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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和形象得到极大提升。SDR诞生40多年来，其货币篮子只在1980年有过一次大的变动，当时从16种货币降至5种，美元、日元、英镑、德国马克和法郎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SDR的主要货币，直到2000年欧元取代德国马克和法郎。如果不考虑2000年的这次变动，这一次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可以算是30多年来SDR货币篮子首次加入新的货币，无论对SDR还是人民币，都可算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
人民币加入SDR之后，意味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官方认可的国际货币，将会有更多的全球央行会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也会得到更多的认可，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实用性和便利程度将会得到较大提升。不过，人民币加入SDR并不会在短期内对人民币汇率带来显著影响，某种意义上看，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回到SDR本身，其诞生的初衷在于弥补美元作为单一储备货币的不足，但从其诞生至今，40多年时间以来，SDR始终没有实现创立的初衷，其重要性也完全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高度。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40多个国家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核心内容是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一是美元和黄金储备挂钩，二是世界各国的貨币与美元挂钩;同时还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两大机构。
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稳定战后的世界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自身具备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当时的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也就是特里芬两难困境：美国如果要满足世界各国对美元的贸易需求，其自身的贸易必然会出现逆差，如果持续逆差过大，又会反过来影响成员国对美元的信心，甚至引发国际市场抛售美元挤兑黄金的举动，这将使得美元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反之，如果美国要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必须保持持续的贸易顺差，而这又会影响其他成员国的国际结算能力。简而言之，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还能确保美元自身的稳定。
当时美国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越来越紧张，为了弥补美元作为单一储备货币的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设立了SDR，并在1970年首次发行了30亿SDR分配给成员国，成员国可以在需要时用SDR清偿贷款、弥补国际贸易逆差等等。从理论上而言，在当时的背景之下，SDR的横空出世的确可以解决美元不足带来的全球流动性难题，但是，事情的发展很快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突然宣布放弃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政府发行美元从此不再受到黄金的约束，美元短缺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SDR作为补充储备货币的作用就此下降。从统计资料来看，SDR诞生以来，占全球储备货币资产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6%，截至今年9月末，SDR的规模大约仅为2800亿美元，约占同期全球储备货币资产的2.5%。
不仅如此，SDR的分配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按照SDR的分配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根据成员国在IMF的出资比例分配，而IMF的出资比例向来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占大头，新兴市场所占份额不多，这就形成了明显的悖论。美国等国家拥有极其发达的融资渠道，并不需要依靠SDR来解决融资问题，反而是那些新兴经济体更需要SDR，但是这些国家却无法分配到更多的SDR份额，这种分配机制的扭曲，使得SDR的实际作用再打折扣。
尽管SDR从未真正发挥过其全部应有的作用，但40多年来始终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印证了其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其所具有的强大潜力。SDR当初作为弥补美元单一储备货币不足而诞生，这一思路40多年来其实从未过时，只不过因为美元霸权的长期存在，而使得SDR没能真正成长壮大，但世界对于SDR这样一种机制的需求却是一直存在。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开始重新反思美元的全球地位，SDR的重要性又开始浮出水面。
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率先启动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全球其他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元资产被稀释，很多国家开始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格局。作为全球最大的美元储备国，当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一个“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想法，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体系具有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在周小川看来，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应该拓宽SDR的使用范围，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比如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等等。
在周小川提出以SDR替代美元储备地位的第二年，SDR迎来5年一次的入篮大考，尽管当时关于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呼声很高，但是因为各方面原因，2010年的SDR审查，人民币并没能如愿加入。5年之后，人民币加快改革步伐，可自由使用的程度大大提高，基本满足了IMF的要求。更重要的背景是，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再上台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远非5年前可比;而且，由于美国主导的IMF和世界银行改革进度迟缓，不愿意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实质性放开，中国开始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下另起炉灶，亚投行等机构的成功运作，也让美国切实感受到了压力。
对于美国而言，与其让中国成为竞争对手，不如纳至现有格局之下，因此，在中国呼吁对IMF投票权改革等诉求无法满足的背景下，对中国有限度开放SDR也是更现实的选择。尽管人民币在SDR的货币篮子中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但是权重还是大幅低于预期，此前IMF曾预期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比重为14%～16%，但是最终结果只有10.9%，表面上的原因是IMF启用了全新的计算体系，大幅提升了金融指标的权重，而降低了贸易指标的权重，不过这种算法显然最有利于金融大国美国。从SDR的货币篮子来看，美元的比重从原先的41.9%降至41.7%，降幅只有0.2%，日元的比重从9.4%降至8.3%，降幅也只有1.1%，新的货币篮子中，美元和日元合计占比刚好为50%;中国作为新入篮的货币，10.9%的权重主要从欧元和英镑所得，欧元比重从此前的37.4%下降至30.9%，英镑从11.3%下降至8.1%。
对于人民币而言，加入SDR的货币篮子远比权重多少更为重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未来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比重应该还会提升。而对SDR而言，30多年来首次迎来新的成员，是否也会因此提升其自身的地位？6年前周小川提出了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设想，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这个梦想距离现实还有多远的距离？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50期）
人民币加入SDR之后，意味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官方认可的国际货币，将会有更多的全球央行会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人民币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也会得到更多的认可，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实用性和便利程度将会得到较大提升。不过，人民币加入SDR并不会在短期内对人民币汇率带来显著影响，某种意义上看，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回到SDR本身，其诞生的初衷在于弥补美元作为单一储备货币的不足，但从其诞生至今，40多年时间以来，SDR始终没有实现创立的初衷，其重要性也完全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高度。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40多个国家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核心内容是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一是美元和黄金储备挂钩，二是世界各国的貨币与美元挂钩;同时还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两大机构。
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稳定战后的世界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自身具备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当时的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也就是特里芬两难困境：美国如果要满足世界各国对美元的贸易需求，其自身的贸易必然会出现逆差，如果持续逆差过大，又会反过来影响成员国对美元的信心，甚至引发国际市场抛售美元挤兑黄金的举动，这将使得美元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反之，如果美国要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必须保持持续的贸易顺差，而这又会影响其他成员国的国际结算能力。简而言之，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还能确保美元自身的稳定。
当时美国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越来越紧张，为了弥补美元作为单一储备货币的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设立了SDR，并在1970年首次发行了30亿SDR分配给成员国，成员国可以在需要时用SDR清偿贷款、弥补国际贸易逆差等等。从理论上而言，在当时的背景之下，SDR的横空出世的确可以解决美元不足带来的全球流动性难题，但是，事情的发展很快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突然宣布放弃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政府发行美元从此不再受到黄金的约束，美元短缺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SDR作为补充储备货币的作用就此下降。从统计资料来看，SDR诞生以来，占全球储备货币资产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6%，截至今年9月末，SDR的规模大约仅为2800亿美元，约占同期全球储备货币资产的2.5%。
不仅如此，SDR的分配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按照SDR的分配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根据成员国在IMF的出资比例分配，而IMF的出资比例向来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占大头，新兴市场所占份额不多，这就形成了明显的悖论。美国等国家拥有极其发达的融资渠道，并不需要依靠SDR来解决融资问题，反而是那些新兴经济体更需要SDR，但是这些国家却无法分配到更多的SDR份额，这种分配机制的扭曲，使得SDR的实际作用再打折扣。
尽管SDR从未真正发挥过其全部应有的作用，但40多年来始终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印证了其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其所具有的强大潜力。SDR当初作为弥补美元单一储备货币不足而诞生，这一思路40多年来其实从未过时，只不过因为美元霸权的长期存在，而使得SDR没能真正成长壮大，但世界对于SDR这样一种机制的需求却是一直存在。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开始重新反思美元的全球地位，SDR的重要性又开始浮出水面。
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率先启动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全球其他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元资产被稀释，很多国家开始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格局。作为全球最大的美元储备国，当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一个“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想法，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体系具有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在周小川看来，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应该拓宽SDR的使用范围，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比如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等等。
在周小川提出以SDR替代美元储备地位的第二年，SDR迎来5年一次的入篮大考，尽管当时关于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呼声很高，但是因为各方面原因，2010年的SDR审查，人民币并没能如愿加入。5年之后，人民币加快改革步伐，可自由使用的程度大大提高，基本满足了IMF的要求。更重要的背景是，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的经济规模再上台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远非5年前可比;而且，由于美国主导的IMF和世界银行改革进度迟缓，不愿意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实质性放开，中国开始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下另起炉灶，亚投行等机构的成功运作，也让美国切实感受到了压力。
对于美国而言，与其让中国成为竞争对手，不如纳至现有格局之下，因此，在中国呼吁对IMF投票权改革等诉求无法满足的背景下，对中国有限度开放SDR也是更现实的选择。尽管人民币在SDR的货币篮子中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但是权重还是大幅低于预期，此前IMF曾预期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比重为14%～16%，但是最终结果只有10.9%，表面上的原因是IMF启用了全新的计算体系，大幅提升了金融指标的权重，而降低了贸易指标的权重，不过这种算法显然最有利于金融大国美国。从SDR的货币篮子来看，美元的比重从原先的41.9%降至41.7%，降幅只有0.2%，日元的比重从9.4%降至8.3%，降幅也只有1.1%，新的货币篮子中，美元和日元合计占比刚好为50%;中国作为新入篮的货币，10.9%的权重主要从欧元和英镑所得，欧元比重从此前的37.4%下降至30.9%，英镑从11.3%下降至8.1%。
对于人民币而言，加入SDR的货币篮子远比权重多少更为重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未来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比重应该还会提升。而对SDR而言，30多年来首次迎来新的成员，是否也会因此提升其自身的地位？6年前周小川提出了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设想，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这个梦想距离现实还有多远的距离？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