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4月18日，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纪念日。不少学者撰文反思万隆会议的时代内涵，探讨了亚投行和丝路建设的推进和万隆精神的关系①、万隆会议对发展中国家合作趋势的意义②、万隆会议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启示③、万隆精神与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平等之间的关系等④。作为重要的社会现实建构力量的新闻媒体也以评论的形式解读新时期的亚非合作和中国的大国担当⑥。那么，主流的新闻媒体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对其解读的框架是否存在变化？又是如何变化的呢？如果我们把新闻媒体作为观念的建制力量，那么其诠释框架的历史性变迁或许可作为时代变迁的镜像。
已有的有关万隆会议的研究主要从万隆会议在国际关系史上的意义这个角度展开分析，比如探讨万隆会议之于第三世界团结和独立、现代新型国际关系法理基础、中国外交等方面的意义⑥，但鲜少从新闻媒体角度展开对万隆会议的研究。本文主要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1955年至1965年这段时期之内，万隆会议的意义是如何被诠释的？为此，本文选取《人民日报》1955-1965年期间有关万隆会议的社论158篇，经过筛选，剔除了与万隆会议诠释框架无关的社论，纳入分析的篇数总共是119篇。旨在分析万隆会议社论中存在哪几种类型的媒介框架？不同的媒介框架又是如何诠释这一主题的？
一、《万隆会议》社论的总体文本特征
在进入具体的诠释框架分析之前，为了解社论文本呈现的总体特征，本文采用了ROST软件进行词频和语义网络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在使用ROST软件的分词模块前，本文将万隆会议、万隆精神、亚非会议、美帝国主义等词汇作为词汇列入自定义词表。
从表1可以看出，“人民”“亚非”“中国”“友好”“和平”“独立”“团结”“发展”“合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反对”等词汇是高频词汇。语义网络图表明，“人民”处于语义网络中心，与“亚非”“中国”“亚洲”“非洲”“各国”“团结”“和平”“合作”“反对”“斗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高频词产生语义关联。“亚非”则与“人民”“中国”“和平”“团结”“友好”“帝国主义”等高频词产生语义关联。“帝国主义”则与“殖民主义”“亚非”“人民”“独立”“和平”“斗争”等高频词汇产生语义关联。
从总体文本的词频和语义网络分析可以看出社论的基本特点，而基于对119篇社论的阅读，本文辨识出三种诠释框架类别。一是亚非国家团结框架，二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交往框架，三是反帝国主义框架。本文所采用的“框架”含义与戈夫曼给出的定义最为接近，戈夫曼将框架视作是一种“阐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人们依托此图示将杂乱混沌的现象转变成可以理解的事件”⑦，而一个议题可以有几个框架共存。本文用框架来分析“万隆会议”是如何被诠释的。
二、“万隆会议”的三种诠释框架
1. 亚非国家团结框架。这一框架可细分出“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协作”“民族国家独立”等类别。“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写作”次类别的社论运用了“促进亲善和合作”“促进和平”“发扬精神”“加强亚非团结”“团结反帝”“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等话语，将万隆精神描述为一种促进亚非国家之间团结和协作的力量。
题为《亚非会议胜利召开》的社论指出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而对于亚非国家广大人民而言，“维护和争取独立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具有特别利害关系。而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中，社论对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表示“热烈欢迎”，而两国“支持万隆会议的结果又一次证明了万隆会议正在全世界起着促进和平的巨大影响”。
“民族国家独立”次类别的社论运用了“民族独立、民族自决、鼓舞苏醒”等词汇来说明万隆会议对亚非国家独立的积极作用。在《祝贺几内亚共和国的诞生》一文里，几内亚的独立被认为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的又一个标志”，而万隆会议之后，社论认为，几内亚的独立和其他非洲国家如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和加纳的独立一样，表示“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有了更大的发展”。在《祝贺西非四国的独立》一文里，法属西非的达荷美（现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现布基纳法索）和象牙海岸（即科特迪瓦）相继宣布独立，而社论指出，“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和1958年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之后，法属西非的民族独立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
2.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交往框架。这一框架可细分为“建交和条约”“促进外事交流之来访”“促进外事交流之出访”“具体涉外事务”等类别。“建交和条约”类别的社论运用了“奉行、积极支持、积极执行”等词汇说明有关国家对执行万隆会议决议的态度，而社论运用了“共同语言”“友好关系”“新胜利”“强大的生命力”等带有正面感情色彩的词汇，将两国之间的立约和建交视为万隆会议的积极成果。而“来访”类别的社论，运用了“共同争取”“共同维护”“严格遵循”“共同基础”“重大的历史意义”“高举旗帜”等词汇强调了万隆会议对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开展友好关系、解决国际事务方面的正面影响。“出访”类别使用“光辉照耀”“基础”“新的胜利”“强大生命力”来说明万隆会议对中国与亚非国家开展友好互访的积极作用。“具体涉外事务”类别的社论运用“准则”“基础”“遵守”“指导精神”指出了万隆会议对处理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存在的边界、华侨等具体问题所起的积极作用。
3. 反帝国主义框架。这一框架还可细分出“反帝和反殖”和“被帝国主义威胁的万隆精神”等类别。在“反帝和反殖”类别中，社论运用了“积极维护”“坚决维护”“贯彻发扬”等话语表明亚非国家的立场，而运用“鼓舞”“示威”“斗争”“崩溃”“削弱”等话语表明万隆精神在反帝反殖中的作用。在《和平、友好和团结的访问》中，社论指出，“万隆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维护和平和亚非国家之间友好团结与和平共处”，而社论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所发表的联合公报“贯彻和发扬了万隆会议的这些原则”。第二类社论指出了在亚非国家团结一致反帝反殖过程中，万隆精神如何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这一类别的社论运用“粗暴破坏”“违反原则”“违背决议”“极大侮辱”等词汇表明对万隆精神遭到威胁的不满。这一类别的社论表明，万隆精神在鼓舞反帝反殖的亚非团结运动时，也同时遭受帝国主义的威胁。 至此，通过分析《人民日报》1955-1965年期间有关万隆会议的诠释框架，我们不仅了解到万隆会议在更为具体的语境中是怎样被“使用”的，而且也对语境本身有了更为具体的理解。可以看出，万隆会议在亚非团结、中外友好关系和反帝的框架中被解读，而在更为细节的类别中，我们也发现，万隆会议在有关民族国家独立、边界纠纷、华侨等具体涉外事务中被当作一种重要的政治和道德资源援引。
三、框架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代对非报道的启示
有关框架之间的关系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框架之间存在交叉关系。我们主要分析了亚非团结、中外友好和反帝等三类框架。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亚非团结和中外友好框架的论述文本中会时常涉及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论述，同样在反帝反殖的框架中会发现团结和民族独立的诉求。这几个框架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语义网络来分析看，“人民”“团结”“亚非”“中国”“反帝”这几个高频词也相互勾连。而从若干篇纪念万隆会议周年的社论中也可以看出，全世界新兴力量的团结和协作，是为了同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进行斗争，从而实现世界和平，而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是亚非团结、新兴力量反帝斗争的重要一环。这些社论包括《维护和发扬“万隆精神”》（1959.04.18）、《亚非人民前途无量——纪念万隆会议五周年》（1960.04.18）、《万隆精神光芒万丈》（1961.04.18）、《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63.04.18）、《高举团结反帝的万隆旗帜前进》（1964.04.18）、《更高地举起团结反帝的万隆旗帜》（1965.04.18）等。这些社论运用了“光芒万丈”“伟大的生命力”来描述万隆精神，总结性地指出了万隆精神对亚非国家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意义。其次，关于框架的分布问题也值得探讨。三类框架中，中外交往的社论分布最多，其中有关来访的社论在中外交往框架中占据份额最大。从社论的描述来看，中国与亚非之间的交往是紧密的、热烈的。如果把这个现象与《亚非拉人民要解放》之类的文艺作品结合起来看，或许会发现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时代文化情感。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中非报道的数量日渐增多。事实上，反观历史上的中非报道框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变化。比如在今天的报道中，反帝反殖的框架已经弱化，经济合作框架随之凸显等。万隆会议的历史报道框架对于当下的中非报道也存在若干启发。
首先，从事中非报道需要解释变化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从援助到合作共赢，不仅仅中国在推进这种新型的对外关系，非洲国家也在适应这种新型的关系。世界人民需要中国的媒体来解释中国新时期的外交理念，以及中国企业、个人和相关机构在非洲的行为，而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中国学习、工作这个新的现实也需要中国媒体提供解读框架。
其次，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变化的舆论环境。中非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一些非洲国家，有关“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断言也在影响非洲人民对中国的观感。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中国在非洲的媒体建设，以及中国对非洲留学生发放奖学金以支持其来中国学习等行为，被置于新殖民主义、媒体帝国主义等框架中被西方媒体甚至一些非洲国家媒体所解读，而这个新的舆论环境需要中国媒体在中非报道中客观地进行应对。
最后，需要进一步发扬亚非团结的框架，而且这种发扬要贴合两国当前发展的需要。2015年主流媒体关于万隆会议的报道就是在“一带一路”的新发展中发扬万隆会议亚非团结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非洲有些国家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非常正面，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并且在报道中会特别凸显中国的发展经验对非洲国家发展的影响。非洲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任务，在上世纪60年代，民族独立是非洲人民面临的主要事业，而如今发展则是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作为另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验对非洲国家而言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在对非报道中，可以借鉴团结框架中这种相互合作、互帮互助的精神，就具体可以给两国人民带来实际好处的领域进行重点报道，从而在解释新的时代问题的情况下，使得中非报道更加客观、全面，也使得中国的中非报道能够向世界提供关于中非关系进展的中国视角。
回溯历史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是，需要注意两国人民在中非合作中的角色和所思所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团结报道框架中，不少报道从青年、妇女、工人等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视角，来看待和体验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正如越来越多的非洲研究专家所呼吁的那样，中非之间的交往迫切需要加强国民之间的交往。同样，在中非新闻报道中，有必要挖掘更多微观层面的故事，比如中国工人在非洲的生活，中国企业在非洲和当地非洲工人的互动，以及在中国生活的非洲人的故事。而除了经济、教育等层面，中非民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互动也值得报道。
2015年，亚非领导人庆祝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从学界、舆论界对万隆会议时代内涵的诠释中，我们可看到万隆会议有了新的诠释语境，万隆精神在新时期对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交往仍然意义深远。了解主流媒体的社论诠释框架的变迁，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其变迁的历史性的认识。或许这种认识也能进一步拓宽我们对中国社会及其对外关系变迁的理解。与此同时，回溯中非报道的历史报道框架，对于今天的中非报道存在若干启发，这也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沈丁立：《万隆会议，为何让人念念不忘》，《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4月18日，第1版。
②江时学：《从万隆会议看发展中国家合作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4月24 日，第A06 版。
③金灿荣：《万隆会议对当前中国外交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4日，第A04 版。
④张清敏：《万隆精神历久弥新》，《人民日报》2015年4月20日，第22版。
⑤钟声：《传承与开拓中见担当》，《人民日报》2015年4月5日，第11版。
⑥尹承德：《万隆会议：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丰碑》，《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陆庭恩：《论万隆会议及其影响》，《西亚北非》2005年第3期。
⑦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6，p.21.
已有的有关万隆会议的研究主要从万隆会议在国际关系史上的意义这个角度展开分析，比如探讨万隆会议之于第三世界团结和独立、现代新型国际关系法理基础、中国外交等方面的意义⑥，但鲜少从新闻媒体角度展开对万隆会议的研究。本文主要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1955年至1965年这段时期之内，万隆会议的意义是如何被诠释的？为此，本文选取《人民日报》1955-1965年期间有关万隆会议的社论158篇，经过筛选，剔除了与万隆会议诠释框架无关的社论，纳入分析的篇数总共是119篇。旨在分析万隆会议社论中存在哪几种类型的媒介框架？不同的媒介框架又是如何诠释这一主题的？
一、《万隆会议》社论的总体文本特征
在进入具体的诠释框架分析之前，为了解社论文本呈现的总体特征，本文采用了ROST软件进行词频和语义网络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在使用ROST软件的分词模块前，本文将万隆会议、万隆精神、亚非会议、美帝国主义等词汇作为词汇列入自定义词表。
从表1可以看出，“人民”“亚非”“中国”“友好”“和平”“独立”“团结”“发展”“合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反对”等词汇是高频词汇。语义网络图表明，“人民”处于语义网络中心，与“亚非”“中国”“亚洲”“非洲”“各国”“团结”“和平”“合作”“反对”“斗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高频词产生语义关联。“亚非”则与“人民”“中国”“和平”“团结”“友好”“帝国主义”等高频词产生语义关联。“帝国主义”则与“殖民主义”“亚非”“人民”“独立”“和平”“斗争”等高频词汇产生语义关联。
从总体文本的词频和语义网络分析可以看出社论的基本特点，而基于对119篇社论的阅读，本文辨识出三种诠释框架类别。一是亚非国家团结框架，二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交往框架，三是反帝国主义框架。本文所采用的“框架”含义与戈夫曼给出的定义最为接近，戈夫曼将框架视作是一种“阐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人们依托此图示将杂乱混沌的现象转变成可以理解的事件”⑦，而一个议题可以有几个框架共存。本文用框架来分析“万隆会议”是如何被诠释的。
二、“万隆会议”的三种诠释框架
1. 亚非国家团结框架。这一框架可细分出“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协作”“民族国家独立”等类别。“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写作”次类别的社论运用了“促进亲善和合作”“促进和平”“发扬精神”“加强亚非团结”“团结反帝”“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等话语，将万隆精神描述为一种促进亚非国家之间团结和协作的力量。
题为《亚非会议胜利召开》的社论指出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而对于亚非国家广大人民而言，“维护和争取独立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具有特别利害关系。而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中，社论对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表示“热烈欢迎”，而两国“支持万隆会议的结果又一次证明了万隆会议正在全世界起着促进和平的巨大影响”。
“民族国家独立”次类别的社论运用了“民族独立、民族自决、鼓舞苏醒”等词汇来说明万隆会议对亚非国家独立的积极作用。在《祝贺几内亚共和国的诞生》一文里，几内亚的独立被认为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的又一个标志”，而万隆会议之后，社论认为，几内亚的独立和其他非洲国家如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和加纳的独立一样，表示“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有了更大的发展”。在《祝贺西非四国的独立》一文里，法属西非的达荷美（现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现布基纳法索）和象牙海岸（即科特迪瓦）相继宣布独立，而社论指出，“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和1958年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之后，法属西非的民族独立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
2.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交往框架。这一框架可细分为“建交和条约”“促进外事交流之来访”“促进外事交流之出访”“具体涉外事务”等类别。“建交和条约”类别的社论运用了“奉行、积极支持、积极执行”等词汇说明有关国家对执行万隆会议决议的态度，而社论运用了“共同语言”“友好关系”“新胜利”“强大的生命力”等带有正面感情色彩的词汇，将两国之间的立约和建交视为万隆会议的积极成果。而“来访”类别的社论，运用了“共同争取”“共同维护”“严格遵循”“共同基础”“重大的历史意义”“高举旗帜”等词汇强调了万隆会议对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开展友好关系、解决国际事务方面的正面影响。“出访”类别使用“光辉照耀”“基础”“新的胜利”“强大生命力”来说明万隆会议对中国与亚非国家开展友好互访的积极作用。“具体涉外事务”类别的社论运用“准则”“基础”“遵守”“指导精神”指出了万隆会议对处理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存在的边界、华侨等具体问题所起的积极作用。
3. 反帝国主义框架。这一框架还可细分出“反帝和反殖”和“被帝国主义威胁的万隆精神”等类别。在“反帝和反殖”类别中，社论运用了“积极维护”“坚决维护”“贯彻发扬”等话语表明亚非国家的立场，而运用“鼓舞”“示威”“斗争”“崩溃”“削弱”等话语表明万隆精神在反帝反殖中的作用。在《和平、友好和团结的访问》中，社论指出，“万隆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维护和平和亚非国家之间友好团结与和平共处”，而社论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所发表的联合公报“贯彻和发扬了万隆会议的这些原则”。第二类社论指出了在亚非国家团结一致反帝反殖过程中，万隆精神如何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这一类别的社论运用“粗暴破坏”“违反原则”“违背决议”“极大侮辱”等词汇表明对万隆精神遭到威胁的不满。这一类别的社论表明，万隆精神在鼓舞反帝反殖的亚非团结运动时，也同时遭受帝国主义的威胁。 至此，通过分析《人民日报》1955-1965年期间有关万隆会议的诠释框架，我们不仅了解到万隆会议在更为具体的语境中是怎样被“使用”的，而且也对语境本身有了更为具体的理解。可以看出，万隆会议在亚非团结、中外友好关系和反帝的框架中被解读，而在更为细节的类别中，我们也发现，万隆会议在有关民族国家独立、边界纠纷、华侨等具体涉外事务中被当作一种重要的政治和道德资源援引。
三、框架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代对非报道的启示
有关框架之间的关系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框架之间存在交叉关系。我们主要分析了亚非团结、中外友好和反帝等三类框架。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亚非团结和中外友好框架的论述文本中会时常涉及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论述，同样在反帝反殖的框架中会发现团结和民族独立的诉求。这几个框架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语义网络来分析看，“人民”“团结”“亚非”“中国”“反帝”这几个高频词也相互勾连。而从若干篇纪念万隆会议周年的社论中也可以看出，全世界新兴力量的团结和协作，是为了同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进行斗争，从而实现世界和平，而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是亚非团结、新兴力量反帝斗争的重要一环。这些社论包括《维护和发扬“万隆精神”》（1959.04.18）、《亚非人民前途无量——纪念万隆会议五周年》（1960.04.18）、《万隆精神光芒万丈》（1961.04.18）、《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63.04.18）、《高举团结反帝的万隆旗帜前进》（1964.04.18）、《更高地举起团结反帝的万隆旗帜》（1965.04.18）等。这些社论运用了“光芒万丈”“伟大的生命力”来描述万隆精神，总结性地指出了万隆精神对亚非国家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意义。其次，关于框架的分布问题也值得探讨。三类框架中，中外交往的社论分布最多，其中有关来访的社论在中外交往框架中占据份额最大。从社论的描述来看，中国与亚非之间的交往是紧密的、热烈的。如果把这个现象与《亚非拉人民要解放》之类的文艺作品结合起来看，或许会发现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时代文化情感。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中非报道的数量日渐增多。事实上，反观历史上的中非报道框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变化。比如在今天的报道中，反帝反殖的框架已经弱化，经济合作框架随之凸显等。万隆会议的历史报道框架对于当下的中非报道也存在若干启发。
首先，从事中非报道需要解释变化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从援助到合作共赢，不仅仅中国在推进这种新型的对外关系，非洲国家也在适应这种新型的关系。世界人民需要中国的媒体来解释中国新时期的外交理念，以及中国企业、个人和相关机构在非洲的行为，而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中国学习、工作这个新的现实也需要中国媒体提供解读框架。
其次，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变化的舆论环境。中非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一些非洲国家，有关“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断言也在影响非洲人民对中国的观感。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中国在非洲的媒体建设，以及中国对非洲留学生发放奖学金以支持其来中国学习等行为，被置于新殖民主义、媒体帝国主义等框架中被西方媒体甚至一些非洲国家媒体所解读，而这个新的舆论环境需要中国媒体在中非报道中客观地进行应对。
最后，需要进一步发扬亚非团结的框架，而且这种发扬要贴合两国当前发展的需要。2015年主流媒体关于万隆会议的报道就是在“一带一路”的新发展中发扬万隆会议亚非团结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非洲有些国家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非常正面，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并且在报道中会特别凸显中国的发展经验对非洲国家发展的影响。非洲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任务，在上世纪60年代，民族独立是非洲人民面临的主要事业，而如今发展则是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作为另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验对非洲国家而言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在对非报道中，可以借鉴团结框架中这种相互合作、互帮互助的精神，就具体可以给两国人民带来实际好处的领域进行重点报道，从而在解释新的时代问题的情况下，使得中非报道更加客观、全面，也使得中国的中非报道能够向世界提供关于中非关系进展的中国视角。
回溯历史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是，需要注意两国人民在中非合作中的角色和所思所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团结报道框架中，不少报道从青年、妇女、工人等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视角，来看待和体验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正如越来越多的非洲研究专家所呼吁的那样，中非之间的交往迫切需要加强国民之间的交往。同样，在中非新闻报道中，有必要挖掘更多微观层面的故事，比如中国工人在非洲的生活，中国企业在非洲和当地非洲工人的互动，以及在中国生活的非洲人的故事。而除了经济、教育等层面，中非民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互动也值得报道。
2015年，亚非领导人庆祝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从学界、舆论界对万隆会议时代内涵的诠释中，我们可看到万隆会议有了新的诠释语境，万隆精神在新时期对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交往仍然意义深远。了解主流媒体的社论诠释框架的变迁，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其变迁的历史性的认识。或许这种认识也能进一步拓宽我们对中国社会及其对外关系变迁的理解。与此同时，回溯中非报道的历史报道框架，对于今天的中非报道存在若干启发，这也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沈丁立：《万隆会议，为何让人念念不忘》，《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4月18日，第1版。
②江时学：《从万隆会议看发展中国家合作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4月24 日，第A06 版。
③金灿荣：《万隆会议对当前中国外交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4日，第A04 版。
④张清敏：《万隆精神历久弥新》，《人民日报》2015年4月20日，第22版。
⑤钟声：《传承与开拓中见担当》，《人民日报》2015年4月5日，第11版。
⑥尹承德：《万隆会议：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丰碑》，《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陆庭恩：《论万隆会议及其影响》，《西亚北非》2005年第3期。
⑦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6，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