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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新浪潮中“可怕的孩子”杨·南曼奇的新作《与母亲深夜长谈》是一部卡夫卡式的自传体电影，但这不是一部用来“看”的电影，而是一部需要用心来感受的电影。
导演说，影片灵感源自卡夫卡的《致父亲》，此言绝对不假——影片抛弃了传统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方式，没有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是通过维诺拉兹卡大街的每一处景物，随着导演的思维跳跃,通过镜头快速切换，直接展开主人公意识的流动状态，把导演人生中的各个片段、各个历史事件梦幻般的内在生活感受进行连缀，以独特的艺术形式、特殊的自我体验和母亲进行深夜对话，影片中写实与荒诞交融，诗歌般的暗示、烘托、对比、渲染和联想，多层含义的隐喻，完美地表达了导演本人的精神情绪和心理感受。
独特的电影表现手法
影片的开头就异常独特：瓢泼大雨中，汽车行进在维诺拉兹卡大街上，黑白的镜头摇摇晃晃，一段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彩色画面闯入，她唱道：“他们把他带到那里，沿着同样的老路，他过去常穿着那件破衣裳，那是每个小男孩的歌，那是我们的尸体之歌。”接着，小男孩的黑白照片和街道废墟的照片在屏幕上叠加，随后，镜头一转，第一个球形凸面镜头出现，圆形画面中，一切景物随之扭曲、变形，而且，这样的圆形凸面镜头伴着以后每一个新的建筑、每一个新的场景频繁出现在影片中，既荒诞离奇又充满象征意味，也许旧日的街道已经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接着妈妈大段的旁白开始：扬、我亲爱的孩子，我们上次见面是在我的葬礼上……
整个影片没有一句对白，只有旁白——维诺拉兹卡大街，从出生到死亡的道路：国家博物馆、电台、教堂、奥尔萨尼公墓、火葬场……妈妈的旁白、扬的旁白、书信、日记和字幕，通过这些旁白将导演的人生历程各个片段有机地串联在一起，贯穿整个电影始终，通过画面和旁白与母亲进行心灵的沟通。这是该片的一个鲜明特点。
影片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无处不在的象征性，一张张黑白照片、护照上的日戳、信件、妈妈的像框、医院视力检查表上的E字母、旋转的楼梯、倒下的墓碑等等，导演无不赋予多重象征含义。E字母第一次出现在医院里，扬的一家幸福地站在字母下，字母飞舞，扬被国家“合法”地驱逐出国，也是一连串象征符号组成的，护照、伍迪·赫尔曼、索尔·萨恩茨、迈尔斯·戴维斯、埃里克·克莱普顿、加利福尼亚的阳光沙滩海浪、比基尼以及随身携带母亲的相片，构成了他在美国20年的全部生活，正如扬的旁白中说的：“在加州，你从睡袋中醒来，只是发现，那20年同时溜走了。”声光色中，导演用一句调侃的语言表达了对美国文化的看法：“摇滚歌手就是那些上完厕所不洗手、裤子上还沾着大便的人。”而大海边，他联想到诗人的诗“大海，我为你感到悲伤！”对海那边祖国的思念历历在目，而扬高高举起的E字母，仿佛指挥飞机起航的信号，预示着扬的回归，另外一个重要的象征物是嵌有妈妈的像框，它出现在几乎每一个场景中，从加州的海滩到盲人调音师正在调音的钢琴，它无处不在，妈妈送给儿子的银勺子也起到类似的作用，它暗示着无论儿子身在何处，母亲的影响无时不在起着作用；而当扬最终走向母亲的墓地时，凸面镜里的马路呈现地球的圆形，马路上的花纹分明就是地图上的经纬线，象征着地球两极的理解和对话，人群在镜头里一分为二，似乎在夹道欢迎这对隔膜的母子互相和解。
更绝妙的是，导演对意识流的手法的娴熟运用，充分利用旁白者潜意识和下意识的技巧实在高明，当母亲谈到扬小时候体弱多病时，配合画面的却是扬被便衣带走的潜意识画面，当扬出国体检时，同时出现在屏幕画面上的是他的好朋友头颅被钢锯锯开，头皮被剥开、大脑被取出放在盆子里血淋淋的画面，这些潜意识的思维把一个母亲为儿子的担忧暴露无疑。
导演举重若轻的功夫实在了得，他没有正面表现捷克人民几十年来的苦难，但一张张历史照片交织、叠加、定格，触目惊心。纳粹的照片，苏联入侵的照片，街道的废墟，被一次次重新命名的维诺拉兹卡大街，倒下的尸体，一帧又一帧变形扭曲的镜头，把民族的苦难深深铭刻在每个观众记忆里。影片最后的场景，是圣文塞斯拉骑着马的雕像，这匹马在凸面镜中从两边跑开，正如妈妈说的：这匹马正在为我们的命运吼叫。
冷漠的外表下
“我的好朋友兰达克问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拿到签证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了，然后兰达克问：你爸爸怎么办？我告诉他：他又要去泡温泉了，他快要死了，一个温泉能帮他什么呢？在我爸爸走的时候，兰达克问起，我说：去威尔逊站要用45分钟。兰达克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我就建议我们喝一杯，当时在下雨，我说对这一切厌烦了，对父亲也是，兰达克坚持说：我们去看看他吧。我说：现在正在下雨呢。他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带伞去就行了，他就偷了一把伞，我们就跑到车站去了，找到了那辆开往玛利亚温泉市的火车，我吹起了作为我们家信号的口哨，然后爸爸就往车窗外看，兰达克叫我爸爸下来和我们说话，我们一直聊着，直到列车员鸣哨，我父亲又回到了火车上，兰达克和我站在雨伞下，火车沿着隧道开去，行驶在维诺拉兹卡大街下，爸爸给了我们一个胜利的手势，兰达克收起雨伞，然后说：伙计，你刚才……是最后一次和你父亲见面了！”这是导演关于父亲的一段旁白，这段冷冰冰的语调似乎不是在谈自己的父亲，叙述的方式就像“顺便”提起一样，但这种超然、简短的句子使平庸显得可怕，又使可怕显得平庸，达到激起观众理性、从而去思考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卡夫卡风格的语言表达。母亲也有类似的旁白：我去世的时候你没有来看我，我当时在维诺拉迪医院昏迷不醒，而你那个时候却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参加聚会，反正我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就算你在我身边，我也不可能知道。看！冷漠的语气似乎如出一辙，但是千万不要被导演冷漠的外表欺骗，透过这些冷冰冰的表象，更深层次的分析，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父亲去世后，朋友们没有告诉他，因为大家知道，哪怕冒着失去签证、再也不能出国的危险，扬也会赶回家参加父亲的葬礼，而影片自始至终被扬带在身边的照片，把扬内心深处对母亲的爱表露无遗。这样的表达，和捷克文学及捷克电影特有的荒诞传统密切相关，这个传统，从百年前的卡夫卡开始绵延至今，在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身上可以看见，从昆德拉、克里玛的小说里可以看见，在伟大的捷克文学里，荒诞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的力量，只是从人的角度施予所有人以微讽、同情和安慰。
天才成长的怕与爱
恐怕没有哪位观众不会对维塔瓦河边母亲教训儿子的那段镜头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段旁白似乎永远也没个完，整整占去了影片十分之一的时间，母亲首先从儿子的第一任妻子埃斯特谈起，刻薄地问起她究竟有几个孩子需要儿子抚养，接着苦口婆心地谈起儿子喝酒的问题，在一连串“你应该、你必须、你应该、你必须”之后，又从酒精的危害谈到心理医生治疗的好处和方法，接着举出自己戒掉安眠药的例子，外公喝酒淹死在水池中的教训，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背景配合儿子在高高的旋转楼梯上来又下去、下去又上来的画面，精妙绝伦。这还没完，母亲又仔细分析儿子喝酒的心理原因，虽然那些原因那么可笑，这还不够，还要举出自己以前酗酒的事实，表示自己知道喝酒、戒酒的状况，这段教训简直就是一曲冗长的催眠曲，后面又谈起对导演的第二位妻子的不满，“她看起来就像一只长着对对眼的呆鹅！”，她甚至没有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婚礼由儿子的第一任妻子主持，恰恰是这只“呆鹅”，和南曼奇一起拍摄了赢得了诸多国际奖项的《聚会上的报告和嘉宾们》；对儿子的第三位女友，她称之为“勺子女孩”，把儿子对女友们的看法，比喻成鲁塞尼亚母亲对孩子的看法：“他们死了就死了呗，我们再生一个就是了。”语言极其尖刻、无情，在母亲的眼里，儿子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就要设计儿子生活的全部，连小时候扬唱的儿歌在妈妈听起来也是令人讨厌、让人感到羞耻。正如母亲旁白中所说：我们都不了解对方。
与此同时，儿子头脑里的画面却是：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大街，“布拉格之春”的游行抗议，画面上清楚地打出那个日子：1968年8月21日！儿子的脑海里是一张张定格的照片，是绝望地把头伸向高楼上的带刺铁栅栏，是带血的匕首和报纸，是拖着好朋友的尸体走向医院……母子的隔膜可见一斑。苏联入侵对儿子带来的创伤是母亲不能理解的，当他的摄影助手被流弹击中负伤，儿子把胶片带回家，问爸爸妈妈到底该怎么办时，他们回答说：“放在这里没有任何价值。”这也许才是感情疏离的真正原因，正如卡夫卡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您一辈子含辛茹苦，为子女，尤其是为我牺牲了一切，我才得以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您要求我们至少态度亲近点，而我却从来就躲着您，埋头书本，与癫狂的朋友交往；我从来没有跟您推心置腹地谈过话。但我不是说，单单由于受了您的影响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样说未免太夸大了。我有您这样的人做朋友、做上司、做叔父，甚至做岳父，我会感到很幸运的。可是您偏偏是父亲……”这也正是导演的感受。
但母亲对儿子的爱是亘古不变的，为了体弱多病的孩子，她偷偷把自己的血输给他，为了救因为逃避兵役声称自己精神错乱的儿子，她在上校面前跪了下来，请求上校不要给他实行电击疗法，虽然假如不是通过母亲的旁白讲出来，恐怕永远也没有人知道。
捷克电影新浪潮的复兴
捷克电影是世界电影的一朵奇葩，从没有一个地方的电影，能像捷克电影一样，有这么多超常的智慧、离奇的想象和尖锐的戏谑，从某种意义上说，捷克新浪潮走得更远、更彻底。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1968年近十年，捷克电影进入了发展的巅峰阶段，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勇于探索的电影人，并孕育出载入史册的“捷克电影的新浪潮”。
捷克“新浪潮”的特征是：公开或隐晦地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主义，在电影美学上追求现实主义和真实可信，艺术上追求一种诙谐、漫画式甚至怪诞的风格，偏爱使用比喻和隐喻，这里的电影每个镜头里都充满了人性的谅解，对生活，对生命，对整个所处的世界的关怀。他们揭露社会中的种种现象，用一种刻薄幽默的笔调来描述他们眼睛所看到的、他们的心灵所感受到的真实世界，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称为捷克电影新浪潮旗手的杨·南曼奇在其学生时代便也是一个大胆的实验者，他的处女作，讲述二战时期两个逃离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孩子的故事《夜晚的钻石》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虽是个残酷的现实故事，但在杨·南曼奇的手中却使之变成了贯穿两个男孩的主观经验的惊心旅程，通过一系列的幻想和梦魇来唤醒他们心中的绝望和痛楚，影片赢得了诸多国际奖项并为杨·南曼奇的下部影片《聚会上的报告和嘉宾们》打好了基础。《报告》一片运用了与米洛斯.福尔曼完全对立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带有原罪式的高度风格化的审视态度描述了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妥协的卡夫卡式的寓言剧，该片也许是新浪潮中最具政治危险性的电影，当然是立即被禁映并遭受审查机关的公开指摘。与西蒂洛娃的《雏菊》一样，《报告》成了1967年5月捷克国家集会中声讨捷克“新浪潮”的借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杨·南曼奇的名字“荣登”黑名单之首，被迫离开故土，直到1989年回到捷克共和国继续他的电影生涯，进入20世纪90年代，泽丹内克·斯维拉克和扬·斯维拉克、杨.史云梅耶、伊利曼佐、维拉迪米尔·米卡雷克等一大批捷克新浪潮导演坚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将目光返回到了生命本身，思绪拉得更长，范围摆得更宽，多层次多角度的来关怀生命，思索生命，探究历史，使捷克电影固有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得到了再现和恢复，《与母亲深夜长谈》更是承袭了捷克“新浪潮”的一贯风格，整部影片对事件的细节，对人物的行为、心理刻画详细而逼真，把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在不平常的、捉摸不定的冲突中展现出来，造成一种现实本身荒诞、残酷和无法理解的强烈印象，使之充满梦幻晦涩的色彩，是对卡夫卡艺术手法完美的诠释。
导演说，影片灵感源自卡夫卡的《致父亲》，此言绝对不假——影片抛弃了传统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方式，没有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是通过维诺拉兹卡大街的每一处景物，随着导演的思维跳跃,通过镜头快速切换，直接展开主人公意识的流动状态，把导演人生中的各个片段、各个历史事件梦幻般的内在生活感受进行连缀，以独特的艺术形式、特殊的自我体验和母亲进行深夜对话，影片中写实与荒诞交融，诗歌般的暗示、烘托、对比、渲染和联想，多层含义的隐喻，完美地表达了导演本人的精神情绪和心理感受。
独特的电影表现手法
影片的开头就异常独特：瓢泼大雨中，汽车行进在维诺拉兹卡大街上，黑白的镜头摇摇晃晃，一段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彩色画面闯入，她唱道：“他们把他带到那里，沿着同样的老路，他过去常穿着那件破衣裳，那是每个小男孩的歌，那是我们的尸体之歌。”接着，小男孩的黑白照片和街道废墟的照片在屏幕上叠加，随后，镜头一转，第一个球形凸面镜头出现，圆形画面中，一切景物随之扭曲、变形，而且，这样的圆形凸面镜头伴着以后每一个新的建筑、每一个新的场景频繁出现在影片中，既荒诞离奇又充满象征意味，也许旧日的街道已经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接着妈妈大段的旁白开始：扬、我亲爱的孩子，我们上次见面是在我的葬礼上……
整个影片没有一句对白，只有旁白——维诺拉兹卡大街，从出生到死亡的道路：国家博物馆、电台、教堂、奥尔萨尼公墓、火葬场……妈妈的旁白、扬的旁白、书信、日记和字幕，通过这些旁白将导演的人生历程各个片段有机地串联在一起，贯穿整个电影始终，通过画面和旁白与母亲进行心灵的沟通。这是该片的一个鲜明特点。
影片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无处不在的象征性，一张张黑白照片、护照上的日戳、信件、妈妈的像框、医院视力检查表上的E字母、旋转的楼梯、倒下的墓碑等等，导演无不赋予多重象征含义。E字母第一次出现在医院里，扬的一家幸福地站在字母下，字母飞舞，扬被国家“合法”地驱逐出国，也是一连串象征符号组成的，护照、伍迪·赫尔曼、索尔·萨恩茨、迈尔斯·戴维斯、埃里克·克莱普顿、加利福尼亚的阳光沙滩海浪、比基尼以及随身携带母亲的相片，构成了他在美国20年的全部生活，正如扬的旁白中说的：“在加州，你从睡袋中醒来，只是发现，那20年同时溜走了。”声光色中，导演用一句调侃的语言表达了对美国文化的看法：“摇滚歌手就是那些上完厕所不洗手、裤子上还沾着大便的人。”而大海边，他联想到诗人的诗“大海，我为你感到悲伤！”对海那边祖国的思念历历在目，而扬高高举起的E字母，仿佛指挥飞机起航的信号，预示着扬的回归，另外一个重要的象征物是嵌有妈妈的像框，它出现在几乎每一个场景中，从加州的海滩到盲人调音师正在调音的钢琴，它无处不在，妈妈送给儿子的银勺子也起到类似的作用，它暗示着无论儿子身在何处，母亲的影响无时不在起着作用；而当扬最终走向母亲的墓地时，凸面镜里的马路呈现地球的圆形，马路上的花纹分明就是地图上的经纬线，象征着地球两极的理解和对话，人群在镜头里一分为二，似乎在夹道欢迎这对隔膜的母子互相和解。
更绝妙的是，导演对意识流的手法的娴熟运用，充分利用旁白者潜意识和下意识的技巧实在高明，当母亲谈到扬小时候体弱多病时，配合画面的却是扬被便衣带走的潜意识画面，当扬出国体检时，同时出现在屏幕画面上的是他的好朋友头颅被钢锯锯开，头皮被剥开、大脑被取出放在盆子里血淋淋的画面，这些潜意识的思维把一个母亲为儿子的担忧暴露无疑。
导演举重若轻的功夫实在了得，他没有正面表现捷克人民几十年来的苦难，但一张张历史照片交织、叠加、定格，触目惊心。纳粹的照片，苏联入侵的照片，街道的废墟，被一次次重新命名的维诺拉兹卡大街，倒下的尸体，一帧又一帧变形扭曲的镜头，把民族的苦难深深铭刻在每个观众记忆里。影片最后的场景，是圣文塞斯拉骑着马的雕像，这匹马在凸面镜中从两边跑开，正如妈妈说的：这匹马正在为我们的命运吼叫。
冷漠的外表下
“我的好朋友兰达克问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拿到签证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了，然后兰达克问：你爸爸怎么办？我告诉他：他又要去泡温泉了，他快要死了，一个温泉能帮他什么呢？在我爸爸走的时候，兰达克问起，我说：去威尔逊站要用45分钟。兰达克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我就建议我们喝一杯，当时在下雨，我说对这一切厌烦了，对父亲也是，兰达克坚持说：我们去看看他吧。我说：现在正在下雨呢。他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带伞去就行了，他就偷了一把伞，我们就跑到车站去了，找到了那辆开往玛利亚温泉市的火车，我吹起了作为我们家信号的口哨，然后爸爸就往车窗外看，兰达克叫我爸爸下来和我们说话，我们一直聊着，直到列车员鸣哨，我父亲又回到了火车上，兰达克和我站在雨伞下，火车沿着隧道开去，行驶在维诺拉兹卡大街下，爸爸给了我们一个胜利的手势，兰达克收起雨伞，然后说：伙计，你刚才……是最后一次和你父亲见面了！”这是导演关于父亲的一段旁白，这段冷冰冰的语调似乎不是在谈自己的父亲，叙述的方式就像“顺便”提起一样，但这种超然、简短的句子使平庸显得可怕，又使可怕显得平庸，达到激起观众理性、从而去思考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卡夫卡风格的语言表达。母亲也有类似的旁白：我去世的时候你没有来看我，我当时在维诺拉迪医院昏迷不醒，而你那个时候却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参加聚会，反正我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就算你在我身边，我也不可能知道。看！冷漠的语气似乎如出一辙，但是千万不要被导演冷漠的外表欺骗，透过这些冷冰冰的表象，更深层次的分析，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父亲去世后，朋友们没有告诉他，因为大家知道，哪怕冒着失去签证、再也不能出国的危险，扬也会赶回家参加父亲的葬礼，而影片自始至终被扬带在身边的照片，把扬内心深处对母亲的爱表露无遗。这样的表达，和捷克文学及捷克电影特有的荒诞传统密切相关，这个传统，从百年前的卡夫卡开始绵延至今，在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身上可以看见，从昆德拉、克里玛的小说里可以看见，在伟大的捷克文学里，荒诞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的力量，只是从人的角度施予所有人以微讽、同情和安慰。
天才成长的怕与爱
恐怕没有哪位观众不会对维塔瓦河边母亲教训儿子的那段镜头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段旁白似乎永远也没个完，整整占去了影片十分之一的时间，母亲首先从儿子的第一任妻子埃斯特谈起，刻薄地问起她究竟有几个孩子需要儿子抚养，接着苦口婆心地谈起儿子喝酒的问题，在一连串“你应该、你必须、你应该、你必须”之后，又从酒精的危害谈到心理医生治疗的好处和方法，接着举出自己戒掉安眠药的例子，外公喝酒淹死在水池中的教训，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背景配合儿子在高高的旋转楼梯上来又下去、下去又上来的画面，精妙绝伦。这还没完，母亲又仔细分析儿子喝酒的心理原因，虽然那些原因那么可笑，这还不够，还要举出自己以前酗酒的事实，表示自己知道喝酒、戒酒的状况，这段教训简直就是一曲冗长的催眠曲，后面又谈起对导演的第二位妻子的不满，“她看起来就像一只长着对对眼的呆鹅！”，她甚至没有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婚礼由儿子的第一任妻子主持，恰恰是这只“呆鹅”，和南曼奇一起拍摄了赢得了诸多国际奖项的《聚会上的报告和嘉宾们》；对儿子的第三位女友，她称之为“勺子女孩”，把儿子对女友们的看法，比喻成鲁塞尼亚母亲对孩子的看法：“他们死了就死了呗，我们再生一个就是了。”语言极其尖刻、无情，在母亲的眼里，儿子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就要设计儿子生活的全部，连小时候扬唱的儿歌在妈妈听起来也是令人讨厌、让人感到羞耻。正如母亲旁白中所说：我们都不了解对方。
与此同时，儿子头脑里的画面却是：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大街，“布拉格之春”的游行抗议，画面上清楚地打出那个日子：1968年8月21日！儿子的脑海里是一张张定格的照片，是绝望地把头伸向高楼上的带刺铁栅栏，是带血的匕首和报纸，是拖着好朋友的尸体走向医院……母子的隔膜可见一斑。苏联入侵对儿子带来的创伤是母亲不能理解的，当他的摄影助手被流弹击中负伤，儿子把胶片带回家，问爸爸妈妈到底该怎么办时，他们回答说：“放在这里没有任何价值。”这也许才是感情疏离的真正原因，正如卡夫卡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您一辈子含辛茹苦，为子女，尤其是为我牺牲了一切，我才得以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您要求我们至少态度亲近点，而我却从来就躲着您，埋头书本，与癫狂的朋友交往；我从来没有跟您推心置腹地谈过话。但我不是说，单单由于受了您的影响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样说未免太夸大了。我有您这样的人做朋友、做上司、做叔父，甚至做岳父，我会感到很幸运的。可是您偏偏是父亲……”这也正是导演的感受。
但母亲对儿子的爱是亘古不变的，为了体弱多病的孩子，她偷偷把自己的血输给他，为了救因为逃避兵役声称自己精神错乱的儿子，她在上校面前跪了下来，请求上校不要给他实行电击疗法，虽然假如不是通过母亲的旁白讲出来，恐怕永远也没有人知道。
捷克电影新浪潮的复兴
捷克电影是世界电影的一朵奇葩，从没有一个地方的电影，能像捷克电影一样，有这么多超常的智慧、离奇的想象和尖锐的戏谑，从某种意义上说，捷克新浪潮走得更远、更彻底。从上世纪50年代末一直到1968年近十年，捷克电影进入了发展的巅峰阶段，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勇于探索的电影人，并孕育出载入史册的“捷克电影的新浪潮”。
捷克“新浪潮”的特征是：公开或隐晦地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主义，在电影美学上追求现实主义和真实可信，艺术上追求一种诙谐、漫画式甚至怪诞的风格，偏爱使用比喻和隐喻，这里的电影每个镜头里都充满了人性的谅解，对生活，对生命，对整个所处的世界的关怀。他们揭露社会中的种种现象，用一种刻薄幽默的笔调来描述他们眼睛所看到的、他们的心灵所感受到的真实世界，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称为捷克电影新浪潮旗手的杨·南曼奇在其学生时代便也是一个大胆的实验者，他的处女作，讲述二战时期两个逃离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孩子的故事《夜晚的钻石》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虽是个残酷的现实故事，但在杨·南曼奇的手中却使之变成了贯穿两个男孩的主观经验的惊心旅程，通过一系列的幻想和梦魇来唤醒他们心中的绝望和痛楚，影片赢得了诸多国际奖项并为杨·南曼奇的下部影片《聚会上的报告和嘉宾们》打好了基础。《报告》一片运用了与米洛斯.福尔曼完全对立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带有原罪式的高度风格化的审视态度描述了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妥协的卡夫卡式的寓言剧，该片也许是新浪潮中最具政治危险性的电影，当然是立即被禁映并遭受审查机关的公开指摘。与西蒂洛娃的《雏菊》一样，《报告》成了1967年5月捷克国家集会中声讨捷克“新浪潮”的借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杨·南曼奇的名字“荣登”黑名单之首，被迫离开故土，直到1989年回到捷克共和国继续他的电影生涯，进入20世纪90年代，泽丹内克·斯维拉克和扬·斯维拉克、杨.史云梅耶、伊利曼佐、维拉迪米尔·米卡雷克等一大批捷克新浪潮导演坚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将目光返回到了生命本身，思绪拉得更长，范围摆得更宽，多层次多角度的来关怀生命，思索生命，探究历史，使捷克电影固有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得到了再现和恢复，《与母亲深夜长谈》更是承袭了捷克“新浪潮”的一贯风格，整部影片对事件的细节，对人物的行为、心理刻画详细而逼真，把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在不平常的、捉摸不定的冲突中展现出来，造成一种现实本身荒诞、残酷和无法理解的强烈印象，使之充满梦幻晦涩的色彩，是对卡夫卡艺术手法完美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