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湾许多媒体都做过历任领导人的评价调查，毫无例外的乃是蒋经国都排第一，而像我这一代，就可算是“蒋经国代”，我们亲眼看着他让落后的台湾脱胎换骨，直到他逝世。我还有幸蒙他两次召见鼓励。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乃是他那种非常东方式的“立木为信”的领导风格。他1972年6月1日出任行政院长，当时台湾的年青一代对政治很不满意。而他上任之初就以反贪和政治风气的端正为重点。他反贪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他的表弟，当时担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他在主办公教住宅兴建案上涉嫌贪污，后来被判无期徒刑；而他整治政风的对象，则是内政部的一个次长，他在办喜宴时席开百桌，遭到撤换下台。
　　东方式的政治、统治者常会打道德牌，很容易予人是在玩真的还是玩假的之感。如果统治者不能让人民相信他是在玩真的，三把火烧过后就会一切复归原样，贪官污吏避过风头也会故态复萌。因此，“立木为信”乃是处理痼痰式的政治风气问题必要的态度。蒋经国用这种“立木为信”证明了他不是在“拍苍蝇”，而是在“打老虎”，这种作风持之以久，政治风气当然大获改善。
　　除了蒋经国之外，我另外还想到与蒋经国同时但略晚的第15任港督麦理浩，今天香港看起来光鲜亮明，但1970年代的香港破破烂烂，一点也不怎么样，它就是港片《雷诺探长》、《四大探长》等描述的那个样子，督察的贪污极其严重。而著名的“廉政公署”就是在那个时刻成立的，它用于祭旗的即是因为贪污而遁回英国的总警司英国人葛柏。“廉政公署”如果只是找一些华人祭旗，旗号根本不响亮，香港人也不可能心服，但用英国人警察头子祭旗，有了“立木为信”，大家才会相信它是在玩真的。
　　今天的人都知道，贪污腐化本质上都不是“烂苹果”的问题。而是“烂篮子”的问题。易言之，它只是一种文化问题，它以官本位、官场的官员相护为条件，除非统治者有极强的决心和极为杰出的反贪搜证能力，否则必难有成，而且人们已知道凡属贪官，亦必为刁官，懂得掩灭证据及打点上层关系，形同一个庞大的共犯和共同掩护的集团，而要打破这种贪污的集团性，一定要有适当的方方面面的监督。就以美国为例，它在19世纪时政治风气败坏至极，贪污回扣普遍，甚至还出现当选的总统根本无官可派。因为官位都被他所属的党机器卖光了的事例，而纠正这种现象的就是当时的扒粪新闻和扒粪文学。
　　在近代世界各国的反贪史里，我最佩服的则是1990年代初的意大利经验了。
　　对战后意大利政治与社会发展有理解的都知道，战后意共及社会党势力大盛，为了制衡意大利左翼势力，美国遂大举将美国的黑手党势力引入，这造成了意大利政治的暴力及贪腐盛行，1992年检察官佩特罗侦办米兰这个“回扣城市”的贪污回扣案，结果在检察官们的坚持下，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司法反贪，被起诉的国会议员已多到国会无法开会的程度，意大利所有的政党党魁及总理也均遭起诉。这起司法大肃贪，彻底改变了意大利的政治生态，也造成旧政党的全部没落和政治势力的重组，可说是动摇到国本的司法肃贪。由意大利的司法大肃贪，已提醒了司法人员绝对不可妄自菲薄，司法乃是肃贪的最前线。只要司法有为，肃贪反贪的工作还是大有空间的。
　　反贪肃贪对媒体人、政治人以及司法人，都是一种艰苦的事业，当今社会，贪污乃是深植在文化里的痼疾，需要改革官箴，建造公平正义，在反贫肃贪这个板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