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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山地。如果不曾踏访，我不知道那里的人们，居然是祖祖辈辈生活在植物的掩映中，过着悠闲的生活。
在贵州，在松桃县，太多的树林把大地包裹着，树林之外的土地，生长着野草，野草之间的田畴，庄稼正向着遥远的深秋一天天迈进。在时光的缝隙里，我跟着一群人，从松桃县一个叫做孟溪的小镇出发，向着一个陌生的村庄走去。一路上，野地里都长满了植物：野蒿（在野地里，正午的阳光让它们散发出浓烈的气息）、车前草（在房前屋后，肥大的叶子，细小的花，亦药亦菜）、芭茅（在荒坡上，团簇的白花往往把荒坟点缀得更加苍凉）、野草莓（在茂密的灌木丛里或者田埂边，烈鲜如妖魅的迷人的唇）、苦艾（在向阳的林地里，南中国的人们为了纪念一个诗人而创造的节日里，祈福避邪的瑞草）、蒴叶（在潮湿的崖壁上，从远古一路生长而来的植物，索群离居的象征）……我的故乡，也随地可以见到这样的一些植物，它们构成了一片土地上的生命，让人们可以嗅到生活的气息，一直在笼罩着行走的足印，成为挥之不去的命运，支撑着那些恬淡的目光。车子穿过田野，一些飞鸟从道边的杂树丛里飞走来，在不远处的天空中掠过，它们的翅膀承载了从高远的天空里漫撒下来的阳光，从一片树林到另一片树丛的距离，点缀着偶尔发出的鸣声，仿佛一串不经意的音符，轻轻地吻着大地上的乐谱。飞鸟向着村边飞去，顺着它的方向，我看到一个农人正在田里耕种一块稻田。那些泥土被水浸润着，松软而黏稠，一个农人手里握着锄头，在稻田里平整那些融化的水里的泥土。这些稀软的泥土，以水面为基准，被农人从高处挪到低处。简陋的农机发出轰响，特制的犁铧如同锋利的镰刀，把刚刚生长了一季庄稼的泥土割碎，泥腥味扑鼻而来。那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渠水淌进稻田里，一阵浸泡之后，泥土饱含着肥份，成为一个深情的怀抱，等待着秧苗被一棵棵地插到泥里，然后用一个又一个日夜，向着秋天飞奔而去。是的，秧苗与稻田就是一对情深意切的伴侣，在孟溪这个一样富有诗意的地方，在初夏时节，泥土与流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也许就在这一天，一些秧苗将会被村子里的女人们栽插到这块水田里，一片绿色在这个时刻开始启程，一步步走向金黄色的深秋时节。
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场景，在我的故乡，我曾经不止一次遭逢过。
在孟溪，这个居住着苗族人和土家族人的地方，与我的故乡一样有着太多渠水和稻田的地方，我看到生活在这里流溢着恬淡与静谧——时光似乎凝滞了，一些淡绿色的苔痕在潮湿的地方滋生，行走在村落里的人们没有在意；当它渐渐变成暗绿色，并且不断向着背阴处的墙脚悄悄地爬上去，还是没有人在意。一些微小的植物渐渐地从苔痕里探出头来，随风轻晃，人们还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在孟溪镇头京村是最为寻常的。这是一个被岁月忘记了的村庄。陈旧的巷道弯弯曲曲随意向前延伸，两侧的石墙长满了野草。隔着低矮的石墙，可以看到一些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着。那些房屋大多也是陈旧的，房梁、神龛、窗户、门槛，所有木质的陈设，曾经散发出木头原色的构件，已经面目灰暗，曾经用斑斓绚丽的油漆涂染的器具，早已油漆脱落，同样是一片灰暗。它们都早已离开了当年的容颜，积累着越来越深的灰暗，最终抵达无所不容且没有止境的黑色。木头由生机勃勃的原色过渡成黑色的过程，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光。也就是在这段时光里，一些人从孩提走向老年，走向死亡，另一些人又从孩提开始，重新走上相同的人生。一个人在头京村的存在，没有人看到他在哪个巷道里走失了稚嫩的灵魂，没有人看到他在村畔的河水里洗过脚，没有人看到他曾经在山坡上对某个女子唱起情歌，没有人看到他在村外窄窄的田埂上不慎跌倒，没有人看到他在哪一段石墙边目送深爱的人被安放在棺材里抬到山中埋葬。岁月就这样把整个村庄都覆盖了，如果不是专门去踏访，就连这样的猜测与想象，都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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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时光外面，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苗头，让人心动。时光不断地流逝，遗存下来的，便是这个寨子。石巷、石墙、石板路，在许多年以前，由寨子里的某一个人，粗略地布局，再由寨子里的人们各自的生活，修筑房屋，铺陈通道，引领渠水。尤其是那些石板路，弯弯曲曲，幽深隐秘，仿佛一个人身体里的血脉，看似杂乱无章，却又理所当然。一个人走在寨子里的幽巷中，左弯右拐，每一段路，都只能看到面前的几米远，不知道一次拐弯之后，这条路将会伸向何处。陌生的闯入者，一不小心，就会在这个寨子里迷失了，除非掉头往回走，片刻之间，往往是很难找到别的出口。很显然，当初为这个寨子进行布局的人，肯定是出于某种目的，给寨子外面的陌生人一种排斥，让他们不敢轻意闯进入，即使进来了也很难出去。是的，这个目的，便是军事！一旦战事发生，这个寨子便从家园成为最后的阵地与营垒，为了保护寨子里的女人和孩子、父母和同胞，每一条巷道、每一个门洞、每一处檐角、每一片树荫，都有可能潜藏着梭标、钢刀、箭簇，暗处的锋刃，随时可能让闯入者鲜血飞溅，灵魂飞散，让寨子里每一个人的呼吸温暖着胸口的心跳。——这样一个几乎被时光岁月遗忘了的老寨，在极不起眼的群山背后，竟然暗含了如此的杀机！
这些被绿色覆盖着的村庄、山丘、缓坡、溪泉，在遥远的岁月里，其实一直隐藏着兵刃和血。不仅是在贵州的很多地方，包括人们所说的大武陵区域，一直都散布着数以百万计的苗族人。在那些幽暗而久远的古歌里，苗族以及一些与苗族血缘相近的民族，都是蚩尤的后代。在神话时代，蚩尤部落与炎黄逐鹿中原，战败以后，便从黄河流域一路南下，隐入山林沼泽，从此在岩崖泉溪之间与虫蛇鱼鸟相伴，自成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中华民族在历史，其实是以汉民族的视角来书写的。无论是《春秋》《史记》还是“二十四史”，数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一直延续着这种视角，汉族人的王侯将相、烈士贞妇都可以叙述得生动鲜活，而很多散居在四野里的民族，往往因为零星的、断断续续的笔墨而让后人感觉到一种神秘感。比如源于青藏高原后来南下川滇地区的众多氐羌族群，比如源于黄河流域后来南下到长江流域的苗瑶族群。这些族群，都曾经在某个决定性的时刻，以战败者的身份流落天边异乡。在战胜者那里，我们无法看到更多的文字记载，但是在现实里，这些民族却一直有着自己庞大的文化体系和风俗传统。只有当你走近，深入探寻，才会发现，这些民族其实也有着自己在那些土地上的辉煌与荣耀。比如神话传说，比如苗医苗药，比如巫蛊，时时让我们感受到苗族博大而幽远的文化漫溢。更让人难忘的，便是苗族人对战争的纠葛。从天之尽头到另一处天之尽头，苗族人在漫长的岁月里进行了漫长的迁徙，最后，他们在这片有着太多群山、密林、溪泉、坡地的地方停下来，并且视之为故乡，生活着，深爱着。但是，紧随而来的，依旧是一个接一个的朝庭此起彼伏的金戈铁马，苗族人的故乡依旧要成为一代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于是，在那些早已被岁月遗忘的时光里，在驯服与被驯服的博弈里，苗族人形成了“三十年一小反，五十年一大反”的抗争。山峦、江滩、森林、溶洞、石堆甚至田畴都有可能成为厮杀的战场。无数次的战火熄灭以后，留下两个让苗族人五味杂陈的名字：生苗和熟苗。在以往的官府那里，生苗是隐居在自己的土地上自成一统的苗族人，熟苗则是已经被他们的刀兵和诗书驯化过的苗族人。而对于所有的苗族人来说，天下苗族都是一家人，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服装，共同的天空和土地，共同的神。层出不穷的战火，只是为了让他们成为自己，按照自己的思想在世间活一回。 3
巴茅仙的起义是在孟溪这片土地上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战争。在铜仁地区的史书里，曾经对巴茅仙起义作过详细的描述：在满清政府已经走下坡路的咸丰年间，因为官府横征暴敛，“民怨鼎沸”，巴茅仙和他的乡党们便发动了“红号起义”。面对这场席卷湘渝黔交界地区的贫民起义，史书从政府的角度进行了咬牙切齿的描述。而在民间，却以另外的视角，把巴茅仙和他的同志们四方转战的神勇进行了近乎神化的颂扬。然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最终的结局都落脚于巴茅仙起义的失败：战火的硝烟散去以后，孟溪这片土地依然庄稼在生长，农人在行走，溪水在流淌，书生和军人不断地在故土与异乡之间辗转往返。再后来，日子如同厚重的书卷一页页不停地翻卷，失去生命的军人和勇士们，魂魄消散在空气里，流血的身体消失在土壤里，曾经的身影跃动在传说里，曾经的疆场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生长出稻粱与瓜果。多年以后，当我在一个初夏千里迢迢而来，在孟溪镇矮屯村，我站在巴茅仙当年“阅兵”的土台前，只看见四周都种满了郁郁葱葱的庄稼，一条窄窄的田埂引导着我的脚步，一步步走向栽种与浇灌、薅除与收获，而非排兵布阵、号令指挥、进攻驻守。于是我不得不停下来，凝视这片被人们刻意圈留下来的废墟。我的脚下，那些横生斜蔓的荒草与枯枝，弥漫出一阵紧接一阵的泥腥草香。正是它们，让我不敢轻意挪步，生怕惊扰了那些亡魂，使他们许多年以后还不得安宁。
其实，这个地方出现的地方名人，大多都是武将。与巴茅仙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不同的是，这些人往往是带兵打仗的朝庭命官。比如出生在头京村的谭礼裕，在晚清时期考中举人以后赴安徽任职，时逢太平军攻安徽，谭礼裕便投身军营，“因功保荐为蓝翎四品衔”，直到病死军中。与谭礼裕一样投笔从戎的是，松桃人杨芳，出生行武，一生纵马驰骋，先后任甘肃、湖南、直隶、固原、广西、四川等地提督，参与了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平息张格尔叛乱、第一次鸦片战争等数十场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战争，被皇帝封为一等果勇候。关于杨芳的经历，史书《清史稿》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嘉庆二年，从额勒登保剿教匪，败张汉潮於南漳，赐花翎。转战川、陕，常充侦骑，深入得贼情地势，额勒登保连破剧寇，赖其向导之力。四年，歼冷天禄於人头堰。大军追馀贼，芳以九骑前行，至石笋河，见贼数千争渡，后逼陡崖，左右无路，芳遣二骑回报，自将七骑大呼驰下，贼惊溃，陷浅洲中，其先渡者无由回救。五舟离岸，群贼蚁附，舟重，每发一矢覆一舟，五发五覆。俄，杨遇春、穆克登布至，浮马渡，追击贼尽，军中称为奇捷。连擢平远营都司、下江营游击、两广督标参将。五年，杨开甲、张天伦趋雒南，芳以千骑扼东路，绕出贼前。贼折而西，黎明追及，见马迹中积水犹潢，急驰之。甫转山湾，见贼拥塞平川，芳率数十骑冲突，后骑至，乘势蹂躏，贼仓卒奔溃，擒斩无算。赐号诚勇巴图鲁，擢广西新泰协副将。寻从穆克登布击伍怀志，连败之成县、阶州。贼渡白水河窥四川龙安，旁入老林，冒雨追击，及之於磨刀石，手刃十馀贼，伤足坠马，徒步杀贼，复伤臂，射伤伍怀志，大军乘之，大破贼众。”透过这段文字，虽然是用我们所不熟悉的文言写就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武将用马蹄踏遍整个中国东西南北的雄姿。更何况，在《清史稿》里，还有更多的篇幅，记载了杨芳更加淋漓尽致的武略功勋。
距离孟溪不远的松桃县城有一个广场，广场正中央有一尊塑像：一个身着军装的勇士，手握一根棍子模样的东西，俯身向前。走近塑像，它的基座上有如下文字：“龙世昌，男，苗族，1928年生，1950年参加革命，1951年参加志愿军。在朝鲜战功卓著，被授予特等功、二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还将一所小学命名为世昌小学，1954年4月15日，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下文将龙世昌出生地命名为世昌乡。”。由于时代已经颇为久远了，面对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作为一个从未经历战争的书生，我无法从这些文字去还原当时的硝烟与烈火。但是，当我无语凝视的时候，曾经负责建设这个市政广场的龙险峰先生说：这就是电影《英雄儿女》里战斗英雄王成的原型。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开始出现了一幅幅画面：那是一部几乎要被遗忘了的老电影。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王成，冒着淋漓如雨的炮火，手握爆破筒，冲到一座久攻不下的碉堡面前，向着战友怒吼：“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后来，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描述龙世昌的——在上甘岭战役中，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在敌人碉堡疯狂阻击我志愿军战士的情况下，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碉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隔出四五十公尺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龙世昌是拖着残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被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抵住往里压，压进去就炸了。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乱飞，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在那个热血沸腾的时刻，火光把战场照亮，泥土不停地飞溅起来，枪口射出滚烫的子弹，空气里弥漫着鲜血的腥味。在战火面前，每一个人的肉体，仆倒在地之前都是温暖的、柔软的。瞬间之后，子弹洞穿了温暖的肉体，弹片撕裂了坚硬的骨头，鲜血迸溅到泥土里，勇士的尸首铺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路。银幕被泪光热烈地注视着，构成了我在幼儿时期的一种记忆。而此刻，站在一座雕像面前，我的身后是一片长满了植物的山林，我的面前是一条往返回环的小河。久盼才至的一场阴雨，让松桃县城的土地一片湿润，目光所及的花草树木都在这个初夏流溢着盎然绿意。这样一片温柔醇厚的苗族聚居地，为什么会让龙世昌这样一个人远赴朝鲜战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扑向可以摧毁一切的枪林弹雨？我知道，在战场上，也许是因为血气上涌，怒不可遏，才会让一个人抛却对世间的留念和爱，通过毁灭自己去成全一种信念。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勇气的源头在哪里？凝视脚下的这片土地，却又似乎在婉转地告诉我一个模糊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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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也并非仅仅产生武将猛士，文士或农人，似乎也在向我们展示松桃人的骨气和热血。
在孟溪镇，随着茶歌悠扬，我走进戴氏宗祠，便看到了一段又一段文字，介绍一个庞大的戴氏家族里层出不穷的文人。那一刻，一群人端坐在宗祠里一排排长长的木凳上，目睹一位戴氏族人按照古老的仪轨，在他们族长的引领下，向戴氏先祖们行跪拜礼。那些先祖牌位当中，便有一个叫戴人俊的先人，被人们在祠堂里时时谈起。这位早已故去的戴人俊，是晚清末年的举人，生前曾经在安徽做过晚清政府的官，后来加入同盟会，民国政府成立后回到贵州，回到家乡，投身教育，兴办学校，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儒雅文人。但是，即使作为一个文人，戴人俊同样流露出松桃苗乡人身上所特有的宁折不弯的风骨：1921年，当时一个旅长借口筹集军饷，敲诈勒索，中饱私囊，身为贵州省议会议员的戴人俊得知情况后，在一次会议上列举事实，当面痛斥其恶行。透过简单的描述，我不止一次想象当时的情形：一介书生，身着长袍或中山装，立于军阀与官员之间，讲着民国时期文言与白话夹杂的话语，所有的词句都直指会议现场一个身着军装腰佩手枪的人。席间，戴人俊因为激动与愤怒而脸色通红。该旅长因为羞恼，面色先是苍白继而也变得通红。席间，肯定有惊诧者，也有和事佬。唯有当事者双方，心里勃发怒气与恨意。后来的事实是：该旅长怀恨在心，派人给戴人俊送上钢刀一把、绳索一根、金子一包，令他选择一样自杀。戴人俊选择了吞金自杀，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疾恶如仇的立场。历史总是会成全一些人，让某个人被后来者铭记。戴人俊用生命成全了自己的信念。那个旅长用恶名成全了戴人俊的荣耀。成全与被成全之间，隔着一条河，河里流淌着欲望与操守之间展开的亘古之战。
那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山地。如果不曾踏访，我不知道那里的人们，居然是祖祖辈辈生活在植物的掩映中，过着悠闲的生活。
在贵州，在松桃县，太多的树林把大地包裹着，树林之外的土地，生长着野草，野草之间的田畴，庄稼正向着遥远的深秋一天天迈进。在时光的缝隙里，我跟着一群人，从松桃县一个叫做孟溪的小镇出发，向着一个陌生的村庄走去。一路上，野地里都长满了植物：野蒿（在野地里，正午的阳光让它们散发出浓烈的气息）、车前草（在房前屋后，肥大的叶子，细小的花，亦药亦菜）、芭茅（在荒坡上，团簇的白花往往把荒坟点缀得更加苍凉）、野草莓（在茂密的灌木丛里或者田埂边，烈鲜如妖魅的迷人的唇）、苦艾（在向阳的林地里，南中国的人们为了纪念一个诗人而创造的节日里，祈福避邪的瑞草）、蒴叶（在潮湿的崖壁上，从远古一路生长而来的植物，索群离居的象征）……我的故乡，也随地可以见到这样的一些植物，它们构成了一片土地上的生命，让人们可以嗅到生活的气息，一直在笼罩着行走的足印，成为挥之不去的命运，支撑着那些恬淡的目光。车子穿过田野，一些飞鸟从道边的杂树丛里飞走来，在不远处的天空中掠过，它们的翅膀承载了从高远的天空里漫撒下来的阳光，从一片树林到另一片树丛的距离，点缀着偶尔发出的鸣声，仿佛一串不经意的音符，轻轻地吻着大地上的乐谱。飞鸟向着村边飞去，顺着它的方向，我看到一个农人正在田里耕种一块稻田。那些泥土被水浸润着，松软而黏稠，一个农人手里握着锄头，在稻田里平整那些融化的水里的泥土。这些稀软的泥土，以水面为基准，被农人从高处挪到低处。简陋的农机发出轰响，特制的犁铧如同锋利的镰刀，把刚刚生长了一季庄稼的泥土割碎，泥腥味扑鼻而来。那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渠水淌进稻田里，一阵浸泡之后，泥土饱含着肥份，成为一个深情的怀抱，等待着秧苗被一棵棵地插到泥里，然后用一个又一个日夜，向着秋天飞奔而去。是的，秧苗与稻田就是一对情深意切的伴侣，在孟溪这个一样富有诗意的地方，在初夏时节，泥土与流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也许就在这一天，一些秧苗将会被村子里的女人们栽插到这块水田里，一片绿色在这个时刻开始启程，一步步走向金黄色的深秋时节。
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场景，在我的故乡，我曾经不止一次遭逢过。
在孟溪，这个居住着苗族人和土家族人的地方，与我的故乡一样有着太多渠水和稻田的地方，我看到生活在这里流溢着恬淡与静谧——时光似乎凝滞了，一些淡绿色的苔痕在潮湿的地方滋生，行走在村落里的人们没有在意；当它渐渐变成暗绿色，并且不断向着背阴处的墙脚悄悄地爬上去，还是没有人在意。一些微小的植物渐渐地从苔痕里探出头来，随风轻晃，人们还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在孟溪镇头京村是最为寻常的。这是一个被岁月忘记了的村庄。陈旧的巷道弯弯曲曲随意向前延伸，两侧的石墙长满了野草。隔着低矮的石墙，可以看到一些房屋错落有致地分布着。那些房屋大多也是陈旧的，房梁、神龛、窗户、门槛，所有木质的陈设，曾经散发出木头原色的构件，已经面目灰暗，曾经用斑斓绚丽的油漆涂染的器具，早已油漆脱落，同样是一片灰暗。它们都早已离开了当年的容颜，积累着越来越深的灰暗，最终抵达无所不容且没有止境的黑色。木头由生机勃勃的原色过渡成黑色的过程，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光。也就是在这段时光里，一些人从孩提走向老年，走向死亡，另一些人又从孩提开始，重新走上相同的人生。一个人在头京村的存在，没有人看到他在哪个巷道里走失了稚嫩的灵魂，没有人看到他在村畔的河水里洗过脚，没有人看到他曾经在山坡上对某个女子唱起情歌，没有人看到他在村外窄窄的田埂上不慎跌倒，没有人看到他在哪一段石墙边目送深爱的人被安放在棺材里抬到山中埋葬。岁月就这样把整个村庄都覆盖了，如果不是专门去踏访，就连这样的猜测与想象，都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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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时光外面，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苗头，让人心动。时光不断地流逝，遗存下来的，便是这个寨子。石巷、石墙、石板路，在许多年以前，由寨子里的某一个人，粗略地布局，再由寨子里的人们各自的生活，修筑房屋，铺陈通道，引领渠水。尤其是那些石板路，弯弯曲曲，幽深隐秘，仿佛一个人身体里的血脉，看似杂乱无章，却又理所当然。一个人走在寨子里的幽巷中，左弯右拐，每一段路，都只能看到面前的几米远，不知道一次拐弯之后，这条路将会伸向何处。陌生的闯入者，一不小心，就会在这个寨子里迷失了，除非掉头往回走，片刻之间，往往是很难找到别的出口。很显然，当初为这个寨子进行布局的人，肯定是出于某种目的，给寨子外面的陌生人一种排斥，让他们不敢轻意闯进入，即使进来了也很难出去。是的，这个目的，便是军事！一旦战事发生，这个寨子便从家园成为最后的阵地与营垒，为了保护寨子里的女人和孩子、父母和同胞，每一条巷道、每一个门洞、每一处檐角、每一片树荫，都有可能潜藏着梭标、钢刀、箭簇，暗处的锋刃，随时可能让闯入者鲜血飞溅，灵魂飞散，让寨子里每一个人的呼吸温暖着胸口的心跳。——这样一个几乎被时光岁月遗忘了的老寨，在极不起眼的群山背后，竟然暗含了如此的杀机！
这些被绿色覆盖着的村庄、山丘、缓坡、溪泉，在遥远的岁月里，其实一直隐藏着兵刃和血。不仅是在贵州的很多地方，包括人们所说的大武陵区域，一直都散布着数以百万计的苗族人。在那些幽暗而久远的古歌里，苗族以及一些与苗族血缘相近的民族，都是蚩尤的后代。在神话时代，蚩尤部落与炎黄逐鹿中原，战败以后，便从黄河流域一路南下，隐入山林沼泽，从此在岩崖泉溪之间与虫蛇鱼鸟相伴，自成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中华民族在历史，其实是以汉民族的视角来书写的。无论是《春秋》《史记》还是“二十四史”，数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一直延续着这种视角，汉族人的王侯将相、烈士贞妇都可以叙述得生动鲜活，而很多散居在四野里的民族，往往因为零星的、断断续续的笔墨而让后人感觉到一种神秘感。比如源于青藏高原后来南下川滇地区的众多氐羌族群，比如源于黄河流域后来南下到长江流域的苗瑶族群。这些族群，都曾经在某个决定性的时刻，以战败者的身份流落天边异乡。在战胜者那里，我们无法看到更多的文字记载，但是在现实里，这些民族却一直有着自己庞大的文化体系和风俗传统。只有当你走近，深入探寻，才会发现，这些民族其实也有着自己在那些土地上的辉煌与荣耀。比如神话传说，比如苗医苗药，比如巫蛊，时时让我们感受到苗族博大而幽远的文化漫溢。更让人难忘的，便是苗族人对战争的纠葛。从天之尽头到另一处天之尽头，苗族人在漫长的岁月里进行了漫长的迁徙，最后，他们在这片有着太多群山、密林、溪泉、坡地的地方停下来，并且视之为故乡，生活着，深爱着。但是，紧随而来的，依旧是一个接一个的朝庭此起彼伏的金戈铁马，苗族人的故乡依旧要成为一代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于是，在那些早已被岁月遗忘的时光里，在驯服与被驯服的博弈里，苗族人形成了“三十年一小反，五十年一大反”的抗争。山峦、江滩、森林、溶洞、石堆甚至田畴都有可能成为厮杀的战场。无数次的战火熄灭以后，留下两个让苗族人五味杂陈的名字：生苗和熟苗。在以往的官府那里，生苗是隐居在自己的土地上自成一统的苗族人，熟苗则是已经被他们的刀兵和诗书驯化过的苗族人。而对于所有的苗族人来说，天下苗族都是一家人，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服装，共同的天空和土地，共同的神。层出不穷的战火，只是为了让他们成为自己，按照自己的思想在世间活一回。 3
巴茅仙的起义是在孟溪这片土地上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战争。在铜仁地区的史书里，曾经对巴茅仙起义作过详细的描述：在满清政府已经走下坡路的咸丰年间，因为官府横征暴敛，“民怨鼎沸”，巴茅仙和他的乡党们便发动了“红号起义”。面对这场席卷湘渝黔交界地区的贫民起义，史书从政府的角度进行了咬牙切齿的描述。而在民间，却以另外的视角，把巴茅仙和他的同志们四方转战的神勇进行了近乎神化的颂扬。然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最终的结局都落脚于巴茅仙起义的失败：战火的硝烟散去以后，孟溪这片土地依然庄稼在生长，农人在行走，溪水在流淌，书生和军人不断地在故土与异乡之间辗转往返。再后来，日子如同厚重的书卷一页页不停地翻卷，失去生命的军人和勇士们，魂魄消散在空气里，流血的身体消失在土壤里，曾经的身影跃动在传说里，曾经的疆场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生长出稻粱与瓜果。多年以后，当我在一个初夏千里迢迢而来，在孟溪镇矮屯村，我站在巴茅仙当年“阅兵”的土台前，只看见四周都种满了郁郁葱葱的庄稼，一条窄窄的田埂引导着我的脚步，一步步走向栽种与浇灌、薅除与收获，而非排兵布阵、号令指挥、进攻驻守。于是我不得不停下来，凝视这片被人们刻意圈留下来的废墟。我的脚下，那些横生斜蔓的荒草与枯枝，弥漫出一阵紧接一阵的泥腥草香。正是它们，让我不敢轻意挪步，生怕惊扰了那些亡魂，使他们许多年以后还不得安宁。
其实，这个地方出现的地方名人，大多都是武将。与巴茅仙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不同的是，这些人往往是带兵打仗的朝庭命官。比如出生在头京村的谭礼裕，在晚清时期考中举人以后赴安徽任职，时逢太平军攻安徽，谭礼裕便投身军营，“因功保荐为蓝翎四品衔”，直到病死军中。与谭礼裕一样投笔从戎的是，松桃人杨芳，出生行武，一生纵马驰骋，先后任甘肃、湖南、直隶、固原、广西、四川等地提督，参与了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平息张格尔叛乱、第一次鸦片战争等数十场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战争，被皇帝封为一等果勇候。关于杨芳的经历，史书《清史稿》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嘉庆二年，从额勒登保剿教匪，败张汉潮於南漳，赐花翎。转战川、陕，常充侦骑，深入得贼情地势，额勒登保连破剧寇，赖其向导之力。四年，歼冷天禄於人头堰。大军追馀贼，芳以九骑前行，至石笋河，见贼数千争渡，后逼陡崖，左右无路，芳遣二骑回报，自将七骑大呼驰下，贼惊溃，陷浅洲中，其先渡者无由回救。五舟离岸，群贼蚁附，舟重，每发一矢覆一舟，五发五覆。俄，杨遇春、穆克登布至，浮马渡，追击贼尽，军中称为奇捷。连擢平远营都司、下江营游击、两广督标参将。五年，杨开甲、张天伦趋雒南，芳以千骑扼东路，绕出贼前。贼折而西，黎明追及，见马迹中积水犹潢，急驰之。甫转山湾，见贼拥塞平川，芳率数十骑冲突，后骑至，乘势蹂躏，贼仓卒奔溃，擒斩无算。赐号诚勇巴图鲁，擢广西新泰协副将。寻从穆克登布击伍怀志，连败之成县、阶州。贼渡白水河窥四川龙安，旁入老林，冒雨追击，及之於磨刀石，手刃十馀贼，伤足坠马，徒步杀贼，复伤臂，射伤伍怀志，大军乘之，大破贼众。”透过这段文字，虽然是用我们所不熟悉的文言写就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武将用马蹄踏遍整个中国东西南北的雄姿。更何况，在《清史稿》里，还有更多的篇幅，记载了杨芳更加淋漓尽致的武略功勋。
距离孟溪不远的松桃县城有一个广场，广场正中央有一尊塑像：一个身着军装的勇士，手握一根棍子模样的东西，俯身向前。走近塑像，它的基座上有如下文字：“龙世昌，男，苗族，1928年生，1950年参加革命，1951年参加志愿军。在朝鲜战功卓著，被授予特等功、二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还将一所小学命名为世昌小学，1954年4月15日，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下文将龙世昌出生地命名为世昌乡。”。由于时代已经颇为久远了，面对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作为一个从未经历战争的书生，我无法从这些文字去还原当时的硝烟与烈火。但是，当我无语凝视的时候，曾经负责建设这个市政广场的龙险峰先生说：这就是电影《英雄儿女》里战斗英雄王成的原型。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开始出现了一幅幅画面：那是一部几乎要被遗忘了的老电影。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王成，冒着淋漓如雨的炮火，手握爆破筒，冲到一座久攻不下的碉堡面前，向着战友怒吼：“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后来，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描述龙世昌的——在上甘岭战役中，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在敌人碉堡疯狂阻击我志愿军战士的情况下，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碉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隔出四五十公尺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龙世昌是拖着残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被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抵住往里压，压进去就炸了。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乱飞，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在那个热血沸腾的时刻，火光把战场照亮，泥土不停地飞溅起来，枪口射出滚烫的子弹，空气里弥漫着鲜血的腥味。在战火面前，每一个人的肉体，仆倒在地之前都是温暖的、柔软的。瞬间之后，子弹洞穿了温暖的肉体，弹片撕裂了坚硬的骨头，鲜血迸溅到泥土里，勇士的尸首铺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路。银幕被泪光热烈地注视着，构成了我在幼儿时期的一种记忆。而此刻，站在一座雕像面前，我的身后是一片长满了植物的山林，我的面前是一条往返回环的小河。久盼才至的一场阴雨，让松桃县城的土地一片湿润，目光所及的花草树木都在这个初夏流溢着盎然绿意。这样一片温柔醇厚的苗族聚居地，为什么会让龙世昌这样一个人远赴朝鲜战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扑向可以摧毁一切的枪林弹雨？我知道，在战场上，也许是因为血气上涌，怒不可遏，才会让一个人抛却对世间的留念和爱，通过毁灭自己去成全一种信念。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勇气的源头在哪里？凝视脚下的这片土地，却又似乎在婉转地告诉我一个模糊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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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也并非仅仅产生武将猛士，文士或农人，似乎也在向我们展示松桃人的骨气和热血。
在孟溪镇，随着茶歌悠扬，我走进戴氏宗祠，便看到了一段又一段文字，介绍一个庞大的戴氏家族里层出不穷的文人。那一刻，一群人端坐在宗祠里一排排长长的木凳上，目睹一位戴氏族人按照古老的仪轨，在他们族长的引领下，向戴氏先祖们行跪拜礼。那些先祖牌位当中，便有一个叫戴人俊的先人，被人们在祠堂里时时谈起。这位早已故去的戴人俊，是晚清末年的举人，生前曾经在安徽做过晚清政府的官，后来加入同盟会，民国政府成立后回到贵州，回到家乡，投身教育，兴办学校，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儒雅文人。但是，即使作为一个文人，戴人俊同样流露出松桃苗乡人身上所特有的宁折不弯的风骨：1921年，当时一个旅长借口筹集军饷，敲诈勒索，中饱私囊，身为贵州省议会议员的戴人俊得知情况后，在一次会议上列举事实，当面痛斥其恶行。透过简单的描述，我不止一次想象当时的情形：一介书生，身着长袍或中山装，立于军阀与官员之间，讲着民国时期文言与白话夹杂的话语，所有的词句都直指会议现场一个身着军装腰佩手枪的人。席间，戴人俊因为激动与愤怒而脸色通红。该旅长因为羞恼，面色先是苍白继而也变得通红。席间，肯定有惊诧者，也有和事佬。唯有当事者双方，心里勃发怒气与恨意。后来的事实是：该旅长怀恨在心，派人给戴人俊送上钢刀一把、绳索一根、金子一包，令他选择一样自杀。戴人俊选择了吞金自杀，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疾恶如仇的立场。历史总是会成全一些人，让某个人被后来者铭记。戴人俊用生命成全了自己的信念。那个旅长用恶名成全了戴人俊的荣耀。成全与被成全之间，隔着一条河，河里流淌着欲望与操守之间展开的亘古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