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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并不是一场“忆苦思甜”式的回忆访谈,年过七旬的徐心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用了很多时间去追寻半个世纪以前的经历,那个日子苦吗,徐认为,这得看人怎么理解,其实,成长的幸福,从农村到城市,其真谛就在于苦中作乐,并从中获取充实的精神满足。
徐心华,1940年生,江苏涟水人,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经济日报社社长、中国记者协会党组书记。
乡村成长二三事
《农家书屋》: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生活过的农村,以及扎根于农村的家庭生活,当年是怎样的情况?
徐心华:我出身的时辰家境已经是很贫寒了,但我的祖上是有点文化的人,我的太爷爷是前朝的举人,祖父教过私塾。那时候家庭教育观念是很强的,对于不好好学习的孩子,家里还准备了专门惩罚我们的戒尺。戒尺是用厚厚的木头做的,宽约3到4厘米,长30厘米左右。小孩子学习偷懒、逃课,都要被要求伸出手掌,啪啪几下子,没有几个小孩子不怕这个的。
在家谱上,我的辈分是“心”字辈,祖父说,人不仅要有名字,还要有字号,就取个字号吧,所以就取了一个名字:徐步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九是最大的,也是最尊贵的。祖父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我能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上事业的巅峰。这是老一辈人非常朴素的愿望,也是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具体表现。祖父还说,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理想,没有志气,没有信念和追求。
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家经常发大水,水很深,遍地汪洋,哪里还有什么庄稼啊?基本颗粒无收。人们用树枝、竹子等编制的筐在水里抓鱼,筐口很大,往水里一按,就能抓住鱼。那可是全家最幸福的时刻。最好吃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莫过于榆树皮、榆钱了,可是榆树皮很难消化。由于水太大,根本就没有什么野菜可挖的。只有地头、家门口因为地势比较高,水淹不到,还能吃一点自己种的红薯,红薯叶子在平时是用来喂猪的,那时候却也成了老百姓的口粮,每天吃饭,就是用一口大铁锅熬一大锅甜菜粥,加上一点棒子面混合起来熬,那粥稀的能照出人影来,甜菜也不甜。
稀粥与上学
《农家书屋》:时间上那个时候正处于战乱渐平、和平初兴的阶段,物资上比较匮乏。
徐心华:就算是粥,也经常不够吃。每次我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问祖母是不是已经吃过饭了?祖母双目失明,为了能让孩子们吃饱,老太太故意在孩子们放学前,把自己的碗里先盛满稀粥,然后,再全部倒进锅里,装作已经吃过的样子。孩子们要是问起来,她就会指着自己刚才那碗说:“我吃过了,那就是我用过的碗。”就这样骗过了大家。
但小孩子嘴馋,我看还是吃那样的饭,有时候就没什么胃口,背着书包扭头就走。这时候,祖父拦住了我,说:“你不吃饭,怎么去上学啊?”我停住了脚步,不敢往外走,心里着急啊,就在院子里的一口水缸周围转圈,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只粉笔,在水缸的周围乱画,不知道怎么竟然写出两句话:三天不吃饭,不能缺一课。
祖父看到后,半天说不出话来,说去吧去吧,我不管了。
后来上高小,离家远,自然不能中午回家吃饭,用一个小口袋背了一点棒子面,自己带上柴火,中午放学,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熟人家借锅熬稀粥喝。平时柴火干燥还好,要是遇到阴天下雨,柴火潮湿,那就麻烦。灶台是用泥土砖块砌起来的,不像现在有煤气。一边着急上学,这边火还直冒浓烟,就是着不起来,我就趴在地上吹啊吹啊,一会就呛得从浓烟里窜出来,脸上全是黑的,使劲揉揉眼睛,擦擦眼泪,再深呼吸几口气,然后又冲进去,继续做饭。
夏天割麦子的时候,等人家收割完回家了,我就背着篓子去地里捡麦穗,然后带回家。家里人就把我捡来的麦穗单独弄干净,打出来作为上学时的口粮,或者卖了钱,供上学用。
对幸福的理解:首先是精神充实
《农家书屋》:您怎么看物资匮乏?
徐心华:那时候物质生活上虽然很苦,可是我精神上很充实,也很幸福……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和我的同龄人也都没有放弃读书。“不读书,不得志”,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于那辈人的心里。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7个弟妹。那时候我还有个想法,就是学习长辈们的做法,为家里做点事,减轻点负担,给弟弟妹妹做个榜样看。
《农家书屋》:有人说,幸福是由三方面组成的,一是物质,二是情感,三是精神。但是据调查,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是相应地提高了,而是不断下降。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徐心华:精神就是信仰,人没有了信仰,等于没有了脊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是没有信仰的,一个没有韧性和脊梁的国家也不可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三者之中,物质是基础,也是最容易得到的;情感属于第二个层次的,是感情和亲情的高度统一,这个层次包含的内容最多;精神属于最高层次的,它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一个人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的。
过去,最困难的时候,老一辈领导人带头吃苦,不吃肉、不吃鱼,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定量是一样的。那时候一般老百姓的日子就更不说了,可是大家心里很踏实、也很有干劲。我们最敬爱的人都和我们吃一样的喝一样的,我们怎么能挺过不去呢?这就是同甘共苦。我记得在人大读书时,有一次财务给我多发了十几斤发票,我就找到财务说算错帐了,粮票多发给我了,就这样把多出来的饭票退回去了,虽然少吃了粮食,可是幸福感增加了,人的精神上也得到了满足。
我当时在人大念书,人大校长是吴玉章先生,吴老吃过多少苦啊?我们年轻人吃点苦算什么呢?那个时期,老师和同学之间都是互相关怀、互相帮助,都想去帮助别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感除了物质上的,还有就是人的价值、人的信仰。
《农家书屋》:现今的时代是一个人员不断流动、农村与城市不断变迁的时代,您对生活在当下的农村青年有什么建言?
徐心华:我在经济日报社做社长,有一次去印度尼西亚访问,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记者站,常驻记者是一对年轻夫妻,也是农村出来的。我和他们聊天时说过一些话,权当是对自己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一个总结,拿来与大家分享一下:“贫贱不失青云志,富贵要持平民心,待人以诚善为本,做事认真勤为先。”不论贫贱与否,都要有志气,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站在一起是平等的。要以诚待人,要认真做事,而且要勤奋,不要怕苦、怕麻烦。一个人只要能做到这四点,这一生也就无怨无悔了。
徐心华,1940年生,江苏涟水人,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经济日报社社长、中国记者协会党组书记。
乡村成长二三事
《农家书屋》: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生活过的农村,以及扎根于农村的家庭生活,当年是怎样的情况?
徐心华:我出身的时辰家境已经是很贫寒了,但我的祖上是有点文化的人,我的太爷爷是前朝的举人,祖父教过私塾。那时候家庭教育观念是很强的,对于不好好学习的孩子,家里还准备了专门惩罚我们的戒尺。戒尺是用厚厚的木头做的,宽约3到4厘米,长30厘米左右。小孩子学习偷懒、逃课,都要被要求伸出手掌,啪啪几下子,没有几个小孩子不怕这个的。
在家谱上,我的辈分是“心”字辈,祖父说,人不仅要有名字,还要有字号,就取个字号吧,所以就取了一个名字:徐步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九是最大的,也是最尊贵的。祖父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我能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上事业的巅峰。这是老一辈人非常朴素的愿望,也是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具体表现。祖父还说,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没有理想,没有志气,没有信念和追求。
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家经常发大水,水很深,遍地汪洋,哪里还有什么庄稼啊?基本颗粒无收。人们用树枝、竹子等编制的筐在水里抓鱼,筐口很大,往水里一按,就能抓住鱼。那可是全家最幸福的时刻。最好吃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莫过于榆树皮、榆钱了,可是榆树皮很难消化。由于水太大,根本就没有什么野菜可挖的。只有地头、家门口因为地势比较高,水淹不到,还能吃一点自己种的红薯,红薯叶子在平时是用来喂猪的,那时候却也成了老百姓的口粮,每天吃饭,就是用一口大铁锅熬一大锅甜菜粥,加上一点棒子面混合起来熬,那粥稀的能照出人影来,甜菜也不甜。
稀粥与上学
《农家书屋》:时间上那个时候正处于战乱渐平、和平初兴的阶段,物资上比较匮乏。
徐心华:就算是粥,也经常不够吃。每次我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问祖母是不是已经吃过饭了?祖母双目失明,为了能让孩子们吃饱,老太太故意在孩子们放学前,把自己的碗里先盛满稀粥,然后,再全部倒进锅里,装作已经吃过的样子。孩子们要是问起来,她就会指着自己刚才那碗说:“我吃过了,那就是我用过的碗。”就这样骗过了大家。
但小孩子嘴馋,我看还是吃那样的饭,有时候就没什么胃口,背着书包扭头就走。这时候,祖父拦住了我,说:“你不吃饭,怎么去上学啊?”我停住了脚步,不敢往外走,心里着急啊,就在院子里的一口水缸周围转圈,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只粉笔,在水缸的周围乱画,不知道怎么竟然写出两句话:三天不吃饭,不能缺一课。
祖父看到后,半天说不出话来,说去吧去吧,我不管了。
后来上高小,离家远,自然不能中午回家吃饭,用一个小口袋背了一点棒子面,自己带上柴火,中午放学,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熟人家借锅熬稀粥喝。平时柴火干燥还好,要是遇到阴天下雨,柴火潮湿,那就麻烦。灶台是用泥土砖块砌起来的,不像现在有煤气。一边着急上学,这边火还直冒浓烟,就是着不起来,我就趴在地上吹啊吹啊,一会就呛得从浓烟里窜出来,脸上全是黑的,使劲揉揉眼睛,擦擦眼泪,再深呼吸几口气,然后又冲进去,继续做饭。
夏天割麦子的时候,等人家收割完回家了,我就背着篓子去地里捡麦穗,然后带回家。家里人就把我捡来的麦穗单独弄干净,打出来作为上学时的口粮,或者卖了钱,供上学用。
对幸福的理解:首先是精神充实
《农家书屋》:您怎么看物资匮乏?
徐心华:那时候物质生活上虽然很苦,可是我精神上很充实,也很幸福……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和我的同龄人也都没有放弃读书。“不读书,不得志”,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于那辈人的心里。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7个弟妹。那时候我还有个想法,就是学习长辈们的做法,为家里做点事,减轻点负担,给弟弟妹妹做个榜样看。
《农家书屋》:有人说,幸福是由三方面组成的,一是物质,二是情感,三是精神。但是据调查,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是相应地提高了,而是不断下降。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徐心华:精神就是信仰,人没有了信仰,等于没有了脊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是没有信仰的,一个没有韧性和脊梁的国家也不可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三者之中,物质是基础,也是最容易得到的;情感属于第二个层次的,是感情和亲情的高度统一,这个层次包含的内容最多;精神属于最高层次的,它是一个人的灵魂,是一个人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的。
过去,最困难的时候,老一辈领导人带头吃苦,不吃肉、不吃鱼,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定量是一样的。那时候一般老百姓的日子就更不说了,可是大家心里很踏实、也很有干劲。我们最敬爱的人都和我们吃一样的喝一样的,我们怎么能挺过不去呢?这就是同甘共苦。我记得在人大读书时,有一次财务给我多发了十几斤发票,我就找到财务说算错帐了,粮票多发给我了,就这样把多出来的饭票退回去了,虽然少吃了粮食,可是幸福感增加了,人的精神上也得到了满足。
我当时在人大念书,人大校长是吴玉章先生,吴老吃过多少苦啊?我们年轻人吃点苦算什么呢?那个时期,老师和同学之间都是互相关怀、互相帮助,都想去帮助别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感除了物质上的,还有就是人的价值、人的信仰。
《农家书屋》:现今的时代是一个人员不断流动、农村与城市不断变迁的时代,您对生活在当下的农村青年有什么建言?
徐心华:我在经济日报社做社长,有一次去印度尼西亚访问,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记者站,常驻记者是一对年轻夫妻,也是农村出来的。我和他们聊天时说过一些话,权当是对自己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一个总结,拿来与大家分享一下:“贫贱不失青云志,富贵要持平民心,待人以诚善为本,做事认真勤为先。”不论贫贱与否,都要有志气,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站在一起是平等的。要以诚待人,要认真做事,而且要勤奋,不要怕苦、怕麻烦。一个人只要能做到这四点,这一生也就无怨无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