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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中外历史“已渐次打成一片”——塞尔维亚朋友左兰娜（Zorana Bakovic）读到我的《乾隆十三年》后对我说，读者（包括她的众多读者）恐怕不免会感到震惊。
对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来说，这种论点怕是不容易接受，因为旧的近代史观太深入人心了。不过当年，却是有很多“国际友人”——特别是耶稣会士——来到大清，参与了中国事务。其中，就包括斯洛文尼亚人刘松龄（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
《乾隆十三年》开头、结尾都引用了刘松龄的故事，这使他第一次进入中国正史。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左兰娜长期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担任斯洛文尼亚报社记者——那时还叫南斯拉夫——报道和评论中国的方方面面，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
现代的刘松龄研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问题首先由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学者提起，中国学者（鞠德源）做出回应，斯洛文尼亚学者继之，经左兰娜介绍，我也参加进来，并为此访问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开展合作研究。现在，刘松龄在斯洛文尼亚已经尽人皆知，甚至被视为“国宝”。人们把他与马可·波罗（按：这是一个克罗地亚姓氏）相提并论，突出与中国友谊的源远流长。国际间已有多部相应的著作和文章发表。
刘松龄是在乾隆初年来到中国，担任大清钦天监的负责人长达三十余年，超过了大多数中国官员的任期。尽管五品——不久被皇帝提升为三品——不算大官，但钦天监负责的天文历法，在讲究“天人感应”的时代，却不能说是小事。
尽管有人偏向用“单纯”的观点看待历史（特别是涉及邦交的时候），刘松龄却没有这么简单。单是他的身份就无人能及：他一方面担任天朝的高级官员，另一方面，他还是耶稣会在远东的负责人（这不是秘密）；在私下里，他多少参与了违法的秘密传教活动，也曾大胆在皇上面前为他们说情；他多次违背朝廷的规定，私底里给远在欧洲的朋友和耶稣会写信，由自己的通道发出，有如一位“驻外记者”；一些信件在欧洲公开印行，其间他不客气地批评大清的政治，俨然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清代是一个管制相当严厉的时代，以致今天很难看到批评政府（或皇帝）的文字，这与明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一些外国记载或能幸免，如朝鲜的《李朝实录》，剩下的就只有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了。刘松龄史料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如《乾隆十三年》所说，朝鲜史料曾批评清廷之“愚天下之术”，批评“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对汉人“如客如奴”。刘松龄也曾“骂皇帝”，为了乾隆十二年的教案——中国南方几个违规秘密传教的外国人被“正法”，被“瘐毙”——也曾发出他悲愤的诅咒。因为清军在金川的战败，他甚至盼望南方发生民众起义，并觉得清朝的气数将尽??
如果是在三十年前，学界一定会为刘松龄而欢呼，称道这个西方人的见识和勇气！也不会有人以为刘松龄在破坏中斯邦交??但时代变了，是人们见怪不怪，还是他们麻木了？或为某种原因，刻意回避某些事实？
我相信，耶稣会士一定影响了中国。就“人权思想”来说，刘松龄当时还是蛮超前的，从那以后数十年，到十八世纪末那种种思想才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但“外来者”不止有西方，二○一○年伦敦大学清史会议上我曾发言说：
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携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进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
说到“现代政党”，怕没人会反对说：耶稣会才更有资格。我们对此还缺乏足够的了解罢了。
那时候批评中国政治的，只有西方人吗？其实，满洲人也有着他们的不满，例如对传统的土地制度、租佃制度：
乾隆朝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看来，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
在劝减田租的提议中，也是这样。乾隆皇帝差一点就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规定减租的成数。因“今日官宰皆左袒赖债者”、欠租者，蒲松龄也曾说过，“昔之官谄，今之官谬”。明清易代，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在许多方面，清朝政府与明朝也有的一比，如自太祖努尔哈赤时，就斥责明政府是只顾富人，不管穷人；在粮政上，明朝仓储等同虚设，乾隆朝存储数量几乎较前增加了两倍；在赈灾力度上，动辄拿出上千万石（两）赈济灾民，这种事在明代想都别想。
也有人不同意我的近代史观，但我还是坚持黄仁宇曾经提倡的“技术角度”，更重要的也许是我们不应僵化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在需要我们更新历史观的今天。
参考国际上“新清史学派”的观点，我们可以说：
所谓十八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大家津津乐道的英国工业革命，其实也发生在十九世纪，在十八世纪之后。一本美国“新清史”学者的论文集指出：耶稣会士带来的革新，帮助满洲殖民统治者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建设国家的能力，推动了帝国的扩张。将来的研究应该以此为起点，那就是：中国，而不是大不列颠或法兰西。它应建立在早期现代世界的共时性演进之上（《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前言、257、285页）。
不错，就现有史料看来，刘松龄等一干传教士，并没有特别关注清朝的人口对策、经济发展政策，如所谓垦政、农政、粮政等等。人的视野可能是有限的，但传教士本身所做的工作，如天文知识、科学的传播，不正是现代化的一端吗？到了二十世纪，“德先生”与“赛先生”，不是成了中国人的口号？
按照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的观点，十八世纪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一是人口增长（说它“不由人为，怕也未必”，并不一定是那么纯自然的）；一是加强政府，按照美国学者斯科特“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即所谓新的民族国家建设这一层面。据说，“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雷慕沙《亚洲新杂纂》：“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据说刘松龄除天文学等科学外，还擅长地理舆图之学，一七四九年他曾踏勘绘制过木兰地图。
其间，最早向康熙皇帝提议绘制地图的是法国传教士。但从中国史料看，康熙皇帝也有其非常积极主动的一面。
所以说，当十八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随着时代变化，历史在变化，人们的历史观也在改变，今天——已经不是二十世纪——中国已经变了很多，至少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上已成为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在十年之前，这有谁能够想到？中国，在历史上又曾经是多么落后？
当然，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黄仁宇曾经说，中国的改革已经成功。我不敢这样说，而只能说：中国已经现代化。
它，不就是没有更早一点？然而，这岂不是现代人自己的眼光，而不是历史老人的问题？
(《乾隆十三年》，高王凌著,经济科学出版社二○一二年六月版）
对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来说，这种论点怕是不容易接受，因为旧的近代史观太深入人心了。不过当年，却是有很多“国际友人”——特别是耶稣会士——来到大清，参与了中国事务。其中，就包括斯洛文尼亚人刘松龄（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
《乾隆十三年》开头、结尾都引用了刘松龄的故事，这使他第一次进入中国正史。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左兰娜长期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担任斯洛文尼亚报社记者——那时还叫南斯拉夫——报道和评论中国的方方面面，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
现代的刘松龄研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问题首先由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学者提起，中国学者（鞠德源）做出回应，斯洛文尼亚学者继之，经左兰娜介绍，我也参加进来，并为此访问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开展合作研究。现在，刘松龄在斯洛文尼亚已经尽人皆知，甚至被视为“国宝”。人们把他与马可·波罗（按：这是一个克罗地亚姓氏）相提并论，突出与中国友谊的源远流长。国际间已有多部相应的著作和文章发表。
刘松龄是在乾隆初年来到中国，担任大清钦天监的负责人长达三十余年，超过了大多数中国官员的任期。尽管五品——不久被皇帝提升为三品——不算大官，但钦天监负责的天文历法，在讲究“天人感应”的时代，却不能说是小事。
尽管有人偏向用“单纯”的观点看待历史（特别是涉及邦交的时候），刘松龄却没有这么简单。单是他的身份就无人能及：他一方面担任天朝的高级官员，另一方面，他还是耶稣会在远东的负责人（这不是秘密）；在私下里，他多少参与了违法的秘密传教活动，也曾大胆在皇上面前为他们说情；他多次违背朝廷的规定，私底里给远在欧洲的朋友和耶稣会写信，由自己的通道发出，有如一位“驻外记者”；一些信件在欧洲公开印行，其间他不客气地批评大清的政治，俨然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清代是一个管制相当严厉的时代，以致今天很难看到批评政府（或皇帝）的文字，这与明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一些外国记载或能幸免，如朝鲜的《李朝实录》，剩下的就只有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了。刘松龄史料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如《乾隆十三年》所说，朝鲜史料曾批评清廷之“愚天下之术”，批评“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对汉人“如客如奴”。刘松龄也曾“骂皇帝”，为了乾隆十二年的教案——中国南方几个违规秘密传教的外国人被“正法”，被“瘐毙”——也曾发出他悲愤的诅咒。因为清军在金川的战败，他甚至盼望南方发生民众起义，并觉得清朝的气数将尽??
如果是在三十年前，学界一定会为刘松龄而欢呼，称道这个西方人的见识和勇气！也不会有人以为刘松龄在破坏中斯邦交??但时代变了，是人们见怪不怪，还是他们麻木了？或为某种原因，刻意回避某些事实？
我相信，耶稣会士一定影响了中国。就“人权思想”来说，刘松龄当时还是蛮超前的，从那以后数十年，到十八世纪末那种种思想才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但“外来者”不止有西方，二○一○年伦敦大学清史会议上我曾发言说：
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携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进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
说到“现代政党”，怕没人会反对说：耶稣会才更有资格。我们对此还缺乏足够的了解罢了。
那时候批评中国政治的，只有西方人吗？其实，满洲人也有着他们的不满，例如对传统的土地制度、租佃制度：
乾隆朝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看来，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
在劝减田租的提议中，也是这样。乾隆皇帝差一点就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规定减租的成数。因“今日官宰皆左袒赖债者”、欠租者，蒲松龄也曾说过，“昔之官谄，今之官谬”。明清易代，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在许多方面，清朝政府与明朝也有的一比，如自太祖努尔哈赤时，就斥责明政府是只顾富人，不管穷人；在粮政上，明朝仓储等同虚设，乾隆朝存储数量几乎较前增加了两倍；在赈灾力度上，动辄拿出上千万石（两）赈济灾民，这种事在明代想都别想。
也有人不同意我的近代史观，但我还是坚持黄仁宇曾经提倡的“技术角度”，更重要的也许是我们不应僵化了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在需要我们更新历史观的今天。
参考国际上“新清史学派”的观点，我们可以说：
所谓十八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大家津津乐道的英国工业革命，其实也发生在十九世纪，在十八世纪之后。一本美国“新清史”学者的论文集指出：耶稣会士带来的革新，帮助满洲殖民统治者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建设国家的能力，推动了帝国的扩张。将来的研究应该以此为起点，那就是：中国，而不是大不列颠或法兰西。它应建立在早期现代世界的共时性演进之上（《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前言、257、285页）。
不错，就现有史料看来，刘松龄等一干传教士，并没有特别关注清朝的人口对策、经济发展政策，如所谓垦政、农政、粮政等等。人的视野可能是有限的，但传教士本身所做的工作，如天文知识、科学的传播，不正是现代化的一端吗？到了二十世纪，“德先生”与“赛先生”，不是成了中国人的口号？
按照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的观点，十八世纪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一是人口增长（说它“不由人为，怕也未必”，并不一定是那么纯自然的）；一是加强政府，按照美国学者斯科特“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即所谓新的民族国家建设这一层面。据说，“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雷慕沙《亚洲新杂纂》：“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据说刘松龄除天文学等科学外，还擅长地理舆图之学，一七四九年他曾踏勘绘制过木兰地图。
其间，最早向康熙皇帝提议绘制地图的是法国传教士。但从中国史料看，康熙皇帝也有其非常积极主动的一面。
所以说，当十八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随着时代变化，历史在变化，人们的历史观也在改变，今天——已经不是二十世纪——中国已经变了很多，至少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上已成为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在十年之前，这有谁能够想到？中国，在历史上又曾经是多么落后？
当然，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黄仁宇曾经说，中国的改革已经成功。我不敢这样说，而只能说：中国已经现代化。
它，不就是没有更早一点？然而，这岂不是现代人自己的眼光，而不是历史老人的问题？
(《乾隆十三年》，高王凌著,经济科学出版社二○一二年六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