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启了重建警察系统的历程,这一实践成为中共历史上全面建立基层公安队伍之滥觞.作为模范根据地巩固区的阜平县,其基层公安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为全面考察抗日根据地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样本.由阜平县观之,公安队伍建设成就的取得,仰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组织领导;其建设实践较为系统地体现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初建基层公安队伍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框架,所产生的历史经验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机 构】
：
河北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河北保定071002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基金项目】
：
201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阜平县中共公安工作研究"(HB19LS01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启了重建警察系统的历程,这一实践成为中共历史上全面建立基层公安队伍之滥觞.作为模范根据地巩固区的阜平县,其基层公安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为全面考察抗日根据地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样本.由阜平县观之,公安队伍建设成就的取得,仰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组织领导;其建设实践较为系统地体现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初建基层公安队伍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框架,所产生的历史经验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其他文献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将女性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进行研究依然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两位在文学史上看似十分具有"颠覆性"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凌叔华.尽管两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却跨越文化边界,产生了思想碰撞.她们都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颠覆了传统的性别概念、女性写作模式以及文学创作中的文化中心论.由此可见,正是基于性别共同体所产生的女性共鸣和力量,让全世界范围内的女作家超越了民族、文化的边界,发挥出文学与思想潜能,从而颠覆了已有的写作模式与性别印象,加速了世界文学的繁荣.
耕地资源是中国农村发展与农户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强化耕地保护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实践“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耕地保护历经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矛盾调和的初步探索期、建设占用与耕地质量管护的制度发展期和新时代“三位一体”的转型完善期三个阶段.新时期耕地保护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面临着行为主体、技术环境、制度环境等方面的现实约束.鉴于此,应因地制宜从增强组织引导与技术培训、加强差别化耕地保护顶层设计、强化新技术研发与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等方面探寻深入推进耕地保护
雄安新区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创新创业之城,为了强化创新驱动,建设创新型雄安,除了要制定相关的科技发展政策之外,还需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适合创新创业发展的"第三空间".其中,包括创新街区的户外开放空间、购物空间、阅读空间、运动健身空间,科技公司的就餐空间、茶饮空间、徘徊空间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第三空间"是一个开放的科技交流空间,它重构了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方式,并能通过跨界互动,不断沟通、探索、合作而产生新的创新性效应.按照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的说法,"第三空间"的科技交流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其作用还远未发挥出
关圣帝君作为一位身后被朝廷多次赐封的圣人,被民间大众虔诚奉祀为武财神,大众对他的崇拜可谓传统中国最有道德想象力的崇拜方式.在此崇拜之中,包含了一种根源于圣人崇拜的名分信任.这种名分信任,既有关羽之忠义仁勇的道德象征及其名分,亦有中国信俗崇拜的层层强化,呈现出深厚而强烈的圣人正义感、神圣庇护感、人际依赖感,乃至作为人际是非中的神圣判决,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涵.梳理和研究关圣帝君崇拜关系中的名分及其被无数民众视为神圣的信任特征,当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当下信任淡漠、缺乏规则等社会问题.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伟大先驱,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最早将农民问题纳入中国革命视野,深入分析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中国革命何以需要关注农民、近代中国农民革命何以发生和何以实现的问题.李大钊关于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宝贵思想,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发挥了奠基性作用,同时也对当前中国的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农民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末“海权”概念传入中国,其最初意指海上权力,即海洋空间的政治强制力.1900年,马汉的“海权论”被译成中文发表,但并未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后,经过1904年日俄海战、中德在山东洋面的渔利之争,“海权”概念逐渐由知识界、翻译界走向社会舆论,其含义也由“海上权力”扩展到“海洋主权”“海洋权利”.在1907年开始的清政府与葡萄牙关于澳门水界的争端中,领海权引发国人关注,而海权的含义则进一步泛化.
大数据已经成为企业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型企业利用大数据进一步强化了其垄断地位,引发了广泛的反垄断讨论.现有争论主要集中在平台型企业利用大数据及其垄断协议是否增强了垄断势力,嵌入大数据战略是否强化了网络效应以及数据驱动的兼并和收购是否导致经营者集中.通过总结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实践经验,本文为中国平台型企业的反垄断规制提供借鉴,以促进中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平台型企业反垄断规制的实践中,应当将反垄断规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结合起来,规制过程应张弛有度、动态调整,执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乡村休闲文化的追求.然而当前乡村休闲文化滞后于乡村发展,且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以"忒修斯之船"为喻,基于"文化堕距"理论视角,剖析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乡村休闲文化这一现实议题,特别探讨在乡村休闲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是机遇还是挑战、是传承还是重构、是消遣还是消费、是创意还是创益、是改造还是改革等悖论性问题,并给出合理化建议.
人口红利是基于人口机会窗口动态延展的经济学概念,探讨人口红利不能脱离人口机会窗口,也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中国实践历程表明,以特定人口抚养比为机会窗口的传统型人口红利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改革开放前半程,中国处于传统型人口红利的上升期和高峰期,缔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当前,在传统型人口红利下沉期,中国人口红利并未消失,而是在合宜制度激活下,向新型人口红利动态转变.具体而言,新型人口红利不仅包括以健康和广义教育改善为机会窗口的资本型人口红利,还应包括以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下人口流动迁移为机会窗口的配置型人口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民族地区扶贫事业进入解决相对多维贫困,实现区域发展振兴的“后扶贫时期”.从解决“上学难”到实现“上好学”,从侧重实时效益到追求长效整体收益,从保障脱贫攻坚到引领区域振兴、社会发展转型、扶贫需求变化等,共同推进了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事业内涵价值的提升.同时,内涵价值的深化转变,为教育扶贫工作的开展又带来扶志、扶知、扶智方面的新难点与困境.“后扶贫时期”,教育公益慈善作为第三方力量,能够从构建教育扶贫共同体、打造地方文化新风貌、创新执行模式三方面,保障教育扶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