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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当晚我正在沈阳。当时我是日本在沈阳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预科的学生。我因此目睹了一场有预谋的侵略，也亲身体验了沦为亡国奴的痛苦。当我辗转逃回北平家中，向父亲讲述了在沈阳的经历时，父亲说：“果不出我预料，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父亲是个抗战派
我父亲何遂是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护法斗争，1924年参与了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第三师师长是杨虎城)。1929年末，他辞去黄埔军校“代校务”(代校长、副校长主持校务)后，闲居北平。1931年初，应杨虎城邀请，他当了十七路军总参议。那年夏天，他到日本考察，回到北平对家人和朋友说，中日难免一战，日本人首先想在东北挑起事端。
九一八事变激起父亲民族意识的大爆发，他四处奔走联络抗日。1932年1月初，他与朱庆澜正式组建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朱庆澜任会长，他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后援会”成立会议是在北平察院胡同我家住宅召开的，我家从此成为“后援会”活动的中心。经常往来的“后援会”要员，除我熟悉的朱庆澜伯伯，还有高仁绂、严宽、王化一、何绍南、查良钊、刘竹波等。“后援会”向国内外发出抗战号召，募集捐款、物资。父亲还代表“后援会”到热河，敦促汤玉麟整军抗日。
1931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父亲为立法委员，1932年6月又任命他为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父亲没有放下在北方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活动，而是把这一活动带到南京、上海。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毁家纾难的启事，称“国难日亟，抗日救国之士，喋血疆场，忠勇可佩。遂报国有心，输财无力，兹将家存古物及拙作字画等，悉数运沪粤等处，展览公卖，以助军实”。首批运至上海的文物2350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著名学者叶恭绰、傅斯年等亲往参观。叶恭绰认为，公开标卖恐流失国外。经叶恭绰与傅斯年撮合，由南京中央研究院收藏部分展品，酌付奖酬4万银元，父亲悉数捐给了“后援会”。
我是父亲的长子，他对我比较关注。我那时很积极地投入到风起云涌的学生抗日活动中，常常带着两个弟弟去参加游行、集会。父亲笑我只会空喊口号，说他干的才是实事。我乘机要求参加“后援会”的工作。1932年隆冬，父亲终于让我随“后援会”骨干王兰田，陪同从南京来的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纪亮为首的“中央慰问团”赴热河前线慰问抗日义勇军。代表团成员20余人，另有一批新闻记者及学生代表随行，其中就有范希天(后改名范长江，时为北大学生)。这次慰问活动，从承德出发后，沿路慰问了冯占海、宫可法部，在开鲁遭遇日机轰炸，许多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曝尸街头，我用携带的小电影机把所见情景拍成了短片。
父亲和我在热河期间，某日白天，突然有多名持长短枪的黑衣大汉闯入察院胡同我家，将全家老小和侍从驱赶到后院一间屋里，声言抢劫，逼我母亲交出钱财。这些人在翻箱倒柜后，仅取走苏俄代表团赠送的水晶烟盘等少量物品，人也没有受伤。父亲闻讯返平，心知此举决非一般抢劫，可能是北平当局对自己的某种警示。但他除了在家里增加保镖外，并未退缩自保。
1933年初，热河形势紧张。父亲代表孙科再次赴热河敦促汤玉麟奋起抗战。父亲还向蒋介石请缨杀敌，被任命为驻热河的五十五军军长。父亲刚到任即逢日军大举进攻，汤玉麟望风而逃，父亲率部仓促应战，在赤峰、围场遭遇重创后，率余部转移到察哈尔的沽源。五十五军的基干是原东北义勇军冯占海、宫可法的旧部，虽然装备、训练都较差，但由于有义勇军的渊源，颇受各方注目。父亲在沽源，一面受冯玉祥、方振武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影响，一面又受蒋介石的限令，军队内部又和副军长严武(何应钦的把兄弟)矛盾日深。所以这年秋天，他辞去了五十五军军职。
在他画的一幅画上，题了这样一首诗：
新亭涕泪终何补，往事难为挥尘谈。
无那长空归雁急，劳人风雨又江南。
诗后写道：1933年登高之作。是年春，张学良不合作，卸东北义军事归。
1934年，父亲卖掉北京的房产，举家迁往南京。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是孙科，孙科对既是老同盟会会员又交游广阔的父亲相当青睐，父亲一时成为南京政坛太子系的红人。
中共中央代表走进我家
1936年夏，我从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毕业，即到驻河北邢台的三十二军军部通信大队当了准尉见习官。这年年底，国民党军事训练总监部主办的军官外国语文补习所招收学员，父亲请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保送我去。商震开出的保送公函上把我从准尉提升为中尉。我在1937年1月回到南京家中。
父亲告诉我，不久前，西安事变刚发生时，宋美龄曾让林蔚(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曾是父亲的学生)来找过他，要求他到西安去，利用他与杨虎城的关系，设法营救蒋介石。宋美龄表示，对方有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父亲答应担负这个任务，并已确定由沈德燮安排专机，但他内心认为蒋介石是活不成的。后来事情急转直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这对父亲触动很大。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愿意拥护蒋介石的领导，父亲认为，这真是从民族大义出发，又富有政治远见。
1937年上半年，在日本全面侵华山雨欲来的背景下，国民党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5月末6月初，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国民党方面负责接待的是父亲的好友张冲。在张冲的安排下，父亲见到了周恩来、博古等代表团成员。对于这次见面父亲非常兴奋，回家后对我说，周恩来称赞他和冯玉祥、孙岳等一起策划打倒曹锟，电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的行动是“进步之举”；赞扬他支持东北义勇军和坚决抗日的主张，希望他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与孙科的关系。为团结抗日救亡多做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南京的政治氛围也有了清新的改观。这时期，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曾多次到普陀路我家来访，并与父亲互有宴请。
当时，一个国民政府官员在家里接待共产党的代表，还是件不寻常的事情。对此，我与同在军官外语补习所学习的二弟何世平都十分关注。尽管我俩都参加过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也知道一些中国共产党的简况，但对真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其领导人，仍然怀着忐忑的敬仰又充满好奇心。我和二弟在他们每次来访时都尽量守在旁边，生怕漏掉什么事情。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叶剑英竟是那样一位学识渊博、谈笑风生、潇洒而平易的人。叶剑英对我们两兄弟特别亲切，问长问短，他听说我们参加过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高兴，鼓励我们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中去。
有一天，叶剑英和李克农来到我家，坦率地对父亲说，中共代表团的警卫人员缺少武器，而环境是有危险的，希望父亲帮助解决。父亲当即答应把 家中存枪全部相赠。因为这些枪支都存放在京郊栖霞山我家的别墅里，父亲对我和二弟说：“这事就交给你们了。”于是，我和二弟调开家中司机，自己开车到栖霞山取回四支步枪、两把驳壳枪，连同子弹用麻袋捆好。叶剑英派汽车来，直接倒进我家车房，顺利地取走了。
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周恩来、叶剑英等亲到“首都反省院”看望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后，“政治犯”开始成批放出。就在此时，孙科的亲信、南京市长马超俊突然来访，我正好在家接待了他，马超俊见父亲劈头就说：“共产党要在南京搞暴动。”父亲问其原由，马超俊说，据报有许多形迹可疑的人纷纷向傅厚岗集中，外面风传共产党要搞暴动。父亲立即打电话给叶剑英，叶剑英很快就赶来了，听说后笑道：“这完全是误会。最近有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刚获释放，他们急着找中共代表团，找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衣着破旧，长期和外面隔绝，自然到处打听中共代表驻地，这本是情理中的事，想不到引起这么大的误会。”父亲为此向马超俊作了解释并请他将此事转告孙科。我当时非常惊讶，像马超俊这样的堂堂大员，平时嘴里也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碰到一点事情，竟然连分析事物的普通常识都没有了。
父亲性格豪放，酷爱诗词书画，他与叶剑英很谈得来，应叶剑英之请他陆续把一些好友介绍给中共代表。有一次，父亲在万花楼请客，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都去了，父亲把他的好友吴石、张维翰、缪秋杰等介绍给他们，席间相谈甚欢。父亲很看重和共产党的交往，态度是真诚的，我记得有这么一些事情：父亲从北平回南京后，常到老虎桥监狱(江苏省第一监狱)去看望陈独秀(他与陈独秀是在民国初期陈独秀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秘书长时相熟的)，他们在文字学、音韵学和古典格律诗词方面有着浓厚的共同兴趣。1936年父亲与陈独秀合作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片假名源起的小册子，傅秉常把该文列入由他主编的三民主义文库中出版了。1937年初，父亲根据他收集的甲骨文残片，写了一本《叙圃甲骨释略》，陈独秀亲自为他抄录稿件，并题了词(此书石印出版，得存其真)。在与中共代表的接触中，周恩来委婉地劝父亲不要和陈独秀交往过密，父亲并不了解中共党内的事情，但他还是接受了。还有一件事情，父亲曾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派他担任国民党驻第十八集团军代表，通过孙科呈交蒋介石，蒋介石未予采纳。
父亲陪周恩来去山西
1937年9月，父亲受程潜之托，陪周恩来去山西八路军总部。程潜、周恩来、李世璋、父亲等人先乘火车专列到彰德府，而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父亲和副官苏鸿恩一起，乘一辆小汽车，经石家庄由太和岭而雁门关，历大同、太原、忻口一线。在由太原赴五台县八路军总部途中，汽车陷进日寇炸出的弹坑，父亲让苏鸿恩去找人推车，苏鸿恩没有找到。周恩来笑着对秘书说：“你去，你去。”不久周恩来秘书就找来一群乡亲，周恩来亲自和他们一起搬石填坑，有说有笑，使父亲大为惊讶。后来，父亲对我说及此事，赞叹说：“共产党就是会做群众工作。”这次在五台县八路军总部，父亲见到朱德、彭德怀等，谈得很是投机。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因为在辛亥革命时，父亲作为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亲信参谋。曾设计阻止了协统吴鸿昌对山西的进攻，并随吴禄贞到娘子关与阎锡山相见，组成“燕晋联军”。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父亲带着吴的尸体到山西去，和阎锡山共同抗击清军进攻。这段患难经历使阎锡山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当时忻口战役正激烈进行，国民党军队正面坚守，八路军集中在雁门关和平型关一带，以山地游击战为主堵截日军，破坏敌交通运输，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同仇敌忾的气氛是很浓的。阎锡山也承认八路军对日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为人城府很深，对共产党颇有疑忌。当时八路军的给养较差，父亲对阎锡山说，八路军是来帮你守山西的，既然是联合抗日，让别人在前面作战，不让吃饱穿暖怎么行呢?阎锡山把补给的责任推到大本营，父亲又通过时任军令部次长的林蔚去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一些军饷(由40万增至45万)。
1937年中国历史发生着巨大转折，青年一代的思想极为活跃。我家的客厅当年是一批青年人聚会的场所，经常来“指点江山”的有我六叔的女儿何慧(后去延安成为新华社著名记者)、二弟吴淞中学的同学吴博(后与叶剑英结婚)、我的堂姑金陵大学学生何垫曾和她的男友李庚(时为金陵大学学生会会长)等。我们传递消息，议论时政，而战局的不利特别是常败将军刘峙的大溃败，使我们激愤又懊恼。蒋介石酝酿调整战区，任命参谋总长程潜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赶赴华北前线。程潜派他的亲信李世璋来催父亲到前线莅职(父亲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李世璋到我家时恰巧叶剑英、李克农在座。李世璋非常高兴，他谈了正协助程潜组织长官司令部，他将出任秘书长兼政训处处长。李世璋对叶剑英说，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叶剑英站了起来，把我拉到李世璋面前说：“那好，就把这个青年交给你吧，让他跟着你上前线去。”叶剑英、李克农知道父亲极为好动，还劝他不要离开战区司令部，这样才能掌握全面情况，不为局部情况所左右。
南京沦陷前夕，我和二弟随外语补习所迁到湖南长沙岳麓山继续上课。1938年元旦刚过，三弟何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时不满15岁的他是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的学生。我问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我和赖鉴、谭毓枢几个同学决定要上前线打日本，又低声说，我们要到延安去!我看着三弟瘦小的身躯和用刷了绿油漆的床单裹着的背包，两眼顿时模糊了。我们兄弟三个一起到了汉口。1938年2月，我随父亲到郑州，当了第一战区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机要秘书。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经组织安排，我奔向了延安。我的二弟何世平先我一步去了延安，三弟何康也在次年5月加入了共产党。我们当年在抗日烽火中走上革命道路，固然有严重民族危机的促迫，也确实烙上了家庭的特殊印记。
父亲是个抗战派
我父亲何遂是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护法斗争，1924年参与了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第三师师长是杨虎城)。1929年末，他辞去黄埔军校“代校务”(代校长、副校长主持校务)后，闲居北平。1931年初，应杨虎城邀请，他当了十七路军总参议。那年夏天，他到日本考察，回到北平对家人和朋友说，中日难免一战，日本人首先想在东北挑起事端。
九一八事变激起父亲民族意识的大爆发，他四处奔走联络抗日。1932年1月初，他与朱庆澜正式组建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朱庆澜任会长，他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后援会”成立会议是在北平察院胡同我家住宅召开的，我家从此成为“后援会”活动的中心。经常往来的“后援会”要员，除我熟悉的朱庆澜伯伯，还有高仁绂、严宽、王化一、何绍南、查良钊、刘竹波等。“后援会”向国内外发出抗战号召，募集捐款、物资。父亲还代表“后援会”到热河，敦促汤玉麟整军抗日。
1931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父亲为立法委员，1932年6月又任命他为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父亲没有放下在北方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活动，而是把这一活动带到南京、上海。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毁家纾难的启事，称“国难日亟，抗日救国之士，喋血疆场，忠勇可佩。遂报国有心，输财无力，兹将家存古物及拙作字画等，悉数运沪粤等处，展览公卖，以助军实”。首批运至上海的文物2350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著名学者叶恭绰、傅斯年等亲往参观。叶恭绰认为，公开标卖恐流失国外。经叶恭绰与傅斯年撮合，由南京中央研究院收藏部分展品，酌付奖酬4万银元，父亲悉数捐给了“后援会”。
我是父亲的长子，他对我比较关注。我那时很积极地投入到风起云涌的学生抗日活动中，常常带着两个弟弟去参加游行、集会。父亲笑我只会空喊口号，说他干的才是实事。我乘机要求参加“后援会”的工作。1932年隆冬，父亲终于让我随“后援会”骨干王兰田，陪同从南京来的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纪亮为首的“中央慰问团”赴热河前线慰问抗日义勇军。代表团成员20余人，另有一批新闻记者及学生代表随行，其中就有范希天(后改名范长江，时为北大学生)。这次慰问活动，从承德出发后，沿路慰问了冯占海、宫可法部，在开鲁遭遇日机轰炸，许多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曝尸街头，我用携带的小电影机把所见情景拍成了短片。
父亲和我在热河期间，某日白天，突然有多名持长短枪的黑衣大汉闯入察院胡同我家，将全家老小和侍从驱赶到后院一间屋里，声言抢劫，逼我母亲交出钱财。这些人在翻箱倒柜后，仅取走苏俄代表团赠送的水晶烟盘等少量物品，人也没有受伤。父亲闻讯返平，心知此举决非一般抢劫，可能是北平当局对自己的某种警示。但他除了在家里增加保镖外，并未退缩自保。
1933年初，热河形势紧张。父亲代表孙科再次赴热河敦促汤玉麟奋起抗战。父亲还向蒋介石请缨杀敌，被任命为驻热河的五十五军军长。父亲刚到任即逢日军大举进攻，汤玉麟望风而逃，父亲率部仓促应战，在赤峰、围场遭遇重创后，率余部转移到察哈尔的沽源。五十五军的基干是原东北义勇军冯占海、宫可法的旧部，虽然装备、训练都较差，但由于有义勇军的渊源，颇受各方注目。父亲在沽源，一面受冯玉祥、方振武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影响，一面又受蒋介石的限令，军队内部又和副军长严武(何应钦的把兄弟)矛盾日深。所以这年秋天，他辞去了五十五军军职。
在他画的一幅画上，题了这样一首诗：
新亭涕泪终何补，往事难为挥尘谈。
无那长空归雁急，劳人风雨又江南。
诗后写道：1933年登高之作。是年春，张学良不合作，卸东北义军事归。
1934年，父亲卖掉北京的房产，举家迁往南京。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是孙科，孙科对既是老同盟会会员又交游广阔的父亲相当青睐，父亲一时成为南京政坛太子系的红人。
中共中央代表走进我家
1936年夏，我从南京中央军校第10期毕业，即到驻河北邢台的三十二军军部通信大队当了准尉见习官。这年年底，国民党军事训练总监部主办的军官外国语文补习所招收学员，父亲请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保送我去。商震开出的保送公函上把我从准尉提升为中尉。我在1937年1月回到南京家中。
父亲告诉我，不久前，西安事变刚发生时，宋美龄曾让林蔚(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曾是父亲的学生)来找过他，要求他到西安去，利用他与杨虎城的关系，设法营救蒋介石。宋美龄表示，对方有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父亲答应担负这个任务，并已确定由沈德燮安排专机，但他内心认为蒋介石是活不成的。后来事情急转直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这对父亲触动很大。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愿意拥护蒋介石的领导，父亲认为，这真是从民族大义出发，又富有政治远见。
1937年上半年，在日本全面侵华山雨欲来的背景下，国民党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5月末6月初，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国民党方面负责接待的是父亲的好友张冲。在张冲的安排下，父亲见到了周恩来、博古等代表团成员。对于这次见面父亲非常兴奋，回家后对我说，周恩来称赞他和冯玉祥、孙岳等一起策划打倒曹锟，电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的行动是“进步之举”；赞扬他支持东北义勇军和坚决抗日的主张，希望他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与孙科的关系。为团结抗日救亡多做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南京的政治氛围也有了清新的改观。这时期，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曾多次到普陀路我家来访，并与父亲互有宴请。
当时，一个国民政府官员在家里接待共产党的代表，还是件不寻常的事情。对此，我与同在军官外语补习所学习的二弟何世平都十分关注。尽管我俩都参加过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也知道一些中国共产党的简况，但对真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其领导人，仍然怀着忐忑的敬仰又充满好奇心。我和二弟在他们每次来访时都尽量守在旁边，生怕漏掉什么事情。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叶剑英竟是那样一位学识渊博、谈笑风生、潇洒而平易的人。叶剑英对我们两兄弟特别亲切，问长问短，他听说我们参加过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高兴，鼓励我们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事业中去。
有一天，叶剑英和李克农来到我家，坦率地对父亲说，中共代表团的警卫人员缺少武器，而环境是有危险的，希望父亲帮助解决。父亲当即答应把 家中存枪全部相赠。因为这些枪支都存放在京郊栖霞山我家的别墅里，父亲对我和二弟说：“这事就交给你们了。”于是，我和二弟调开家中司机，自己开车到栖霞山取回四支步枪、两把驳壳枪，连同子弹用麻袋捆好。叶剑英派汽车来，直接倒进我家车房，顺利地取走了。
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周恩来、叶剑英等亲到“首都反省院”看望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后，“政治犯”开始成批放出。就在此时，孙科的亲信、南京市长马超俊突然来访，我正好在家接待了他，马超俊见父亲劈头就说：“共产党要在南京搞暴动。”父亲问其原由，马超俊说，据报有许多形迹可疑的人纷纷向傅厚岗集中，外面风传共产党要搞暴动。父亲立即打电话给叶剑英，叶剑英很快就赶来了，听说后笑道：“这完全是误会。最近有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刚获释放，他们急着找中共代表团，找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衣着破旧，长期和外面隔绝，自然到处打听中共代表驻地，这本是情理中的事，想不到引起这么大的误会。”父亲为此向马超俊作了解释并请他将此事转告孙科。我当时非常惊讶，像马超俊这样的堂堂大员，平时嘴里也说“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碰到一点事情，竟然连分析事物的普通常识都没有了。
父亲性格豪放，酷爱诗词书画，他与叶剑英很谈得来，应叶剑英之请他陆续把一些好友介绍给中共代表。有一次，父亲在万花楼请客，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都去了，父亲把他的好友吴石、张维翰、缪秋杰等介绍给他们，席间相谈甚欢。父亲很看重和共产党的交往，态度是真诚的，我记得有这么一些事情：父亲从北平回南京后，常到老虎桥监狱(江苏省第一监狱)去看望陈独秀(他与陈独秀是在民国初期陈独秀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秘书长时相熟的)，他们在文字学、音韵学和古典格律诗词方面有着浓厚的共同兴趣。1936年父亲与陈独秀合作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片假名源起的小册子，傅秉常把该文列入由他主编的三民主义文库中出版了。1937年初，父亲根据他收集的甲骨文残片，写了一本《叙圃甲骨释略》，陈独秀亲自为他抄录稿件，并题了词(此书石印出版，得存其真)。在与中共代表的接触中，周恩来委婉地劝父亲不要和陈独秀交往过密，父亲并不了解中共党内的事情，但他还是接受了。还有一件事情，父亲曾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派他担任国民党驻第十八集团军代表，通过孙科呈交蒋介石，蒋介石未予采纳。
父亲陪周恩来去山西
1937年9月，父亲受程潜之托，陪周恩来去山西八路军总部。程潜、周恩来、李世璋、父亲等人先乘火车专列到彰德府，而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父亲和副官苏鸿恩一起，乘一辆小汽车，经石家庄由太和岭而雁门关，历大同、太原、忻口一线。在由太原赴五台县八路军总部途中，汽车陷进日寇炸出的弹坑，父亲让苏鸿恩去找人推车，苏鸿恩没有找到。周恩来笑着对秘书说：“你去，你去。”不久周恩来秘书就找来一群乡亲，周恩来亲自和他们一起搬石填坑，有说有笑，使父亲大为惊讶。后来，父亲对我说及此事，赞叹说：“共产党就是会做群众工作。”这次在五台县八路军总部，父亲见到朱德、彭德怀等，谈得很是投机。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因为在辛亥革命时，父亲作为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亲信参谋。曾设计阻止了协统吴鸿昌对山西的进攻，并随吴禄贞到娘子关与阎锡山相见，组成“燕晋联军”。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父亲带着吴的尸体到山西去，和阎锡山共同抗击清军进攻。这段患难经历使阎锡山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当时忻口战役正激烈进行，国民党军队正面坚守，八路军集中在雁门关和平型关一带，以山地游击战为主堵截日军，破坏敌交通运输，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同仇敌忾的气氛是很浓的。阎锡山也承认八路军对日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为人城府很深，对共产党颇有疑忌。当时八路军的给养较差，父亲对阎锡山说，八路军是来帮你守山西的，既然是联合抗日，让别人在前面作战，不让吃饱穿暖怎么行呢?阎锡山把补给的责任推到大本营，父亲又通过时任军令部次长的林蔚去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一些军饷(由40万增至45万)。
1937年中国历史发生着巨大转折，青年一代的思想极为活跃。我家的客厅当年是一批青年人聚会的场所，经常来“指点江山”的有我六叔的女儿何慧(后去延安成为新华社著名记者)、二弟吴淞中学的同学吴博(后与叶剑英结婚)、我的堂姑金陵大学学生何垫曾和她的男友李庚(时为金陵大学学生会会长)等。我们传递消息，议论时政，而战局的不利特别是常败将军刘峙的大溃败，使我们激愤又懊恼。蒋介石酝酿调整战区，任命参谋总长程潜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赶赴华北前线。程潜派他的亲信李世璋来催父亲到前线莅职(父亲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李世璋到我家时恰巧叶剑英、李克农在座。李世璋非常高兴，他谈了正协助程潜组织长官司令部，他将出任秘书长兼政训处处长。李世璋对叶剑英说，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叶剑英站了起来，把我拉到李世璋面前说：“那好，就把这个青年交给你吧，让他跟着你上前线去。”叶剑英、李克农知道父亲极为好动，还劝他不要离开战区司令部，这样才能掌握全面情况，不为局部情况所左右。
南京沦陷前夕，我和二弟随外语补习所迁到湖南长沙岳麓山继续上课。1938年元旦刚过，三弟何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时不满15岁的他是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的学生。我问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我和赖鉴、谭毓枢几个同学决定要上前线打日本，又低声说，我们要到延安去!我看着三弟瘦小的身躯和用刷了绿油漆的床单裹着的背包，两眼顿时模糊了。我们兄弟三个一起到了汉口。1938年2月，我随父亲到郑州，当了第一战区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机要秘书。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经组织安排，我奔向了延安。我的二弟何世平先我一步去了延安，三弟何康也在次年5月加入了共产党。我们当年在抗日烽火中走上革命道路，固然有严重民族危机的促迫，也确实烙上了家庭的特殊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