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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成为中国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却是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接替他们的祖辈父辈进入到城市打工，他们与老一辈在成为城市市民的道路上有着相同或不同的困境。作者尝试从农民工自我形塑的视角入手，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代际特征，深入剖析其身份建构的过程，进而探索影响其与城市市民融入的因素，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解决路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形塑；身份认同；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7-0095-0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凸显，经济疲软、城市发展停滞不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解决中国发展的优先选择。改革开放的政策昭示着全民进入市场化时代，资本渗透进城市和乡村社会中，农村拥有着富余而又廉价的劳动力，这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吸引世界资本的重大优势。三十多年过去了，农村劳动大军进入城市打工的脚步从未停歇，一代又一代地接力，直到2010年第三代农民工数量占到农民工群体的60%，成为进城务工的主要力量。这个群体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主体对象：新生代农民工。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特征与自我认同
（一）群体的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老一辈农民工。学术界最早使用这一词的是刘畅，他在《青年记者》上发表的《中国青年报〈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策划、编辑经过和思考》一文中，表达媒体界对新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生存状况的关注，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表述。而该表述被用于规范性文件，成为合法性官方名词，是在2010年中央1号文件中的这段话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①。
根据官方②和学术界的解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可概括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籍的、自小接受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的、不以乡村传统农耕文明为生产方式的、在城市中从事一线生产劳动的工人。
（二）新生代的代际特征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90后，不同于大萧条一代的50后、60后及70后，这些老一辈的生长环境是较为动荡、贫苦和艰难的，承受过磨难和挫折，经历过痛苦和挣扎；而80后、90后们出生在和平稳定的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社会高度开放的时代，生长在顺境之中。加之相较于80年代之前出生的老一辈们，80后、90后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前者，80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2年[1]，而受大学扩招的影响，90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会高于这个数字，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代的文化程度。因此，在个人价值观念方面，新生代们形成的是一套渴望公平正义、追求自由平等、要求个人权利的价值体系。
从职业选择来看，新生代们不同于老一辈有工就打、不计成本、不顾尊严的择业选择，他们倾向于理性选择职业发展道路和职业岗位，拒绝苦脏累重危活儿，注重职业前景和个人发展，希望获得“体面工作”[2]。“体面”表现在职业受人尊重、报酬令人满意，具备与城市市民同等机会的上升空间，陆学艺用“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需求。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形塑
在新一代进城务工者这个群体看来，他们是带着热情和憧憬来到这个城市的，认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可以永久留在城市，并且成为城市市民的一员。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们被阶级身份与职业身份双重异化，成为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边缘人”[3]。如果说他们希望在进入城市后，在其中做出一番事业和成就，成为有发展潜力、被市民群体所承认与接纳的准市民，那么，在城市社会眼中的他们，却只是为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暂时性客居城市，并非属于现代城市，他们长久地定居在城市，就是与城市市民抢夺公共资源、扰乱社会秩序的一群“盲流”；而在留守乡村社会中的农民眼中，他们却是可以给乡村带来财富与荣光、文明与进步、为农村发展尽力的先进人群，他们是乡村社会中的佼佼者，是经过悉心培养推送去城市的优秀青年。他们对农村传统农耕的生产方式感到陌生，对相对闭塞、落后的乡村生活感到格格不入；他们迷恋、渴望城市生活的富足、便捷，却又有被城市社会排斥、歧视与鄙夷的自卑自责的阶级意识。这样不自在地留在城市和不自愿地回到农村的两难处境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一种双重的、边缘的自我形塑。
二、建构职业身份和制度身份认同
（一）“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表现身份的词汇，农民是制度身份，工人是职业身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卷土重来，国家和资本对于高昂的社会福利开支感到负担沉重。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英国等大国纷纷舍弃凯恩斯主义转向全面推崇新自由主义，在国内推动市场化，支持全面私有化，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人力量。为了使资本得以更加肆意地流动，他们推崇国际一体化，试图创造一个“平的世界”。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之时，中国决定开始“改革开放”，主动向全球资本敞开大门，大范围、高密度地招商引资，吸引世界资本涌向中国。
而对于拥有庞大富余劳动力的人口大国，能够吸引资本前来的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而这些廉价劳动力几乎都是由农民提供的，即他们成为工厂工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都曾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这是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经之路。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到城市的工厂之后，自然地就成为城市人口，顺利地实现了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由农民转为工人。而在中国，之所以农村流动人口被称为“农民工”，是因为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国家利用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这样的制度性障碍加深了农民进城的难度和其进入城市后的融入困境，使得城乡对立更加凸显，农民工们的困境更加窘迫。 （二）资本塑造的职业身份认同
资本利用论述的“技术”，最大限度地为利用劳动力剩余价值创造合法性。通过它的外在代言人，即管理人员，首先贬低中国农民工的劳动价值，贬低农民、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方式，将农民是具有懒惰落后、愚昧无知、生产能力差的劣根性特点灌输给他们，从而塑造农民工群体劳动廉价，不符合现代工厂要求的职业身份认知。在帮助员工构建他们的职业身份认同后，改造员工，使得资本从生产到员工心理层面都能够对其进行全面的控制，为资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更大程度地使用农民工剩余价值创造合法性，实现其活的生产机器的生产目的。这就是福柯所说的资本对员工进行自我形塑的权力技术。
我们就像一粒灰尘一样。比如说一条产线吧，线长经常说我们产线上多一个人少一个人都无所谓，你走了还会有人来干啊，他们无所谓，厂门口天天有人提着行李进来询问是否有人招工的，对于这个厂来说，我们普通员工真的不算什么。
这是国内某著名制造业工厂的青年打工仔口述他们在资本的压榨下产生的心理状态。在制造业工厂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一方面每天承受高强度、高指标、低工资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还必须绝对服从工厂管理人员的控制和改造，时常还要忍受管理者的贬低、谩骂甚至殴打等侮辱人格的行为。资本在国家后发歧视性制度的支持下，更加肆意地掠夺农民工的剩余价值，并且利用表述政治的技术，令员工从心理层面上认同自己的价值仅仅只是可有可无，只能简单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工作强度、降低自己要求来换取微薄的劳动报酬，从而使得他们处在布洛维所说的自己压迫自己的状态。
（三）行政力量建构的制度身份
作为中国发展的特色模式之一——政治性行政力量的干预在流动人口的阶级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行政力量利用劳动力控制和人口控制技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形态。市场化促使资本渗透到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制造出欲望，资本的生产与消费影响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顺应市场化的规律，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然而，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及其衍生制度如屏障般隔离了打工者融入城市生活的渠道。只有在城市建设和资本市场需要劳动力的时候，通过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将他们招进城市去做临时性的工作，成为区别于城市产业工人的“暂住人口”和“临时工”；在不需要他们的时候，通过户籍制度将其遣送回农村，让他们如“候鸟”般来回迁移流动。“农民工”这个词模糊了农民身份认同和工人身份认同的界限，让其自身再生产和代际再生产的过程被城市边缘化，城市因此可以弹性使用农村劳动力，而不承担或少承担打工者们长期再生产的成本。行政力量有意无意地忽略打工者们的制度身份，而被“模糊”了的农民工正处在制度构建下尴尬的身份状态。
三、社会身份认同下的城市融入
（一）城市融入的需求
在中国全面实行市场化改革后，农村的发展似乎陷入了停滞状态，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如吸盘一般，不停地吸收着更多更好的资源，资本、人力、技术等等。相比较之下，农村的破败、落后就显露无遗。创造欲望和欠缺是市场经济的艺术[4]，对于农民而言，特别是自小接受文化教育，与市场化接轨的新生代们，城市时尚繁华的生活图景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追随心中对城市的认同感前往城市寻求发展。
当进入城市空间，工业资本对劳动力使用达到最大化，随着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的增加，在城市安家立业成为新生代们的迫切需求，他们对于自身再生产和代际再生产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政策、社会福利待遇尤为在意，住房、教育、医疗等象征城市市民充分享有权利的政策符号是他们追求市民化社会身份的外在体现和内在需求。
（二）消费社会的身份区隔
在资本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引导下，城市逐渐成为消费社会。城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品位，彰显身份，他们利用习惯、生活方式、消费实践制造区隔。被区隔开的，首先就是进城务工、身份地位较低、消费能力较弱的农民工。
那一年，我女儿的小学要迁新址，新址在某高档小区里。没想到，他们第一天去上学，就被小区部分业主拦下来了，不让进，说这里是高档小区，农民工子弟进来上学直接把他们的小区档次破坏掉了，让学校另寻他址。我们气愤得不行，一群家长直接冲过去和小区保安、业主理论，还把警察给招来了。
这个外来打工的父亲遇到的是被城市中产阶级制造的消费区隔而被阻碍进入到城市社区的事例，这种区隔延续到了下一代的城市融入，由消费区隔延展到身份区隔，使农民工父亲产生愤怒，由此与城市人发生冲突。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能力较弱，社会地位低下，在维护权益方面手段和方式都比较欠缺，相较之下的差距造成了这个群体的弱势地位，被城市所压制。
（三）社会身份下的情感疏离
坐地铁下班，人挤人，很郁闷，又听到有人用当地话抱怨说我们本地人才多少人啊，就是来了这么多的外码，搞得连地铁都这么堵，烦死了。我真想冲上去和他理论，没有我们这些“外码”，你们城市能是现在这样吗？
这是一位在城市打工的80后上班族发布在社交平台的抱怨，外乡人对于不被城市人所认同的内心愤怒，只能转向社交平台发泄心中的情绪。社交平台与其交往的是同类群体，这位新生代实质是在寻求内卷化的情感支持，城市市民限制了他们在城市正常生活的合理性，感觉在其面前低人一等，这样也就直接形成了与市民的情感疏离。
（四）城乡文化差异
自小生长在农村的新生代们，其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受农村文化传统的影响，在进入到城市后，接触到另一种文化系统，发现自身与这种城市文化格格不入时，他们必须告别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礼俗等，进入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去，这样的巨大差异使其从内心就把自己形塑成外来群体，即使主观上希望同城市文化接轨，而闲暇时间碎片化、与城市的情感疏离等客观要素也阻挡了他们适应和了解城市文化。这也是王春光所说的农民工“半城市化”①的因素之一。与城市在文化层面上的差异，使得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对抗，加剧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难度。 四、结语
综上，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特征，主要是在生长环境、受教育背景、价值观念方面与老一辈农民工有较大的差异，从而造成他们在职业选择和个人发展道路上的决定也与老一辈们截然不同。在自我认同方面，新生代们主观意愿上不愿意回到农村，对自己是农民身份不认可，更愿意将自己塑造成城市市民。而关于建构职业身份和制度身份认同，中国的特色就是除了进入市场自然形成职业身份，行政力量通过制度性因素把农民工的制度身份固定下来，两者的作用之下使得农民工的处境变得尴尬。资本利用市场经济创造欲望的本质成功地把农村人力资源吸纳到城市，农村资源流失到城市，在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使得农村成为陪衬。农村人口在城乡地位不平等的状态下融入城市遭受困境，主要体现在被城市中产阶级区隔，被市民形塑成二等公民，对城市文化不适应等非制度性因素造成了新生代们的城市融入困境。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长久留在城市的难度已经大大低于老一辈农民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农民工市民化绝不仅仅停留在“半市民化”的状态。从建构这个群体的身份开始，制度层面就需要给予深刻的改革，除了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其他如社会保障、劳动合同法、社会福利等配套的衍生政策机制也需加大改革力度。其次，在与城市市民逐渐融合过程中也需要多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在非制度层面的文化支持、市民支持、社会心理等软支持方面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相得益彰的合作之下，达到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田丰.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70后”和“80后”青年的公平感和民主意识研究[J].青年研究，2009（6）.
[2]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社会，2011（3）.
[3]唐斌.“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S1）.
[4]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05（2）.
[5]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
[6]程平源，潘毅，沈承，孔伟.囚在富士康——富士康准军事化工厂体制调查报告[J].青年研究，2011（5）.
[7]王正中.“民工荒”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J].理论学刊，2006（9）.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形塑；身份认同；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7-0095-0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凸显，经济疲软、城市发展停滞不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解决中国发展的优先选择。改革开放的政策昭示着全民进入市场化时代，资本渗透进城市和乡村社会中，农村拥有着富余而又廉价的劳动力，这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吸引世界资本的重大优势。三十多年过去了，农村劳动大军进入城市打工的脚步从未停歇，一代又一代地接力，直到2010年第三代农民工数量占到农民工群体的60%，成为进城务工的主要力量。这个群体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主体对象：新生代农民工。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特征与自我认同
（一）群体的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老一辈农民工。学术界最早使用这一词的是刘畅，他在《青年记者》上发表的《中国青年报〈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策划、编辑经过和思考》一文中，表达媒体界对新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生存状况的关注，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表述。而该表述被用于规范性文件，成为合法性官方名词，是在2010年中央1号文件中的这段话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①。
根据官方②和学术界的解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可概括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籍的、自小接受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的、不以乡村传统农耕文明为生产方式的、在城市中从事一线生产劳动的工人。
（二）新生代的代际特征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90后，不同于大萧条一代的50后、60后及70后，这些老一辈的生长环境是较为动荡、贫苦和艰难的，承受过磨难和挫折，经历过痛苦和挣扎；而80后、90后们出生在和平稳定的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社会高度开放的时代，生长在顺境之中。加之相较于80年代之前出生的老一辈们，80后、90后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前者，80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2年[1]，而受大学扩招的影响，90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会高于这个数字，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一代的文化程度。因此，在个人价值观念方面，新生代们形成的是一套渴望公平正义、追求自由平等、要求个人权利的价值体系。
从职业选择来看，新生代们不同于老一辈有工就打、不计成本、不顾尊严的择业选择，他们倾向于理性选择职业发展道路和职业岗位，拒绝苦脏累重危活儿，注重职业前景和个人发展，希望获得“体面工作”[2]。“体面”表现在职业受人尊重、报酬令人满意，具备与城市市民同等机会的上升空间，陆学艺用“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需求。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形塑
在新一代进城务工者这个群体看来，他们是带着热情和憧憬来到这个城市的，认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可以永久留在城市，并且成为城市市民的一员。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们被阶级身份与职业身份双重异化，成为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边缘人”[3]。如果说他们希望在进入城市后，在其中做出一番事业和成就，成为有发展潜力、被市民群体所承认与接纳的准市民，那么，在城市社会眼中的他们，却只是为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暂时性客居城市，并非属于现代城市，他们长久地定居在城市，就是与城市市民抢夺公共资源、扰乱社会秩序的一群“盲流”；而在留守乡村社会中的农民眼中，他们却是可以给乡村带来财富与荣光、文明与进步、为农村发展尽力的先进人群，他们是乡村社会中的佼佼者，是经过悉心培养推送去城市的优秀青年。他们对农村传统农耕的生产方式感到陌生，对相对闭塞、落后的乡村生活感到格格不入；他们迷恋、渴望城市生活的富足、便捷，却又有被城市社会排斥、歧视与鄙夷的自卑自责的阶级意识。这样不自在地留在城市和不自愿地回到农村的两难处境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一种双重的、边缘的自我形塑。
二、建构职业身份和制度身份认同
（一）“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表现身份的词汇，农民是制度身份，工人是职业身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卷土重来，国家和资本对于高昂的社会福利开支感到负担沉重。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英国等大国纷纷舍弃凯恩斯主义转向全面推崇新自由主义，在国内推动市场化，支持全面私有化，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人力量。为了使资本得以更加肆意地流动，他们推崇国际一体化，试图创造一个“平的世界”。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之时，中国决定开始“改革开放”，主动向全球资本敞开大门，大范围、高密度地招商引资，吸引世界资本涌向中国。
而对于拥有庞大富余劳动力的人口大国，能够吸引资本前来的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而这些廉价劳动力几乎都是由农民提供的，即他们成为工厂工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都曾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这是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经之路。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到城市的工厂之后，自然地就成为城市人口，顺利地实现了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由农民转为工人。而在中国，之所以农村流动人口被称为“农民工”，是因为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国家利用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这样的制度性障碍加深了农民进城的难度和其进入城市后的融入困境，使得城乡对立更加凸显，农民工们的困境更加窘迫。 （二）资本塑造的职业身份认同
资本利用论述的“技术”，最大限度地为利用劳动力剩余价值创造合法性。通过它的外在代言人，即管理人员，首先贬低中国农民工的劳动价值，贬低农民、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方式，将农民是具有懒惰落后、愚昧无知、生产能力差的劣根性特点灌输给他们，从而塑造农民工群体劳动廉价，不符合现代工厂要求的职业身份认知。在帮助员工构建他们的职业身份认同后，改造员工，使得资本从生产到员工心理层面都能够对其进行全面的控制，为资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更大程度地使用农民工剩余价值创造合法性，实现其活的生产机器的生产目的。这就是福柯所说的资本对员工进行自我形塑的权力技术。
我们就像一粒灰尘一样。比如说一条产线吧，线长经常说我们产线上多一个人少一个人都无所谓，你走了还会有人来干啊，他们无所谓，厂门口天天有人提着行李进来询问是否有人招工的，对于这个厂来说，我们普通员工真的不算什么。
这是国内某著名制造业工厂的青年打工仔口述他们在资本的压榨下产生的心理状态。在制造业工厂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一方面每天承受高强度、高指标、低工资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还必须绝对服从工厂管理人员的控制和改造，时常还要忍受管理者的贬低、谩骂甚至殴打等侮辱人格的行为。资本在国家后发歧视性制度的支持下，更加肆意地掠夺农民工的剩余价值，并且利用表述政治的技术，令员工从心理层面上认同自己的价值仅仅只是可有可无，只能简单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工作强度、降低自己要求来换取微薄的劳动报酬，从而使得他们处在布洛维所说的自己压迫自己的状态。
（三）行政力量建构的制度身份
作为中国发展的特色模式之一——政治性行政力量的干预在流动人口的阶级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行政力量利用劳动力控制和人口控制技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形态。市场化促使资本渗透到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制造出欲望，资本的生产与消费影响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顺应市场化的规律，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然而，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及其衍生制度如屏障般隔离了打工者融入城市生活的渠道。只有在城市建设和资本市场需要劳动力的时候，通过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将他们招进城市去做临时性的工作，成为区别于城市产业工人的“暂住人口”和“临时工”；在不需要他们的时候，通过户籍制度将其遣送回农村，让他们如“候鸟”般来回迁移流动。“农民工”这个词模糊了农民身份认同和工人身份认同的界限，让其自身再生产和代际再生产的过程被城市边缘化，城市因此可以弹性使用农村劳动力，而不承担或少承担打工者们长期再生产的成本。行政力量有意无意地忽略打工者们的制度身份，而被“模糊”了的农民工正处在制度构建下尴尬的身份状态。
三、社会身份认同下的城市融入
（一）城市融入的需求
在中国全面实行市场化改革后，农村的发展似乎陷入了停滞状态，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如吸盘一般，不停地吸收着更多更好的资源，资本、人力、技术等等。相比较之下，农村的破败、落后就显露无遗。创造欲望和欠缺是市场经济的艺术[4]，对于农民而言，特别是自小接受文化教育，与市场化接轨的新生代们，城市时尚繁华的生活图景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追随心中对城市的认同感前往城市寻求发展。
当进入城市空间，工业资本对劳动力使用达到最大化，随着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的增加，在城市安家立业成为新生代们的迫切需求，他们对于自身再生产和代际再生产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政策、社会福利待遇尤为在意，住房、教育、医疗等象征城市市民充分享有权利的政策符号是他们追求市民化社会身份的外在体现和内在需求。
（二）消费社会的身份区隔
在资本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引导下，城市逐渐成为消费社会。城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品位，彰显身份，他们利用习惯、生活方式、消费实践制造区隔。被区隔开的，首先就是进城务工、身份地位较低、消费能力较弱的农民工。
那一年，我女儿的小学要迁新址，新址在某高档小区里。没想到，他们第一天去上学，就被小区部分业主拦下来了，不让进，说这里是高档小区，农民工子弟进来上学直接把他们的小区档次破坏掉了，让学校另寻他址。我们气愤得不行，一群家长直接冲过去和小区保安、业主理论，还把警察给招来了。
这个外来打工的父亲遇到的是被城市中产阶级制造的消费区隔而被阻碍进入到城市社区的事例，这种区隔延续到了下一代的城市融入，由消费区隔延展到身份区隔，使农民工父亲产生愤怒，由此与城市人发生冲突。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能力较弱，社会地位低下，在维护权益方面手段和方式都比较欠缺，相较之下的差距造成了这个群体的弱势地位，被城市所压制。
（三）社会身份下的情感疏离
坐地铁下班，人挤人，很郁闷，又听到有人用当地话抱怨说我们本地人才多少人啊，就是来了这么多的外码，搞得连地铁都这么堵，烦死了。我真想冲上去和他理论，没有我们这些“外码”，你们城市能是现在这样吗？
这是一位在城市打工的80后上班族发布在社交平台的抱怨，外乡人对于不被城市人所认同的内心愤怒，只能转向社交平台发泄心中的情绪。社交平台与其交往的是同类群体，这位新生代实质是在寻求内卷化的情感支持，城市市民限制了他们在城市正常生活的合理性，感觉在其面前低人一等，这样也就直接形成了与市民的情感疏离。
（四）城乡文化差异
自小生长在农村的新生代们，其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受农村文化传统的影响，在进入到城市后，接触到另一种文化系统，发现自身与这种城市文化格格不入时，他们必须告别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礼俗等，进入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去，这样的巨大差异使其从内心就把自己形塑成外来群体，即使主观上希望同城市文化接轨，而闲暇时间碎片化、与城市的情感疏离等客观要素也阻挡了他们适应和了解城市文化。这也是王春光所说的农民工“半城市化”①的因素之一。与城市在文化层面上的差异，使得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对抗，加剧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难度。 四、结语
综上，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特征，主要是在生长环境、受教育背景、价值观念方面与老一辈农民工有较大的差异，从而造成他们在职业选择和个人发展道路上的决定也与老一辈们截然不同。在自我认同方面，新生代们主观意愿上不愿意回到农村，对自己是农民身份不认可，更愿意将自己塑造成城市市民。而关于建构职业身份和制度身份认同，中国的特色就是除了进入市场自然形成职业身份，行政力量通过制度性因素把农民工的制度身份固定下来，两者的作用之下使得农民工的处境变得尴尬。资本利用市场经济创造欲望的本质成功地把农村人力资源吸纳到城市，农村资源流失到城市，在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使得农村成为陪衬。农村人口在城乡地位不平等的状态下融入城市遭受困境，主要体现在被城市中产阶级区隔，被市民形塑成二等公民，对城市文化不适应等非制度性因素造成了新生代们的城市融入困境。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长久留在城市的难度已经大大低于老一辈农民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农民工市民化绝不仅仅停留在“半市民化”的状态。从建构这个群体的身份开始，制度层面就需要给予深刻的改革，除了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其他如社会保障、劳动合同法、社会福利等配套的衍生政策机制也需加大改革力度。其次，在与城市市民逐渐融合过程中也需要多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在非制度层面的文化支持、市民支持、社会心理等软支持方面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相得益彰的合作之下，达到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田丰.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70后”和“80后”青年的公平感和民主意识研究[J].青年研究，2009（6）.
[2]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社会，2011（3）.
[3]唐斌.“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S1）.
[4]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05（2）.
[5]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
[6]程平源，潘毅，沈承，孔伟.囚在富士康——富士康准军事化工厂体制调查报告[J].青年研究，2011（5）.
[7]王正中.“民工荒”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J].理论学刊，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