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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人物研究中,相比较而言,有关张学良的研究论著颇丰。面对众多围绕他而写的论著、史料,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人性格毫不护短,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
他何以发笑?从他口述中,可以发现,他一笑有些人乱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编者)说的;二笑“大家”乱评:我做的,没有他写的这么好,也不像他说的这么坏;三笑有人胡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四笑史家对历史细节关注不够,九一八时日本关东军发的布告,日子是后填上去的,说明他们事先已经把布告都印好了,却没人注意。他更多的时候是生气,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说了80多次“胡说八道”、“胡说”、“瞎说八道”,至于“不是这么回事”,“不对”之“评语”就更多了。
“我父亲不是土匪”
在以往各种著作中关于张作霖出身于土匪的说法,几乎已成定论,中外史家概莫能外。如加文·麦柯马克写的《张作霖在东北》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张作霖是偏僻的边疆地区一伙土匪的头子。”司马桑敦写道:“甲午后,作霖回家闲居一年,后经冯麟阁介绍,投董大虎伙为‘马贼’。”
张学良对此有不同看法:“我父亲和我二大爷为我爷爷报仇,打死了一个人,跑到毅军那当了几天兵,混个小官回来了,仇家不放过他,他又逃走了。他就跑到黑山县的一个交界的地方,跟一个人学兽医,帮人治马,给人打下手。那时候,有马的人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人,有一种叫马贩子,就是偷人家马来卖,卖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经过这个兽医来转手。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他就这么样渐渐地认识了一些人,张作相啊,就是这时候认识的。”
“这时候正赶上义和团变乱,东北没有政府了,政府的人都跑了,社会治安混乱得不得了。他就纠合了十几个人吧,有十几条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就是人家说他是土匪的原因。”
张作霖没当过土匪,那他当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我父亲当过土匪,其实他当的不是土匪,那时候叫‘保险队’。什么是保险?就是这个地方的安全我负责,‘我来保护你,你给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闹事儿,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那个时候维护地方治安有两种,一种是“人民自己保卫自己,如晚上男人睡觉,女人上炮台警戒”;另一种就是“人民请别人来保护自己,就是我父亲这种。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中东路事件:“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
张学良执政东北之后,独立指挥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是与苏联的战争,即中东路战争。有学者认为张学良与苏联的战争是被迫的,是苏联挑衅的结果,是因为搜查苏联驻哈尔滨使领馆时搜出了大量苏联干涉中国内政、挑动中国内战的文件。
张学良在回答中东路战争是谁挑衅时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件事我们做得很不好。没什么证据,叫人搜集什么呀?”
张学良有关中东路事件的口述否定了史学界以往有关这一问题的诸多“成说”:(1)否定了苏联学者所谓张学良是在帝国主义的怂恿、唆使下发动的反苏反共的挑衅行动;(2)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没有搜出来所谓“苏俄扰乱中国之证据”文件;(3)事件的挑起者不是苏联,而是东北当局。
张学良一直将日本视为东北最大的威胁,张作霖被日本炸死之后,日本更成为最大的仇人,他最恨日本,何以突然间将目标转向了苏联呢?张学良谈了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考虑:
第一,“我那时野心也很大,我要把中东路收回。”
第二,为提高东北的地位。“那时,要想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要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胜。”
第三,树立个人权威。张学良初掌一方,急需树立个人权威。他挑战苏联,即有这种心理在起作用。“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大胆的作风。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第四,告诉日本,我敢打。“日本人欺人太甚了,中国人不能靠近南满铁路,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那日本的关东军总司令来吊孝的……我明知道是他们干的事儿,我想把他杀了,后来明白我不应该这么做,这一做事情太大了,太厉害,我不能逞意气呀。知道是他们干的,也知道是对头来了。就是没办法,杀之不可,忍之不能。”“我怎么会跟俄国……因为那时我看,日本我们自己打不败了,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跟俄国打……我就想站起来……也是对日本一个表示,我敢打。”
“‘巧’电并不是助蒋通电”
1928年6月至1937年1月,不到8年的时间里,我们能收集到的以张学良的名义发表的电报、文件共计2000多件,而张学良在口述中不下20次提到“巧”电。1930年9月18日,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发出“巧”电,宣布反对内战,希望各方停止内战。张的建议被联军拒绝后,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蒋、张合力,联军溃败。这样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史家自然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多数史家将“巧”电解读为“助蒋通电”。张学良则说:“我的‘巧电’就是武装调停,我那个调停里头包含有两个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帮着你打中央。我并不是支持蒋……我拥护中央有一个集权政府,我们这个中国才能好,你四分五裂怎么行,所以,我反对内战。”“我就是要中国停战。我并不是帮谁,不是中央不中央,我是帮中国,我是想国家统一。”
事实上,他还是帮蒋,但他帮蒋的目的是统一、停战。“我看还是蒋介石能统一中国。我要帮阎锡山,这个仗还得打三年五载。我刚刚把兵撤出来,刚刚停止内战,要再反蒋,内战什么时候算完?要结束内战,只有拥护蒋介石。”
为了结束内战而拥护蒋介石,和为了拥护蒋介石而制止内战是有区别的。他之所以拥护蒋介石是因为他判断蒋介石胜利了可以停止国民党内部的战争,而如果阎锡山打赢了,阎、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之间还会分裂,战争还将继续。调停的结果是使蒋介石转危为安,但他的动机是停止内战、维护国家统一。谁不停我打谁,和为了帮助蒋介石而打阎锡山有着重大的区别,这不仅仅是对动机的一个简单的解读问题,它还涉及到对武装调停意义的正确把握。如果只强调调停的结果帮助了蒋介石,就说调停的目的也是如此,显然是一种误读。
“我要当侍从室主任不是不愿带兵”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归来后,和蒋在杭州第一次见面时,就向蒋提出担任蒋侍从室主任的意愿。有学者解读:“张学良之所以一见到蒋介石就抢先表达不愿带兵,就是不想把东北军送到‘剿共’的战场上去,他的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机会,有朝一日杀向抗日战场。”
张学良的口述与学者的解读完全不同。他说:“那时候,蒋先生跟我也很客气,给我指定几个事情,说你愿意做哪些。我说,我愿意做你侍从室主任。侍从室是这样子,等于他们幕僚一样,也就等于副官,给他办事的,位置很低。用张群的话讲,就是给他夹皮包的。他(蒋介石)说,那个事情你怎么能做呢?好像把我貶得太低了。”
张旅欧前是蒋介石的副手,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他怎么甘愿把自己的位置降得如此之低呢?
“我们两个言语上有误会,我们两个有时候误会很大。因为我说话,他有些听不大懂。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你比方说,‘我为什么不去?’‘那就是我要去啊’,南方人他就认为‘我要你办事,你不去’。蒋先生一生气就讲他的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跟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你说什么?你说话要解释,你的深刻意思何在呀?你听不到。”
历史需要重视细节,忽略了细节,往往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但怎么重视细节,人们也想不到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矛盾产生于彼此听不懂对方说话。如果张学良不说,学者怎么也推测不到“方言”、“口音”竟成了两人产生矛盾的起因,成了张学良从欧洲归来后,决心不回东北军、要留在蒋身边的因素之一。
“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在事变中起主导作用,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这样认为。
张学良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是这样的观点:“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张学良口述历史却颠覆了这一观点:“他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
结合整个口述历史以及张学良以前所写的回忆分析,张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西安事变的缘起是劝蒋介石团结抗日失败,而劝张学良向蒋进言最力者是杨虎城。肤施会谈之后,张学良一直寻找机会劝蒋,屡遭挫折,杨则“力促以向蒋公进言”。杨的力促对张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因为张杨同属杂牌军的头儿,同命相连。
“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让我们去打,钱呢?军队行动要钱呐,没有。他问,副司令,怎么办?我没办法。我用我的副司令部里头存的钱,给他拨十万块钱。所以那时中央不是我说,指挥军队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也看得明白。”所以他“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
第二,西安事变中最大胆、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的行动是捉蒋。而捉蒋的主意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来的。如果没有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言,恐怕不会发生临潼捉蒋那一幕,那也就没有西安事变了。1936年10月至12月初,张学良数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学良口述中说,11月1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对前来祝寿的各路大员训话。“蒋说:‘大家要明白:通日本的是汉奸!通共产党的也是汉奸。’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非常难过,他就是骂我。”这种情况下,张学良问计于杨。“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闻之愕然,沉默不语”,可见,他对武力扣蒋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直到苦苦相劝,不见任何成效,他才采纳了杨的建议。
第三,虽然临潼扣蒋的具体行动,张、杨未和共产党商量,但就整个西安事变而言,共产党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是西北“三位一体”联动的结果。在“三位一体”之中,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共产党的关系要比东北军密切,共产党对杨虎城部队的“渗透”要比东北军“厉害”。“杨虎城手底下的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被共产党早就浸透了。不但是文人,另外还有浸透的一个师,那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杨虎城)的太太是共产党。”“那我们所谓三位一体吗!周恩来这人好厉害,他们都[被]控制住了,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人都听他的。”
张学良的判断是正确的。有资料记载,杨虎城本人早在1927年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杨虎城的警卫团中有共产党员200余人。
第四,虽然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人数上数倍于杨虎城的西北军,但张学良也清楚,东北军是“无根草”,西北军则是“家乡军”,用张学良的话说,“我们个人没有地盘,都在杨虎城那。杨虎城他比我叫得动,他本地人嘛,中国(办事与)这个地域有关。”
无论是从西安事变的缘起,还是西安事变扣蒋主张的提出,无论从和共产党关系的密切程度,还是西北军在西北“三位一体”中的作用等方面说,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他只是配角,确有一定道理。那他以前为什么说西安事变的主角是他自己呢?“杨虎城他已经去世了,已经没有了。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从这段话看,张学良强调杨虎城已经去世了,才能这么说。这可能是因为50年代张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了解,生怕给杨虎城带来什么不利,才那样说。
送蒋回宁是“感情用事?我也愁思再三啊”
关于送蒋回宁,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分析出的原因不下十几种。其中许多论者认为:张学良以为有“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南京十几位军政大员和几十架飞机扣留西安、他与蒋、宋、孔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和蒋、宋在西安的诺言,蒋介石决不会对他采取非常措施,一定会放他回西安;既可以通过此举取悦蒋介石,维护他的威信和领袖地位,同时也使他在“三位一体”及全国军民中的威望得以提高。还有的说他此举纯属于“感情用事”。
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和杨虎城有一场激烈的交锋:“杨虎城说他不想做断头将军,我说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我是一个军人,我上头有长官,我下面有部下,我自己做出事情来,我要给军人做楷模,我到南京请罪,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枪毙,也应该把我枪毙,我是叛徒。不管‘西安事变’怎么样,那不说,我劫持长官。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我要给后面军人看。假如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很得意,那后来的军人也就这么做去了,就给他们做个榜样。这件事情,我做了,为什么做?这事情要弄个清清楚楚,是我一时发气了?或者感情用事?不是这样。我也愁思再三啊!”
毛泽东说: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因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宋美龄说:他的这一举动,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向世人证明,他的所做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 (责任编辑
他何以发笑?从他口述中,可以发现,他一笑有些人乱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编者)说的;二笑“大家”乱评:我做的,没有他写的这么好,也不像他说的这么坏;三笑有人胡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四笑史家对历史细节关注不够,九一八时日本关东军发的布告,日子是后填上去的,说明他们事先已经把布告都印好了,却没人注意。他更多的时候是生气,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说了80多次“胡说八道”、“胡说”、“瞎说八道”,至于“不是这么回事”,“不对”之“评语”就更多了。
“我父亲不是土匪”
在以往各种著作中关于张作霖出身于土匪的说法,几乎已成定论,中外史家概莫能外。如加文·麦柯马克写的《张作霖在东北》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张作霖是偏僻的边疆地区一伙土匪的头子。”司马桑敦写道:“甲午后,作霖回家闲居一年,后经冯麟阁介绍,投董大虎伙为‘马贼’。”
张学良对此有不同看法:“我父亲和我二大爷为我爷爷报仇,打死了一个人,跑到毅军那当了几天兵,混个小官回来了,仇家不放过他,他又逃走了。他就跑到黑山县的一个交界的地方,跟一个人学兽医,帮人治马,给人打下手。那时候,有马的人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人,有一种叫马贩子,就是偷人家马来卖,卖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经过这个兽医来转手。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他就这么样渐渐地认识了一些人,张作相啊,就是这时候认识的。”
“这时候正赶上义和团变乱,东北没有政府了,政府的人都跑了,社会治安混乱得不得了。他就纠合了十几个人吧,有十几条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就是人家说他是土匪的原因。”
张作霖没当过土匪,那他当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我父亲当过土匪,其实他当的不是土匪,那时候叫‘保险队’。什么是保险?就是这个地方的安全我负责,‘我来保护你,你给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闹事儿,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那个时候维护地方治安有两种,一种是“人民自己保卫自己,如晚上男人睡觉,女人上炮台警戒”;另一种就是“人民请别人来保护自己,就是我父亲这种。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中东路事件:“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
张学良执政东北之后,独立指挥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是与苏联的战争,即中东路战争。有学者认为张学良与苏联的战争是被迫的,是苏联挑衅的结果,是因为搜查苏联驻哈尔滨使领馆时搜出了大量苏联干涉中国内政、挑动中国内战的文件。
张学良在回答中东路战争是谁挑衅时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件事我们做得很不好。没什么证据,叫人搜集什么呀?”
张学良有关中东路事件的口述否定了史学界以往有关这一问题的诸多“成说”:(1)否定了苏联学者所谓张学良是在帝国主义的怂恿、唆使下发动的反苏反共的挑衅行动;(2)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没有搜出来所谓“苏俄扰乱中国之证据”文件;(3)事件的挑起者不是苏联,而是东北当局。
张学良一直将日本视为东北最大的威胁,张作霖被日本炸死之后,日本更成为最大的仇人,他最恨日本,何以突然间将目标转向了苏联呢?张学良谈了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考虑:
第一,“我那时野心也很大,我要把中东路收回。”
第二,为提高东北的地位。“那时,要想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要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胜。”
第三,树立个人权威。张学良初掌一方,急需树立个人权威。他挑战苏联,即有这种心理在起作用。“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大胆的作风。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第四,告诉日本,我敢打。“日本人欺人太甚了,中国人不能靠近南满铁路,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那日本的关东军总司令来吊孝的……我明知道是他们干的事儿,我想把他杀了,后来明白我不应该这么做,这一做事情太大了,太厉害,我不能逞意气呀。知道是他们干的,也知道是对头来了。就是没办法,杀之不可,忍之不能。”“我怎么会跟俄国……因为那时我看,日本我们自己打不败了,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跟俄国打……我就想站起来……也是对日本一个表示,我敢打。”
“‘巧’电并不是助蒋通电”
1928年6月至1937年1月,不到8年的时间里,我们能收集到的以张学良的名义发表的电报、文件共计2000多件,而张学良在口述中不下20次提到“巧”电。1930年9月18日,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发出“巧”电,宣布反对内战,希望各方停止内战。张的建议被联军拒绝后,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蒋、张合力,联军溃败。这样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史家自然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多数史家将“巧”电解读为“助蒋通电”。张学良则说:“我的‘巧电’就是武装调停,我那个调停里头包含有两个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帮着你打中央。我并不是支持蒋……我拥护中央有一个集权政府,我们这个中国才能好,你四分五裂怎么行,所以,我反对内战。”“我就是要中国停战。我并不是帮谁,不是中央不中央,我是帮中国,我是想国家统一。”
事实上,他还是帮蒋,但他帮蒋的目的是统一、停战。“我看还是蒋介石能统一中国。我要帮阎锡山,这个仗还得打三年五载。我刚刚把兵撤出来,刚刚停止内战,要再反蒋,内战什么时候算完?要结束内战,只有拥护蒋介石。”
为了结束内战而拥护蒋介石,和为了拥护蒋介石而制止内战是有区别的。他之所以拥护蒋介石是因为他判断蒋介石胜利了可以停止国民党内部的战争,而如果阎锡山打赢了,阎、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之间还会分裂,战争还将继续。调停的结果是使蒋介石转危为安,但他的动机是停止内战、维护国家统一。谁不停我打谁,和为了帮助蒋介石而打阎锡山有着重大的区别,这不仅仅是对动机的一个简单的解读问题,它还涉及到对武装调停意义的正确把握。如果只强调调停的结果帮助了蒋介石,就说调停的目的也是如此,显然是一种误读。
“我要当侍从室主任不是不愿带兵”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归来后,和蒋在杭州第一次见面时,就向蒋提出担任蒋侍从室主任的意愿。有学者解读:“张学良之所以一见到蒋介石就抢先表达不愿带兵,就是不想把东北军送到‘剿共’的战场上去,他的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机会,有朝一日杀向抗日战场。”
张学良的口述与学者的解读完全不同。他说:“那时候,蒋先生跟我也很客气,给我指定几个事情,说你愿意做哪些。我说,我愿意做你侍从室主任。侍从室是这样子,等于他们幕僚一样,也就等于副官,给他办事的,位置很低。用张群的话讲,就是给他夹皮包的。他(蒋介石)说,那个事情你怎么能做呢?好像把我貶得太低了。”
张旅欧前是蒋介石的副手,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他怎么甘愿把自己的位置降得如此之低呢?
“我们两个言语上有误会,我们两个有时候误会很大。因为我说话,他有些听不大懂。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你比方说,‘我为什么不去?’‘那就是我要去啊’,南方人他就认为‘我要你办事,你不去’。蒋先生一生气就讲他的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跟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你说什么?你说话要解释,你的深刻意思何在呀?你听不到。”
历史需要重视细节,忽略了细节,往往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但怎么重视细节,人们也想不到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矛盾产生于彼此听不懂对方说话。如果张学良不说,学者怎么也推测不到“方言”、“口音”竟成了两人产生矛盾的起因,成了张学良从欧洲归来后,决心不回东北军、要留在蒋身边的因素之一。
“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在事变中起主导作用,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这样认为。
张学良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是这样的观点:“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张学良口述历史却颠覆了这一观点:“他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
结合整个口述历史以及张学良以前所写的回忆分析,张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西安事变的缘起是劝蒋介石团结抗日失败,而劝张学良向蒋进言最力者是杨虎城。肤施会谈之后,张学良一直寻找机会劝蒋,屡遭挫折,杨则“力促以向蒋公进言”。杨的力促对张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因为张杨同属杂牌军的头儿,同命相连。
“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让我们去打,钱呢?军队行动要钱呐,没有。他问,副司令,怎么办?我没办法。我用我的副司令部里头存的钱,给他拨十万块钱。所以那时中央不是我说,指挥军队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也看得明白。”所以他“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
第二,西安事变中最大胆、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的行动是捉蒋。而捉蒋的主意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来的。如果没有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言,恐怕不会发生临潼捉蒋那一幕,那也就没有西安事变了。1936年10月至12月初,张学良数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学良口述中说,11月1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对前来祝寿的各路大员训话。“蒋说:‘大家要明白:通日本的是汉奸!通共产党的也是汉奸。’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非常难过,他就是骂我。”这种情况下,张学良问计于杨。“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闻之愕然,沉默不语”,可见,他对武力扣蒋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直到苦苦相劝,不见任何成效,他才采纳了杨的建议。
第三,虽然临潼扣蒋的具体行动,张、杨未和共产党商量,但就整个西安事变而言,共产党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是西北“三位一体”联动的结果。在“三位一体”之中,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共产党的关系要比东北军密切,共产党对杨虎城部队的“渗透”要比东北军“厉害”。“杨虎城手底下的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被共产党早就浸透了。不但是文人,另外还有浸透的一个师,那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杨虎城)的太太是共产党。”“那我们所谓三位一体吗!周恩来这人好厉害,他们都[被]控制住了,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人都听他的。”
张学良的判断是正确的。有资料记载,杨虎城本人早在1927年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杨虎城的警卫团中有共产党员200余人。
第四,虽然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人数上数倍于杨虎城的西北军,但张学良也清楚,东北军是“无根草”,西北军则是“家乡军”,用张学良的话说,“我们个人没有地盘,都在杨虎城那。杨虎城他比我叫得动,他本地人嘛,中国(办事与)这个地域有关。”
无论是从西安事变的缘起,还是西安事变扣蒋主张的提出,无论从和共产党关系的密切程度,还是西北军在西北“三位一体”中的作用等方面说,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他只是配角,确有一定道理。那他以前为什么说西安事变的主角是他自己呢?“杨虎城他已经去世了,已经没有了。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从这段话看,张学良强调杨虎城已经去世了,才能这么说。这可能是因为50年代张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了解,生怕给杨虎城带来什么不利,才那样说。
送蒋回宁是“感情用事?我也愁思再三啊”
关于送蒋回宁,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分析出的原因不下十几种。其中许多论者认为:张学良以为有“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南京十几位军政大员和几十架飞机扣留西安、他与蒋、宋、孔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和蒋、宋在西安的诺言,蒋介石决不会对他采取非常措施,一定会放他回西安;既可以通过此举取悦蒋介石,维护他的威信和领袖地位,同时也使他在“三位一体”及全国军民中的威望得以提高。还有的说他此举纯属于“感情用事”。
在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和杨虎城有一场激烈的交锋:“杨虎城说他不想做断头将军,我说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我是一个军人,我上头有长官,我下面有部下,我自己做出事情来,我要给军人做楷模,我到南京请罪,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枪毙,也应该把我枪毙,我是叛徒。不管‘西安事变’怎么样,那不说,我劫持长官。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我要给后面军人看。假如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很得意,那后来的军人也就这么做去了,就给他们做个榜样。这件事情,我做了,为什么做?这事情要弄个清清楚楚,是我一时发气了?或者感情用事?不是这样。我也愁思再三啊!”
毛泽东说: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因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宋美龄说:他的这一举动,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向世人证明,他的所做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