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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清初的文人中，李渔有着多重身份，他是著名的戏剧家，又是著名的戏剧理论家;他是著名的小说家，又是著名的出版家;他是著名的美学家，又是著名的园林设计家;他是著名的美食家，又是著名的养生家……李渔是晚明文化熏陶出的百科全书式的全能型才子，在文化、生活、艺术等多个领域均称行家里手——他深谙处世之道，在各个阶层都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精通生活的艺术，一生多享齐人之福;他经营的芥子园书铺声名远扬，他的私家戏班唱红大江南北;他的《闲情偶寄》被林语堂称作“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李渔其人，虽然生逢亂世，且一生不曾做官，但小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他本人更有着独特的艺术理想和生活追求。
不过，在时人眼中，李渔除了是一位颇有人气的畅销书作者和精明能干的书商之外，他更像是一位专门攀附结交达官贵人、为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清客——李渔平生奔走于权贵之家，为官僚文人润饰文稿，出版文集，为朝廷大佬设计园林，传授房中术与养生经验，为上流社会的女眷们讲述美容和穿戴方面的知识，以此博取丰厚的馈赠。更令人非议的是，李渔还经常携带女乐四出游幕，以家庭剧班的名义到处巡演，并让女乐捧觞行酒。他不仅“善逢迎”，而且“性龌龊”，喜作“极淫亵”的词曲小说，还写过一部名为《肉蒲团》的淫书，以“止淫风借淫事说法”为名，行宣淫导淫之实。
那么，李渔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风华绝代的艺术天才，还是道德堕落的“名教罪人”？我们不妨细致考察一下李渔生平的作为。
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又字笠鸿，号天徒，又号笠翁。生于明神宗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他祖籍浙江兰溪，自幼生长在江苏如皋，少年时即以文名誉满乡里。李渔出生于商人之家，虽非大富大贵，却也家境殷实、生活优裕。李渔八岁进入私塾学习，他迷上的第一部书是《史记》，他为司马迁笔下的英雄人物沉迷不已，甚至连他本人也想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建功立业。李渔迷上的第二部书是李贽的《藏书》，时当晚明，李贽以抨击纲常名教，主张绝假还真、抒发己见、提倡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广为人知。尤其是李贽批判重农抑商、阐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的取向，对于李渔世界观之形成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明崇祯八年（1635），已经重返原籍且已成家立业的李渔前往金华参加他平生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这次考试使他获得了生员资格，而他的试卷则受到主考官许豸的高度赞扬，许豸甚至把李渔的试卷刻印出来，作为范文分发给参加考试的儒生们去欣赏。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李渔接下来的表现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四年之后，李渔在杭州参加乡试，名落孙山。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渔又一次赴杭州参加乡试，受乡民暴乱的影响，再次无功而返。其后不久，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缢，清军入主中原，偌大的中国进入了天崩地坼的时代。
明、清易代把李渔的生活拦腰截为两段，如果说生活在明代的李渔奋发努力、积极进取，试图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生活在清代的李渔已绝意科举，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拓自己的人生。
明亡之初，李渔也曾参加反清复明的活动，但目睹南明小朝廷腐烂的现状，他很快就感到心灰意冷，遂带着家人避乱金华山中，直到清朝的统治大局已定，才重新返回故乡夏李村。李渔返回故乡之日，他的旧宅已被焚毁，于是他亲自设计、修建了一栋“伊山别业”，准备长期隐居山里，不问世事。搬进新居后，李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但作人间识字农，为才何必擅雕龙。养鸡只为珍残粒，种橘非缘拟素封。酒少更栽三亩秫，花多添饲一房蜂。贫居不信堪與改，依旧门前看好峰。”李渔把自己称作“识字农”，打算过一种种橘养鸡、栽秫饲蜂的生活了此残生，而且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别名“笠翁”——意谓做一个头戴竹笠、与世无争的垂钓者。
一切看起来就是这样了，李渔为自己安排好一个隐居避世的未来，在李渔的想象中，这个未来“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夏天不见客，也没有客人打扰，不仅再不需要书生的头巾，且连长衫、鞋子一并可废，乃至经常裸处于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者仰卧在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实在算得上“极人世之奇闲，擅有生之至乐者矣”。然而，一旦进入这样的生活，李渔却发现自己无法忍受这种与世隔绝的日子，尤其是当再次走进城市、感受到都市生活的气息时，李渔才恍然大悟，他真心向往的其实还是繁华、热闹的都市生活，他怎么可以在世间偏僻的一隅了此残生呢？
对于明朝的灭亡，李渔从未感到过度的悲伤，他曾经目睹了明廷的糜烂与腐败，他对明朝并无好感，当然也不值得为之守节。清顺治六年（1649），三十八岁的李渔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故乡，带领全家（当时他已经有了三个妻子和两个女儿）去杭州寻找新的生活。客观地说，在李渔生活的年代，三十八岁已经是一个过气的年龄，在这个年龄放弃既往从头再来，无论如何都需要慎之又慎。事实上，到杭州如何生活，李渔本人也觉得心里没底，彼时他所拥有的，除了卖掉“伊山别业”所得的部分现金，剩下的只是一杆秃笔而已。
初到杭州的李渔正是凭借这杆秃笔生活的，他将新家安置在城郊结合部，可以减少一些租房的费用，然后足不出户，沉下心来埋头于小说与戏剧的创作。李渔是最早靠稿酬生活的自由撰稿人之一，在经济上没有退路，只有破釜沉舟、奋力一搏。凭借着对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李渔先后创作了《无声戏》、《十二楼》等小说和戏剧作品，这些作品故事精彩，构思巧妙，既带有鲜明的李渔特色，又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喜好，同时也为李渔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两年之后，李渔已经在杭州稳稳站住了脚跟，他不仅诗赋文章样样在行，而且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精通各种娱乐享受，在杭州的文化圈内如鱼得水，成为广受欢迎的社交明星。
初尝成功喜悦的李渔重新萌生了入仕的念头，然而就在这时，由清廷主导的政治风向悄悄发生了变化，清朝以武力定鼎中原，自认为已经坐稳了江山，转而更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对抗，一场针对读书人的文化整肃随即拉开了帷幕。首当其冲的是庄廷■的《明史》案，接踵而至的是“哭庙案”、“通海案”和“江南奏销案”，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惩处严，株连广，借题发挥，杀人无算。李渔身边的朋友多受牵连，李渔在惊恐之余不得不深敛锋芒，绝意仕途，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 清康熙元年（1662），李渔决定再次迁移，这次迁移的目的地是南京，他准备去南京开办一家书店。之所以选择去南京开办书店，李渔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南京是当时江南的文化中心，有很多书业同行和书肆书坊;另一方面，南京也是当时江南的出版中心，李渔熟悉出版行业，对于书籍的营销与利润了然于胸，他想自产自销，减少中间渠道，以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这年夏天，李渔带领全家离开杭州，搬迁到了南京，他买下武定门附近的一套住宅，略作装修，并改建成前店后宅的样式，李渔和他的家人住在后院，临街的门面充作书店，鼎鼎大名的芥子园书店就此开张。
在书店的经营上，李渔充分发挥了他经商的才能，他不仅亲自主持编写、排印和发行，还策划出版了许多实用性的畅销书，诸如用来指导写作的《四六初征》，书信范本《尺牍初征》、《尺牍二征》等等。这套书主要靠征集当时名人和官员的文稿成书，征集名人的文稿是为了提高书籍的知名度，征集官员的文稿则是为了让官员看到自己的文章印成书籍行世，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当然，为官员出书并不是无偿的，而是需要他们交付一定数目的出版费用，这些名人和官员是李渔的目标顾客，通过他们，李渔可以获取不菲的赞助款，这是李渔靠“打秋风”生活的开始。
因为芥子园书店出品的书籍太畅销了，所以它们一上市就常常遭遇盗版。为了维权，李渔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和杭州之间，不惜与书商对簿公堂。不过，尽管到处奔走维权实在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但此时的李渔还是志得意满，他实现了做撰稿人兼出版人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条获取财富的捷径。据史料记载，李渔客居南京期间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他每到一地，都会接受当地官员的馈赠，而他则会向这些官员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比如润饰文稿、编辑文集、设计园林、提供咨询，等等——把文化做成一项产业，李渔可谓先行者，而他当年的所作所为，已为今世之滥觞矣。
清康熙五年（1666），李渔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他在北京拜访了许多当朝大佬，受到礼部尚书龚鼎孳等人的欢迎。李渔使出浑身解数，努力讨好这些大佬们，他与他们谈文学，谈戏剧，讲笑话，讲园林设计，极力称颂他们立下的功绩，而这些朝廷大佬则回报给李渔很多金银财宝。李渔在北京停留了半年时间，收获满满，意犹未尽，经朋友介绍，李渔又开始向西北进发。他先是在太原盘桓数日，被当地官员视作贵宾，然后一路西行，在平阳，当地知府为了讨好李渔，购买了一个乔姓女子送给李渔;在兰州，当地士绅购买了一个王姓女子送给李渔。乔、王二姬正逢豆蔻年华，虽出身贫寒，却冰雪聪明，尤其在戏剧演唱方面可谓过耳不忘。李渔本来就准备组建一个家庭戏班，于是亲自指导二人唱曲演剧，乔姬扮演旦角，王姬扮演小生，竟然是一对绝妙的搭档。
李渔的这次出行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他先后游历了北京、太原、平阳、西安、咸宁、兰州、郑州、开封等地，最远抵达甘肃酒泉，颇有点乐不思蜀的意思。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李渔收获了大量金钱，同时还写出艳情小说《肉蒲团》，虽然是以“止淫风”为意旨，但其中展示出的却完全是一种风月无边的快活人的姿态。李渔在徐州度过了康熙七年（1668）的新年，在这里，乔姬和王姬第一次登台表演即大获成功，从此之后，李渔的家庭戏班声名远扬，成为李渔手中又一项重要的文化产业。
北方之行不仅为李渔带来了声誉和金钱，同时还为他带来了两个妙龄的女子，满载而归的李渔再也不能坐下来安心经营他的书店了——与经营书店相比，“打秋风”显然来钱更快，让他感觉更爽，而他现在也的确需要更多的收入，才能支撑他的越来越庞大的家庭。于是，李渔想趁热打铁，再去南方碰碰运气，他这次出行的目的地是广东，因为龚鼎孳的引介，李渔已与多位广东军政要员相互慕名，他的广东之行正是奔着他们去的。虽然与北方之行相比，李渔的广东之行多少有点不尽如人意，但他抽空写作了一本名为《闲情偶寄》的小书，举凡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内容无一不备，成为集李渔声色犬马之好之大全的作品。
康熙十年（1671），李渔带领他的家庭戏班赴苏州，参加由尤侗和余怀发起的私人聚会。尤侗和余怀均为一时名家，也各有自己的戏班，他们的聚会既是一种交流，同时也是一次高手之间的过招。三家戏班的演出安排在晚上，地点是尤侗的别墅亦园。时当夜深人静，亦园里却是高朋满座，热闹异常，主人尤侗端坐中央，其余人等分坐左右，众人一边品茶闲聊，一边耐心等待着即将开始的演出。少顷，余怀的戏班率先登场，一时间凤箫声动，丝竹绕梁，余怀的演员只是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她们虽然年龄不大，却个个身手不凡、唱功不俗。最后登场的是李渔的戏班，演出的是《凤求凰》，乔、王二姬甫一亮相即引起满堂喝彩，整场戏一气呵成，看得众人如醉如痴。直到多年以后，尤侗犹自念念难忘，他不仅多次撰文记述这次宴乐之欢，还一再称赞乔、王二姬“疑为神仙中人”。
亦园欢会既标志着李渔的家庭戏班进入鼎盛时期，同时也意味着盛极转衰的节点已经来临。清康熙十一年（1672），李渔带领他的家庭戏班来到武汉，他们在武汉受到汉阳知府纪子湘的热情接待，然而，正当他们兴致勃勃地一边演出、一边游览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降临了，乔姬居然一病不起，在很短的时间内香消玉殒。乔姬的突然离世使李渔深受打击，几年以来，李渔与乔、王二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乔姬生病期间，李渔用尽了各种办法希望挽回乔姬的生命，他重金延请武汉最好的医生为乔姬诊治，他虽然不相信巫术，但还是请来几位道士为乔姬祈禳……
李渔是守护着乔姬的灵柩返回南京的，他情绪低落，很久都无法从失去乔姬的悲伤中缓过神来。在乔姬去世半年之后，李渔终于打足精神赶赴北京之约，他是应礼部尚书龚鼎孳和东阁学士陈学山的邀请赶赴北京的。此时是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夏天，李渔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他希望這是他最后一次远行，再为自己挣足一笔养老钱，他就准备正式收手了。一直以来，李渔虽然以“打秋风”获利颇丰，但同时也招来很多流言蜚语，有人说他用不正当的手段赚取了大量钱财，有人说他经常带着几名幼妓与涉世不深的官宦子弟交往，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更令李渔难堪的是，在一些高官显贵的眼中，他不过是一个看人脸色吃饭的高级玩物而已，根本没有任何人格可言。 李渔的这次北京之行伊始就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息，抵京不久，促成李渔北京之行的龚鼎孳突然病故了，使得李渔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支持者。接踵而至的是，王姬罹患重病，随即撒手人寰——一年前，乔姬去世时十九岁，一年后，王姬去世时依然是十九岁，虽说世事难料，生命无常，但在老泪纵横之余，李渔还是想不通，两个花季女子的生命为何那般脆弱。李渔分别为乔、王二姬撰写了小传，记录他与乔、王二姬共同生活的片段，描述与她们生离死别的场景，行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回到南京的李渔一下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感到身心俱疲，再也不是那个怡然自得、踌躇满志的李渔了。就在这年初冬，清帝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手握重兵的平西王吴三桂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遥相呼应，打出“兴明讨虏”的旗号，先后树起了反清的旗帜，世称“三藩之乱”。李渔与吴三桂虽未谋面，却有过书信往来，而且吴三桂也是李渔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有人即拿李渔与吴三桂的关系大做文章，说李渔与吴三桂、耿精忠等人来往密切，使李渔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为求自保，李渔不得不四处奔走请托，力求撇清这些不实之词，并毅然做出了再次搬家、返回杭州的决定。
清康熙十六年（1677），六十六岁的李渔卖掉了他心爱的芥子园，将书店交给他的女婿打理，然后告别南京重返杭州。受战乱的影响，李渔的书店已经今不如昔，而他要养活的却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家庭，这时的李渔在经济上已经显得捉襟见肘，以至当他离开南京时，竟然需要卖掉妻妾女儿的簪珥才能勉强还清债务。回到杭州的李渔隐居湖山，足不出户，真正进入了老年的生活。
晚年的李渔依然不忘笙歌，但日子却过得日趋贫困，他在病榻上向北京的老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乞求他们伸出援手，“各助以力”，“拯此艰危”，“则湖上笠翁尚不即死”。尽管李渔如此留恋这个有美女、有美食、有美景、有各种声色犬马的红尘世界，但上苍留给他的时间毕竟不多了。清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十三日，杭州城大雪纷飞，七十岁的李渔寿终正寝，结束了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李渔身后褒贬不一，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做清客、“打秋风”的生活方式——所谓“打秋风”，原指假借各种名义或关系向人索取钱财，有骗吃骗喝的意思。清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列举了清客必备的十种才品：“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句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可见做清客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并非等闲之辈可为。然而纵观李渔的一生，他被人看作清客，十种才品或许是有的，但李渔并非无功受禄，因为他有知识产权，不是吃白食。李渔其实更像是一位先行者，他只是以他的生活践行了一个文人应该如何谋生而已。
在李渔生活的年代，一方面，文人受官本位社会之挤压，不能入仕，就没有独立人格;另一方面，身处政治大一统的环境中，独立思考失去存在的空间——当李渔将文学创作定位于“傳奇原为消愁设，一夫不笑是吾忧”，将个人的生活方式定位于“遂把平生之学问，奔走势利之门”时，他或许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只有享受人生，娱乐大众，才是一个文人最好的选择。
不过，在时人眼中，李渔除了是一位颇有人气的畅销书作者和精明能干的书商之外，他更像是一位专门攀附结交达官贵人、为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清客——李渔平生奔走于权贵之家，为官僚文人润饰文稿，出版文集，为朝廷大佬设计园林，传授房中术与养生经验，为上流社会的女眷们讲述美容和穿戴方面的知识，以此博取丰厚的馈赠。更令人非议的是，李渔还经常携带女乐四出游幕，以家庭剧班的名义到处巡演，并让女乐捧觞行酒。他不仅“善逢迎”，而且“性龌龊”，喜作“极淫亵”的词曲小说，还写过一部名为《肉蒲团》的淫书，以“止淫风借淫事说法”为名，行宣淫导淫之实。
那么，李渔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风华绝代的艺术天才，还是道德堕落的“名教罪人”？我们不妨细致考察一下李渔生平的作为。
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又字笠鸿，号天徒，又号笠翁。生于明神宗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他祖籍浙江兰溪，自幼生长在江苏如皋，少年时即以文名誉满乡里。李渔出生于商人之家，虽非大富大贵，却也家境殷实、生活优裕。李渔八岁进入私塾学习，他迷上的第一部书是《史记》，他为司马迁笔下的英雄人物沉迷不已，甚至连他本人也想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建功立业。李渔迷上的第二部书是李贽的《藏书》，时当晚明，李贽以抨击纲常名教，主张绝假还真、抒发己见、提倡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广为人知。尤其是李贽批判重农抑商、阐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的取向，对于李渔世界观之形成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明崇祯八年（1635），已经重返原籍且已成家立业的李渔前往金华参加他平生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这次考试使他获得了生员资格，而他的试卷则受到主考官许豸的高度赞扬，许豸甚至把李渔的试卷刻印出来，作为范文分发给参加考试的儒生们去欣赏。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李渔接下来的表现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四年之后，李渔在杭州参加乡试，名落孙山。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渔又一次赴杭州参加乡试，受乡民暴乱的影响，再次无功而返。其后不久，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缢，清军入主中原，偌大的中国进入了天崩地坼的时代。
明、清易代把李渔的生活拦腰截为两段，如果说生活在明代的李渔奋发努力、积极进取，试图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生活在清代的李渔已绝意科举，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拓自己的人生。
明亡之初，李渔也曾参加反清复明的活动，但目睹南明小朝廷腐烂的现状，他很快就感到心灰意冷，遂带着家人避乱金华山中，直到清朝的统治大局已定，才重新返回故乡夏李村。李渔返回故乡之日，他的旧宅已被焚毁，于是他亲自设计、修建了一栋“伊山别业”，准备长期隐居山里，不问世事。搬进新居后，李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但作人间识字农，为才何必擅雕龙。养鸡只为珍残粒，种橘非缘拟素封。酒少更栽三亩秫，花多添饲一房蜂。贫居不信堪與改，依旧门前看好峰。”李渔把自己称作“识字农”，打算过一种种橘养鸡、栽秫饲蜂的生活了此残生，而且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别名“笠翁”——意谓做一个头戴竹笠、与世无争的垂钓者。
一切看起来就是这样了，李渔为自己安排好一个隐居避世的未来，在李渔的想象中，这个未来“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夏天不见客，也没有客人打扰，不仅再不需要书生的头巾，且连长衫、鞋子一并可废，乃至经常裸处于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者仰卧在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实在算得上“极人世之奇闲，擅有生之至乐者矣”。然而，一旦进入这样的生活，李渔却发现自己无法忍受这种与世隔绝的日子，尤其是当再次走进城市、感受到都市生活的气息时，李渔才恍然大悟，他真心向往的其实还是繁华、热闹的都市生活，他怎么可以在世间偏僻的一隅了此残生呢？
对于明朝的灭亡，李渔从未感到过度的悲伤，他曾经目睹了明廷的糜烂与腐败，他对明朝并无好感，当然也不值得为之守节。清顺治六年（1649），三十八岁的李渔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故乡，带领全家（当时他已经有了三个妻子和两个女儿）去杭州寻找新的生活。客观地说，在李渔生活的年代，三十八岁已经是一个过气的年龄，在这个年龄放弃既往从头再来，无论如何都需要慎之又慎。事实上，到杭州如何生活，李渔本人也觉得心里没底，彼时他所拥有的，除了卖掉“伊山别业”所得的部分现金，剩下的只是一杆秃笔而已。
初到杭州的李渔正是凭借这杆秃笔生活的，他将新家安置在城郊结合部，可以减少一些租房的费用，然后足不出户，沉下心来埋头于小说与戏剧的创作。李渔是最早靠稿酬生活的自由撰稿人之一，在经济上没有退路，只有破釜沉舟、奋力一搏。凭借着对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李渔先后创作了《无声戏》、《十二楼》等小说和戏剧作品，这些作品故事精彩，构思巧妙，既带有鲜明的李渔特色，又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喜好，同时也为李渔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两年之后，李渔已经在杭州稳稳站住了脚跟，他不仅诗赋文章样样在行，而且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精通各种娱乐享受，在杭州的文化圈内如鱼得水，成为广受欢迎的社交明星。
初尝成功喜悦的李渔重新萌生了入仕的念头，然而就在这时，由清廷主导的政治风向悄悄发生了变化，清朝以武力定鼎中原，自认为已经坐稳了江山，转而更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对抗，一场针对读书人的文化整肃随即拉开了帷幕。首当其冲的是庄廷■的《明史》案，接踵而至的是“哭庙案”、“通海案”和“江南奏销案”，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惩处严，株连广，借题发挥，杀人无算。李渔身边的朋友多受牵连，李渔在惊恐之余不得不深敛锋芒，绝意仕途，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 清康熙元年（1662），李渔决定再次迁移，这次迁移的目的地是南京，他准备去南京开办一家书店。之所以选择去南京开办书店，李渔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南京是当时江南的文化中心，有很多书业同行和书肆书坊;另一方面，南京也是当时江南的出版中心，李渔熟悉出版行业，对于书籍的营销与利润了然于胸，他想自产自销，减少中间渠道，以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这年夏天，李渔带领全家离开杭州，搬迁到了南京，他买下武定门附近的一套住宅，略作装修，并改建成前店后宅的样式，李渔和他的家人住在后院，临街的门面充作书店，鼎鼎大名的芥子园书店就此开张。
在书店的经营上，李渔充分发挥了他经商的才能，他不仅亲自主持编写、排印和发行，还策划出版了许多实用性的畅销书，诸如用来指导写作的《四六初征》，书信范本《尺牍初征》、《尺牍二征》等等。这套书主要靠征集当时名人和官员的文稿成书，征集名人的文稿是为了提高书籍的知名度，征集官员的文稿则是为了让官员看到自己的文章印成书籍行世，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当然，为官员出书并不是无偿的，而是需要他们交付一定数目的出版费用，这些名人和官员是李渔的目标顾客，通过他们，李渔可以获取不菲的赞助款，这是李渔靠“打秋风”生活的开始。
因为芥子园书店出品的书籍太畅销了，所以它们一上市就常常遭遇盗版。为了维权，李渔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和杭州之间，不惜与书商对簿公堂。不过，尽管到处奔走维权实在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但此时的李渔还是志得意满，他实现了做撰稿人兼出版人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条获取财富的捷径。据史料记载，李渔客居南京期间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他每到一地，都会接受当地官员的馈赠，而他则会向这些官员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比如润饰文稿、编辑文集、设计园林、提供咨询，等等——把文化做成一项产业，李渔可谓先行者，而他当年的所作所为，已为今世之滥觞矣。
清康熙五年（1666），李渔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他在北京拜访了许多当朝大佬，受到礼部尚书龚鼎孳等人的欢迎。李渔使出浑身解数，努力讨好这些大佬们，他与他们谈文学，谈戏剧，讲笑话，讲园林设计，极力称颂他们立下的功绩，而这些朝廷大佬则回报给李渔很多金银财宝。李渔在北京停留了半年时间，收获满满，意犹未尽，经朋友介绍，李渔又开始向西北进发。他先是在太原盘桓数日，被当地官员视作贵宾，然后一路西行，在平阳，当地知府为了讨好李渔，购买了一个乔姓女子送给李渔;在兰州，当地士绅购买了一个王姓女子送给李渔。乔、王二姬正逢豆蔻年华，虽出身贫寒，却冰雪聪明，尤其在戏剧演唱方面可谓过耳不忘。李渔本来就准备组建一个家庭戏班，于是亲自指导二人唱曲演剧，乔姬扮演旦角，王姬扮演小生，竟然是一对绝妙的搭档。
李渔的这次出行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他先后游历了北京、太原、平阳、西安、咸宁、兰州、郑州、开封等地，最远抵达甘肃酒泉，颇有点乐不思蜀的意思。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李渔收获了大量金钱，同时还写出艳情小说《肉蒲团》，虽然是以“止淫风”为意旨，但其中展示出的却完全是一种风月无边的快活人的姿态。李渔在徐州度过了康熙七年（1668）的新年，在这里，乔姬和王姬第一次登台表演即大获成功，从此之后，李渔的家庭戏班声名远扬，成为李渔手中又一项重要的文化产业。
北方之行不仅为李渔带来了声誉和金钱，同时还为他带来了两个妙龄的女子，满载而归的李渔再也不能坐下来安心经营他的书店了——与经营书店相比，“打秋风”显然来钱更快，让他感觉更爽，而他现在也的确需要更多的收入，才能支撑他的越来越庞大的家庭。于是，李渔想趁热打铁，再去南方碰碰运气，他这次出行的目的地是广东，因为龚鼎孳的引介，李渔已与多位广东军政要员相互慕名，他的广东之行正是奔着他们去的。虽然与北方之行相比，李渔的广东之行多少有点不尽如人意，但他抽空写作了一本名为《闲情偶寄》的小书，举凡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等内容无一不备，成为集李渔声色犬马之好之大全的作品。
康熙十年（1671），李渔带领他的家庭戏班赴苏州，参加由尤侗和余怀发起的私人聚会。尤侗和余怀均为一时名家，也各有自己的戏班，他们的聚会既是一种交流，同时也是一次高手之间的过招。三家戏班的演出安排在晚上，地点是尤侗的别墅亦园。时当夜深人静，亦园里却是高朋满座，热闹异常，主人尤侗端坐中央，其余人等分坐左右，众人一边品茶闲聊，一边耐心等待着即将开始的演出。少顷，余怀的戏班率先登场，一时间凤箫声动，丝竹绕梁，余怀的演员只是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她们虽然年龄不大，却个个身手不凡、唱功不俗。最后登场的是李渔的戏班，演出的是《凤求凰》，乔、王二姬甫一亮相即引起满堂喝彩，整场戏一气呵成，看得众人如醉如痴。直到多年以后，尤侗犹自念念难忘，他不仅多次撰文记述这次宴乐之欢，还一再称赞乔、王二姬“疑为神仙中人”。
亦园欢会既标志着李渔的家庭戏班进入鼎盛时期，同时也意味着盛极转衰的节点已经来临。清康熙十一年（1672），李渔带领他的家庭戏班来到武汉，他们在武汉受到汉阳知府纪子湘的热情接待，然而，正当他们兴致勃勃地一边演出、一边游览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降临了，乔姬居然一病不起，在很短的时间内香消玉殒。乔姬的突然离世使李渔深受打击，几年以来，李渔与乔、王二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乔姬生病期间，李渔用尽了各种办法希望挽回乔姬的生命，他重金延请武汉最好的医生为乔姬诊治，他虽然不相信巫术，但还是请来几位道士为乔姬祈禳……
李渔是守护着乔姬的灵柩返回南京的，他情绪低落，很久都无法从失去乔姬的悲伤中缓过神来。在乔姬去世半年之后，李渔终于打足精神赶赴北京之约，他是应礼部尚书龚鼎孳和东阁学士陈学山的邀请赶赴北京的。此时是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夏天，李渔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他希望這是他最后一次远行，再为自己挣足一笔养老钱，他就准备正式收手了。一直以来，李渔虽然以“打秋风”获利颇丰，但同时也招来很多流言蜚语，有人说他用不正当的手段赚取了大量钱财，有人说他经常带着几名幼妓与涉世不深的官宦子弟交往，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更令李渔难堪的是，在一些高官显贵的眼中，他不过是一个看人脸色吃饭的高级玩物而已，根本没有任何人格可言。 李渔的这次北京之行伊始就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息，抵京不久，促成李渔北京之行的龚鼎孳突然病故了，使得李渔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支持者。接踵而至的是，王姬罹患重病，随即撒手人寰——一年前，乔姬去世时十九岁，一年后，王姬去世时依然是十九岁，虽说世事难料，生命无常，但在老泪纵横之余，李渔还是想不通，两个花季女子的生命为何那般脆弱。李渔分别为乔、王二姬撰写了小传，记录他与乔、王二姬共同生活的片段，描述与她们生离死别的场景，行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回到南京的李渔一下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感到身心俱疲，再也不是那个怡然自得、踌躇满志的李渔了。就在这年初冬，清帝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手握重兵的平西王吴三桂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遥相呼应，打出“兴明讨虏”的旗号，先后树起了反清的旗帜，世称“三藩之乱”。李渔与吴三桂虽未谋面，却有过书信往来，而且吴三桂也是李渔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有人即拿李渔与吴三桂的关系大做文章，说李渔与吴三桂、耿精忠等人来往密切，使李渔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为求自保，李渔不得不四处奔走请托，力求撇清这些不实之词，并毅然做出了再次搬家、返回杭州的决定。
清康熙十六年（1677），六十六岁的李渔卖掉了他心爱的芥子园，将书店交给他的女婿打理，然后告别南京重返杭州。受战乱的影响，李渔的书店已经今不如昔，而他要养活的却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家庭，这时的李渔在经济上已经显得捉襟见肘，以至当他离开南京时，竟然需要卖掉妻妾女儿的簪珥才能勉强还清债务。回到杭州的李渔隐居湖山，足不出户，真正进入了老年的生活。
晚年的李渔依然不忘笙歌，但日子却过得日趋贫困，他在病榻上向北京的老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乞求他们伸出援手，“各助以力”，“拯此艰危”，“则湖上笠翁尚不即死”。尽管李渔如此留恋这个有美女、有美食、有美景、有各种声色犬马的红尘世界，但上苍留给他的时间毕竟不多了。清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十三日，杭州城大雪纷飞，七十岁的李渔寿终正寝，结束了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李渔身后褒贬不一，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做清客、“打秋风”的生活方式——所谓“打秋风”，原指假借各种名义或关系向人索取钱财，有骗吃骗喝的意思。清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列举了清客必备的十种才品：“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句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吊，九品头衔，十分和气。”可见做清客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并非等闲之辈可为。然而纵观李渔的一生，他被人看作清客，十种才品或许是有的，但李渔并非无功受禄，因为他有知识产权，不是吃白食。李渔其实更像是一位先行者，他只是以他的生活践行了一个文人应该如何谋生而已。
在李渔生活的年代，一方面，文人受官本位社会之挤压，不能入仕，就没有独立人格;另一方面，身处政治大一统的环境中，独立思考失去存在的空间——当李渔将文学创作定位于“傳奇原为消愁设，一夫不笑是吾忧”，将个人的生活方式定位于“遂把平生之学问，奔走势利之门”时，他或许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只有享受人生，娱乐大众，才是一个文人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