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年底以来阿拉伯世界爆发剧烈的政治动荡，其中一些国家已经完成了领导人或政权的更迭，尽管巴沙尔仍在台上，但是叙利亚持续深处内乱或者内战之中。阿拉伯国家的此轮政治动荡看似非常突然，不仅让各相关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手忙脚乱，也使得世界各国的决策者们深感愕然，无法及时出台恰当的回应之策。
　　面对长期跌宕起伏的阿拉伯世界，人们常常疑惑它为何总是与动荡相伴。事实上，纵览阿拉伯民族和国家发展史，会很容易发現，除了极其短暂的帝国辉煌之外，阿拉伯人遭遇的几乎是一个又一个的挫折与失败。阿拉伯人遭此不幸，有他们不可掌控的外部原因，更有他们本可应对的内部因素，主客观条件共同造就了一出发人深思的阿拉伯民族悲剧。
　　凝聚力的缺失
　　尽管“阿拉伯”这个字眼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但是直到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以后，阿拉伯人才形成为一个对世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民族并建立了自己的庞大帝国。不过此后1400年的历史清晰表明，阿拉伯民族缺乏足够和持久的凝聚力。随着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632年逝世，刚刚统一起来的阿拉伯半岛就立即陷入分裂，虽经首任哈里发伯克尔的四处征讨重获统一，但是各势力的激烈角逐却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上，激烈的内部冲突一再上演，这往往又引来外部势力的干涉，所以我们经常发現，一部分阿拉伯人与外部势力联手对抗本族的另一部分人。
　　在現代阿拉伯国家诞生后，我们看到的则是阿拉伯国家之间不休的纷争。就几次阿以战争而言，试问，在对抗以色列时，阿拉伯国家做到协调一致了吗？特别是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当时处于襁褓之中且武器、人员、物资均奇缺的以色列能够取胜，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阿拉伯各参战国的态度，它们对这场战争的准备太过于仓促，对这场战争的投入力度太过于有限，而与此同时，它们对这场战争的收获则又太过于期待。仓促出战，兵力不至，基于私利追求的互相防范，阿拉伯国家还何言战争胜利？此次战争后埃及对加沙的占领、外约旦对西岸的吞并，直接剥夺了联合国在1947年赋予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权利。从某种程度上看，首先是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使巴勒斯坦人丧失了本可以更早建立自己国家的机会。
　　阿拉伯人凝聚力的缺失，或者说他们广泛存在的分裂，除了在与以色列进行的屡次失败的战争中显露无遗外，在其他问题上也清晰可见，比如20世纪60年代沙特和埃及在北也门的军事对抗，复兴党主政时期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长期不和，阿盟在1979年因为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约而中止其成员国资格，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军事入侵，当然，还有不能不提及的多个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等。时至今日，在国际社会中，我们看不到清晰的阿拉伯形象，听不到响亮的阿拉伯声音，阿拉伯人依然处于分散与割裂之中。在当前的“阿拉伯之春”中，解决地区问题历来很不得力的阿盟尽管频繁現身，但工作成效甚微，其中去年11月它中止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资格的举动异常醒目——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阿盟的创始国竟然都有被开除的经历。
　　民主政治的缺失
　　現代阿拉伯国家的如此惨痛经历也部分源于其民主政治的缺失。尽管在《古兰经》中并不缺乏对平等、互爱和民主精神的论述，但是在現实的政治发展中，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领导）者们表現出来的却多是家长式作风。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民主缺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宗教，而在于历史和政治，就如同美国著名伊斯兰学者埃斯波西托在《谁为伊斯兰讲话》一书中所言：“武断划定的边界，不代表民意的统治者，由此产生的是脆弱的民族国家和不民主的政府，这使独裁主义的文化得以延续。”针对穆斯林世界的这一顽疾，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法学家盖拉达维曾经直言：当今“伊斯兰的力量很弱，因为伊斯兰信士们普遍受到压迫，他们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民主权利，現代伊斯兰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实行独裁统治，这不是伊斯兰，伊斯兰反对独裁政治。不论是哪一类的独裁者，即使是那些为了维护政治权利表面上对伊斯兰运动帮助和同情的独裁者，也都属于伊斯兰运动的障碍，他们不是真心在维护伊斯兰。”
　　事实上，以伊斯兰为国教的阿拉伯国家既不缺乏反独裁的理念，又不缺乏对民主极其向往的民众，它们所缺失的，是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制度与途径。
　　阿拉伯民族显而易见的分裂和“权威政治”的泛滥也有外部因素的推动。阿拉伯世界链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地理位置，是怀有构建大国之心的领导者难以忽视的；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备，也是当今多个国家的发展之必需。外部势力对阿拉伯人的分化政策，则大大加重了他们本身就已经存在的分裂，在这一过程中，英、法、苏、美等国家起到的推动作用尤其显著，因为它们曾长期殖民或者深度影响阿拉伯人。如前所述，很多現代阿拉伯国家的诞生本身就是英法策划、应允的结果，英法对这些国家的边界划分、权势人物的扶植和政治发展的塑造，无一不对新生阿拉伯国家的稳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冷战时期，美苏把这一地区残酷地割裂为“亲苏阵营”和“亲美阵营”；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且一再升级的反恐斗争和战争又把阿拉伯人分裂为美国的盟友和敌人。
　　既然外部大国对阿拉伯国家怀有强烈的需求，那么阿拉伯世界的一些领导者（独裁者）就不难获得外部近乎毫无质疑的支持，这也是阿拉伯世界“（新）权威主义”领导人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目前的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而言，对不顺从的阿拉伯国家强行植入所谓的“民主”，比如伊拉克战争，比如北约早早介入利比亚颠覆卡扎菲政权，比如极力推动巴沙尔下台。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对阿拉伯国家是否实行民主并不真正关心，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并不在意它实行什么样的统治，比如依然实行家族统治的海湾各产油国。外部大国如此鲜明的双重立场，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本地区的动荡或潜在危险，对其政治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真正缺乏的是发挥智慧和能量的空间
　　尽管历史的沧桑仍然清晰可见，尽管外部势力的影响也不会消失，但是，阿拉伯帝国的辉煌已经证明，阿拉伯人有能力塑造属于自己的荣耀。从伊斯兰教诞生及其后阿拉伯统一民族的形成，到阿拉伯帝国的出現，不过百年；从7世纪中期有史以来的首部阿拉伯语书籍《古兰经》定本的问世，到9世纪巴格达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之一，亦不足两个世纪。如此光辉业绩，虽然也有其他民族的贡献，但是谁又能否认阿拉伯人在其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别忘了，当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艰难传播的伊斯兰教，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宗教，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已达十几亿之巨；当欧洲人走出“黑暗中世纪”，再次找寻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根基的欧洲精神时，也是阿拉伯语的文献给予他们大力帮助。就現代阿拉伯人而言，他们不缺乏智慧和能量，真正缺乏的是发挥智慧和能量的空间，抑或可以说，缺乏的是能够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此等缺失已经严重制约了阿拉伯世界的健康发展。
　　民主政治的缺失是制约現代阿拉伯国家发展的一大顽疾，而“阿拉伯之春”恰恰以对旧制度的颠覆为己任。目前，一些阿拉伯“新权威主义”政权已经轰然倒台，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尤其值得注意，它们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阿拉伯民族在未来世界版图中的地位。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現代阿拉伯国家的诞生，“阿拉伯民族主义”越发成为一个伪命题。对阿盟22个成员国而言，不管如何阐释，任何一款整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都不足以反映它们各自国家的“次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诉求。但是現代阿拉伯国家成立以来的另一个特点我们也不应忽视，那就是因为语言、文化以及信仰的相同或者高度相似性，它们之间具备非常强的联动性，一国之变往往会引领他国之变。当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在1952年推翻旧王朝建立共和国后，伊拉克（1958年）、北也门（1962年）、利比亚（1969年）等国的“自由军官组织”纷纷仿而效之；当2010年年底突尼斯发生所谓“茉莉花革命”后，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也接踵而至。这样看来，就“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方式而言，通过某（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成功示范，然后带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仿效和跟进，最终取得阿拉伯区域的整体发展，这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