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揭开不明飞行物的神秘之处，在苏联以外的地方都有充足的数据资源。严谨的不明飞行物研究学家会将这个显然无药可救的“不明飞行物”从苏联境内隔离，并且不予理会。再过一二十年，这样的问题又会被重新考虑，人们会做一个简单的测试：那些引领后苏联时代不明飞行物研究方向的科学家仍然坚信1967年出现的新月状不明飞行物和1977年出现的水母状不明飞行物是外星飞船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将再一次拒绝他们。虽然诱惑是巨大的，尤其是对那些研究被我称为“神话模式”的现代不明飞行物课题的人员来说，他们认为最好的案例一定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距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因此，最终的答案永远不会是那些最平凡的。苏联的不明飞行物事件已被证实完全是童话故事。
　　但是，如果人们对现代不明飞行物研究仍抱有神秘的崇拜与困惑的目的，那些令人惊讶的童话故事以及在大脑膨胀中建立的学说就将继续强化这种无稽之谈，而民众也将不可避免地继续被欺骗和毒害。这种现实的测试证明苏联关于不明飞行物的研究已面临失败，非苏联的飞碟学研究也仍令人怀疑。
　　后苏联时代著名的不明飞行物专家的作品中指出大量令人担心的理由。弗拉基米尔·阿扎扎也许是20世纪90年代不明飞行物研究的领头人，他是不折不扣的不明飞行物爱好者。几年前，他热衷的西方不明飞行物事件包括袭击“阿波罗13”号的不明物体，他认为那是一个携带秘密原子弹的太空船，可以在月球上制造地震波。
　　事实并不是这样。1970年4月，由于硬件故障导致的爆炸使飞行器报废，并且威胁到3名宇航员的生命。当不明飞行物爱好者安东尼·乌内乌斯向阿扎扎提出挑战时，阿扎扎坦言道：“当年我搞讲座时，还是不明飞行物研究领域的一名少年，受外星人假说吸引，没有认识到别的什么。如果需要，我现在可以重新讲述一切。”
　　据说， 经过修改之后，阿扎扎出版了新书，里面有“阿波罗”号宇航员遭遇不明飞行物的事件。这本书是在虚假图片的基础上写成的，而图片源于美国小报。图片显示的是对比度增强的马勃菌和经过清晰度处理的图像。之后，一段编造的“无线电对话”也出现在了其他小报上，其中宇航员在着陆点附近的坑里见到外星人宇宙飞船时大声惊叫，惊诧不已。根据其使用的错误术语，很明显这也是假的。西方一些知名的不明飞行物爱好者很久以前就已经忘记这个事件，但阿扎扎仍然爱着它，认为它是真的。
　　1992年，在阿尔伯克基召开的一次有关不明飞行物的研讨会上，阿扎扎告诉来自西方的同行，他已得到证据证明有5000名苏联人被不明飞行物劫持，并再也没有返回地球。当有人要求证实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时，他透露自己已获得全苏联普通失踪人口的数据，并根据不明飞行物出现的地区划分了区域，然后计算因不明飞行物导致的失踪人口比例。尴尬的美国人此时不好公然反对（已经给他支付了旅行费用），担心让人们看出花钱请阿扎扎是肉包子打狗。
　　苏联不明飞行物的专家称大家要谨慎小心。阿扎扎也写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定要检查，检查，再检查，排除错误！”可他似乎并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他的同事也不知道。他们的真诚与热情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具备这样的判断力与平衡力。
　　对不明飞行物的热情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蓬勃发展着。在这样一种模糊思维下，出现的就不仅仅是看到不明飞行物而已了。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已经没办法否认的已故的历史人物，不断被刻画成“神秘不明飞行物的信仰者”。
　　例如，1993年，一本名为《AURA-Z》的關于不明飞行物的新杂志在莫斯科出现。这本杂志延续了之前将已故的太空英雄与不明飞行物联系在一起的势头，特写了两个对当代专家的独立采访，内容涉及苏联导弹和航空项目的创始人谢尔盖·科罗列夫院士。实际上，这两个故事的内容完全不一致，而这对杂志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1947年，斯大林命令科罗廖夫评估发生在新墨西哥州罗斯韦尔的不明飞行物坠毁事件，并做出情报报告。在一篇文章中，火箭专家瓦莱利· 布尔达科夫对这一事件做了详细解释。科罗廖夫称不明飞行物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具有危险性，文章被公开了。而就在这份报告的前面，另一位名为列夫·丘尔科夫的专家写道：“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斯大林便命令科罗廖夫去研究不明飞行物现象，但科罗廖夫总是设法逃避任务。”当然，两种说法都不可信。除此之外，布尔达科夫是1947年刚被释放的政治犯，因此他应该不会是斯大林咨询过的“值得信赖的”专家吧。
　　所有噪音的背后，不明飞行物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和难以捉摸的难题，值得去认真研究。但根据西方不明飞行物专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研究，从大量已识别的飞行物中筛选出真的不明飞行物或确定飞行物体是一个困难、耗时的任务。在西方最敏锐的赞成不明飞行物的观察者中，安东尼奥· 哈尼斯承认，“在这项工作中，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努力”，“苏联人一直敲我的门”，“他们想在我这儿卖他们的东西”。事实上，鉴于当时苏联正面临经济危机，很多人，特别是从事军事服务的人，正在拼命寻找或故意创造任何他们可以卖给西方买家的东西。不明飞行物文件是为数不多的“出口原材料”之一，现在突然有这么多奇异的物品可用，也不足为奇。因此，很少有苏联人愿意小心谨慎地对待它们。
　　如果这些不明飞行物的错觉只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研究，那么这样的愚蠢行为不会造成世界范围的伤害。但知识感染力的蔓延远远超出预想，这种态度同时污染了其他国家研究不明飞行物的人员。例如，他们的同事对1967年的新月状UFO充满了天真的向往之情，这让以严谨认真著称的西方不明飞行物专家感到无地自容。詹姆斯·麦克唐纳博士也许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排名前十的不明飞行物专家，他研究了这个案例，称“我们无法用传统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不明飞行物专家J.艾伦·海尼克博士回顾了之前有关不明飞行物的记录，说：“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事实上，从个人角度来看，如果大家考虑到人们看见不明飞行物的途径，那么对所有的不明飞行物报告来说，发现解决方法是不可能的。”他们是科学家、飞行员、工程师，还有宇航员，并且海尼克博士十分确定他不会出错。
　　如今，麦克唐纳和海尼克的继承人是退休的太空科学家理查德·海恩斯。关于1967年的现象， 他自信地写道：“报告表示这是目前未知的现象，它跟自然中已知的大气光学现象或大气中的技术实验完全不同。”
　　另一个有名的苏联伪不明飞行物案例，被称为“卡梅尼海角不明飞行物”，一直被西方不明飞行物专家愚蠢地拥护着。美国顶级不明飞行物研究家雅克·瓦莱在1992年的书中引用了这次不期而遇，称其为世界上最美的遭遇之一。在他的记录簿中，他为这起事件给出了最高分：第一手证人的个人采访、久经考验的信息来源、由技术熟练的分析师所做的调查，以及一切可能没有解释的证据。
　　艾杰尔在美国不明飞行物专家威廉· 穆尔的基础上编译的一本不明飞行物图册中记载了这个个案：“1967年12月3日1 5时4分，IL-18上的几名乘客为国家科学研究所的民航飞机试飞。他们在夜空中看见一个发出强光的物体向他们靠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