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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一生宽容，但最恨、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日本兵。在她记忆中有很多抹不去的关于日军的暴行。出国前，我曾怯怯地问：“姥姥，您哥哥就是因为抗日，被日本人活活烧死的。我去日本，您不生气吗？”
姥姥笑了，“孙中山、鲁迅还去过日本呢，多学学人家的长处，回来好报效祖国！”
姥姥疼爱的三个外孙女去外面读书，她坚持要帮我们看家，“一个家要有人住，等你们念完书回来，家里才会有人气。”于是，八十八岁的姥姥和一个阿姨就一直留守在北京的家中。
1992年，爸妈工作任期满了，双双回到北京，姥姥终于盼到了团圆。后来她提出想回上海舅舅家。妈妈不肯，“您在北京已经住了二十多年，回上海会不适应的”。可姥姥非回去不可，“老了就要回去，如果一直住在女儿家，你弟弟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没想到，姥姥回到上海后中风了。
当时我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生活很拮据。得知姥姥生病，我第二天就飞到了上海。直奔医院病房，看见妈妈守在床前，一个护士正往姥姥的床头放鲜花。我心里一凉，呆在原地，“姥姥不会是……”我吓得不敢进去，强撑在门框上。
这时，妈妈看到了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又赶紧捂住嘴，涨得满脸通红。
妈妈最爱姥姥，我是姥姥的最爱。妈妈见到我，积聚了多日的担心和焦急喷涌而出。我们抱在一起流泪，希望能有更多的力量支撑起对方。
“姥姥病得很重，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把我拉到床边。
我终于见到阔别了四年的姥姥。她瘦了许多，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显得更加白皙。脸上的老年斑更明显了，鼻梁上眼镜架压出的两道红痕也变成了褐色，满脸疲惫，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拼命地忍住。姥姥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慢慢睁开眼。
我知道自己不能哭，强笑着，凑到她耳边说：“姥姥，我是三三，回来看您了！”姥姥的眼睛亮了一下，定了定神，终于看清了我。她伸出干枯的手，想去摸我的脸，但已经抬不起来。
我把姥姥的手捧在脸旁，她的手还是那样糙糙的有点扎人。但原来那种厚实有力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皮包骨了。摸在脸上冷冷的，因为这种骨感让我心里冒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它已经脆弱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什么时候会变凉。那种无助、无奈、无力，能把亲人的心揉碎。
“好，好，回来就好。”姥姥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还想说些什么，只见她的嘴唇在颤抖，却吐不出一个字。
晚上，我坚持要在医院陪床，姥姥说什么都不让。我明白她的心思，这个病房里都是危重病人.夜里常有人死去，她怕我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守在姥姥身边，她就安心了，不会觉得孤单。
姥姥中风，身体右半边已经瘫痪，摸上去冰凉。我掏出从日本带回的暖宝宝，放在她右脚上想让她暖暖。然后给她按摩，帮她翻身，希望她会好受些。等我从头按摩到脚的时候，才发现姥姥的脚上已经被烫起了一个蚕豆大的水疱！
姥姥的脚没有知觉，她感觉不到冷热、疼痛。看着这个大大的水疱，我真恨死了自己，急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赶快叫来医生，他说，对于恢复能力差的老人，这种水疱不易吸收，很容易感染。我多想为她承担所有的痛楚，用我的所有来换取姥姥的康复和快乐。这个亮晶晶的水疱和姥姥在弥留前的模样，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消逝。
姥姥睡觉时，我坐在她床边的小凳子上，一直无声地哭。守在姥姥身边几十个小时了，她不哼不叫，保持着同一个姿势，静静地躺着。一个人，生病也要生得如此隐忍吗？
姥姥的这个睡姿我太熟悉了。我家有张大木床，因为屋里都是女孩子，所以床上像皇宮一样常年撑着白纱帐。姥姥是宫里的“皇太后”，我们姐仨儿就是最得宠的“公主”。
每到晚上，“皇太后”就会把蚊帐放下来，小心地掖进褥子下面。我们便飞快地钻进被子，占领各自的地盘。我是最小的“三公主”，所以总可以耍赖睡在“皇太后”的身边，另一侧由“大公主”和“二公主”轮换着睡。姥姥的皮肤很白、很滑，还有一股甜香，耳垂很大，每夜我总要拽着姥姥的耳垂、听着她的声音才能睡熟。木床已经很旧了，床上四个人无论谁动一下它都会大叫。想来真难为姥姥，耳垂被我拽着，手被大姐拉着，腿被二姐抱着，自己还不敢动一下，就这样坚持着！
大木床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先是大姐考上了清华附中去住校了，听说睡在两层的架子床上。接下来二姐去日本留学了，听说睡在长着腻虫的榻榻米上。紧跟着我也出国了，家里的大木床上只剩下了孤独的“皇太后”。再没人拽着她的耳朵、手和大腿了。但她每天还是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睡在大木床上，等着她的三个公主回来，一等就等到了现在。等我闻讯赶回时，姥姥已经躺到了这张医院的病床上，还是保持着同样的姿势……
姥姥终于醒来了，我朝她笑。姥姥轻声说：“我怕，我怕……你们快走吧！快走！”她催我回东京，让妈妈回北京。
强撑了一段日子，我必须回日本了，不走就更无法维持在国外的生计和学习。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姥姥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平时记忆力极好，却一直拒绝记住姥姥去世的日子。
姥姥去世了好久，二姐才告诉我实情。她说，姥姥走的那天，我白天磕断了镯子，夜里突然高烧，病得很重，还老讲胡话，说厨房里有人在做饭。
知道姥姥走了，我又一个人安静地飞了回来。
姥姥还没有入葬，骨灰盒就存放在火葬场。到了上海，我谁也没找，自己在火葬场边一家小旅馆住下。放下箱子，我第一次走进了火葬场。刚进门，我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嚎叫，今天又有人生死相隔。
进了骨灰存放厅，我知道姥姥正在某个地方听着我的脚步声，等我去看她。可是那么多骨灰盒，怎么找呢？唯一的线索就是姥姥的名字叫浦敏。我问管理人员有没有登记，她见怪不怪， “不知道哪天死的没法查，你自己找”。
我只好凭感觉一个个骨灰盒看过去，一层层，一排排，成千上万，已经找了几个小时，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累了、冷了、急了，我开始哭，“姥姥，我回来陪您了，告诉我，您在哪儿呢？”
感觉离姥姥越来越近，就是她，我真的找到了！
我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个沉重的小盒子，这是在世间我能和姥姥相连沟通的唯一物件。这感觉总让我想起最后给姥姥按摩时，她瘦成一把骨头的身体和冰冷的体温。我抱着骨灰盒，跟姥姥说话，不停地说，把分开的这几年我记得的每件事都说给她听。直到晚上殡仪馆关门才肯离开。就这样，每天我开门就来，关门才走，坐在地上陪她说话，一连几天如此。
半年后，姥姥人葬。我又从日本回来，一个人去找她。
我到了上海郊外姥姥人土的墓园。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献上鲜花，烧串纸钱，靠着冰冷的墓碑，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另一个世界好遥远，姥姥孤独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她生活中有我们这些孩子，孩子们在她的照料下出生，长大，一个接一个地出国了。最小的我走后，她一个人怎样生活的呢？
姥姥的耳朵听不清，在北京拍片子时，我总是很晚回家，她怕听不见我敲门，不论多晚，都会拿着小板凳，坐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打着瞌睡等我。孩子们都离开了她，她还是等我们回家，可这一等就等到了生命的尽头。
直至今日，每到上海，如有半日空，我定会去看望姥姥。
那里，心静、话真、爱深……
姥姥笑了，“孙中山、鲁迅还去过日本呢，多学学人家的长处，回来好报效祖国！”
姥姥疼爱的三个外孙女去外面读书，她坚持要帮我们看家，“一个家要有人住，等你们念完书回来，家里才会有人气。”于是，八十八岁的姥姥和一个阿姨就一直留守在北京的家中。
1992年，爸妈工作任期满了，双双回到北京，姥姥终于盼到了团圆。后来她提出想回上海舅舅家。妈妈不肯，“您在北京已经住了二十多年，回上海会不适应的”。可姥姥非回去不可，“老了就要回去，如果一直住在女儿家，你弟弟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没想到，姥姥回到上海后中风了。
当时我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生活很拮据。得知姥姥生病，我第二天就飞到了上海。直奔医院病房，看见妈妈守在床前，一个护士正往姥姥的床头放鲜花。我心里一凉，呆在原地，“姥姥不会是……”我吓得不敢进去，强撑在门框上。
这时，妈妈看到了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又赶紧捂住嘴，涨得满脸通红。
妈妈最爱姥姥，我是姥姥的最爱。妈妈见到我，积聚了多日的担心和焦急喷涌而出。我们抱在一起流泪，希望能有更多的力量支撑起对方。
“姥姥病得很重，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把我拉到床边。
我终于见到阔别了四年的姥姥。她瘦了许多，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显得更加白皙。脸上的老年斑更明显了，鼻梁上眼镜架压出的两道红痕也变成了褐色，满脸疲惫，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拼命地忍住。姥姥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慢慢睁开眼。
我知道自己不能哭，强笑着，凑到她耳边说：“姥姥，我是三三，回来看您了！”姥姥的眼睛亮了一下，定了定神，终于看清了我。她伸出干枯的手，想去摸我的脸，但已经抬不起来。
我把姥姥的手捧在脸旁，她的手还是那样糙糙的有点扎人。但原来那种厚实有力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皮包骨了。摸在脸上冷冷的，因为这种骨感让我心里冒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它已经脆弱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什么时候会变凉。那种无助、无奈、无力，能把亲人的心揉碎。
“好，好，回来就好。”姥姥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还想说些什么，只见她的嘴唇在颤抖，却吐不出一个字。
晚上，我坚持要在医院陪床，姥姥说什么都不让。我明白她的心思，这个病房里都是危重病人.夜里常有人死去，她怕我害怕。但我知道如果我守在姥姥身边，她就安心了，不会觉得孤单。
姥姥中风，身体右半边已经瘫痪，摸上去冰凉。我掏出从日本带回的暖宝宝，放在她右脚上想让她暖暖。然后给她按摩，帮她翻身，希望她会好受些。等我从头按摩到脚的时候，才发现姥姥的脚上已经被烫起了一个蚕豆大的水疱！
姥姥的脚没有知觉，她感觉不到冷热、疼痛。看着这个大大的水疱，我真恨死了自己，急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赶快叫来医生，他说，对于恢复能力差的老人，这种水疱不易吸收，很容易感染。我多想为她承担所有的痛楚，用我的所有来换取姥姥的康复和快乐。这个亮晶晶的水疱和姥姥在弥留前的模样，一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消逝。
姥姥睡觉时，我坐在她床边的小凳子上，一直无声地哭。守在姥姥身边几十个小时了，她不哼不叫，保持着同一个姿势，静静地躺着。一个人，生病也要生得如此隐忍吗？
姥姥的这个睡姿我太熟悉了。我家有张大木床，因为屋里都是女孩子，所以床上像皇宮一样常年撑着白纱帐。姥姥是宫里的“皇太后”，我们姐仨儿就是最得宠的“公主”。
每到晚上，“皇太后”就会把蚊帐放下来，小心地掖进褥子下面。我们便飞快地钻进被子，占领各自的地盘。我是最小的“三公主”，所以总可以耍赖睡在“皇太后”的身边，另一侧由“大公主”和“二公主”轮换着睡。姥姥的皮肤很白、很滑，还有一股甜香，耳垂很大，每夜我总要拽着姥姥的耳垂、听着她的声音才能睡熟。木床已经很旧了，床上四个人无论谁动一下它都会大叫。想来真难为姥姥，耳垂被我拽着，手被大姐拉着，腿被二姐抱着，自己还不敢动一下，就这样坚持着！
大木床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先是大姐考上了清华附中去住校了，听说睡在两层的架子床上。接下来二姐去日本留学了，听说睡在长着腻虫的榻榻米上。紧跟着我也出国了，家里的大木床上只剩下了孤独的“皇太后”。再没人拽着她的耳朵、手和大腿了。但她每天还是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睡在大木床上，等着她的三个公主回来，一等就等到了现在。等我闻讯赶回时，姥姥已经躺到了这张医院的病床上，还是保持着同样的姿势……
姥姥终于醒来了，我朝她笑。姥姥轻声说：“我怕，我怕……你们快走吧！快走！”她催我回东京，让妈妈回北京。
强撑了一段日子，我必须回日本了，不走就更无法维持在国外的生计和学习。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姥姥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平时记忆力极好，却一直拒绝记住姥姥去世的日子。
姥姥去世了好久，二姐才告诉我实情。她说，姥姥走的那天，我白天磕断了镯子，夜里突然高烧，病得很重，还老讲胡话，说厨房里有人在做饭。
知道姥姥走了，我又一个人安静地飞了回来。
姥姥还没有入葬，骨灰盒就存放在火葬场。到了上海，我谁也没找，自己在火葬场边一家小旅馆住下。放下箱子，我第一次走进了火葬场。刚进门，我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嚎叫，今天又有人生死相隔。
进了骨灰存放厅，我知道姥姥正在某个地方听着我的脚步声，等我去看她。可是那么多骨灰盒，怎么找呢？唯一的线索就是姥姥的名字叫浦敏。我问管理人员有没有登记，她见怪不怪， “不知道哪天死的没法查，你自己找”。
我只好凭感觉一个个骨灰盒看过去，一层层，一排排，成千上万，已经找了几个小时，我在千万个骨灰盒旁游荡。累了、冷了、急了，我开始哭，“姥姥，我回来陪您了，告诉我，您在哪儿呢？”
感觉离姥姥越来越近，就是她，我真的找到了！
我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个沉重的小盒子，这是在世间我能和姥姥相连沟通的唯一物件。这感觉总让我想起最后给姥姥按摩时，她瘦成一把骨头的身体和冰冷的体温。我抱着骨灰盒，跟姥姥说话，不停地说，把分开的这几年我记得的每件事都说给她听。直到晚上殡仪馆关门才肯离开。就这样，每天我开门就来，关门才走，坐在地上陪她说话，一连几天如此。
半年后，姥姥人葬。我又从日本回来，一个人去找她。
我到了上海郊外姥姥人土的墓园。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献上鲜花，烧串纸钱，靠着冰冷的墓碑，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另一个世界好遥远，姥姥孤独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她生活中有我们这些孩子，孩子们在她的照料下出生，长大，一个接一个地出国了。最小的我走后，她一个人怎样生活的呢？
姥姥的耳朵听不清，在北京拍片子时，我总是很晚回家，她怕听不见我敲门，不论多晚，都会拿着小板凳，坐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打着瞌睡等我。孩子们都离开了她，她还是等我们回家，可这一等就等到了生命的尽头。
直至今日，每到上海，如有半日空，我定会去看望姥姥。
那里，心静、话真、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