重点也随之转变，“传统文学更注重呈现客观现实，而现代派文学更着意于在主体观念中重构历史现实。”[3]“非虚构文学”或是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的新形式，以调和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面临的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
一、恩格斯“充分现实主义”理论内涵
现实主义文学既包含细节的真实，也追求艺术真实。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艺观就人物刻画而言，更加追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家的进步倾向这一要求体现出在无产阶级不断壮大的背景下，文学艺术是为了无产阶级解释世界、改变世界而服务。
（一）细节真实
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以细节真实为前提，无论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何种主题、何种内容，细节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品内涵的深刻性。叙事性文本的细节描写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刻画及揭示现实客观规律有重大影响。
首先，大量描写生活细节。《城市姑娘》在开篇通过描写伦敦东头贫民聚居区的生活细节展示当时生活现状，例如：“孩子们睡在地板上，小脸紧贴着木板条，汗津津的细胳膊小腿四仰八叉。”[4]
读者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能真实地感受到19世纪英国伦敦东头人们的生活困境。生活细节的描写不仅真实刻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还对主人公耐丽的出场及之后的情节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其次，对于自然景物细节的描绘。现实主义的自然描写与自然主义不同，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追求绝对的客观性，而现实主义是通过合乎实际的细节描写为作品主题服务。
小说《城市姑娘》中描写耐丽与格兰特幽会时的自然景物描写“微风轻轻拂弄着树叶，在天空追逐着轻盈的羽毛状的云朵，红艳艳的落日烧红了地平线，周围一片寂静，只听到雀鸟喳喳，虫鸣唧唧”[5]。
此类自然景物描写与自然主义的记录式相比具有拟人色彩，结合故事情节读者能感受到主人公耐丽当时既兴奋又满怀忧伤的复杂感情。
在现实主义叙事性作品中，不论是对社会生活还是对自然的细节描写，都是为揭示作品主旨而服务。由此，以细节描写为前提，才能更好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造反映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
（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以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主人公耐丽为代表，恩格斯肯定玛·哈克奈斯塑造的人物是典型的，耐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工人阶级的真实面貌，但是由于缺乏典型环境的支撑，使得整部小说的完成度并不足，无法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意识。
典型环境是人物塑造的必要条件，人物的性格形成离不开社会大环境及具体生活环境。因此有学者认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命题的真实含义就是，表现出一时代（或社会）社会现实生活关系区别于另一时代（或社会）的并标示出“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现实生活关系特点的代表性人物[6]。
恩格斯对人物“典型”这一概念的提出来自给考茨基的信，信中评价《旧人和新人》中的人物。他提出“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7]。
在《城市姑娘》中，恩格斯再一次提及“典型人物”，这一典型人物已经不仅仅只代表人物的共性或代表某一生活阶层，而是集共性和个性于一身的人物形象。
恩格斯对典型人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应当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說中耐丽是伦敦东头以临时缝纫为生的女工，其形象代表着无产阶级，但她一味地逆来顺受，对生活带来的苦难从不反抗、斗争的行为却不符合无产阶级性格。
实际上，自19世纪中期，西欧爆发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工人运动：1838—1842年英国宪章工人运动;1842年巴黎里昂工人运动;1848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运动。三次工人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强大力量，无产阶级已不再是圣西门和罗伯特 · 欧文时代下的悲惨境遇，他们有了反抗的自觉意识。
因此，《城市姑娘》这部小说虽然深入细致地描写了劳动人民生存的艰辛，但忽视了80年代的无产阶级的自主反抗意识和行动，将人物刻画成十九世纪初的悲惨形象。玛 · 哈克奈斯后期的《名利场》《工人阶级的悲剧》《失业者》等，也没有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者仍然将笔下的主人公塑造成受剥削者压迫的消极群众，他们同样是无法自助的，这一问题反映了玛· 哈克奈斯创作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性，即无法将典型人物放到典型环境中塑造。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相辅相成的，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性格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典型人物是典型环境的具体展现。
相比而言，鲁迅笔下人物正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阿Q正传》中阿Q的生存背景是20世纪初的中国，当时封建统治者对民众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阿Q的形象是当时中国被精神奴役的成千上万的穷苦人民的缩影，阿Q体现着旧中国的国民劣根性。
因此，读者在阅读作品中的人物时能够引起共鸣，仿佛作品中的人物就在自己身边真实存在。因而，只有在典型环境下塑造的典型人物才是更加具有生命力的形象，现实主义作品才更具有批判现实、彰显人性的作用。
（三）作家创作的“倾向性”
恩格斯对于作品的“倾向性”这一说法始于给明娜·考茨基的信，恩格斯强调道“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8]。
恩格斯在对玛 · 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评价中同样涉及了“倾向性”这一问题。而这时的“倾向性”的与前一封信相比，内涵更加深刻。
他对巴尔扎克大加赞赏，正是因为他的创作能够脱离自己的政治立场，巴尔扎克虽然拥护正统派，但是他笔下的作品《人间喜剧》写尽了上流社会的悲剧性。
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来说，真正做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写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是高尔基，列宁称赞他为“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艺术家”，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创作出了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作品。所以，将作家的认识与政治相区分，通过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倾向才是恩格斯真正推崇的“倾向文学”。
二、“充分现实主义”在当代内涵的转变
恩格斯提出的“充分现实主义”对于文学创作有巨大影响，但当时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服务。
当代社会受传播媒介环境影响，大众对“现实”的定义发生变化，现实主义环境下的细节描写、人物塑造、作家的创作倾向等因素同样发生改变。
此外，快消文化的迅速流行导致具有思想深度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面临发展困境。
（一）现实含义的转变：从生活真实到大众需求
“现实”一词的英文为“Reality”，具有一种“实在性”，由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影响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的真实性。在当代媒介技术为大众营造了“拟真”现实的情况下，客观真实的现实世界与大众目前生存的拟真世界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真实性”的问题在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已初露端倪，对于艺术原作来说，复制品夺走了原作的“光晕”，原作的“真实性”遭到破坏。原本需亲临当地才可欣赏膜拜的艺术品随时展现在大众眼前，身边由机械制造出的艺术品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营造出了“真实”的假象。
鲍德里亚明确提出“仿真”的概念，当今社会已不再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仿造和工业时代的生产，而是受代码支配阶段的仿真，数字时代下的世界已经走向超真实。
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社会生产所进行的复制已不再是本雅明时代的机械复制（对原物的复制），而是复制品自身进行的无限复制，广告、图像等一系列事物的存在与传播都不再以现实为基础，超真实营造了一种与现实极其相似的社会环境，但不以现实为根本，“现实”在超真实面前似乎已无容身之处。
在这一前提下，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原则——“再现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带有拟态现实的特征，大众的审美范式由图像转变为拟像，当代大众对于“现实”的定义在媒介环境的影响下发生认知层面的改变。
在文学创作方面，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文学阅读的重要组成，其内容、传播方式深受“仿真”环境的影响。当下的小说普遍存在一个问题：细节真实的缺失。细节真实是恩格斯提出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基础，网络使得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基础发生改变，许多声称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只是描写现实题材，而并非用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描写，这正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品缺乏现实性的重要原因。
如何平衡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如何通过网络小说真实地表达现实主义精神，是现实主义创作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典型环境的弱化与典型人物的解构
恩格斯的“充分现实主义”追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个性与环境息息相关，但当代多重媒介环境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的人物典型性发生改变，主要由于读者群体的审美范式转变。
现代消费社会的“消费”行为在鲍德里亚看来已经不再是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的活动，而发展为大众对于符号的追逐。快速流行的符号价值引起大众的“普遍好奇”，而大众对时尚的追逐中暗含自娱的命令，具体表现为大众“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9]。
自20世纪50年代，电视作为电子和图像结合的产物，通过多重节目、新闻、影视剧等方式将娱乐思维传向大众。同时，快消时代下文学的功能转向娱乐性。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快餐式的电影、电视剧作品层出不穷，而文学作品为了迎合快速消费的时代趋势，势必要在形式与内容方面做出改变，網络文学对于快消时代下的文学作品来说，无疑是救命稻草。
通过互联网特有的跨时空传输特性、互动性，文学作品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进入大众视野。当代的文学市场受商业价值、消费主义的影响，通俗文学大行其道，“爽文”是快消时代特有的网络文学形式，其受众是快节奏生活下的读者，它已成为大众情感和压力的宣泄口，以弥补读者的精神匮乏。
但这类作品一般缺少内涵，文笔粗糙，字数较多但主要内容大同小异，更像是量产品。相比而言，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已经不再适用于网络空间，因为“典型”已经被消解，人物形象已经与作者、读者身份混为一体，网络接龙小说、合作小说、互动写作等创造了主体多向交互的新形态。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已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个体，传统的文本生产和文学接受方式在网络空间发生巨大的改变，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现实”已不再是曾经作家的所听所见，而是包含读者、作家等不同身份的“创作者”共同造就的“现实”。 （三）作家创作的立场的泛化与嬗变
恩格斯笔下“作家的倾向性”理论极大地推动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作家的进步倾向服务无产阶级革命。
快消时代下文学作品的功能由“载道教化”走向“自娱以娱人”，在快消时代网文大肆流行的环境下，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创作倾向转向了迎合市场和满足读者期待，这一转变同样影响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一方面，当代网络环境下的作家创作倾向很大程度上不再具有主动性，受网络交流方式影响，读者在文学场中的影响力迅速飙升，读者得到充分重视，在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中，读者一改以往的被动角色，自由选择喜爱的作品作为欣赏对象。文学阅读的主动权掌握在读者手中，欣赏对象的出现与展开取决于接受者手中鼠标的点击，点击率成为评价作品价值的重要指标，因而，随着读者地位的异军突起，作家被动地改变自己的创作倾向。
另一方面，文化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而且是消费欲望和消费激情的生产，是消费者的生产。文学市场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倾向，迫于生活压力而改变自己创作倾向的作家不在少数。
如何面对通俗文学占据的文化市场？作家韩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提到了“上限和下限”，即“写作的时候躲在暗处， 把一切涉及实利的东西统统拒之门外;作品出来后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到明处，为维持生存而换取实利”[10]。
比起完全顺应或完全抗拒文学市场，韩东的一席话似乎更具现实性。在媒介技术带来社会环境文化巨变的情况下，当代现实主义创作集中于真实抒发大众情感，以读者期待视野为导向。对于具体文本的创作，“非虚构文学”或能消解当代现实世界与现实主义创作的隔阂，进而使恩格斯口中的“充分现实主义”内涵在当代的文学形式下得到补充和发展。
三、“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发展
恩格斯笔下的“充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受媒介技术以及时代潮流的冲击，其应用范围逐渐缩小，以号召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目的与当代中国现状格格不入。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文学的繁荣发展，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
因此，现实主义作品不仅仅注重细节真实，而且更加重视艺术真实，真实地表现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内心情感成为当代媒介环境影响下的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方向，“非虚构文学”是表现艺术真实的重要文学形式。
“非虚构”最初源自西方，其范围包含新闻、报告文学、自传、随笔等方面，是综合多种体裁、风格、题材的写作形式，可以说，广义的“非虚构文学”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形式。1966年美国作家杜鲁门 · 卡波特创作《冷血》 是“非虚构文学”的开山之作，内容中对于两名杀人犯及受害者的毛骨悚然的叙述最为人称道，其中用非机械记录式的语言将真实展现出来的方式是现实主义文学在现代产生的巨大变化。
以《冷血》为开端，非虚构成为文学的重要表现方式，在其后的有关“非虚构”艺术的论述中，关于“真实性”的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的思考重点。特雷西 · 基德尔和理查德 · 托德认为“挖掘心灵启示这种更深层的戏剧性对于非虚构作家是一大挑战。对于那些手里的故事缺乏明显的戲剧性，但可能包含其他重要品质的作家，这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安慰”[11]。
因而，非虚构文学的重点不仅在于对客观事物的刻画，更需要对个人内心进行真实地描述。
在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兴盛始于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发起“人民大地 · 行动者”写作计划。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李娟的《羊道 · 春牧场》和《羊道 · 夏牧场》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还原了中国各阶层的生活状态，相较于西方的非虚构文学来说，中国的非虚构文学更加注重对底层人民和社会风俗的描写刻画，可以说，中国的“非虚构文学”是更加展现社会百态的现实主义文学，其语言风格相较西方的“非虚构文学”来说，诗性变少，而现实性增强。
这一“现实性”不仅仅是细节描绘、人物语言的真实性的增加，更是人物内心情绪波动，个人命运沉浮的生动描绘。重田野调查、以个人行动介入生活、用写作进行展现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非虚构文学”主要特征，虽然在当代网络环境下对现实的描述存在不同程度的偏颇，但“非虚构文学”已经为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做出重要贡献。
在媒介技术带来社会环境文化巨变的情况下，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的重点发生改变，艺术真实与客观现实的冲突影响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对于具体文本的创作来说，“非虚构文学”逐渐成为调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客观真实与艺术真实矛盾的中介，它以一种既能为大众接受，又能最大限度展现客观真实、体现艺术真实的形式表现当代“充分现实主义”，是使恩格斯口中的“充分现实主义”内涵在当代的文学环境的补充和发展。
四、结语
“充分现实主义”自恩格斯提出后，细节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家的进步倾向成为指导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则，同时也影响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随着媒介环境尤其是网络环境的影响，“真实”在当代的内涵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作品存在细节真实缺失、典型消解、作家的创作倾向受消费主义和娱乐化趋势影响的情况，“充分现实主义”其内涵和适用性发生改变。在当代媒介环境下，非虚构文学的产生和本土化过程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7][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590，578，579.
[2]黄育聪，苏珊.网络虚拟与现实主义挑战[J].创作评谭，2020，（04）：48-50.
[3]卢永和.“非虚构”与文学观的转向[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6）：72-75.
[4][5]玛 · 哈克奈斯.城市姑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6.
[6]高松.恩格斯“现实主义”文艺观新探[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01）：61-64+136.
[9]（法）让 ·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73.
[10]昌切.谁是知识分子？——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J].文艺研究，2005，（02）：13-19+158.
[11]（美）特雷西 · 基德尔，理查德 · 托德.非虚构的艺术[M].黄红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5.
作者简介：
赵蕊，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广西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关键词】 充分现实主义;媒介环境;网络文学;非虚构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1-0021-04
“充分现实主义”由恩格斯提出，始于对玛 · 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批评性建议：“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
此外，作家个人进步的倾向性与细节真实、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成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充分现实主义”作为以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总目标，相比传统现实主义追求细节真实、追求客观描写和纯文学性而言，“充分现实主义”更加注重为无产阶级解释世界、改变世界而服务，因而也被称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语境里，“现实主义”已不仅仅代表一种文学风格，而是成为“一种介入现实的积极手段与方法”。[2]
随着各种新媒介的产生及快速应用，媒介环境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外部条件随之发生改变。在媒介技术带来社会文化环境巨变的情况下，当代现实主义创作重点也随之转变，“传统文学更注重呈现客观现实，而现代派文学更着意于在主体观念中重构历史现实。”[3]“非虚构文学”或是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的新形式，以调和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面临的艺术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
一、恩格斯“充分现实主义”理论内涵
现实主义文学既包含细节的真实，也追求艺术真实。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艺观就人物刻画而言，更加追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家的进步倾向这一要求体现出在无产阶级不断壮大的背景下，文学艺术是为了无产阶级解释世界、改变世界而服务。
（一）细节真实
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以细节真实为前提，无论现实主义的作品是何种主题、何种内容，细节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品内涵的深刻性。叙事性文本的细节描写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刻画及揭示现实客观规律有重大影响。
首先，大量描写生活细节。《城市姑娘》在开篇通过描写伦敦东头贫民聚居区的生活细节展示当时生活现状，例如：“孩子们睡在地板上，小脸紧贴着木板条，汗津津的细胳膊小腿四仰八叉。”[4]
读者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能真实地感受到19世纪英国伦敦东头人们的生活困境。生活细节的描写不仅真实刻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还对主人公耐丽的出场及之后的情节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其次，对于自然景物细节的描绘。现实主义的自然描写与自然主义不同，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追求绝对的客观性，而现实主义是通过合乎实际的细节描写为作品主题服务。
小说《城市姑娘》中描写耐丽与格兰特幽会时的自然景物描写“微风轻轻拂弄着树叶，在天空追逐着轻盈的羽毛状的云朵，红艳艳的落日烧红了地平线，周围一片寂静，只听到雀鸟喳喳，虫鸣唧唧”[5]。
此类自然景物描写与自然主义的记录式相比具有拟人色彩，结合故事情节读者能感受到主人公耐丽当时既兴奋又满怀忧伤的复杂感情。
在现实主义叙事性作品中，不论是对社会生活还是对自然的细节描写，都是为揭示作品主旨而服务。由此，以细节描写为前提，才能更好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造反映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
（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以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主人公耐丽为代表，恩格斯肯定玛·哈克奈斯塑造的人物是典型的，耐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工人阶级的真实面貌，但是由于缺乏典型环境的支撑，使得整部小说的完成度并不足，无法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意识。
典型环境是人物塑造的必要条件，人物的性格形成离不开社会大环境及具体生活环境。因此有学者认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命题的真实含义就是，表现出一时代（或社会）社会现实生活关系区别于另一时代（或社会）的并标示出“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现实生活关系特点的代表性人物[6]。
恩格斯对人物“典型”这一概念的提出来自给考茨基的信，信中评价《旧人和新人》中的人物。他提出“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7]。
在《城市姑娘》中，恩格斯再一次提及“典型人物”，这一典型人物已经不仅仅只代表人物的共性或代表某一生活阶层，而是集共性和个性于一身的人物形象。
恩格斯对典型人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应当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說中耐丽是伦敦东头以临时缝纫为生的女工，其形象代表着无产阶级，但她一味地逆来顺受，对生活带来的苦难从不反抗、斗争的行为却不符合无产阶级性格。
实际上，自19世纪中期，西欧爆发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工人运动：1838—1842年英国宪章工人运动;1842年巴黎里昂工人运动;1848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运动。三次工人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强大力量，无产阶级已不再是圣西门和罗伯特 · 欧文时代下的悲惨境遇，他们有了反抗的自觉意识。
因此，《城市姑娘》这部小说虽然深入细致地描写了劳动人民生存的艰辛，但忽视了80年代的无产阶级的自主反抗意识和行动，将人物刻画成十九世纪初的悲惨形象。玛 · 哈克奈斯后期的《名利场》《工人阶级的悲剧》《失业者》等，也没有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者仍然将笔下的主人公塑造成受剥削者压迫的消极群众，他们同样是无法自助的，这一问题反映了玛· 哈克奈斯创作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性，即无法将典型人物放到典型环境中塑造。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相辅相成的，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性格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典型人物是典型环境的具体展现。
相比而言，鲁迅笔下人物正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阿Q正传》中阿Q的生存背景是20世纪初的中国，当时封建统治者对民众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阿Q的形象是当时中国被精神奴役的成千上万的穷苦人民的缩影，阿Q体现着旧中国的国民劣根性。
因此，读者在阅读作品中的人物时能够引起共鸣，仿佛作品中的人物就在自己身边真实存在。因而，只有在典型环境下塑造的典型人物才是更加具有生命力的形象，现实主义作品才更具有批判现实、彰显人性的作用。
（三）作家创作的“倾向性”
恩格斯对于作品的“倾向性”这一说法始于给明娜·考茨基的信，恩格斯强调道“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8]。
恩格斯在对玛 · 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的评价中同样涉及了“倾向性”这一问题。而这时的“倾向性”的与前一封信相比，内涵更加深刻。
他对巴尔扎克大加赞赏，正是因为他的创作能够脱离自己的政治立场，巴尔扎克虽然拥护正统派，但是他笔下的作品《人间喜剧》写尽了上流社会的悲剧性。
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来说，真正做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写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是高尔基，列宁称赞他为“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艺术家”，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创作出了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作品。所以，将作家的认识与政治相区分，通过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倾向才是恩格斯真正推崇的“倾向文学”。
二、“充分现实主义”在当代内涵的转变
恩格斯提出的“充分现实主义”对于文学创作有巨大影响，但当时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服务。
当代社会受传播媒介环境影响，大众对“现实”的定义发生变化，现实主义环境下的细节描写、人物塑造、作家的创作倾向等因素同样发生改变。
此外，快消文化的迅速流行导致具有思想深度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面临发展困境。
（一）现实含义的转变：从生活真实到大众需求
“现实”一词的英文为“Reality”，具有一种“实在性”，由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影响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的真实性。在当代媒介技术为大众营造了“拟真”现实的情况下，客观真实的现实世界与大众目前生存的拟真世界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真实性”的问题在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已初露端倪，对于艺术原作来说，复制品夺走了原作的“光晕”，原作的“真实性”遭到破坏。原本需亲临当地才可欣赏膜拜的艺术品随时展现在大众眼前，身边由机械制造出的艺术品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营造出了“真实”的假象。
鲍德里亚明确提出“仿真”的概念，当今社会已不再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仿造和工业时代的生产，而是受代码支配阶段的仿真，数字时代下的世界已经走向超真实。
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代社会生产所进行的复制已不再是本雅明时代的机械复制（对原物的复制），而是复制品自身进行的无限复制，广告、图像等一系列事物的存在与传播都不再以现实为基础，超真实营造了一种与现实极其相似的社会环境，但不以现实为根本，“现实”在超真实面前似乎已无容身之处。
在这一前提下，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原则——“再现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带有拟态现实的特征，大众的审美范式由图像转变为拟像，当代大众对于“现实”的定义在媒介环境的影响下发生认知层面的改变。
在文学创作方面，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文学阅读的重要组成，其内容、传播方式深受“仿真”环境的影响。当下的小说普遍存在一个问题：细节真实的缺失。细节真实是恩格斯提出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基础，网络使得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基础发生改变，许多声称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只是描写现实题材，而并非用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描写，这正是当代现实主义作品缺乏现实性的重要原因。
如何平衡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如何通过网络小说真实地表达现实主义精神，是现实主义创作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典型环境的弱化与典型人物的解构
恩格斯的“充分现实主义”追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个性与环境息息相关，但当代多重媒介环境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的人物典型性发生改变，主要由于读者群体的审美范式转变。
现代消费社会的“消费”行为在鲍德里亚看来已经不再是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的活动，而发展为大众对于符号的追逐。快速流行的符号价值引起大众的“普遍好奇”，而大众对时尚的追逐中暗含自娱的命令，具体表现为大众“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9]。
自20世纪50年代，电视作为电子和图像结合的产物，通过多重节目、新闻、影视剧等方式将娱乐思维传向大众。同时，快消时代下文学的功能转向娱乐性。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快餐式的电影、电视剧作品层出不穷，而文学作品为了迎合快速消费的时代趋势，势必要在形式与内容方面做出改变，網络文学对于快消时代下的文学作品来说，无疑是救命稻草。
通过互联网特有的跨时空传输特性、互动性，文学作品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进入大众视野。当代的文学市场受商业价值、消费主义的影响，通俗文学大行其道，“爽文”是快消时代特有的网络文学形式，其受众是快节奏生活下的读者，它已成为大众情感和压力的宣泄口，以弥补读者的精神匮乏。
但这类作品一般缺少内涵，文笔粗糙，字数较多但主要内容大同小异，更像是量产品。相比而言，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已经不再适用于网络空间，因为“典型”已经被消解，人物形象已经与作者、读者身份混为一体，网络接龙小说、合作小说、互动写作等创造了主体多向交互的新形态。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已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个体，传统的文本生产和文学接受方式在网络空间发生巨大的改变，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现实”已不再是曾经作家的所听所见，而是包含读者、作家等不同身份的“创作者”共同造就的“现实”。 （三）作家创作的立场的泛化与嬗变
恩格斯笔下“作家的倾向性”理论极大地推动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作家的进步倾向服务无产阶级革命。
快消时代下文学作品的功能由“载道教化”走向“自娱以娱人”，在快消时代网文大肆流行的环境下，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创作倾向转向了迎合市场和满足读者期待，这一转变同样影响当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一方面，当代网络环境下的作家创作倾向很大程度上不再具有主动性，受网络交流方式影响，读者在文学场中的影响力迅速飙升，读者得到充分重视，在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中，读者一改以往的被动角色，自由选择喜爱的作品作为欣赏对象。文学阅读的主动权掌握在读者手中，欣赏对象的出现与展开取决于接受者手中鼠标的点击，点击率成为评价作品价值的重要指标，因而，随着读者地位的异军突起，作家被动地改变自己的创作倾向。
另一方面，文化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而且是消费欲望和消费激情的生产，是消费者的生产。文学市场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倾向，迫于生活压力而改变自己创作倾向的作家不在少数。
如何面对通俗文学占据的文化市场？作家韩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提到了“上限和下限”，即“写作的时候躲在暗处， 把一切涉及实利的东西统统拒之门外;作品出来后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到明处，为维持生存而换取实利”[10]。
比起完全顺应或完全抗拒文学市场，韩东的一席话似乎更具现实性。在媒介技术带来社会环境文化巨变的情况下，当代现实主义创作集中于真实抒发大众情感，以读者期待视野为导向。对于具体文本的创作，“非虚构文学”或能消解当代现实世界与现实主义创作的隔阂，进而使恩格斯口中的“充分现实主义”内涵在当代的文学形式下得到补充和发展。
三、“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发展
恩格斯笔下的“充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受媒介技术以及时代潮流的冲击，其应用范围逐渐缩小，以号召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目的与当代中国现状格格不入。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文学的繁荣发展，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
因此，现实主义作品不仅仅注重细节真实，而且更加重视艺术真实，真实地表现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内心情感成为当代媒介环境影响下的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方向，“非虚构文学”是表现艺术真实的重要文学形式。
“非虚构”最初源自西方，其范围包含新闻、报告文学、自传、随笔等方面，是综合多种体裁、风格、题材的写作形式，可以说，广义的“非虚构文学”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形式。1966年美国作家杜鲁门 · 卡波特创作《冷血》 是“非虚构文学”的开山之作，内容中对于两名杀人犯及受害者的毛骨悚然的叙述最为人称道，其中用非机械记录式的语言将真实展现出来的方式是现实主义文学在现代产生的巨大变化。
以《冷血》为开端，非虚构成为文学的重要表现方式，在其后的有关“非虚构”艺术的论述中，关于“真实性”的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的思考重点。特雷西 · 基德尔和理查德 · 托德认为“挖掘心灵启示这种更深层的戏剧性对于非虚构作家是一大挑战。对于那些手里的故事缺乏明显的戲剧性，但可能包含其他重要品质的作家，这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安慰”[11]。
因而，非虚构文学的重点不仅在于对客观事物的刻画，更需要对个人内心进行真实地描述。
在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兴盛始于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发起“人民大地 · 行动者”写作计划。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李娟的《羊道 · 春牧场》和《羊道 · 夏牧场》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还原了中国各阶层的生活状态，相较于西方的非虚构文学来说，中国的非虚构文学更加注重对底层人民和社会风俗的描写刻画，可以说，中国的“非虚构文学”是更加展现社会百态的现实主义文学，其语言风格相较西方的“非虚构文学”来说，诗性变少，而现实性增强。
这一“现实性”不仅仅是细节描绘、人物语言的真实性的增加，更是人物内心情绪波动，个人命运沉浮的生动描绘。重田野调查、以个人行动介入生活、用写作进行展现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非虚构文学”主要特征，虽然在当代网络环境下对现实的描述存在不同程度的偏颇，但“非虚构文学”已经为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做出重要贡献。
在媒介技术带来社会环境文化巨变的情况下，当代现实主义创作的重点发生改变，艺术真实与客观现实的冲突影响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对于具体文本的创作来说，“非虚构文学”逐渐成为调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客观真实与艺术真实矛盾的中介，它以一种既能为大众接受，又能最大限度展现客观真实、体现艺术真实的形式表现当代“充分现实主义”，是使恩格斯口中的“充分现实主义”内涵在当代的文学环境的补充和发展。
四、结语
“充分现实主义”自恩格斯提出后，细节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家的进步倾向成为指导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则，同时也影响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随着媒介环境尤其是网络环境的影响，“真实”在当代的内涵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作品存在细节真实缺失、典型消解、作家的创作倾向受消费主义和娱乐化趋势影响的情况，“充分现实主义”其内涵和适用性发生改变。在当代媒介环境下，非虚构文学的产生和本土化过程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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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昌切.谁是知识分子？——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J].文艺研究，2005，（02）：13-19+158.
[11]（美）特雷西 · 基德尔，理查德 · 托德.非虚构的艺术[M].黄红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5.
作者简介：
赵蕊，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广西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