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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兰考、安徽凤阳，是两个穷名远扬的地方，曾“盛产”要饭花子。
后来，兰考来了个焦裕禄，带领乡亲们摆脱贫困，积劳成疾，壮烈殉职，成为“中国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凤阳来了个县长吉诏宏，深入基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顶着各种压力，“甘从头顶落乌纱”，偷偷扶持小岗村的分田到户，成为全国“大包干”的“第一推手”。
2012年12月，吉诏宏病逝，曾任凤阳县副县长的沈维骥（后来任滁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在吊唁簿上深情地写道：“农村改革开放伊始，吉公甘冒巨大政治风险，力排诽议，勇抗干扰，察民情、体民意，是凤阳小岗村‘大包干’农村改革的积极倡导谏言者，执着追求者，振臂而鼓与呼者，参与实践者，一线组织指挥者。”吉诏宏“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堪称“中国县长的好榜样”。
要饭怎能怪老百姓
1978年2月中旬，春节刚过，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吉诏宏被任命为中共凤阳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后来改称县长）。走马上任的他，经常看见老乡成群结队、身背花鼓外出要饭；多次接到许多周边县市打来的电报、电话，要求凤阳派人赶紧把“要饭花子”接回来，以免给社会主义抹黑，影响当地治安；时常听到干部们议论：凤阳人农闲逃荒要饭，是一个传统……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为什么淮河岸边的凤阳，偏偏成了乞丐窝？
经过走村串户深入调研，吉诏宏找到了答案。一次会議上，他慷慨陈词：凤阳史称钟离，历史悠久，物产丰饶。清光绪年间编纂的《凤阳县志》上讲：南乡多水田，宜稻；淮水南北岸多旱地，宜豆与秫；麦则南北皆宜也。民风亦淳朴，无好勇斗狠之习。请问，谁家有吃有喝，愿意丢人现眼去乞讨？……要饭不能怪老百姓，应怪我们这些公仆。是我们没本事让他们把生产搞好，把肚皮填饱！
同年4月，春暖花开，正是农忙季节。吉诏宏来到梨园公社小岗队，只见农田里人影稀少，干活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壮劳力大多外出要饭去了；村庄里死气沉沉，榆树皮、柳树皮全被剥掉充饥，露出木质，白花花的糁人。许多家有锅无灶，有被无床，有井无桶。好多户缺门少窗，春风吹过黑洞洞的空门土窗，一张张“大口”发出的声音，就像饿汉的呻吟。
陪同考察的区委书记、公社书记介绍道：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队又是梨园公社最穷的生产队。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小岗村饿死67人，6家绝户。现有18户，17户讨过饭。连续23年没上交过一粒公粮。前不久，小岗队偷偷将土地分包到组，而且，这些生产组不是父子组，就是兄弟组，实际上是明组暗户，分田单干，破坏“一大二公”，简直无法无天。我们准备抓住这个反面典型，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吉诏宏沉思了一会儿，明确指示：中央三令五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小岗村可能是穷怕饿急了。不妨让他们干干看。全县3616个生产队，一个小岗队无碍大局。
后来，吉诏宏又多次到小岗队打气鼓劲，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
由于明组暗户得到县长（县委“二把手”）的默许，小岗人胆子更壮了。11月24日，他们一不做、二不休，18个户主在契约上按了红手印，将土地、农具、牲口等按人头分到各家……
1978年是“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旗开得胜，当年就收获粮食13.3万斤，是过去5年粮产量的总和；油料3.5万斤，是过去20年的总和；完成征购任务2万多斤，超额7倍多。人均年收入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农民们高兴地说：包产到户一年翻身，包产到组三年翻身，“大呼隆”（形容做事虚张声势，很少实效）永世不得翻身。
试验两三年，总比讨饭好
小岗村冒尖后，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赞叹：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也有人批评：大包干，方向偏。耕地累死牛，用水打破头，拖拉机不用了，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从乡村到城镇，从基层到机关，“大包干”的“赞成派”与“反对派”唾沫星子飞溅，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素来稳健的县委领导也坐不住了，1979年2月17日下午，凤阳县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大包干”的是与非，统一思想。吉诏宏是赞成派的代表，“鼓与呼”最为积极。
一番热烈地讨论之后，常委们意见并不统一。按照组织原则，举手表决。结果是，12名常委，9人赞成，2人反对，1人弃权。
会议结束，为慎重起见，吉诏宏给地委书记王郁昭挂了电话。王书记说：省委书记万里就在滁县，明天去凤阳，你当面向他报告。2月18日，在县委招待所会议室，吉诏宏一五一十地向万里做了汇报：小岗等生产队“包产到户”，一年翻身见效，震动了全县人民和广大基层干部，大家一致要求搞“大包干”试验。万里一边听，一边记。最后，吉诏宏请求道：“我们县委要求能批准我们试验两三年，总比讨饭好。”万里站起身来，语气果敢地说：“好，我今天就批准你们试试看！”
从此，“大包干”步入快车道，在凤阳迅速推开。3月份，全县推广了小岗村的经验。到了年底，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庭美奉命下到小岗队，总结“大包干”。经过全面调研，他完成了《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小岗村“大包干”“这件事不久也被在农村工作几十年、饱尝过酸甜苦辣的县委主要负责人知道了。他深知党的‘规矩’，更同情群众的苦衷。……他告诉公社的同志说：‘算了吧！就让他们那样干吧！’小岗队‘包干到户’办法就这样幸存下来了。”
1980年5月，知名作家江流在报告文学《春回皖东》里写道：上文中提到的这位“把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积极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为改善群众的命运勇于承担起责任的县委主要负责人”，“就是吉诏宏同志”。
羞煞争权夺利人
“大包干”初见成效后好评如潮，其中，多数宣传是实事求是的，但少数领导却唱起了“高调”：“大包干”之后，逃荒要饭现象在凤阳已经绝迹。吉诏宏认为：肆意批评“大包干”不对，过头宣传也不妥。于是，他就在不同场合，对“胡吹风”提出批评。不久，“吉诏宏反对‘大包干’”的议论不胫而走，四处扩散。接着，他被“调虎离山”，安排去省委党校学习，借以反省。可是，学习一结束，爱认死理的吉诏宏回到凤阳，还是继续与“胡吹风”唱“对台戏”。地委的一位领导当面批评他：“自你从党校学习回来的言行影响不好！”吉诏宏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心甘情愿做这样实事求是的人！”
1981年，滁县地委做出决定，免去吉诏宏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长职务，调回滁县地区科委担任副主任，直到离休。从此，吉诏宏在“大包干”中的“第一推手”作用，再也无人提及，连《凤阳县志》等重要文献上都是空白，而他反对“大包干”之事，却通过影视、文学等作品，广泛传播。对此，他坦然面对，相信百姓心中有杆秤，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表明心迹：“失宠不改忠贞志，遭陷未移公仆心。荣辱生死全不顾，羞煞争权夺利人！”
1988年12月，《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第一作者、新华社社长穆青欣然题写了书法《衙斋卧听萧萧竹》，亲手赠送给吉诏宏，对他心系百姓、敢说真话的政治品格予以褒奖。
2012年12月，吉诏宏逝世之后，他的儿女们开始整理他的遗物：一箱子大大小小、封面发黄的工作笔记，一个使用半个世纪、“伤痕累累”的公文包，一堆项南、赖少其、穆青等友人的题诗赠画，一本晚年撰写出版的《“木头人”自述》……还有一幅亲笔书写的《公仆铭》，格外拨动人的心弦：位不在高，廉政则灵；才不在钱，服务于民。斯是公仆，万民皆钦。脚步跑基层，世情入脑深；谈笑有群众，办事无私情。可以明实况、察真情，无谎报之乱耳，无偏颇之爱心。兰考焦裕禄、安徽杨效椿。智叟云：公仆精神。
后来，兰考来了个焦裕禄，带领乡亲们摆脱贫困，积劳成疾，壮烈殉职，成为“中国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凤阳来了个县长吉诏宏，深入基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顶着各种压力，“甘从头顶落乌纱”，偷偷扶持小岗村的分田到户，成为全国“大包干”的“第一推手”。
2012年12月，吉诏宏病逝，曾任凤阳县副县长的沈维骥（后来任滁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在吊唁簿上深情地写道：“农村改革开放伊始，吉公甘冒巨大政治风险，力排诽议，勇抗干扰，察民情、体民意，是凤阳小岗村‘大包干’农村改革的积极倡导谏言者，执着追求者，振臂而鼓与呼者，参与实践者，一线组织指挥者。”吉诏宏“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堪称“中国县长的好榜样”。
要饭怎能怪老百姓
1978年2月中旬，春节刚过，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吉诏宏被任命为中共凤阳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后来改称县长）。走马上任的他，经常看见老乡成群结队、身背花鼓外出要饭；多次接到许多周边县市打来的电报、电话，要求凤阳派人赶紧把“要饭花子”接回来，以免给社会主义抹黑，影响当地治安；时常听到干部们议论：凤阳人农闲逃荒要饭，是一个传统……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为什么淮河岸边的凤阳，偏偏成了乞丐窝？
经过走村串户深入调研，吉诏宏找到了答案。一次会議上，他慷慨陈词：凤阳史称钟离，历史悠久，物产丰饶。清光绪年间编纂的《凤阳县志》上讲：南乡多水田，宜稻；淮水南北岸多旱地，宜豆与秫；麦则南北皆宜也。民风亦淳朴，无好勇斗狠之习。请问，谁家有吃有喝，愿意丢人现眼去乞讨？……要饭不能怪老百姓，应怪我们这些公仆。是我们没本事让他们把生产搞好，把肚皮填饱！
同年4月，春暖花开，正是农忙季节。吉诏宏来到梨园公社小岗队，只见农田里人影稀少，干活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壮劳力大多外出要饭去了；村庄里死气沉沉，榆树皮、柳树皮全被剥掉充饥，露出木质，白花花的糁人。许多家有锅无灶，有被无床，有井无桶。好多户缺门少窗，春风吹过黑洞洞的空门土窗，一张张“大口”发出的声音，就像饿汉的呻吟。
陪同考察的区委书记、公社书记介绍道：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队又是梨园公社最穷的生产队。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小岗村饿死67人，6家绝户。现有18户，17户讨过饭。连续23年没上交过一粒公粮。前不久，小岗队偷偷将土地分包到组，而且，这些生产组不是父子组，就是兄弟组，实际上是明组暗户，分田单干，破坏“一大二公”，简直无法无天。我们准备抓住这个反面典型，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吉诏宏沉思了一会儿，明确指示：中央三令五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小岗村可能是穷怕饿急了。不妨让他们干干看。全县3616个生产队，一个小岗队无碍大局。
后来，吉诏宏又多次到小岗队打气鼓劲，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
由于明组暗户得到县长（县委“二把手”）的默许，小岗人胆子更壮了。11月24日，他们一不做、二不休，18个户主在契约上按了红手印，将土地、农具、牲口等按人头分到各家……
1978年是“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旗开得胜，当年就收获粮食13.3万斤，是过去5年粮产量的总和；油料3.5万斤，是过去20年的总和；完成征购任务2万多斤，超额7倍多。人均年收入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农民们高兴地说：包产到户一年翻身，包产到组三年翻身，“大呼隆”（形容做事虚张声势，很少实效）永世不得翻身。
试验两三年，总比讨饭好
小岗村冒尖后，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赞叹：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也有人批评：大包干，方向偏。耕地累死牛，用水打破头，拖拉机不用了，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从乡村到城镇，从基层到机关，“大包干”的“赞成派”与“反对派”唾沫星子飞溅，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素来稳健的县委领导也坐不住了，1979年2月17日下午，凤阳县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大包干”的是与非，统一思想。吉诏宏是赞成派的代表，“鼓与呼”最为积极。
一番热烈地讨论之后，常委们意见并不统一。按照组织原则，举手表决。结果是，12名常委，9人赞成，2人反对，1人弃权。
会议结束，为慎重起见，吉诏宏给地委书记王郁昭挂了电话。王书记说：省委书记万里就在滁县，明天去凤阳，你当面向他报告。2月18日，在县委招待所会议室，吉诏宏一五一十地向万里做了汇报：小岗等生产队“包产到户”，一年翻身见效，震动了全县人民和广大基层干部，大家一致要求搞“大包干”试验。万里一边听，一边记。最后，吉诏宏请求道：“我们县委要求能批准我们试验两三年，总比讨饭好。”万里站起身来，语气果敢地说：“好，我今天就批准你们试试看！”
从此，“大包干”步入快车道，在凤阳迅速推开。3月份，全县推广了小岗村的经验。到了年底，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庭美奉命下到小岗队，总结“大包干”。经过全面调研，他完成了《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小岗村“大包干”“这件事不久也被在农村工作几十年、饱尝过酸甜苦辣的县委主要负责人知道了。他深知党的‘规矩’，更同情群众的苦衷。……他告诉公社的同志说：‘算了吧！就让他们那样干吧！’小岗队‘包干到户’办法就这样幸存下来了。”
1980年5月，知名作家江流在报告文学《春回皖东》里写道：上文中提到的这位“把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积极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为改善群众的命运勇于承担起责任的县委主要负责人”，“就是吉诏宏同志”。
羞煞争权夺利人
“大包干”初见成效后好评如潮，其中，多数宣传是实事求是的，但少数领导却唱起了“高调”：“大包干”之后，逃荒要饭现象在凤阳已经绝迹。吉诏宏认为：肆意批评“大包干”不对，过头宣传也不妥。于是，他就在不同场合，对“胡吹风”提出批评。不久，“吉诏宏反对‘大包干’”的议论不胫而走，四处扩散。接着，他被“调虎离山”，安排去省委党校学习，借以反省。可是，学习一结束，爱认死理的吉诏宏回到凤阳，还是继续与“胡吹风”唱“对台戏”。地委的一位领导当面批评他：“自你从党校学习回来的言行影响不好！”吉诏宏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心甘情愿做这样实事求是的人！”
1981年，滁县地委做出决定，免去吉诏宏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长职务，调回滁县地区科委担任副主任，直到离休。从此，吉诏宏在“大包干”中的“第一推手”作用，再也无人提及，连《凤阳县志》等重要文献上都是空白，而他反对“大包干”之事，却通过影视、文学等作品，广泛传播。对此，他坦然面对，相信百姓心中有杆秤，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表明心迹：“失宠不改忠贞志，遭陷未移公仆心。荣辱生死全不顾，羞煞争权夺利人！”
1988年12月，《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第一作者、新华社社长穆青欣然题写了书法《衙斋卧听萧萧竹》，亲手赠送给吉诏宏，对他心系百姓、敢说真话的政治品格予以褒奖。
2012年12月，吉诏宏逝世之后，他的儿女们开始整理他的遗物：一箱子大大小小、封面发黄的工作笔记，一个使用半个世纪、“伤痕累累”的公文包，一堆项南、赖少其、穆青等友人的题诗赠画，一本晚年撰写出版的《“木头人”自述》……还有一幅亲笔书写的《公仆铭》，格外拨动人的心弦：位不在高，廉政则灵；才不在钱，服务于民。斯是公仆，万民皆钦。脚步跑基层，世情入脑深；谈笑有群众，办事无私情。可以明实况、察真情，无谎报之乱耳，无偏颇之爱心。兰考焦裕禄、安徽杨效椿。智叟云：公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