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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为梁氏门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的功业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还因为他养育了一群极为优秀的后人，使新会梁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家族。
他的9个儿女“群星闪耀”，有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也有军官和火箭专家。
自广东新会市内出发大约30分钟车程，便到茶坑村。村里有间建于清光绪时期的老房子，门前一汪池塘，门上写着“怡堂书室”4个字，这里便是梁启超少年读书的地方，由他的曾祖父所建。如今房子里的陈设仍保留当年的样子，一片片青砖土瓦间仿佛还回响着百余年前的琅琅读书声。
梁启超为梁氏门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的功业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还因为他养育了一群极为优秀的后人，使新会梁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家族。
随着梁思礼院士逝世，梁启超的9个子女已无人在世。当人们惊讶地历数梁氏子弟的杰出成就时，心中会升起一个共同的疑问：是什么样的“秘诀”，造就了这样一个群星闪耀的家庭？
满庭皆才俊
梁家子女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应属长子梁思成。他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研究专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他与夫人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令人津津乐道，而他们夫妇二人踏遍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考察各地古建筑的壮举，更是一段传奇。正因梁思成的工作，使中国古代建筑在国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林徽因都是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他在保护文物古建筑方面付出的卓绝努力，尤其令今人感佩。
除梁思成、梁思礼外，梁家还有另一位院士：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他是考古学家夏鼐口中“中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被公认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年少即立志于考古学，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主持和参加过河南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等重要考古发掘工作。1948年，他与兄长梁思成同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传为一时佳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除了三位院士，梁氏其他子女也都各自有所成就。长女梁思顺擅诗词，通古文，国学功底深湛。她曾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选编《艺蘅馆词选》一书，颇受读者欢迎，多次再版。此书后来也成为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材料。
三子梁思忠与走上学术道路的兄长们不同，立志从军报国，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参加过淞沪会战。可惜他25岁时就因病早逝。
次女梁思庄是我国图书馆学领域的专家。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回国后，先是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学界公认，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几代学者因此受益。
梁启超去世时，家中还有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4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受父亲的直接教导不如哥哥姐姐多，学业也都受到战乱的影响。但凭借自己的努力，他们后来都成长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其中，四子梁思达是南开经济学硕士出身，一直从事专业工作，参与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三女梁思懿学生时代便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上世纪40年代一度留学美国并任教，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立即回国，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后来还当选过全国政协委员；四女梁思宁在抗战爆发后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亲身经历了前线的流血牺牲，陈毅元帅曾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还有刚刚去世的火箭专家、老幺梁思礼……这样一个精英辈出的家庭，必定不是偶然。
人生若无乐趣，要来何用
如果梁启超生活在现在，绝不会去写《我的儿子读哈佛》之类的畅销书——因为“读名校”“升官发财”之类，从来就不是他对子女教育的目标。
梁启超的子女中，读过所谓世界名校的不在少数，但大多学的不是什么“热门专业”。梁思成修建筑史，梁思永投身考古学，梁思庄学图书馆学，都不是能赚大钱的行业，甚至相当艰苦、冷僻。但对于子女的选择，梁启超都鼎力支持。梁思成毕业时，他专门筹集5000美元，资助梁思成和林徽因到欧洲实地考察西洋美术、建筑。梁思永要学考古，他就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亲身到田野考古一线。
事实上，梁启超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会担心子女的前程。他本希望梁思成改学建筑工程，因为更容易找工作，但梁思成坚持要学建筑史，他便尊重儿子的决定。在国内时局不稳、政坛鱼龙混杂的情况下，他本不希望梁思忠读军校，但在儿子下定决心后，他就尽一切力量帮他报考。因为他相信，兴趣比什么都重要。他自称信仰“趣味主义”，曾说：“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除了要在自己的学业、职业中找到乐趣，还要在生活中寻找乐趣。他总是告诉儿女，除了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娱乐的学问”，因为“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他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梁氏子女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梁思成除了绘画功底极好，还会钢琴、小提琴、小号等数种乐器，还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跳高第一名；梁思永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诗；梁思庄能歌善舞；梁思达擅画画；梁思礼则酷爱古典音乐，在大学参加过古典式摔跤队，游泳非常好，还喜爱下象棋。一家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得益于梁启超的严格要求，每个人都写得一手好字。
在生活中，梁启超是个天性乐观风趣的人，“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词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还曾向儿女“自夸”道：你们可曾见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是一天以上的生气？
这些，或许是梁启超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人生礼物。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梁家人经历过战乱、贫困，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残酷冲击，无论遭遇何种困境，这份坚韧与乐观，都支撑着他们的尊严。
心中绝未忘一“国”字
在很多方面，梁家的教育是西式的，9个子女中7人都曾出国留学或工作。但骨子里，他们是传统的。这种传统来自祖辈，已浸入家族的血脉。
在距离茶坑村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个称为崖山的出海处，也是南宋亡国时水师与元军最后激战并覆灭的古战场。从梁启超记事起，祖父就常常讲起历史旧事：“南宋忠臣陆秀夫，为保护幼主奋战元兵，最后走投无路，背起小皇帝投海就义，士兵等也跟着投海，无人投降。”讲到悲情处，老人涕泪纵横。上元节到庙里，祖父也会一一讲解：“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着童年的梁启超，长大后，他的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但正如民国政界人士徐佛苏对他的评价：“四十年中，脑中绝未忘一‘国’字。”
这个字也随着他的言传身教，铭刻在子女心中。孩子们小时候，梁启超也喜欢在茶余饭后讲宋元崖山海战的故事。待他们长大懂事，梁启超便会与之探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他对时局之混乱、前途之未卜，都有着清醒甚至悲观的认识，但从未放弃过救国的信念：“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这段话，似乎也是他一生的悲壮写照。他一生主张变革，上过书、参过政、四处疾呼，屡屡以失败告终，终不改其志。这份百折不回的爱国热血，同样流淌在他每一位子女身上——抗战期间，梁思顺陷在北京，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4个孩子，生活极为艰辛。她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始终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三子梁思忠、四女梁思宁都走上抗日一线。
梁启超所有出国的子女，无一例外都在抗战中或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祖国。“报效祖国”这四个字，在梁家从来不是一句说来好听的空话，即便为此颠沛流离或蒙受冤屈，他们都如父亲当年，绝未忘一“国”字。
这正是世人如此敬慕梁氏一家的原因：国士风骨。在迭遭巨变的20世纪之中国，这般风骨撑起了民族的存续；在岁月已安稳，“各有稻粱谋”的今日之中国，这种风骨似已渐远。恰是梁家后人至今仍勃兴于各行各业的精英身份，仍镌刻于心灵的家国情怀，骤然提醒了我们，这风骨不曾离去，就在我们身边，是真正值得我们仰望的星空。
他的9个儿女“群星闪耀”，有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也有军官和火箭专家。
自广东新会市内出发大约30分钟车程，便到茶坑村。村里有间建于清光绪时期的老房子，门前一汪池塘，门上写着“怡堂书室”4个字，这里便是梁启超少年读书的地方，由他的曾祖父所建。如今房子里的陈设仍保留当年的样子，一片片青砖土瓦间仿佛还回响着百余年前的琅琅读书声。
梁启超为梁氏门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的功业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还因为他养育了一群极为优秀的后人，使新会梁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家族。
随着梁思礼院士逝世，梁启超的9个子女已无人在世。当人们惊讶地历数梁氏子弟的杰出成就时，心中会升起一个共同的疑问：是什么样的“秘诀”，造就了这样一个群星闪耀的家庭？
满庭皆才俊
梁家子女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应属长子梁思成。他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研究专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他与夫人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令人津津乐道，而他们夫妇二人踏遍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考察各地古建筑的壮举，更是一段传奇。正因梁思成的工作，使中国古代建筑在国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林徽因都是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他在保护文物古建筑方面付出的卓绝努力，尤其令今人感佩。
除梁思成、梁思礼外，梁家还有另一位院士：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他是考古学家夏鼐口中“中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被公认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年少即立志于考古学，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主持和参加过河南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等重要考古发掘工作。1948年，他与兄长梁思成同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传为一时佳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除了三位院士，梁氏其他子女也都各自有所成就。长女梁思顺擅诗词，通古文，国学功底深湛。她曾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选编《艺蘅馆词选》一书，颇受读者欢迎，多次再版。此书后来也成为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材料。
三子梁思忠与走上学术道路的兄长们不同，立志从军报国，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参加过淞沪会战。可惜他25岁时就因病早逝。
次女梁思庄是我国图书馆学领域的专家。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回国后，先是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学界公认，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几代学者因此受益。
梁启超去世时，家中还有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4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受父亲的直接教导不如哥哥姐姐多，学业也都受到战乱的影响。但凭借自己的努力，他们后来都成长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其中，四子梁思达是南开经济学硕士出身，一直从事专业工作，参与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三女梁思懿学生时代便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上世纪40年代一度留学美国并任教，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立即回国，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后来还当选过全国政协委员；四女梁思宁在抗战爆发后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亲身经历了前线的流血牺牲，陈毅元帅曾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还有刚刚去世的火箭专家、老幺梁思礼……这样一个精英辈出的家庭，必定不是偶然。
人生若无乐趣，要来何用
如果梁启超生活在现在，绝不会去写《我的儿子读哈佛》之类的畅销书——因为“读名校”“升官发财”之类，从来就不是他对子女教育的目标。
梁启超的子女中，读过所谓世界名校的不在少数，但大多学的不是什么“热门专业”。梁思成修建筑史，梁思永投身考古学，梁思庄学图书馆学，都不是能赚大钱的行业，甚至相当艰苦、冷僻。但对于子女的选择，梁启超都鼎力支持。梁思成毕业时，他专门筹集5000美元，资助梁思成和林徽因到欧洲实地考察西洋美术、建筑。梁思永要学考古，他就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亲身到田野考古一线。
事实上，梁启超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会担心子女的前程。他本希望梁思成改学建筑工程，因为更容易找工作，但梁思成坚持要学建筑史，他便尊重儿子的决定。在国内时局不稳、政坛鱼龙混杂的情况下，他本不希望梁思忠读军校，但在儿子下定决心后，他就尽一切力量帮他报考。因为他相信，兴趣比什么都重要。他自称信仰“趣味主义”，曾说：“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除了要在自己的学业、职业中找到乐趣，还要在生活中寻找乐趣。他总是告诉儿女，除了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娱乐的学问”，因为“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他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梁氏子女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梁思成除了绘画功底极好，还会钢琴、小提琴、小号等数种乐器，还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跳高第一名；梁思永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诗；梁思庄能歌善舞；梁思达擅画画；梁思礼则酷爱古典音乐，在大学参加过古典式摔跤队，游泳非常好，还喜爱下象棋。一家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得益于梁启超的严格要求，每个人都写得一手好字。
在生活中，梁启超是个天性乐观风趣的人，“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词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还曾向儿女“自夸”道：你们可曾见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是一天以上的生气？
这些，或许是梁启超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人生礼物。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梁家人经历过战乱、贫困，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残酷冲击，无论遭遇何种困境，这份坚韧与乐观，都支撑着他们的尊严。
心中绝未忘一“国”字
在很多方面，梁家的教育是西式的，9个子女中7人都曾出国留学或工作。但骨子里，他们是传统的。这种传统来自祖辈，已浸入家族的血脉。
在距离茶坑村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个称为崖山的出海处，也是南宋亡国时水师与元军最后激战并覆灭的古战场。从梁启超记事起，祖父就常常讲起历史旧事：“南宋忠臣陆秀夫，为保护幼主奋战元兵，最后走投无路，背起小皇帝投海就义，士兵等也跟着投海，无人投降。”讲到悲情处，老人涕泪纵横。上元节到庙里，祖父也会一一讲解：“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着童年的梁启超，长大后，他的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但正如民国政界人士徐佛苏对他的评价：“四十年中，脑中绝未忘一‘国’字。”
这个字也随着他的言传身教，铭刻在子女心中。孩子们小时候，梁启超也喜欢在茶余饭后讲宋元崖山海战的故事。待他们长大懂事，梁启超便会与之探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他对时局之混乱、前途之未卜，都有着清醒甚至悲观的认识，但从未放弃过救国的信念：“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这段话，似乎也是他一生的悲壮写照。他一生主张变革，上过书、参过政、四处疾呼，屡屡以失败告终，终不改其志。这份百折不回的爱国热血，同样流淌在他每一位子女身上——抗战期间，梁思顺陷在北京，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4个孩子，生活极为艰辛。她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始终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三子梁思忠、四女梁思宁都走上抗日一线。
梁启超所有出国的子女，无一例外都在抗战中或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祖国。“报效祖国”这四个字，在梁家从来不是一句说来好听的空话，即便为此颠沛流离或蒙受冤屈，他们都如父亲当年，绝未忘一“国”字。
这正是世人如此敬慕梁氏一家的原因：国士风骨。在迭遭巨变的20世纪之中国，这般风骨撑起了民族的存续；在岁月已安稳，“各有稻粱谋”的今日之中国，这种风骨似已渐远。恰是梁家后人至今仍勃兴于各行各业的精英身份，仍镌刻于心灵的家国情怀，骤然提醒了我们，这风骨不曾离去，就在我们身边，是真正值得我们仰望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