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由奥地利文学家彼得·汉德克获得，他将出席瑞典文学院12月10日的颁奖仪式。消息传出之后，西方舆论界哗然，因为汉德克在南斯拉夫解体战争中是为数不多的站在塞族一边的著名作家。他甚至发表过否认塞族尝试种族清洗穆族的言论，在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上朗诵赞美文字，引发欧洲主流舆论的口诛笔伐。斯洛文尼亚“网红哲学家”齐泽克，也加入谴责汉德克的行列。
　　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20年后，巴尔干地区依然是欧洲地缘政治的敏感点。纵观巴尔干历史，几乎每次国界线的变更都会引来不可估计的流血冲突，西方国家历史上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在这里展开得特别不顺利。

每一次改变都流血

　　“我父亲会把你的父亲或者弟兄活活烤死，如果他抓到他们的话。”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一名阿尔巴尼亚族的基督徒在被穆族烤死之前这样对邻居说。在巴尔干西部地区，从农村到国家层面，每一次政治风向的变动都会惹来流血冲突。
　　在贝尔格莱德，几乎所有的政治地标都带血。从贝尔格莱德火车站广场往市中心方向走，一座被炸毁的大楼赫然立在大街的最中央。它原是南联盟的国防部大楼，被北约“战斧”巡航导弹命中。20年前导弹从天而降留下的塌陷楼层，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南联盟解体后，贝尔格莱德成为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首都。这栋大楼被塞尔维亚政府以原貌保留，上面一幅巨型的塞尔维亚军人画像看似在向路过的行人敬礼。旧国防部大楼的对面，是另外一座政府大楼。2003年3月12日，塞尔维亚亲西方总理佐兰·金吉奇在步入大楼时，被潜伏在阳台上的狙击手打死。

　　被敌人强奸后生下的私生子女，成为了波黑和科索沃地区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来到主干道，两边小贩都在兜售印有俄罗斯总统普京肖像的商品。不远处就能看到原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昔日行宫。在这个行宫的阳台上，发生过这样一桩惨案：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和王后德拉加，被政变军官打得肠穿肚烂后，被推下阳台。苟延残喘的国王右手扶住了阳台栏杆，直到军官把他的手指逐一砍断，才掉到花坛上，被大雨淋了几个小时才有人来收尸。

　　亚历山大国王是一位亲奥匈帝国的国王，暗杀他的军官大部分是亲俄派。亚历山大死后，奥布廉诺维奇王朝血脉中断，与其有着百年敌对关系的卡拉乔治王朝，成为塞尔维亚王国的主宰。亲俄的卡拉乔治王朝与暗杀军官团保持着暧昧关系，后者也鼓动策划了针对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的暗杀。
　　在19世纪末的欧洲，两个王朝因争夺王位引发血腥杀戮，有点骇人听闻。然而在塞尔维亚民间，奥布廉诺维奇王朝以血腥“断后”告终，却被认为是一场公正的报应。因为在塞尔维亚独立运动时期，奥布廉诺维奇家族首领米洛斯私通奥斯曼帝国，用斧头砍下了卡拉乔治家族首领的人头，再把它献给了奥斯曼苏丹。
　　在巴尔干传统的政治逻辑里，敌人不仅要被肉体消灭，失败者的肉体也是被羞辱和公开展示的物品。“罗马尼亚吸血鬼”的原型人物弗拉德一世，把奥斯曼战俘插在木桩上，让他们在半空中流血至死，还一边欣赏他们的死状一边用餐;在安德里奇的小说《德里纳河的桥》里，奥斯曼帝国把敢于反抗的斯拉夫村民的头颅，放在穿过德里纳河的桥上，作为帝国权力的宣示。
　　在巴尔干过去几乎1000年的“权力游戏”里，战争不只是政治的延续，更是一种民族生存的逻辑。夹在奥斯曼帝国和西欧天主教国家之间的东正教氏族部落，血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只不过，巴尔干东部地区距离奥斯曼帝国权力核心较近，帝国依靠希腊东正教智者，统治得更加顺畅，到今天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式微;而与天主教哈布斯堡帝国直接接壤的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尽管同属南斯拉夫民族，却处于第一线磨心地带，地缘政治情况比巴尔干东部糟糕得多。
　　在南斯拉夫解體战争中，同村不同信仰的人砍下对方男性的头颅当球踢打，甚至割掉死者的生殖器。他们还有强奸对方女性的系统计划，出发点竟然是“让敌对民族的人口混入自己的血液”。到如今，被敌人强奸后生下的私生子女，成为了波黑和科索沃地区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民族国家大厦成了豆腐渣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建立民族国家成为了欧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事项。拿破仑的铁蹄把法国大革命的许多理念，传播到远至莫斯科那样的地点，却没进入巴尔干的幽暗山脉。拿破仑的直接影响力，只能抵达克罗地亚沿海地区达尔马提亚一带;奥斯曼帝国重兵把守的第拿里山脉，阻隔了启蒙思想继续往东扩散。
　　启蒙思想传入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一带，是经过希腊东正教知识分子一层加工的。这些东正教知识分子的想象空间，超不出中世纪建立起来的斯拉夫王国，或者是已经覆灭了的拜占庭帝国。在奥斯曼帝国约500年统治下，斯拉夫民族的东正教信仰得到了容忍，但是氏族之间的矛盾被帝国统治者们加以利用，铸成了历史久远的伤疤。
　　这也就是为什么塞尔维亚在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两大氏族出现了百年恩仇的情况。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沦为欧洲病夫，境内首先作乱的并非民族主义分子，而是帝国委派来统治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总督们。在这些总督之间爆发的内战中，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氏族被征用作不同阵营的武装力量，为日后在大国博弈中充当代理人埋下了伏笔。 　　那些走到一起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各怀异心，但是共同特点是要取代原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却不希望改变原有的权力架构。奥布廉诺维奇王朝成为塞尔维亚王国统治者后，最终还是走上了绝对君主制道路，赶走了内阁，解散了国会;亚历山大国王不顾臣民反对迎娶了比自己大10歲的德拉加，最终死在亲俄军官的枪口下。

“次等欧洲”：欧洲人的自我异化

　　“约翰逊身上有着浓烈的欧洲人气息，他有欧洲人的圆滑世故，也有欧洲人的现代感;但是刮开他身上的气息，（约翰逊）骨子里还是一个塞尔维亚人。这个强壮冷峻的年轻人，脸庞让人想起了巴尔干山民不遥远的荒蛮历史。”
　　写下这段文字的是英国作家约翰·李德。他在1915年一战期间跟随塞尔维亚军队采风时，遇到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年轻文学课讲师“约翰逊”。这位原名为“约瓦诺维奇”的塞尔维亚年轻人，为了更好地与西方人打交道，使用了“约翰逊”这个化名。

　　巴尔干人在看待欧洲的时候，有一种从自卑转化为自傲的心态。独立后追求以西欧民族国家为现代化蓝本的塞尔维亚，在原本被土耳其人统治的首都，修建起欧洲式的王宫、议会大厦、博物馆和歌剧院。但是，笔者跟塞尔维亚或阿尔巴尼亚的中年人聊天，他们潜意识里依然觉得自己不是欧洲人。
　　“尽管巴尔干国家在二战后都采纳了与东欧阵营类似的意识形态，但是接近地中海的国家更加适应那些军事强人和用警察手法统治国家的政治精英。到现在，这些政治精英在骨子里并没有改变。”斯洛文尼亚学者菲迪亚·武地奇这样纵观巴尔干的大脉络。
　　距离北约最后一个炮弹落在塞尔维亚土地上，已经20年了。在这20年里，巴尔干局势相对平静，但在巴尔干西部的山脉和河流之间，依然埋伏着不少难以调解的矛盾。先不说塞尔维亚、波黑、阿尔巴尼亚经常和只被西方承认的科索沃的领导人进行隔空骂战，就是波黑境内的塞族和穆族，也大部分觉得历史怨恨如此深重的民族共处于一个国家并非长久之计。
　　过去欧盟曾经许诺，那些与邻国解决领土纷争，并且改革达到一定水平的巴尔干国家，将能够获得入盟资格。但是，欧盟内部一些怀疑派却认为，不少东欧国家在“骗取”了入盟钥匙后，社会现代化随即发生严重倒退。如今，在欧盟内部呈现强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要提高入盟门槛。这对于巴尔干西部国家来说，是福还是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