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西方学术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强调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表现为四类不同模式———作为决定个人和国家成功与否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影响决策的文化；作为决定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文化；作为当今国际冲突、国际关系中关键变量的文化。另一种则强调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日渐衰落，认为文化不会变得不重要，但作为国际关系的驱动力，文化的作用将日益式微，表现为“另一种模式”。作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两种模式都是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正确反映，但二者各执一端，分别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绝对化，因而又都陷入了某种片面性，都未能跳出形而上学的巢臼。作者提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根本；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能反作用于经济，反作用于国家，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次要的、有限的；只有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或民族，其文化才能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变量，并且其影响效力将随着其母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