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应主动承担科普教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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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科普教育是科研工作者的一项义务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2013年在沪举行的首届科普教育创新奖的颁奖典礼上。您获得了“科普杰出人物奖”,请问您一直热衷于科普教育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褚君浩:我认为科普教育是科学研究人员的一项义务。我多次讲过,科学家,尤其是院士,应该主动承担一定的科普教育任务。我在1983年加入九三学社。刚入社时,我就想为这个组织做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后不久,考虑到科学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我建议举办一次主题为科学与社会的讲座,提出了主要思路,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联络,最终这一系列的讲座由中国科学院、九三学社、上海市科技党委联合举办,邀请了当时一些很著名的科学家,如汪道涵、刘振元、严东生、曹天钦、钱伟长等。科普讲座每个礼拜举行一次,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可以说,这一系列的活动逐渐使我成为科普工作的一份子。
  《世界教育信息》:那么,您怎么看待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褚君浩:我认为科学于社会意义重大,科学发现带来技术发明,技术发明促进产业发展,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改变人们的生活状况、生活方式,进而改变整个社会形态,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链条关系。这种链条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在现实条件下探讨这样的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
  二、德国公民科学素养得益于政府、
  媒体、组织及企业的支持和参与
  《世界教育信息》:您曾得到过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在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从事客座研究,之后也多次在德国进行学术考察活动,您觉得德国在科普教育方面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褚君浩:德国是一个科技强国、创新强国,公民科学素养普遍较高,政府对科普的投入较多,很早就制定了“高科技战略”。德国的媒体、各类科技组织都很发达,每年在法兰克福、柏林、汉堡等地还有各种类型的科普展览。此外,德国的民间组织十分活跃,其中德国企业承担了很多的科普项目。专业型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做科普,既可以传播科学知识,还可以促使企业的科学研发,更可以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口碑,为企业做宣传。在这方面,德国巴斯夫公司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巴斯夫股份公司(BASFSE)是一家化学公司,巴斯夫集团在欧洲、亚洲、南北美洲的41个国家拥有超过160家全资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它是世界上工厂面积最大的化学产品基地。巴斯夫集团于1997年6月在德国路得维希港设立了一个永久的“巴斯夫小小化学家”儿童互动实验室,免费对全球6至12岁的儿童开放。这是欧洲第一个以化学为主题并能让儿童亲自参与实验的实验室。孩子们在这里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些化学小实验,并在一个充满乐趣又安全的环境中探索神奇的化学世界,学习科学知识,体会巴斯夫集团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每年都有约6000名小学生受邀前来巴斯夫基地参观,了解巴斯夫集团和化学工业,参与基础化学实验。2002年,在庆祝中德建交30周年系列活动中,“巴斯夫小小化学家”首次引入中国并在北京亮相。由于各界反馈极好,2003年起该活动先后登陆了南京、上海、香港、台北、重庆、广州、沈阳和武汉。迄今为止,中国共有超过1.2万名儿童和55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了这一活动。巴斯夫集团在公益科普教育上的投入给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除了销售额的增加外,更是提升了企业的社会知名度和消费者的认可度,同时也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储备了人才。这对于我国的企业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三、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有待提高
  《世界教育信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近日发布了全国公民科学素养的第八次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有明显提升,2010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3.27%。但这仍然仅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您怎么看待这一数字?
  褚君浩:我相信这份关于公民科学素养的报告是整合各种数据资料所得出的结果,比如科学出版物、群众的知识水平等,而且有其系统的评价标准,且不论这个标准是否合理,单从数据结果看,我是比较认可的,我们的公民科学素养确实还有待提高。
  从量的方面来说,比如我们去书店,科普读物所占比例还是很小,阅读科普书籍的人也寥寥无几。另外,我们现在所浏览的网页、微博等,也是新闻类的内容居多,科普类的内容较少。
  从质的方面来说,高水平的科普作品比较少,儿童看的科普作品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国内的科普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国外。过去国内也有一些好的作品,比如《珊瑚岛上的时光》(影片根据童恩正同名科幻小说改编,被视为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影片介绍我国科学工作者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用癞蛤蟆进行人工单性生殖实验,揭开了世界生物学领域对人工单性生殖的动物能否繁殖后代这一研究课题的谜,影片在我国首次运用显微定格摄影拍摄了癞蛤蟆细胞分裂发育的全过程),这些都是我国早期比较有影响力的科普影视类作品。现在,像美国的《钢铁侠》《星球大战》之类的影视作品受到广大成人与儿童的普遍欢迎,而人们对国内的科幻影视作品知之甚少,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作品。好的作品一定要有深度,这样才能吸引人。
  四、破解“李约瑟之问”:科学素养的提升
  离不开科学习惯、科学思维的培养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李约瑟问题”(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1000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与中国公民的思维习惯、科学素养,或者与中国的科普事业是否有关系?
  褚君浩:这与我们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文轻理”“重理轻工”的文化传统。中国虽然有四大发明,比如火药,但是并没有去深究火药为什么会爆炸,火药爆炸是由什么材料发生什么反应引起的,火药爆炸后为什么能推动别的物体前进,爆炸会产生怎样的动力作用等。我们没有深入研究其原理,没有进一步研究物质科学,因此也就没有产生近代化学和近代物理学,于是我们的近代科学落后了,没有发展起来。自然科学要想发展得好,必然要有科学的机理,以此为基础建立技术体系,从而发展成产业体系,这种体系才是稳固的体系,才是能够不断发展的体系。中国直到20世纪才开始融入世界科学发展的大潮,物理学和化学才开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科学家,为我们现代科学发展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科学家积极参与中外交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才有了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现在我们的科学有了一定的进步,人们的科学素养也有了提高,但是科学素养的提升需要培养科学习惯、科学思维,这些需要时间的积累,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科普事业的发展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五、“大科普”包括自然科普和社会科普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上海目前提倡的“大科普”概念,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您认为社会科学也会涉及到科普的问题吗?
  褚君浩:“大科普”的概念首先要从科学的内涵谈起,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如法学、哲学、政治学等。这些知识也应该成为科学普及的内容,群众也应该增进对它们的了解,我们一般称之为法律知识普及、社会知识普及等。而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科普,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再比如文化,我们说的“大文化”,其实是包括科学的,但“发展文化事业、繁荣文化”,这里面的“文化”主要是指文学、音乐、艺术等。“大科普”包括自然科普和社会科普,只是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科普,其侧重点在自然科学方面。
  六、科普是一项面向全社会、
  全年龄段的工作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上海科普工作的领导组织架构是怎样的?是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称科委)、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称科协)、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称教委)组成的吗?
  褚君浩:在科学普及工作这方面,严格来说主要是科委和科协在负责。科协里有很多学会,这些学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科学普及工作。教委和科委则属于政府部门,负责推动科普事业的发展,制定相关的章程,出台相关的规定,在科普工作中起组织、引领和推动的作用。具体到科普工作的实施,则主要是依靠社会团体,如科协(包括其中的学会),还有学校、研究所等,这些机构都有进行科学普及工作的义务。
  《世界教育信息》:您是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的理事长,在您看来,科普作家协会在科普工作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褚君浩:科普作家协会成立已有30多年,它由“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发展而来,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一样,是综合性的群众科普团体。科普作家协会所涉及的领域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等,横跨上海市的各个系统和行业。协会现有15个团体会员单位和600余名会员,包括从事科普创作和科普创作理论研究的作者、译者、美术和影视工作者,以及编辑、记者、编导等,其中大部分为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协会将热心于科普创作和科普编辑等的科普工作人士组织起来,通过出版科普读物、举办科普演讲、进行学术交流与人才培训等活动,为社会科普事业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只是少年儿童,而是全体市民。科普是一项面向全社会、面向全年龄段的工作,我们的会员们也在努力进行科普创作,尽心尽力地为繁荣科普创作事业做贡献。目前,我们协会还在不断壮大科普创作队伍,提高科普创作水平与服务,以更好地致力于提高群众的科普素养。
  编辑 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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