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兽首问题至今历经重重转折：从佳士得坚持拍卖到神秘买家天价拍下，再到蔡铭超露面却又宣布拒绝付款，各种评论众说纷纭。这是在当下的“两会”之外又一能勾动传媒和国民心弦的大众议题。
　　
　　但在這一略有些闹剧色彩的社会事件之外，我们试图探寻一些更深广、更严肃、其实也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比如文物保护的过去与将来。
　　在这期封面报道里，我们回顾了洛阳城市开发与文物保护的困境，全国范围内文物在黑市交易中的流失链条，圆明园的前世今生。这是我们身边日复一日地发生却少有人问的普遍现实。
　　今天的文物保护困局，实际上早于59年前就已经开始。1950年2月，梁思成与建筑家陈占祥一起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们提出在城西建立现代北京，对旧城区则加以保护，并在两个城区中建立干道用于连接。
　　如果这样的计划实现，北京将成为一个与巴黎一样现代与古风并存的城市。在那里，即便在最繁华的圣米歇尔大街上，也有着两千年前的古罗马遗址。这是一个民族的根系所在，遗迹就在那里，它回答着人们的提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但梁思成注定面对的是一个悲剧时代，“破旧“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他回忆中提到，一位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上指着北京城对他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于是北京城应声而变，老北京一转而成重工业城市。门楼拆掉了，牌匾拆掉了，更多的历史遗迹则在其后更疯狂的10年里毁灭。
　　当政治不再指挥一切之后，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又变成了历史与文物的一大劫。洛阳商代“天子驾六”遗址让位于市民广场，龙门石窟上修了度假村。与此对应的是，马赛市中心的一座教堂虽然已有上百年历史，却因使用纯粹的哥特样式而被市民讽刺为仿古建筑。当中国的城市只剩下油漆未干的仿古之作，我们又如何能称自己的根确实就在这里？
　　我们为国宝被当做商品在海外拍卖愤怒，但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历史的流失与毁灭，其实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这关系到我们追寻海外文物的道德基础，关系到我们是真的珍视历史与文物，还是仅仅由仇视和爱国的激情所驱动。
　　在封面报道的采写中有一个细节：我们联络了法国集美博物馆（法国最大的东亚文物博物馆），并向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的律师发去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文物流入的问题。
　　但，即便在初步达成接受采访的意向后，法国的博物馆界与法律界仍然选择了沉默。
　　我们仍然会对中国文物的海内外保护问题继续追踪，尝试为沟通打开管道，为现实中的努力找到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