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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于放缓，因此，本文探究哪些主要或次要因素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并给出相关建议。本文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多元非线性双对数回归模型，通过回归估计与Granger因果性检验来探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索洛；贡献率；回归分析；因果检验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1.030
1引论
1..1研究意义及背景
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首次突破60万亿元。2014年全年GDP增幅为74%，创24年新低。通过2014年我国多项经济指标，如CPI同比增长率的逐月下滑，PMI制造业指数逼近荣枯线等能发现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趋势加剧。经济增速放缓是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以索洛模型为基础，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的相关经济数据来探讨哪些经济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速起着重要的作用，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1.2国外相关理论研究
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理论的问题，其发展主要经历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三个阶段。
凯恩斯的投资理论认为，投资的增加能促使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从而解决非自愿失业，但凯恩斯只是做了比较静态的短期分析。哈罗德与多马在凯恩斯的基础上，将凯恩斯的储蓄与投资理论动态化、长期化，提出了关于一国经济增长率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经济增长率=[SX（]储蓄率资本产出比[SX）]
这一模型概括性描述了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人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但这一模型忽视了投资预期这一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不能解决经济中因投资预期未实现而导致的问题。
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有如下基本假定：①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②社会生产只使用资本K与劳动L两种生产要素；③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劳动比率保持不变，从而资本—产出比也保持不变；④不存在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不变；⑤资本存量没有折旧。
G=[SX（]ΔYY[SX）]=[SX（]sv[SX）]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方程。其基本经济含义为，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G应等于社会储蓄率s与资本-产出v之比。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讨论了资本增长率[SX（]ΔKK[SX）]、劳动力增长率[SX（]ΔLL[SX）]以及储蓄倾向s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增长型认为，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SX（]ΔAA[SX）]=0）；劳动增长率[SX（]ΔLL[SX）]与人口增长率n一致且保持不变（[SX（]ΔLL[SX）]=n），要使人均收入不变，就必须保持人均资本量不变，也就是说，在人口增长条件下，维持人均收入不下降，资本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便达到了经济的稳定状态。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包括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全社会只有一种产品；二是劳动与资本可以相互替代，即资本—产出比可以变动；三是资本或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但规模报酬不变；四是完全竞争市场，工资率和利润率分别等于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和各国增长率差异。其重要特征就是试图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根据其依赖的基本假定条件的差异可以将内生增长理论分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
1.3国内相关理论研究
范颖在其《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实证分析》中将索洛模型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数据，研究了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计算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后根据实证分析提出我国合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建议。他认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投入占据重要地位，它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可能与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人均资本相对稀缺有关，还因为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农村，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林毅夫、苏剑在其《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中提出一个经济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使得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这一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应当是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的增长方式，而不是利用不具优势的资本密集增长方式，也不必然是以自主研发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他们以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为什么我国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五个切入点为主，着重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因，动态，以及最后提出了建议。[2]卫兴华、侯为民在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中认为经济增长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实际运行中仍具有粗放型特征，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现实国情看，集约型增长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克服资源供给、投资与消费结构协调、产业优化与扩大就业等难点问题，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3]
2理论模型
在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下，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并且将其推广发散。其假定社会总生产函数形式为CD函数形式：
Y=A（t）KαLβ（1）
上式中t表示时间，α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Y表示总产出，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投入量。因此，将（1）式可写为以下函数形式：
Y=A（t）f（K，L）（2）
（2）式等式两边同时对t求导，得： [SX（]dYdt[SX）]=[SX（]dAdt[SX）]f+[SX（]YdKKdt[SX）]+[SX（]YdLLdt[SX）]（3）
对（3）式等式两边同时乘以[SX（]dtY[SX）]，得：
[SX（]dYY[SX）]=[SX（]dAdt[SX）]f[SX（]dtA（t）f[SX）]+[SX（]YdKKdt[SX）][SX（]dtY[SX）]+[SX（]YdLLdt[SX）][SX（]dtY[SX）]
[SX（]dYY[SX）]=[SX（]dAA[SX）]+α[SX（]dKK[SX）]+β[SX（]dLL[SX）]（4）
将（4）以差分形式表示：
[SX（]ΔYY[SX）]=[SX（]ΔAA[SX）]+α[SX（]ΔKK[SX）]+β[SX（]ΔLL[SX）]（5）
上式中[SX（]ΔYY[SX）]为总产出增长率，[SX（]ΔAA[SX）]为技术增长率，[SX（]ΔKK[SX）]为总资本增长率，[SX（]ΔLL[SX）]为劳动增长率。令Y=[SX（]ΔYY[SX）]、A=[SX（]ΔAA[SX）]、K=[SX（]ΔKK[SX）]、L=[SX（]ΔLL[SX）]，因此，（5）式可表示为：
Y=A+αK+βL
因此本文以索洛模型的变形式替代索洛模型原型，上式α为资本增长在总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β为劳动增长在总经济中所占比例。本文以索洛模型为原型，通过对索洛模型变型后建立回归模型。
3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在理论模型中以线性形式对索洛模型进行了变型，因此，本文设定实证基本模型为[4]：
InY=c+β1InX1+β2InX2+β3InX3+ui
本文通过对我国1991年至2012年的21年的教育经费增长率、固定投资增长率以及就业人数增长率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的具体数据（经济增长率、教育经费总额增长率、固投总额增长率与就业总人数增长率）参见表1。
本文将上表数据输入进Eviews 60中进行回归分析[5]，依照本文设定的基本回归模型得出回归模型结果，以回归变量A替代基本模型中的回归变量X1，以回归变量K替代基本模型中的回归变量X2，以回归变量L替代基本模型中的回归变量X3。对模型中各估计量进行OLS估计后得出回归变量估计量系数（见表2）。于是得出非线性多元回归双对数模型：
InY=-1.306+0270InA+0213InK+0035InL-0957
（0128）（0059）（0054）
R2=0575[AKR-]2=0505SER=0139
因此，技术增长1%，经济增长提高027%；投资增长1%，经济增长提高021%；劳动人数增长1%，经济增长提高0035%。通过OLS估计后，回归函数中的回归变量K与A的t检验数值较高，显著性较强，回归变量L显著性较弱。R2与调整后的R2的值分别为058与051，说明回归变量解释了58%的经济增长率的方差。SER值较小说明回归变量在回归线附近较为集中。
表3为各变量单位根检验。本文对回归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是否存在单位根，存在单位根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了。单位根所指单位根过程，可以证明，序列中存在单位根过程就不平稳，会使回归分析中存在伪回归。通过ADF检验后可发现，各变量单位根过程平稳，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由t检验与F检验可得，基于索洛模型下，我国技术投入水平与固定投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其中，固定投资贡献率高于技术水平贡献率，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由技术水平的增长与投资总额的增长来决定，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
本文最后进行因果检验来说明各回归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联系。本文以格兰杰因果检验为检验模型。该检验方法为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所开创，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他给因果关系的定义为依赖于使用过去某些时点上所有信息的最佳最小二乘预测的方差。在时间序列情形下，两个经济变量X、Y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定义为：若在包含了变量X、Y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变量Y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效果，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来变化，则认为变量X是引致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常用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检验）来分别对各指标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因此，本文
本文设定滞后1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由检验可知，在p<01时拒绝原假设，变量A的变化能引起变量Y的变化，同时变量Y的变化同样能引起变量A的变化，Y与A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变量K的变化能引起变量Y的变化，而变量Y的变化却对变量K变化影响较小；变量L的变化对变量Y的变化影响较小，同时变量Y的变化也对变量L的变化影响较小（见表4）。因此，从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看，技术与投资的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较大，技术与投资的增长率变化能较大引起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同时，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也能带来技术增长的变化。劳动力增长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影响较小。
结合t检验、F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基于索洛模型下的我国经济增长率变化主要由技术增长与投资增长变化引起，劳动增长引起变化影响较小。技术增长与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贡献率，劳动增长贡献率较小。由回归模型可知，基于索洛模型下我国经济增长函数为增函数，因此，在投资总量增加与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正相关的影响。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索洛模型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在我国，技术增长能对经济增长起较大的影响作用，同时，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又会影响技术进步，从而相辅相成；投资增长也同时能对经济增长起较大的影响。因此，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主要为技术进步与投资的增加。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 由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在我国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大于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现阶段我国影响经济增长最主要方式之一为投资的增长，即总资本存量的增长。2014年我国固投同比增长由179下降到157，由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之一来自投资总量增长，因此投资同比增幅下降是导致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因素。同时，结合实证分析，我国并未充分发挥技术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2014年我国教育经费总额只占GDP总额的4%。由实证分析可知，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投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本文结合以上阐述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仍然坚持大力发展与吸引投资，以投资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由实证分析可发现我国现阶段最主要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仍然为投资增长。因此，我国应注重吸引投资，尤其以产品市场投资与工业实体投资为核心。加快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投资相关制度。第二，逐步加大科研与教育经费支出，加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我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反作用于技术进步。因此，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点也是未来我国转型的必经之路，通过技术增长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我国未来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科研教育经费支出，逐步完善教育制度，转变产业结构，实现以技术进步为主带动经济增长的转变。第三，实现技术进步与投资增长双向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以高新科技产业为主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最终做到以技术进步为核心，带动经济增长，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改革。
参考文献：
[1]范颖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0（21）：34.
[2]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11）：5-13.
[3]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J].经济研究，2007（7）：15
[4]James HStock，Mark WWatson计量经济学[M].沈根祥，孙燕，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09-211.
[5]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6-63.
[关键词]索洛；贡献率；回归分析；因果检验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1.030
1引论
1..1研究意义及背景
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首次突破60万亿元。2014年全年GDP增幅为74%，创24年新低。通过2014年我国多项经济指标，如CPI同比增长率的逐月下滑，PMI制造业指数逼近荣枯线等能发现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趋势加剧。经济增速放缓是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以索洛模型为基础，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的相关经济数据来探讨哪些经济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速起着重要的作用，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1.2国外相关理论研究
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理论的问题，其发展主要经历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三个阶段。
凯恩斯的投资理论认为，投资的增加能促使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从而解决非自愿失业，但凯恩斯只是做了比较静态的短期分析。哈罗德与多马在凯恩斯的基础上，将凯恩斯的储蓄与投资理论动态化、长期化，提出了关于一国经济增长率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经济增长率=[SX（]储蓄率资本产出比[SX）]
这一模型概括性描述了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人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但这一模型忽视了投资预期这一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不能解决经济中因投资预期未实现而导致的问题。
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有如下基本假定：①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②社会生产只使用资本K与劳动L两种生产要素；③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劳动比率保持不变，从而资本—产出比也保持不变；④不存在技术进步，规模报酬不变；⑤资本存量没有折旧。
G=[SX（]ΔYY[SX）]=[SX（]sv[SX）]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方程。其基本经济含义为，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G应等于社会储蓄率s与资本-产出v之比。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讨论了资本增长率[SX（]ΔKK[SX）]、劳动力增长率[SX（]ΔLL[SX）]以及储蓄倾向s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增长型认为，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SX（]ΔAA[SX）]=0）；劳动增长率[SX（]ΔLL[SX）]与人口增长率n一致且保持不变（[SX（]ΔLL[SX）]=n），要使人均收入不变，就必须保持人均资本量不变，也就是说，在人口增长条件下，维持人均收入不下降，资本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便达到了经济的稳定状态。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包括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全社会只有一种产品；二是劳动与资本可以相互替代，即资本—产出比可以变动；三是资本或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但规模报酬不变；四是完全竞争市场，工资率和利润率分别等于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和各国增长率差异。其重要特征就是试图使经济增长率内生化。根据其依赖的基本假定条件的差异可以将内生增长理论分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
1.3国内相关理论研究
范颖在其《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实证分析》中将索洛模型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数据，研究了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计算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后根据实证分析提出我国合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建议。他认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投入占据重要地位，它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可能与我国劳动力相对过剩，人均资本相对稀缺有关，还因为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农村，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林毅夫、苏剑在其《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中提出一个经济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使得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这一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应当是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的增长方式，而不是利用不具优势的资本密集增长方式，也不必然是以自主研发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他们以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为什么我国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五个切入点为主，着重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因，动态，以及最后提出了建议。[2]卫兴华、侯为民在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中认为经济增长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在实际运行中仍具有粗放型特征，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现实国情看，集约型增长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克服资源供给、投资与消费结构协调、产业优化与扩大就业等难点问题，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3]
2理论模型
在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下，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并且将其推广发散。其假定社会总生产函数形式为CD函数形式：
Y=A（t）KαLβ（1）
上式中t表示时间，α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Y表示总产出，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投入量。因此，将（1）式可写为以下函数形式：
Y=A（t）f（K，L）（2）
（2）式等式两边同时对t求导，得： [SX（]dYdt[SX）]=[SX（]dAdt[SX）]f+[SX（]YdKKdt[SX）]+[SX（]YdLLdt[SX）]（3）
对（3）式等式两边同时乘以[SX（]dtY[SX）]，得：
[SX（]dYY[SX）]=[SX（]dAdt[SX）]f[SX（]dtA（t）f[SX）]+[SX（]YdKKdt[SX）][SX（]dtY[SX）]+[SX（]YdLLdt[SX）][SX（]dtY[SX）]
[SX（]dYY[SX）]=[SX（]dAA[SX）]+α[SX（]dKK[SX）]+β[SX（]dLL[SX）]（4）
将（4）以差分形式表示：
[SX（]ΔYY[SX）]=[SX（]ΔAA[SX）]+α[SX（]ΔKK[SX）]+β[SX（]ΔLL[SX）]（5）
上式中[SX（]ΔYY[SX）]为总产出增长率，[SX（]ΔAA[SX）]为技术增长率，[SX（]ΔKK[SX）]为总资本增长率，[SX（]ΔLL[SX）]为劳动增长率。令Y=[SX（]ΔYY[SX）]、A=[SX（]ΔAA[SX）]、K=[SX（]ΔKK[SX）]、L=[SX（]ΔLL[SX）]，因此，（5）式可表示为：
Y=A+αK+βL
因此本文以索洛模型的变形式替代索洛模型原型，上式α为资本增长在总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β为劳动增长在总经济中所占比例。本文以索洛模型为原型，通过对索洛模型变型后建立回归模型。
3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在理论模型中以线性形式对索洛模型进行了变型，因此，本文设定实证基本模型为[4]：
InY=c+β1InX1+β2InX2+β3InX3+ui
本文通过对我国1991年至2012年的21年的教育经费增长率、固定投资增长率以及就业人数增长率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的具体数据（经济增长率、教育经费总额增长率、固投总额增长率与就业总人数增长率）参见表1。
本文将上表数据输入进Eviews 60中进行回归分析[5]，依照本文设定的基本回归模型得出回归模型结果，以回归变量A替代基本模型中的回归变量X1，以回归变量K替代基本模型中的回归变量X2，以回归变量L替代基本模型中的回归变量X3。对模型中各估计量进行OLS估计后得出回归变量估计量系数（见表2）。于是得出非线性多元回归双对数模型：
InY=-1.306+0270InA+0213InK+0035InL-0957
（0128）（0059）（0054）
R2=0575[AKR-]2=0505SER=0139
因此，技术增长1%，经济增长提高027%；投资增长1%，经济增长提高021%；劳动人数增长1%，经济增长提高0035%。通过OLS估计后，回归函数中的回归变量K与A的t检验数值较高，显著性较强，回归变量L显著性较弱。R2与调整后的R2的值分别为058与051，说明回归变量解释了58%的经济增长率的方差。SER值较小说明回归变量在回归线附近较为集中。
表3为各变量单位根检验。本文对回归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是否存在单位根，存在单位根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了。单位根所指单位根过程，可以证明，序列中存在单位根过程就不平稳，会使回归分析中存在伪回归。通过ADF检验后可发现，各变量单位根过程平稳，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由t检验与F检验可得，基于索洛模型下，我国技术投入水平与固定投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其中，固定投资贡献率高于技术水平贡献率，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由技术水平的增长与投资总额的增长来决定，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
本文最后进行因果检验来说明各回归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联系。本文以格兰杰因果检验为检验模型。该检验方法为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所开创，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他给因果关系的定义为依赖于使用过去某些时点上所有信息的最佳最小二乘预测的方差。在时间序列情形下，两个经济变量X、Y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定义为：若在包含了变量X、Y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变量Y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效果，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来变化，则认为变量X是引致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常用增广的迪基—富勒检验（ADF检验）来分别对各指标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因此，本文
本文设定滞后1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由检验可知，在p<01时拒绝原假设，变量A的变化能引起变量Y的变化，同时变量Y的变化同样能引起变量A的变化，Y与A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变量K的变化能引起变量Y的变化，而变量Y的变化却对变量K变化影响较小；变量L的变化对变量Y的变化影响较小，同时变量Y的变化也对变量L的变化影响较小（见表4）。因此，从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看，技术与投资的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较大，技术与投资的增长率变化能较大引起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同时，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也能带来技术增长的变化。劳动力增长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影响较小。
结合t检验、F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基于索洛模型下的我国经济增长率变化主要由技术增长与投资增长变化引起，劳动增长引起变化影响较小。技术增长与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贡献率，劳动增长贡献率较小。由回归模型可知，基于索洛模型下我国经济增长函数为增函数，因此，在投资总量增加与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正相关的影响。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索洛模型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在我国，技术增长能对经济增长起较大的影响作用，同时，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又会影响技术进步，从而相辅相成；投资增长也同时能对经济增长起较大的影响。因此，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主要为技术进步与投资的增加。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 由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在我国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大于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现阶段我国影响经济增长最主要方式之一为投资的增长，即总资本存量的增长。2014年我国固投同比增长由179下降到157，由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之一来自投资总量增长，因此投资同比增幅下降是导致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因素。同时，结合实证分析，我国并未充分发挥技术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2014年我国教育经费总额只占GDP总额的4%。由实证分析可知，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投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本文结合以上阐述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仍然坚持大力发展与吸引投资，以投资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由实证分析可发现我国现阶段最主要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仍然为投资增长。因此，我国应注重吸引投资，尤其以产品市场投资与工业实体投资为核心。加快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投资相关制度。第二，逐步加大科研与教育经费支出，加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我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反作用于技术进步。因此，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点也是未来我国转型的必经之路，通过技术增长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我国未来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科研教育经费支出，逐步完善教育制度，转变产业结构，实现以技术进步为主带动经济增长的转变。第三，实现技术进步与投资增长双向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以高新科技产业为主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最终做到以技术进步为核心，带动经济增长，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改革。
参考文献：
[1]范颖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0（21）：34.
[2]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11）：5-13.
[3]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J].经济研究，2007（7）：15
[4]James HStock，Mark WWatson计量经济学[M].沈根祥，孙燕，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09-211.
[5]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