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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是联合国内重要的政治机构，其工作具有“高度、深度和浓度”。凡在安理会内工作过的人，都有一种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安理会的许多事情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切都是跟着时代的脉搏而动的。
“大哥大”变成“小弟小”
信息时代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信息技术之风首先刮进了安理会。安理会处理的事情大多与“天下存亡”问题有关，因此，作为安理会理事国的大使，个个都“匹夫有责”，几乎每天都需要向各自首都汇报请示，而且常常需要争分夺秒。因此，当时俗称“大哥大”的移动电话自然就成了大使们的宠物了。中、法、俄、英、美五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代表、副代表马上就“领导世界新潮流”，每人配备了最新型的移动电话。刚刚当选的非常任理事国代表、副代表，如果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也不甘落后，购置了“大哥大”。个别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虽然财力不济，但出于工作的实际需要，经过三思，也分别要求其政府特别批准购置“大哥大”。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纽约工作后，发现日本代表团比较特别。日本外交官在装备方面显得“高人一筹”，从上到下每人都有一部“大哥大”，走到哪儿提到哪儿。据日本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大哥大”是由一家日本电器公司赞助的，以示对日本当年入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支持。赞助归赞助，电话费这一“软件”则由个人承担。看来，这只是公司促销的一个“招数”！
每逢安理会举行全体磋商时，各路使节便云集一堂。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大哥大”往桌上一摆。当年，手机的铃声变化不多，只有一种声音。会场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铃声一响，大家不约而同地迅速抄起各自的移动电话。这也难怪，误了“军机”，如何向各自的“主儿”交待？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原来一手提的“大哥大”移动电话也不断更新，逐渐变得小巧玲珑，到现在已经变成了掌中握的“小弟小”。手机也配备了摄像、照相、游戏、上网等许多新功能。在安理会的磋商中，每当遇到分歧，或大家对决议草案内容争执不下的时候，就见到大使们手握移动电话，在会场走廊内“哈罗、哈罗”地喊个不停。过一会儿，大使们又都胸有成竹地返回会场。不用问，各自首都这时已有明确指示了。可见，要不是这些“大哥大”或“小弟小”从中催产，安理会的许多决议、决定也不会这么容易迅速“顺产”面世的。
“低头”变成“抬头”
安理会处理的事情与和平及安全问题有关，其中每天必须审议部署在世界各地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情况。数年以前，每逢审议某项维和行动的实施情况时，秘书处工作人员都会在各个代表团桌前分送一张与当天审议事项有关的当事国彩色地图。在秘书处的官员通报情况时，大使们亦跟着在桌上的地图上找位置。有时，有些小地方偏僻，极不好找，大使们普遍感觉十分麻烦。而且，隔天开会时，大使都会重新索要一张地图，这无疑也为联合国的财政负担雪上加霜。鉴此，大家经过着重商量，认为“长痛不如短痛”，最后一咬牙，决定在室内安装一台投影机，在一侧墙上挂上一块投影布。每次审议维和行动时，都改由秘书处的技术人员从旁协助，先将投影布放下，然后打开投影机，再根据通报的情况，同步用小的手电筒在图上示意。这一下子省了许多麻烦，大使们只需做的就是“抬头望地图，低头思战略”。
“秘密”变成“公开”
安理会在通过决议、主席声明或举行公开辩论时，都会在宽敞明亮的正式会议大厅内进行。但是，15个理事国大使们平时大部分时间则是在拥挤不堪的磋商室内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经常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好在他们都是“君子”，只动口、不动手。出于保密和安全原因，磋商室门外戒备森严。把守的是数名身穿警服、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以及一两名便衣警察。这些联合国警察训练有素、铁面无私。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不管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入”。
许多会员国关心涉及各自地区及自身安危的议题，但都只能长时间在门外恭候。一旦磋商结束，这帮“门外汉”便蜂拥而上，团团围着安理会理事国的各位代表及工作人员，问长问短，探听磋商“内幕”。这时，磋商室外好一派热闹景象。我在纽约工作期间，结交了一大批外国同事。每次磋商结束，他们都似乎成了我的“追星族”，我躲都躲不开！
随着联合国内刮起的“改革开放”“东风”，这种长期形成的“秘而不宣”、“非礼莫闻”的旧习开始变革。现在，改革开放措施已“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如每天磋商结束后，安理会主席都必须为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代表举行吹风会，通报当天安理会的讨论情况。安理会审议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前，需要与出兵国进行事先磋商。一些涉及程序性或例行性议题的“秘密磋商”已有选择地公开举行。由此一来，“门外汉”也变成了“座上宾”。安理会外的会员国代表也可以在大厅内报名发言，参与讨论。安理会的这种增加透明度的工作方法，已得到了大家的良好评价。
“改革”变成“不动”
安理会的正式会议厅富丽堂皇，召开会议时好不气派。外来的旅游参观者对此无不赞叹不已。但这些走马观花的游客却全然不知，毗邻的安理会磋商室却只有斗大。这个磋商室仅配有一张马蹄形的桌子，另有75张固定的椅子。通常情况下，15个理事国一般有代表、副代表和两三个助手出席会议。但在许多情况下，秘书长办公室、政治事务部、维和部和新闻部等一大批人员也前来参加会议。室内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凡遇到秘书长到会吹风或通报情况，前呼后拥又平添了一班人马。这时，室内往往成了“煮饺子”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初，有些安理会理事国代表试探要求秘书处就扩展磋商室问题做一可行性研究。结果一匡算，动辄就需要100多万美元。在联合国经费捉襟见肘之际，这一想法只好作罢。另外，扩建磋商室有为今后扩大安理会成员做准备之嫌，谁都不敢冒此政治风险。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另外，有一些理事国的代表发现，除了大使有桌子外，后排所有固定椅子均无扶手，作笔记时特别费劲。他们要求参考大学教室内的作法，将固定的椅子右侧全部配上写字扶手。然而，这一想法最终也未能获得通过。因为安理会内有一些代表是“左撇子”。他们可能对日后在扶手问题上得不到“公平对待”表示强烈反对。
经过这一番你来我往的讨论，大家最后认识到，有一些改革措施确实非常伤脑筋，还是以继续维持不变为好。
“节假日”变成“工作日”
我在纽约工作期间，最怕遇到节假日。一旦世界各地发生“火警”，安理会就需要举行紧急磋商。这时，节假日内的游玩计划便会随即泡汤。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周末，远在天边的柬埔寨冲突各派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在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执行维和任务的几名维和人员遇炸身亡。国内指示我们要求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对这些阵亡人员致以哀悼。
当时，我正与妻子在纽约长岛的琼斯海滩上观海潮、钓海蟹、吹海风、喂海鸥。我的同事幸亏知道我们的去向，立即通知我返回联合国总部开会。结果，我连西服都来不及换上，穿着便衣，带着一股海腥味就直奔安理会的会场。
还有一次是在中国农历除夕。除夕对于长年在国外工作的外交官来说，是一个集体狂欢的日子。当时，李肇星大使（现为外交部部长）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安排了盛大的内部聚餐会和文娱晚会。
傍晚，李肇星大使在会上热情致词。他向大家谈到工作与报酬之间的关系，并寓意深刻地谈道：金钱可以买到补药，但是买不到健康；金钱可以买到房子，但是买不到家庭；金钱可以买到权势，但是买不到尊敬；金钱可以买到伙伴，但是买不到知己......
他讲着讲着，手机铃响了。原来是安理会主席办公室通知他，安理会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于是，他连团圆饭都来不及吃一口，带着我和另一位同事，空着肚子就乘车前往联合国总部大楼。会议一直开到午夜。等我们返回的时候，大家不是跳舞跳得满身大汗，就是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餐桌上只剩下几根香蕉了。
联合国安理会以开会闻名于世。各国在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长年累月地开会，平时亦都处在“待命安排”状态。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会”字，对节假日的时间观念可谓“与日俱淡”。
当然，联合国也有一些法定不开会的日子，如联合国日、圣诞节等。后来，许多国家的代表在“护法维权”方面的意识增加了，纷纷要求联合国增加一些“关门大吉”的日子。经过几年会上激烈的“搏斗”和争论，大家最后同意将每年东正教的受难日、穆斯林的宰牲节和开斋节定为联合国的法定休息日。
美国人也是“狡猾、狡猾的”，常常打一些“擦边球”，不鼓励联合国在美国的独立日、总统日、哥伦布日、感恩节等日子开会。
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都有庆祝春节的习惯。我在纽约工作期间，曾与一些亚洲国家的同事进行过“小串联”，探讨如何将中国的春节列为联合国的法定休息日。结果，我发现大家对这个主意都很感兴趣，连其他洲一些黄头发、蓝眼睛的代表闻讯后，也表示欢迎。当然我知道，他们心里希望的无非是多一个睡懒觉或晒太阳的日子！
“速度”变成“效率”
对于安理会来说，虽然时间并不等同于金钱，但速度却代表着效率。安理会的工作讲究一个“快”字。每天讨论的议题换得快，大使盼望国内的指示给得快，秘书处后勤人员手中的文件分得快，外交官们走路的步伐变得快──经常是快三、快四步！
在安理会的磋商室和会议厅两个场地，每个理事国分别只有三个和五个席位，其中头一把交椅是留给大使的，后面的专供助手们使用。每当大使们围绕敏感议题进行激烈讨论时，都会见到助手们飞快地向前排递纸条，不是补充最新情况，就是提供谈话参考要点。我们将这一做法称作“送弹药”。
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一直担任大使的顾问。我先后为几位大使效力，在工作中与他们达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默契，即大使急需“弹药”时，不必回头吩咐，只需要将一只手在桌子下向后抓几下。我坐在后排便马上知道大使需要什么。不到一分钟，大使就能“抓”到一张写满汉字的纸条。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址原来在曼哈顿上城，离联合国比较远，单程开车通常需要40分钟。为了加快工作效率，我和我的同事特别注意装备精良、分工明确。我们的公文包中24小时都备有笔纸橡皮、回型别针、钉书器、涂改液、小剪刀、小铁夹等文房“武器”。
当一人驾车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在车上将会议的记录归纳整理，将需要传真发回国内的联合国文件逐一裁开，并正反单页排好，还需要打个手机电话，通知负责“大锅饭”的厨师开始加热饭菜，以便我们抵达后能尽快解决“生存权”问题。
现在，中国代表团已搬迁到离联合国较近的地方。大家在步行返团的路上，亦是一边走、一边在脑海中构思报告框架，目的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向国内汇报情况。
搞外交需要讲究效率，也需要讲究平衡，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有一些时候必须做到“快刀斩乱麻”，另一些时候则只能“慢火炖蹄筋”！
（编后记：好稿不怕长。《美国白宫新闻发布厅里的故事》《联合国见闻：揭开安理会的神秘面纱》系列连载到这里结束了，让人有不忍掩卷之感。回望这一时期以来，两个连载都以其丰富的内容，诙谐幽默的语言，让我们得以走进美国白宫新闻发布厅和联合国大厦，一窥其堂奥，进行了一次次难忘的旅行。在此鸣谢作者黄友义、陈伟雄先生，并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作者和精彩文章走进本刊《国际视野》栏目。）
责编：雷向晴
“大哥大”变成“小弟小”
信息时代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信息技术之风首先刮进了安理会。安理会处理的事情大多与“天下存亡”问题有关，因此，作为安理会理事国的大使，个个都“匹夫有责”，几乎每天都需要向各自首都汇报请示，而且常常需要争分夺秒。因此，当时俗称“大哥大”的移动电话自然就成了大使们的宠物了。中、法、俄、英、美五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代表、副代表马上就“领导世界新潮流”，每人配备了最新型的移动电话。刚刚当选的非常任理事国代表、副代表，如果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也不甘落后，购置了“大哥大”。个别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虽然财力不济，但出于工作的实际需要，经过三思，也分别要求其政府特别批准购置“大哥大”。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纽约工作后，发现日本代表团比较特别。日本外交官在装备方面显得“高人一筹”，从上到下每人都有一部“大哥大”，走到哪儿提到哪儿。据日本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大哥大”是由一家日本电器公司赞助的，以示对日本当年入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支持。赞助归赞助，电话费这一“软件”则由个人承担。看来，这只是公司促销的一个“招数”！
每逢安理会举行全体磋商时，各路使节便云集一堂。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大哥大”往桌上一摆。当年，手机的铃声变化不多，只有一种声音。会场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铃声一响，大家不约而同地迅速抄起各自的移动电话。这也难怪，误了“军机”，如何向各自的“主儿”交待？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原来一手提的“大哥大”移动电话也不断更新，逐渐变得小巧玲珑，到现在已经变成了掌中握的“小弟小”。手机也配备了摄像、照相、游戏、上网等许多新功能。在安理会的磋商中，每当遇到分歧，或大家对决议草案内容争执不下的时候，就见到大使们手握移动电话，在会场走廊内“哈罗、哈罗”地喊个不停。过一会儿，大使们又都胸有成竹地返回会场。不用问，各自首都这时已有明确指示了。可见，要不是这些“大哥大”或“小弟小”从中催产，安理会的许多决议、决定也不会这么容易迅速“顺产”面世的。
“低头”变成“抬头”
安理会处理的事情与和平及安全问题有关，其中每天必须审议部署在世界各地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情况。数年以前，每逢审议某项维和行动的实施情况时，秘书处工作人员都会在各个代表团桌前分送一张与当天审议事项有关的当事国彩色地图。在秘书处的官员通报情况时，大使们亦跟着在桌上的地图上找位置。有时，有些小地方偏僻，极不好找，大使们普遍感觉十分麻烦。而且，隔天开会时，大使都会重新索要一张地图，这无疑也为联合国的财政负担雪上加霜。鉴此，大家经过着重商量，认为“长痛不如短痛”，最后一咬牙，决定在室内安装一台投影机，在一侧墙上挂上一块投影布。每次审议维和行动时，都改由秘书处的技术人员从旁协助，先将投影布放下，然后打开投影机，再根据通报的情况，同步用小的手电筒在图上示意。这一下子省了许多麻烦，大使们只需做的就是“抬头望地图，低头思战略”。
“秘密”变成“公开”
安理会在通过决议、主席声明或举行公开辩论时，都会在宽敞明亮的正式会议大厅内进行。但是，15个理事国大使们平时大部分时间则是在拥挤不堪的磋商室内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经常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好在他们都是“君子”，只动口、不动手。出于保密和安全原因，磋商室门外戒备森严。把守的是数名身穿警服、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以及一两名便衣警察。这些联合国警察训练有素、铁面无私。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不管有天大的本事，也“插翅难入”。
许多会员国关心涉及各自地区及自身安危的议题，但都只能长时间在门外恭候。一旦磋商结束，这帮“门外汉”便蜂拥而上，团团围着安理会理事国的各位代表及工作人员，问长问短，探听磋商“内幕”。这时，磋商室外好一派热闹景象。我在纽约工作期间，结交了一大批外国同事。每次磋商结束，他们都似乎成了我的“追星族”，我躲都躲不开！
随着联合国内刮起的“改革开放”“东风”，这种长期形成的“秘而不宣”、“非礼莫闻”的旧习开始变革。现在，改革开放措施已“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如每天磋商结束后，安理会主席都必须为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代表举行吹风会，通报当天安理会的讨论情况。安理会审议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前，需要与出兵国进行事先磋商。一些涉及程序性或例行性议题的“秘密磋商”已有选择地公开举行。由此一来，“门外汉”也变成了“座上宾”。安理会外的会员国代表也可以在大厅内报名发言，参与讨论。安理会的这种增加透明度的工作方法，已得到了大家的良好评价。
“改革”变成“不动”
安理会的正式会议厅富丽堂皇，召开会议时好不气派。外来的旅游参观者对此无不赞叹不已。但这些走马观花的游客却全然不知，毗邻的安理会磋商室却只有斗大。这个磋商室仅配有一张马蹄形的桌子，另有75张固定的椅子。通常情况下，15个理事国一般有代表、副代表和两三个助手出席会议。但在许多情况下，秘书长办公室、政治事务部、维和部和新闻部等一大批人员也前来参加会议。室内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凡遇到秘书长到会吹风或通报情况，前呼后拥又平添了一班人马。这时，室内往往成了“煮饺子”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初，有些安理会理事国代表试探要求秘书处就扩展磋商室问题做一可行性研究。结果一匡算，动辄就需要100多万美元。在联合国经费捉襟见肘之际，这一想法只好作罢。另外，扩建磋商室有为今后扩大安理会成员做准备之嫌，谁都不敢冒此政治风险。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另外，有一些理事国的代表发现，除了大使有桌子外，后排所有固定椅子均无扶手，作笔记时特别费劲。他们要求参考大学教室内的作法，将固定的椅子右侧全部配上写字扶手。然而，这一想法最终也未能获得通过。因为安理会内有一些代表是“左撇子”。他们可能对日后在扶手问题上得不到“公平对待”表示强烈反对。
经过这一番你来我往的讨论，大家最后认识到，有一些改革措施确实非常伤脑筋，还是以继续维持不变为好。
“节假日”变成“工作日”
我在纽约工作期间，最怕遇到节假日。一旦世界各地发生“火警”，安理会就需要举行紧急磋商。这时，节假日内的游玩计划便会随即泡汤。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周末，远在天边的柬埔寨冲突各派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在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执行维和任务的几名维和人员遇炸身亡。国内指示我们要求安理会立即召开会议，对这些阵亡人员致以哀悼。
当时，我正与妻子在纽约长岛的琼斯海滩上观海潮、钓海蟹、吹海风、喂海鸥。我的同事幸亏知道我们的去向，立即通知我返回联合国总部开会。结果，我连西服都来不及换上，穿着便衣，带着一股海腥味就直奔安理会的会场。
还有一次是在中国农历除夕。除夕对于长年在国外工作的外交官来说，是一个集体狂欢的日子。当时，李肇星大使（现为外交部部长）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安排了盛大的内部聚餐会和文娱晚会。
傍晚，李肇星大使在会上热情致词。他向大家谈到工作与报酬之间的关系，并寓意深刻地谈道：金钱可以买到补药，但是买不到健康；金钱可以买到房子，但是买不到家庭；金钱可以买到权势，但是买不到尊敬；金钱可以买到伙伴，但是买不到知己......
他讲着讲着，手机铃响了。原来是安理会主席办公室通知他，安理会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于是，他连团圆饭都来不及吃一口，带着我和另一位同事，空着肚子就乘车前往联合国总部大楼。会议一直开到午夜。等我们返回的时候，大家不是跳舞跳得满身大汗，就是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餐桌上只剩下几根香蕉了。
联合国安理会以开会闻名于世。各国在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长年累月地开会，平时亦都处在“待命安排”状态。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会”字，对节假日的时间观念可谓“与日俱淡”。
当然，联合国也有一些法定不开会的日子，如联合国日、圣诞节等。后来，许多国家的代表在“护法维权”方面的意识增加了，纷纷要求联合国增加一些“关门大吉”的日子。经过几年会上激烈的“搏斗”和争论，大家最后同意将每年东正教的受难日、穆斯林的宰牲节和开斋节定为联合国的法定休息日。
美国人也是“狡猾、狡猾的”，常常打一些“擦边球”，不鼓励联合国在美国的独立日、总统日、哥伦布日、感恩节等日子开会。
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都有庆祝春节的习惯。我在纽约工作期间，曾与一些亚洲国家的同事进行过“小串联”，探讨如何将中国的春节列为联合国的法定休息日。结果，我发现大家对这个主意都很感兴趣，连其他洲一些黄头发、蓝眼睛的代表闻讯后，也表示欢迎。当然我知道，他们心里希望的无非是多一个睡懒觉或晒太阳的日子！
“速度”变成“效率”
对于安理会来说，虽然时间并不等同于金钱，但速度却代表着效率。安理会的工作讲究一个“快”字。每天讨论的议题换得快，大使盼望国内的指示给得快，秘书处后勤人员手中的文件分得快，外交官们走路的步伐变得快──经常是快三、快四步！
在安理会的磋商室和会议厅两个场地，每个理事国分别只有三个和五个席位，其中头一把交椅是留给大使的，后面的专供助手们使用。每当大使们围绕敏感议题进行激烈讨论时，都会见到助手们飞快地向前排递纸条，不是补充最新情况，就是提供谈话参考要点。我们将这一做法称作“送弹药”。
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一直担任大使的顾问。我先后为几位大使效力，在工作中与他们达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默契，即大使急需“弹药”时，不必回头吩咐，只需要将一只手在桌子下向后抓几下。我坐在后排便马上知道大使需要什么。不到一分钟，大使就能“抓”到一张写满汉字的纸条。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址原来在曼哈顿上城，离联合国比较远，单程开车通常需要40分钟。为了加快工作效率，我和我的同事特别注意装备精良、分工明确。我们的公文包中24小时都备有笔纸橡皮、回型别针、钉书器、涂改液、小剪刀、小铁夹等文房“武器”。
当一人驾车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在车上将会议的记录归纳整理，将需要传真发回国内的联合国文件逐一裁开，并正反单页排好，还需要打个手机电话，通知负责“大锅饭”的厨师开始加热饭菜，以便我们抵达后能尽快解决“生存权”问题。
现在，中国代表团已搬迁到离联合国较近的地方。大家在步行返团的路上，亦是一边走、一边在脑海中构思报告框架，目的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向国内汇报情况。
搞外交需要讲究效率，也需要讲究平衡，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有一些时候必须做到“快刀斩乱麻”，另一些时候则只能“慢火炖蹄筋”！
（编后记：好稿不怕长。《美国白宫新闻发布厅里的故事》《联合国见闻：揭开安理会的神秘面纱》系列连载到这里结束了，让人有不忍掩卷之感。回望这一时期以来，两个连载都以其丰富的内容，诙谐幽默的语言，让我们得以走进美国白宫新闻发布厅和联合国大厦，一窥其堂奥，进行了一次次难忘的旅行。在此鸣谢作者黄友义、陈伟雄先生，并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作者和精彩文章走进本刊《国际视野》栏目。）
责编：雷向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