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源流考

来源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tingyuanzhu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城,最早是指围绕某一区域四周以供防守的高大围墙,即城墙。“城”因其具有盛放、装载人民及帝位等重器的功能而得名。多种辞书都提到了《左传·僖公四年》载有“楚国方城以为城”,是有关长城的最早记载,这样在“城”向“长城”过渡的中间,出现了一个新词:方城。古人依山建城邑,因山为关塞,连塞为长城,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因此,“方城”的山名、关塞名、城邑名与长城名,四者是可以统一的。“长城”一词见于先秦文献的,当推《管子》和《战国策》这两本书为早。“长城”后来逐渐成为典故,发展出了新的意义。
  关键词:城:方城:长城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0-0015-04
  一、城
  城,最早是指围绕某一区域四周以供防守的高大围墙,即城墙。城墙一般分两重:里面的叫“城”,外面的叫“郭”。“城”字单用时,多包含城与郭;“城、郭对”举时则只指城。《诗·大雅·文王有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筑城”即修筑长城。《孟子·公孙丑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城高以厚,地广以深。”
  城为什么叫作“城”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土部》:“城,以盛(ch6ng)民也。从‘土’从‘成’,‘成’亦声。”意思是说:城是用来盛放、装载人民的;“城”这个字是用“土”和“成”两个偏旁组成的,“成”不仅表示意义,同时表示读音。清代段玉裁注:“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意思是说:《说文解字》说的“以盛民也”,就像粮食盛装在容器里一样。东汉刘熙《释名·释宫室》也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晋代崔豹更加明确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古代這些学者一致认为,“城”因其具有盛放、装载人民、帝位以及器物、财物的功能而得名。
  正因为“城”本指城墙,所以复音词有“城池(城墙和护城河)、城堞(城上的矮墙)、城垛(城墙向外突出的部分)、城根(城墙的根部)、城关(城墙的门)、城郭(内城和外城的墙)、城隍(城墙和护城河)、城楼(城门上的了望楼)、城门(城墙上的门洞)、城阙(城门两边的望楼)、城头(城墙上)、城垣(城墙)”等;成语则有“城狐社鼠(城墙洞中的狐狸,社坛里的老鼠。比喻有所凭依而为非作歹的人。)、城门鱼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城下之盟、金城汤池(金属造的城,滚水的护城河)、铜城铁壁(铜墙铁壁)”等等。
  二、方城
  “城”本指城墙,明白了这一点,“长城”的意思也就迎刃而解了:“长城”者,“长长的城墙”之谓也。因此,《汉语大词典》“长城”条的定义是:“供防御用的绵亘不绝的城墙。春秋战国时各国出于防御目的,分别在边境形势险要处修筑长城。《左传·僖公四年》载有‘楚国方城以为城’的话,这是有关长城的最早记载。战国时齐、楚、魏、燕、赵、秦和中山等国相继兴筑。秦始皇灭六国完成统一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侵,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予以修缮,连贯为一。故城西起临洮(今甘肃省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俗称‘万里长城’。至今尚有遗迹残存……”《地理学名词》“长城”条的定义则是:“中国古代由大小王朝所修建的用于军事防御的城墙,其连续不断绵延达数千公里。”
  除《汉语大词典》外,《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大学历史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简明文史知识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资治通鉴大辞典·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中华国粹大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军事大辞海·上》(长城出版社,2000)、《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国防经济大辞典》(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古代科技百科全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等辞书都提到了“《左传·僖公四年》‘楚国方城以为城’是有关长城的最早记载”之类的话,这样,在“城”向“长城”过渡的中间,出现了一个新词:方城。
  “方城”一词在文献记载中出现较早。《左传·僖公四年》:“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鲁僖公四年,即公元前656年。“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即“把方城当作城墙,把汉水当作护城河”。又《文公三年》:“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文公三年,即公元前624年。“门于方城”,即“攻打方城之门”。
  在历史文献中,“方城”是个多义词,至少有以下四种意义:
  1.山名
  《左传·僖公四年》“楚国方城以为城”晋·杜预注:“方城山在南阳叶县南,以言竞(境)土之远。”《荀子·议兵》:“(楚人)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杨惊注:“方城,楚北界山名也。”
  2.关塞名
  《国语·齐语》:“(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楚,济汝,逾方城,望汉山,使贡丝于周而反。”韦昭注:“方城,楚北之厄塞也。”《吕氏春秋·有始览》:“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谓九塞?曰大汾、冥陀、荆阮、方城、郁、井陉、令疵、句注、居庸。”高诱注:“冥陀、荆阮、方城皆在楚。”《吕氏春秋·慎行论》:“王说,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恶之曰:‘建与连尹将以方城外反。”’高诱注:“方城,楚之阨塞也。”
  3.长城名
  《国语·吴语》“夫差伐齐不听申胥之谏”:“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逾诸夏而图东国,三岁于沮、汾以服吴、越。”汉代刘安《淮南子·兵略训》日:“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姚鼐《春秋三传补注》云:“凡申、息、陈、蔡,东及城父,传皆谓之方城之外,然则方城连岭可七八百里矣。”《汉书·地理志》南阳郡记载“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这些材料进一步证明了楚方城为中国最早的一段防御性长城。以上为汉代及其以前的文献记载,汉代以后的文献记载则更多,此不具引。   4.城邑名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一《潕水》:“水出黄城山,东北迳方城,《郡国志》曰:‘叶县有方城,郭仲产曰:苦菜、于东之间,有小城名方城,东临溪水,寻此城致号之由,当因山以表名也。’苦莱,即黄城也。及于东,通为方城矣,世谓之‘方城山’,水东流注潕水,故《地理志》曰:‘南阳叶县方城邑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尸子》曰:‘楚狂接舆耕于方城。’盖于此也。”“有小城名方城,东临溪水,寻此城致号之由,当因山以表名也”,明确地说方城这个“小城”“致号之由,当因山以表名也”。
  根据这些材料,一些学者就认为楚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修筑长城,最晚至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便已经修筑方城作为自己的北方屏障。但又有一些学者不以为然,把山名、关塞名、城邑名与长城名分离来看,认为四者之间不相关联。
  其实,古人依山建城邑,因山为关塞,连塞为长城,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只是具体文献所载的材料可能偏指其一而已,需要根据其具体的语言环境加以辨别、区分。因此,山名、关塞名、城邑名与长城名,四者是可以统一的。
  作为长城来说,可以基本确定,楚方城建造的最早时间当在公元前680年至公元前656年之间,楚方城应该是列国建造的最早长城。
  三、长城
  “长城”一词见于先秦文献的,当推《管子》和《战国策》这两本书为早。
  《管子》基本上是战国时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书中的各篇成篇有战国的早期和中期这两个时期。其《轻重丁》篇曰:
  管子问于桓公曰:“敢问齐方于几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阴雍长城之地,其于齐国三分之一。非谷之所生也。”……管子曰:“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
  此段记载管仲与齐桓公的对话。管仲所说的“长城”,指齐国与鲁国交界处的长城。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虽然其书名为西汉末刘向所拟定,但书中的各篇,作者并非一人,成书也并非一时,有战国的早期、中期和晚期这三个时期。其中《燕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谓燕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王之有也。”
  此段记载战国著名辩士张仪对燕昭王所说的话。当时燕国北面常有胡人南下骚扰,而西面则有秦国崛起,每有东进称霸之心。其问虽然还有赵国相隔,但赵也常受秦的驱使犯燕,实为大患。为了防御,燕国便修筑了北长城和易水长城,以防胡和秦、赵。这就是张仪所说的“长城”。
  又《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
  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有许、鄢、昆阳、兆陵,舞阳、新郭;东有淮、颍、沂、黄、烛枣、海杨、无杧;稀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地方千里。
  注补引《大事记》:“‘今开封阳武县。’魏惠王十二年,魏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长城即上所指。又十九年,魏筑长城,塞固阳。正义云:‘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固阳有连山,东至黄河,西南至夏、会等州。’按苏秦说合从(纵),在惠王后二年。后七年纳上郡地,则此时固阳之长城犹魏地也。”公元前332年以前,华阴长涧河以东属魏国阴晋邑,邑城遗址在今岳庙东2.5公里处。秦魏边境,战事不断。《史记·魏世家》载“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又《秦本纪》载,公元前362年,即魏惠王九年,秦攻魏少梁(今韩城),破魏军,擒魏将公孙痤,为抵抗秦军入侵,魏国于公元前358年,即魏惠王十二年开始在黄河以西与秦交界处修筑长城。《水经注》述,魏惠王“使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公元前351年城成。次年又进一步扩建。
  又《秦策一·张仪说秦王》:
  昔者齐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之君,地广而兵强;战胜攻取,诏令天下;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钜坊,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
  鲍彪注:“《苏秦传》注:‘济北卢县有防门,又有长城,东至海。’《后志》注:‘防门即钜防。’”补曰:“长城西头在济州平阴县界。《太山记》云:‘太山西有长城,缘河,经太山,余一千里,至琅琊台人海。’”这是张仪游说秦惠文王富国强兵的言辞。张仪分析齐国的情况说:“从前齐国往南击破荆楚,往东战败了宋国,往西征服了秦国,北方更打败了燕国,在中原地带又指挥韩、魏两国的君主。土地广大,兵强马壮,攻城略地,战无不胜,号令天下诸侯,清清的济水和混浊的黄河都是它的天然屏障,巨大的长城足可以作它的防守掩体。齐国是一连五次战胜的强国。”
  内蒙古境内的长城,应从赵武灵王开始修建。《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云: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於匈奴。
  赵武灵王在打败了林胡、楼烦之后,又进入中原开发了燕、代、云中,并开始修筑長城。赵国的长城,从代郡向西沿阴山至高阙,沿线有代郡、雁门、云中三郡。云中,战国赵地,《史记·赵世家》“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秦置云中郡,统阴山以南,今自山西之怀仁、左云、右玉以北、绥远各县、蒙古鄂尔多斯左乙、喀尔喀右翼、四子部落各旗,皆其地,汉分秦云中郡之东北部置定襄郡,西南部仍为云中郡,治云中县,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亦即赵故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建万里长城,赵长城即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长城”一词后来逐渐成为典故,发展出了新的意义。
  首先是比喻统兵重臣。《宋书·檀道济传》:“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初,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檀道济,南朝宋武帝立国重臣,屡建战功却遭忌谗,为彭城王刘义康矫诏所杀。自言乃“坏汝万里之长城”。《旧唐书·李勣传》:“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新唐书·李勣传》:“帝尝曰:‘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贤长城远矣!’”唐初名将李勣(本名徐世勣)任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在并州十六年,颇能安抚边境,唐太宗说:“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贤长城远矣!”后世因用“长城”喻指军事重臣或镇边名将。唐·姚合《送邢郎中赴太原》诗:“上将得良策,恩威作长城。”唐·贺知章《送人之军》诗:“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唐·高适《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诗:“前席屡荣问,长城兼在躬。”柳亚子《寄朱玉阶总司令延安》:“武力由来属民众,中华民族此长城。”
  “长城”也用来比喻坚强可靠的力量。唐·姚合《送邢郎中赴太原》:“上将得良策,恩威作长城。”宋·苏轼《河满子·湖州作》:“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以“长城”为喻,称美冯京(当时任成都知府兼成都府路利州路安抚使)为安边重臣。陆游《书愤》:“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长城”还可以用来赞美诗文雄伟峻健,不可超越。《新唐书·秦系传》:“与刘长卿善,以诗相赠答。权德舆曰:‘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虽老益壮。’”宋·徐俯《浣溪沙》:“章水何如颍水清。江山明秀发诗情。七言还我是长城。”以诗词雄健称赏。叶梦得《满庭芳·张敏叔、程致道和示,复用韵寄酬》:“长城,谁敢犯,知君五字,元有诗声。”以赞美张敏叔、程致道的诗歌。
  “长城”甚至还曾经做过地名。今浙江长兴,晋置长城县,唐乾元间属湖州,五代吴越时改名“长兴”至今。唐时置贡焙于顾渚,紫笋茶最负盛名。陆羽《茶经·八之出》注:“湖州生长城县顾渚山谷,与峡州、光州同。”又指长安城。传说观音曾扮游僧至长安,点化玄奘去西天取经。《西游记》第十五回:“佛说蜜多三藏经,菩萨扬善满长城。”另外,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有一古城名“长城”。这些已是后话了。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其他文献
2021年9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科技与信息处副处长刘相飞一行对我校2021年拟新增的“红山文化中华早期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内蒙古口腔颅颌面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两个自治区高校科技创新平台进行了现场考察论证,并开展了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副校长周建华出席论证会并讲话.科技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校园安全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两个创新平台主要负责同志及成员参加了论证会.
期刊
我国高等体育院校面临着院校功能单一,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不高、体育精神的培养不足等问题.因此,在落实体教融合的政策时,应根据理念融合、学科融合、方法融合的理念,秉承健康第一的理念,提升体育院校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依托双一流平台,积极探索体教融合方式,深入贯彻相关政策,充分发挥高等体育院校的职能和责任,激活高等体育院校竞争与合作,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
“新媒体+体育赛事转播权”是近年来体育赛事表演服务业的热点议题,跨界融合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带来了强盛的经济效应,对助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基于“生产要素——生产过程——生产关系”的逻辑进路,并以此为主要脉络形成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对有关热点研究进行归纳与梳理,给出未来的趋势性研究方向.研究表明:当前研究的薄弱之处为概念厘定忽视源发性、分析范式倾向工具性、认识进路遵循单一性,今后研究的侧重点应从认识逻辑、方法学、研究领域的认知程序上寻求学术突破点.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中,体育场馆发挥了独特的避灾抗疫应急功能,成为了灾疫中托起生命的“诺亚方舟”.文章论述了体育场馆作为避灾安置场所,具有覆盖面广、容纳量大、安全性高、改造量小、通达度好、隔离性好等优势,针对既有体育场馆在设计与管理方面制约其避灾抗疫功能发挥的薄弱环节,提出了坚持平灾结合的原则,强化新建改建体育设施的兼容性和可变性,推动体育场馆的生态化、智慧化升级,深化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以更好地发挥体育场馆资源的避灾抗疫应急作用.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已然成为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所以,研究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期许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供理论参考.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对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有关科研成果进行总结归纳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有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呈现效率低下化、形式单一化、资源断层化、结构失衡化、组织弱小化等现实困境.文章从新公
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专家问卷法和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网球专项课学业成就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初步构建了包括网球理论知识、网球技战术能力、网球专项体能、网球综合能力等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42个三级指标的网球学业成就评价标准,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进行了权重计算,结果显示,标准突出了对网球综合能力培养,体现了“教、练、组织”三大能力是我国体育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标准为对不同等级水平学生的网球教学与训练,从目标的制定、内容与方法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通过对英国20年来关于足球青训的政策文件和改革措施进行梳理,实地探访青训学院观察其实施情况,解读英国足球青训学院体系的内容.英国足球青训学院是以培养一线队优秀的本土球员为目标,在训练、竞赛和教育环节为球员提供了综合发展的环境;英国青少年足球培养有业余、混合与全日制三种训练形式,竞赛采用兼顾教学的年度周期比赛方式,特别强调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教育环境”.建议我国足球青训在育人理念基础上建立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化培养的青训体系;从训练、竞赛、教育等环节完善培养路径,改革和完善当前足球青训体系.
摘要:2021年7月16日至18日,由大连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主办,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所承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献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本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研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献的渊源和主要内涵以及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文献支撑等问题。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文献;研讨会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
采用文献资料法、数据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围绕后疫情时代我国电竞运动产业发展的基本内涵、现实困境、发展趋势与推进思路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认为,电竞运动产业是基于游戏又超越游戏,集科技、竞技、娱乐、社交于一身的拥有独特商业属性与用户价值的数字娱乐文化体育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人才匮乏,电竞从业人员紧缺;行业误解,社会大众认可度低;立法缺失,电竞行业市场混乱;收支失衡,职业战队运营困难;差距明显,对标电竞产业强国.后疫情时代,电竞产业的发展趋向电竞体育化、电竞技术化、电竞规范化、电竞全民化、电竞国际化和电竞
契丹女性的发式主要以髡发为主,同时还出现了束髻、辫发等现象.辫发是承接了北方少数民族所共有的传统,束髻则是受到汉族影响.本文以“五京建制”为依据,将统治区域分为内蒙古东南部、辽西地区、燕北地区和山西大同地区,对不同地区女性发型进行对比分析,以壁画中契丹族女性形象和出土实物为研究对象,了解契丹族女性发型.以契丹女性发型窥探民族融合与辽代女性社会生活,展现出契丹族、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民族交流与融合,从而体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