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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
安徽盱眙人，生于1919年。翻译家、作家。先后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翻译、南京师院外语系教师。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文学作品《自己的事自己做》等。哥哥杨宪益和丈夫赵瑞蕻都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
人间四月天，南京鼓楼区深巷处，绿树掩映，迎春花儿开得金灿烂漫，一如百岁老人杨苡先生的笑颜。
“你下地鐵从3号口出来，南大宿舍，二号新村，不是北京西路2号啊，那里是个天文台，不是我家小区，你别走错了！”
1924年4月前，巴金离开成都前与继母邓景蘧、胞兄李尧枚（左二）、尧林（右一）、弟弟采臣（左一）、济生（前立者）合影
本刊记者到访前，老人在电话那头千叮万嘱，嗓音清亮，思维活跃。
“我今年99岁了，我很得意。”见面时，她露出了孩子似的顽皮表情。
2018年，著名翻译家杨苡正式迈入百岁老人（虚岁）的行列，但她仍饶有兴致地参与“现在”，什么事到她嘴里，都是“好玩哎”。
杨苡于上世纪50年代翻译了艾米莉·勃朗特的文学名著《呼啸山庄》，小说这个译名便是由她首创。“当年翻这本书时，窗外乒乒乓乓刮大风，我就嘴里wuthering heights、wuthering heights念着玩儿，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呀，这就是种玩法，我一直觉得翻译就是好玩。现在看电视，有些词我老觉得怎么这样翻，fans别整粉丝好不好？唉呀，好可笑！还有那个facebook，‘脸书’，这翻得多难听呀！”老人皱了皱眉，又挤出个鬼脸。
杨苡88岁时，有好友提议为其做寿，但她不同意，至今都不爱过生日。“没意思的事，你看我几个朋友，都是过生日过的，死得快点。太没意思，累，而且情绪很不好，有人非要做寿，很在乎，我就不做，这也叫一种玩法。”
1965年，杨苡与丈夫赵瑞蕻搬至眼前这间南大宿舍公寓，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1999年春节凌晨，赵瑞蕻因急性心梗发作突然离世，夫妻俩就此天人永隔，已近二十年。
“我们家又小又乱，有人说落脚点都没有，但也有人说很cozy（舒适）。”
12平方米的客厅即书房，临窗一张写字台，靠墙一把长沙发，对面一整排书柜，几样家具摆下，剩下的转圜之地已不多，但女主人却将房间布置得生趣盎然，沙发上铺了整洁的红毯，排坐着一列布偶：大猩猩、猫头鹰、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辫子的黄毛丫头…… “这是我的一种玩法，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老人兴致勃勃道，“我也喜欢收藏猫头鹰，因为它是智慧的象征。”
提及智慧，这位百岁老人聊天著文，经常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智慧全部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
1937年，杨苡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在照相馆留影
杨苡的客房书香馥郁，墙上字画也引人瞩目，特别是她上世纪90年代初让好友俞律挥毫留下的两行鲁迅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旧时”大约是这个房间的主题，四处摆放着亲友师长的老照片，满满一个世纪的回忆。“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相片里好多人都不在世了，杨苡与之朝夕晤对，仿佛故人还在身边，聊着聊着，有时她会忽地起身前去指认，就是他（她）哎！
所有照片中，杨宪益和巴金的像总放在最突显的位置：翻译大家杨宪益不仅是杨苡的兄长，更是她最崇拜的人，她不止一次强调，“我就是崇拜我哥！”;巴金则是她的人生导师，从17岁写信诉说人生苦闷开始，这段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在杨苡眼中，“巴金是一位坚强的探索者”。
2009年杨宪益去世后，杨苡与住在北京的胞姐、古典文学专家杨敏如还保持着密切联系，2017年12月，杨敏如也离世了，享年102岁。对于姐姐，杨苡向来佩服，“她是真的才女！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老师是俞平伯，系主任陆侃如，她跟叶嘉莹是同学。姐姐英文一直很好，所以后来主修中国古典文学。”
杨家三兄妹才华横溢、感情甚笃，特殊岁月中当然也经历过悲痛与酸楚。提及往事，杨苡只是平静潺缓地叙述，并未流露太多伤感。“我们家我哥是最会抑制自己悲痛或愤慨的强者，他真是坚强，当年遭批斗，让他呆在那个院子里头，前面一片空地，本来都是堆煤的，那时煤也没了，乱七八糟的，结果就把他翻译的书堆在前面。他穿着白衬衫，他们拿墨汁对着他身上没头没脸地乱洒，然后把火点着，叫他烧（书），我觉得他是看透了……我们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心境，坦然平静地对待一切，因为我们走过的路已经很长、很长，我们经历过的故事也已经太多、太多……”
杨苡从小就喜欢音乐，当年和姐姐在天津中西女中所学的诸多赞美诗，她至今铭记在心，其中有首《荣归天乡》算是她的最爱：“古有三人，心最坚刚。扔于火中，没有损伤。至终三人，归在何方？必归应许美地。等不多时，复活见他……相见快乐，永不离别，同住荣美天乡。”
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天津，杨家风光显赫，即使身为中国银行行长的父亲杨毓璋去世后，杨家住的也是租界里的深宅大院、花园洋房。
1982年的《世界电影》杂志，封面是《呼啸山庄》电影剧照
杨苡1919年出生，“正是五四运动那一年”。她原名杨静如，“名字是老先生给起的，我姐姐叫敏如，因为我不安静，结果就给我取名静如。”
儿时的杨苡调皮又嘴饞，裹小脚的姆妈在楼下洗了一大玻璃缸子葡萄，唤她下楼，她答应着便骑着楼梯扶手“溜”地滑了下去。“他们都叫我‘小胖子’，我是吃得很胖，后来我母亲才知道，我的确是吃不饱。”
哥哥杨宪益是家中最受宠的“小少爷”，当时正随家庭教师学习国文和英语，杨苡常是他的“小跟班”。“我哥太聪明，七岁就写旧体诗，对对子也快，当时授课老师叫‘徐剑生’，我哥一看，马上就对了三个字：‘快枪毙’。”
8岁时，杨苡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课程安排颇为西化，英文、国文之外，还有体操、舞蹈和戏剧演出，学校每年毕业班内部演出英文名剧。杨苡指着书架上一张黑白照片回忆道：“1931年演出《如愿》（即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黄佐临先生也在，女主角金韵之十几年后成了上海的著名演员丹尼。”
1951年，杨苡一家合影
在女校读书期间，杨苡渐渐成了电影迷。“我母亲喜好看电影，还得看谁演或谁得了奥斯卡奖，反正坏的、黄的电影不许我们看，但有名的好比《钟楼怪人》那些文艺片都看，所以知识是这么来的，英文也是这么学的。十几岁时，尤其是我哥去了牛津以后，我最重要的消遣，就是每个礼拜六去看电影。”
“我当时收了四百多张电影明信片，结果‘文革’的时候都烧了，一张也没有留下……这里头甚至有个奥斯卡得奖女演员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她演了尤金·奥尼尔那个《奇妙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1932年），她专演文艺片，我当时还给她写了信，说我很喜欢她演的戏，因为她从来不演侮辱中国的片子，我们也读莎士比亚，我说我希望你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我甚至还说了男主角应该是谁，后来她忽然回信给我寄了个大相片，6寸的，还签了字。我母亲说真的假的？家里就研究，我拿唾沫沾了沾，看是墨水签的还是印的，结果是墨水，派克笔签的，我就很得意！这张相片一直留到‘文革’，哎，我那已故的老头给我扔了，他不认为这些是很值得的，人家可是30年代的奥斯卡影后呐！”
也是在那个时期，杨苡看到了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主演的电影《魂归离恨天》（即《呼啸山庄》）。“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是30年代，女演员梅尔·奥勃朗（Merle Oberon）就这个演得最好！”
1943年，杨苡读到了小说原著，立刻被深深吸引，自那时起萌发了翻译这部名著的念头。“当时都流行读《简·爱》，但我看完就觉得，这个爱情可以超越阶级、社会，可以超越生死，什么都可以，而且可以爱一辈子，那就是永恒的，我觉得比《简·爱》好。”
但真正开始翻译却是十年后的事了。梁实秋也曾译过这部小说，并把它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只两三个月就翻完了，但我总觉得书名不是很妥，谁愿意用‘咆哮’二字来称呼自己的住宅呢？”
“我那时也住个破房子，没人要的丙种房，一塌糊涂，厕所什么都是坏的，楼下有个大院子，当时正好拿了笔稿费，两百块钱，我就瞎搞，建设起来，种了点树。每晚坐在那儿，外头刮大风，对面山上像闹鬼一样，尤其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有点瘆人。那晚风雨飘摇，一阵大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觉得自己正住在约克郡旷野的那所古宅子里，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灵感从天而降！”
杨宪益兄妹三人谈笑风生，左为大妹杨敏如，中为小妹杨苡
那晚，杨苡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上世纪50年代，她的译本由平明出版社出版，后来国内出版这部小说都以《呼啸山庄》为通用译名，杨苡的译本至今仍被许多读者视作经典。
“我那本是巴金给我出的，版本非常好，但给红卫兵抄得家里只有七本了，也不懂得留。‘文革’的时候，让我写检查，说翻译这本书，宣扬阶级调和论。他们命我爱人开箱子，站在凳子上，把箱子里头的毛线、衣服就往地上扔。当时我们三楼还有好多邻居都围着看， 我们宿舍很团结，邻居大叫，来强盗了，这一喊呢东西不好翻了。走时他们几个自行车的气嘴子都给摘了，于是我又多一个罪名，挑动群众斗群众。”
杨苡兴趣广泛，翻译之外，她还进行诗歌、散文和儿童文学等方面的创作。后来，《呼啸山庄》和她的儿童文学都受到批判。
“1959年我已经挨批了，我写《自己的事自己做》，鼓励小朋友守秩序排队、不要随地吐痰、讲卫生，结果批斗，有个干部说，那个杨苡带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批判我们的新中国儿童，说他们随地吐痰，然后底下就说随地吐痰有什么不好，说完就‘呸’一吐，吐完后他还用脚擦一下。” 1960年，杨苡到南京师范学院任教。“文革”开始她就“靠边”了，后因杨宪益坐牢受到牵连。直至哥哥1972年出狱，她才得到“解放”。
在杨苡心中，上世纪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她和赵瑞蕻、黄裳、王辛笛等人相聚巴金家中，大家谈笑风生，似乎都忘了自己的年龄，“聊天时，想起那场浩劫，我们都笑着说：活下去真好！”
1982年，杨苡无意中翻到一本《世界电影》杂志，封面是当年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勃朗站在“呼啸山庄”前的黑白剧照。“我在里头第一次发现有《呼啸山庄》的电影译本，很有意思，内容跟我的翻译完全一样，我忽然就很得意，跟我爱人说，赵老头你看，英雄所见略同。后来别人就笑我了，这实际是抄你的！那时也不懂什么叫盗版，但我还是很得意。”
百岁杨苡精神矍铄，保持着一贯的开朗心境，每天下午她都坚持读两小时报纸，和外界一点都“不隔”，有灵感时还要抓紧写东西，为此，她甚至跟保姆立了个约定。“因为她管吃，要跟我出各种花样，那天我说，你声音太响，一阵一阵的，能不能一个下午别说话？我变篇文章出来，要是能发表，这稿费就归你，这是最好的办法，‘买安静’！”
1937年，杨苡从中西女中毕业，墙上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就定格于她的青春年华。“那个照片是18岁中学毕业，手里拿的是文凭，我们学校属于美以美会，跟宋美龄她们是一个系统的，学校给的文凭白底金字，当时我们觉得珍贵得不得了，当然，这个文凭到‘文革’的时候也就烧掉了……”
墙上的少女若有所思，杨苡说，每次回看这张照片，仿佛就回到当年情景——她笑着激动地对母亲说：“巴金的信！是巴金写给我的！”
苦闷、彷徨，自己被死死看管在家里，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唱着救亡歌曲在游行行列中前进。那时，巴金的《家》已在学生中非常流行，17岁的杨苡觉得自己一腔热情找不到出口，于是鼓足勇气，给当时已名满天下的巴金写了封信，将心中郁积的情绪向从未谋面的作家一吐为快。“‘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这样的话对我影响太深了。我觉得我的家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像觉慧那样，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
令人意外的是，杨苡很快就收到了小密格子的信封，里头装着巴金的回信。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巴金像一位敦厚的兄长，温和地鼓励她要忍耐，“未来总是美丽的”，并且鼓励她与自己的哥哥、当时正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通信。
没多久，杨苡与戴着眼镜的清瘦的李尧林第一次见了面。在与巴金一家后来长达69年的交往中，被当成家人一般的杨苡结识了巴金庞大家族的绝大多数，但巴金“三哥”李尧林却是杨苡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第一位李家成员。
“在不到五个月内我收到了他40封信，按照他的嘱咐，我们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No.1或No.2……），当然我想我的信早超过了40封。”
哥哥杨宪益赴英国留学后，失去呵护的小妹杨苡总是感到说不出的孤独，直到遇到李尧林，她才觉得自己又开心起来。
“1937年日本鬼子的炸弹击中了李先生所在的、不在租界内的南开中学单身教师的宿舍，他捡出几本书和几件衣服跑出来了……当时天津租界生活表面平静如常，我反正已中学毕业，无法上大学，就在家乱看书、又学画，还和两位同学异想天开地去一個白俄舞蹈学校学了一阵踢踏舞。此外无非是看电影，遛弯，互相串门，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安逸的生活长不了……但在这个初夏或是暮春天气的1938年，我的确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月！”
“七七事变”爆发后，已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杨苡和同学们都成了“平津流亡学生”，南开、北大、清华三校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7月，她离开动荡不安的天津，乘船经香港、安南（今越南），最后抵达昆明。
杨苡与巴金的第一次碰面也是在昆明，当时巴金到昆明看望萧珊，杨苡这才见到断断续续通了十几封信的神交已久的“巴先生”。“一见面之后非常窘，”杨苡印象中，四川口音很重的巴金在生人面前不太会说话，甚至有些结巴，但告别之后，大家在纸上世界又开始了无拘无束的交流。
上世纪50年代，杨苡与巴金的通信仍未中断，但由于各种运动，间隔长了许多，说话也更小心了。两人的通信，如其所处的时代历尽坎坷。“文革”期间，家人被迫替她处理掉其与沈从文、黄裳和萧珊等人的信件，最后仅存巴金的23封信，一直被她想方设法保存下来。为此，她遭受了此生惟一来自造反派的一记耳光。“文革”后，她与巴金渐渐恢复通信。1987年，杨苡将巴金写于1939至1985年间的60封信收进《雪泥集·巴金书简》一书中，它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一段珍贵非凡的友情。
杨苡去昆明上学后，李尧林也订过她曾乘坐的“太古号”船票准备去昆明，但后来还是将票退了。“漫长的等待在一封封长信中消磨殆尽。然后一连串由于传言造成的误解，加上我这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妹妹的胡思乱想，特别是由于时局突变，通信越来越迟缓，多少想说的话最后也只能吞咽下去，结成了一连串的遗憾的苦果，这一切都不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所能体会的……”
1940年，杨苡与西南联大的同学赵瑞蕻结婚。1945年，正在教师宿舍怀抱婴儿的杨苡，突然接到萧珊从重庆寄来的信：“李先生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伤心）！”杨苡再也没忍住，失声痛哭起来。
半个多世纪后，她在《梦李林》一文中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到命运对我心灵的猛击，我没有力量承受这样残酷的碰撞……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我想起他译的《悬崖》中的一句话：‘一把刀就是一把刀！’”
听唱片曾是杨苡与“李先生”共同的爱好和秘密。学英文出身的李尧林当年还会把歌词写出来给她。“现在我已到了碎梦难拾的年龄，如落英散落在地上，无法俯身拾起。当我再想到我和李先生共同喜爱的唱片‘与我相遇在梦之门’时，我想起在天津留下的40封信早在1939年日寇进入租界前化为灰烬……我只保存他听《梦之门》时为我亲笔记下的英文歌词，一语成谶！”
“文革”后，杨苡在上海武康路巴金家里看到了李尧林保存的那些唱片，巴金后辈想送她，她只道了句：“什么时候听这些唱片不会掉眼泪，我再听。”
如今，百岁杨苡经常会凌晨3点醒来，夜深忽梦少年事，她习惯再听听老歌。“比如我很喜欢听那首《I went to your wedding》。Your mother was crying. Your father was crying. And I was crying， too.”
（参考书目：《青春者忆》;《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魂兮归来》;《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兄妹译诗》;《离乱弦歌忆旧游》;实习记者倪源蔚亦有贡献）
安徽盱眙人，生于1919年。翻译家、作家。先后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翻译、南京师院外语系教师。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著有儿童文学作品《自己的事自己做》等。哥哥杨宪益和丈夫赵瑞蕻都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
杨家兄妹心坚刚
人间四月天，南京鼓楼区深巷处，绿树掩映，迎春花儿开得金灿烂漫，一如百岁老人杨苡先生的笑颜。
“你下地鐵从3号口出来，南大宿舍，二号新村，不是北京西路2号啊，那里是个天文台，不是我家小区，你别走错了！”
本刊记者到访前，老人在电话那头千叮万嘱，嗓音清亮，思维活跃。
“我今年99岁了，我很得意。”见面时，她露出了孩子似的顽皮表情。
2018年，著名翻译家杨苡正式迈入百岁老人（虚岁）的行列，但她仍饶有兴致地参与“现在”，什么事到她嘴里，都是“好玩哎”。
杨苡于上世纪50年代翻译了艾米莉·勃朗特的文学名著《呼啸山庄》，小说这个译名便是由她首创。“当年翻这本书时，窗外乒乒乓乓刮大风，我就嘴里wuthering heights、wuthering heights念着玩儿，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呀，这就是种玩法，我一直觉得翻译就是好玩。现在看电视，有些词我老觉得怎么这样翻，fans别整粉丝好不好？唉呀，好可笑！还有那个facebook，‘脸书’，这翻得多难听呀！”老人皱了皱眉，又挤出个鬼脸。
杨苡88岁时，有好友提议为其做寿，但她不同意，至今都不爱过生日。“没意思的事，你看我几个朋友，都是过生日过的，死得快点。太没意思，累，而且情绪很不好，有人非要做寿，很在乎，我就不做，这也叫一种玩法。”
1965年，杨苡与丈夫赵瑞蕻搬至眼前这间南大宿舍公寓，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1999年春节凌晨，赵瑞蕻因急性心梗发作突然离世，夫妻俩就此天人永隔，已近二十年。
“我们家又小又乱，有人说落脚点都没有，但也有人说很cozy（舒适）。”
12平方米的客厅即书房，临窗一张写字台，靠墙一把长沙发，对面一整排书柜，几样家具摆下，剩下的转圜之地已不多，但女主人却将房间布置得生趣盎然，沙发上铺了整洁的红毯，排坐着一列布偶：大猩猩、猫头鹰、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辫子的黄毛丫头…… “这是我的一种玩法，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老人兴致勃勃道，“我也喜欢收藏猫头鹰，因为它是智慧的象征。”
提及智慧，这位百岁老人聊天著文，经常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智慧全部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
杨苡的客房书香馥郁，墙上字画也引人瞩目，特别是她上世纪90年代初让好友俞律挥毫留下的两行鲁迅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旧时”大约是这个房间的主题，四处摆放着亲友师长的老照片，满满一个世纪的回忆。“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相片里好多人都不在世了，杨苡与之朝夕晤对，仿佛故人还在身边，聊着聊着，有时她会忽地起身前去指认，就是他（她）哎！
所有照片中，杨宪益和巴金的像总放在最突显的位置：翻译大家杨宪益不仅是杨苡的兄长，更是她最崇拜的人，她不止一次强调，“我就是崇拜我哥！”;巴金则是她的人生导师，从17岁写信诉说人生苦闷开始，这段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在杨苡眼中，“巴金是一位坚强的探索者”。
2009年杨宪益去世后，杨苡与住在北京的胞姐、古典文学专家杨敏如还保持着密切联系，2017年12月，杨敏如也离世了，享年102岁。对于姐姐，杨苡向来佩服，“她是真的才女！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老师是俞平伯，系主任陆侃如，她跟叶嘉莹是同学。姐姐英文一直很好，所以后来主修中国古典文学。”
杨家三兄妹才华横溢、感情甚笃，特殊岁月中当然也经历过悲痛与酸楚。提及往事，杨苡只是平静潺缓地叙述，并未流露太多伤感。“我们家我哥是最会抑制自己悲痛或愤慨的强者，他真是坚强，当年遭批斗，让他呆在那个院子里头，前面一片空地，本来都是堆煤的，那时煤也没了，乱七八糟的，结果就把他翻译的书堆在前面。他穿着白衬衫，他们拿墨汁对着他身上没头没脸地乱洒，然后把火点着，叫他烧（书），我觉得他是看透了……我们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心境，坦然平静地对待一切，因为我们走过的路已经很长、很长，我们经历过的故事也已经太多、太多……”
杨苡从小就喜欢音乐，当年和姐姐在天津中西女中所学的诸多赞美诗，她至今铭记在心，其中有首《荣归天乡》算是她的最爱：“古有三人，心最坚刚。扔于火中，没有损伤。至终三人，归在何方？必归应许美地。等不多时，复活见他……相见快乐，永不离别，同住荣美天乡。”
“我觉得 《呼啸山庄》 比 《简·爱》 好”
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天津，杨家风光显赫，即使身为中国银行行长的父亲杨毓璋去世后，杨家住的也是租界里的深宅大院、花园洋房。
杨苡1919年出生，“正是五四运动那一年”。她原名杨静如，“名字是老先生给起的，我姐姐叫敏如，因为我不安静，结果就给我取名静如。”
儿时的杨苡调皮又嘴饞，裹小脚的姆妈在楼下洗了一大玻璃缸子葡萄，唤她下楼，她答应着便骑着楼梯扶手“溜”地滑了下去。“他们都叫我‘小胖子’，我是吃得很胖，后来我母亲才知道，我的确是吃不饱。”
哥哥杨宪益是家中最受宠的“小少爷”，当时正随家庭教师学习国文和英语，杨苡常是他的“小跟班”。“我哥太聪明，七岁就写旧体诗，对对子也快，当时授课老师叫‘徐剑生’，我哥一看，马上就对了三个字：‘快枪毙’。”
8岁时，杨苡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课程安排颇为西化，英文、国文之外，还有体操、舞蹈和戏剧演出，学校每年毕业班内部演出英文名剧。杨苡指着书架上一张黑白照片回忆道：“1931年演出《如愿》（即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黄佐临先生也在，女主角金韵之十几年后成了上海的著名演员丹尼。”
在女校读书期间，杨苡渐渐成了电影迷。“我母亲喜好看电影，还得看谁演或谁得了奥斯卡奖，反正坏的、黄的电影不许我们看，但有名的好比《钟楼怪人》那些文艺片都看，所以知识是这么来的，英文也是这么学的。十几岁时，尤其是我哥去了牛津以后，我最重要的消遣，就是每个礼拜六去看电影。”
“我当时收了四百多张电影明信片，结果‘文革’的时候都烧了，一张也没有留下……这里头甚至有个奥斯卡得奖女演员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她演了尤金·奥尼尔那个《奇妙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1932年），她专演文艺片，我当时还给她写了信，说我很喜欢她演的戏，因为她从来不演侮辱中国的片子，我们也读莎士比亚，我说我希望你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我甚至还说了男主角应该是谁，后来她忽然回信给我寄了个大相片，6寸的，还签了字。我母亲说真的假的？家里就研究，我拿唾沫沾了沾，看是墨水签的还是印的，结果是墨水，派克笔签的，我就很得意！这张相片一直留到‘文革’，哎，我那已故的老头给我扔了，他不认为这些是很值得的，人家可是30年代的奥斯卡影后呐！”
也是在那个时期，杨苡看到了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主演的电影《魂归离恨天》（即《呼啸山庄》）。“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是30年代，女演员梅尔·奥勃朗（Merle Oberon）就这个演得最好！”
1943年，杨苡读到了小说原著，立刻被深深吸引，自那时起萌发了翻译这部名著的念头。“当时都流行读《简·爱》，但我看完就觉得，这个爱情可以超越阶级、社会，可以超越生死，什么都可以，而且可以爱一辈子，那就是永恒的，我觉得比《简·爱》好。”
但真正开始翻译却是十年后的事了。梁实秋也曾译过这部小说，并把它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只两三个月就翻完了，但我总觉得书名不是很妥，谁愿意用‘咆哮’二字来称呼自己的住宅呢？”
“我那时也住个破房子，没人要的丙种房，一塌糊涂，厕所什么都是坏的，楼下有个大院子，当时正好拿了笔稿费，两百块钱，我就瞎搞，建设起来，种了点树。每晚坐在那儿，外头刮大风，对面山上像闹鬼一样，尤其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有点瘆人。那晚风雨飘摇，一阵大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觉得自己正住在约克郡旷野的那所古宅子里，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灵感从天而降！”
那晚，杨苡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上世纪50年代，她的译本由平明出版社出版，后来国内出版这部小说都以《呼啸山庄》为通用译名，杨苡的译本至今仍被许多读者视作经典。
“我那本是巴金给我出的，版本非常好，但给红卫兵抄得家里只有七本了，也不懂得留。‘文革’的时候，让我写检查，说翻译这本书，宣扬阶级调和论。他们命我爱人开箱子，站在凳子上，把箱子里头的毛线、衣服就往地上扔。当时我们三楼还有好多邻居都围着看， 我们宿舍很团结，邻居大叫，来强盗了，这一喊呢东西不好翻了。走时他们几个自行车的气嘴子都给摘了，于是我又多一个罪名，挑动群众斗群众。”
杨苡兴趣广泛，翻译之外，她还进行诗歌、散文和儿童文学等方面的创作。后来，《呼啸山庄》和她的儿童文学都受到批判。
“1959年我已经挨批了，我写《自己的事自己做》，鼓励小朋友守秩序排队、不要随地吐痰、讲卫生，结果批斗，有个干部说，那个杨苡带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批判我们的新中国儿童，说他们随地吐痰，然后底下就说随地吐痰有什么不好，说完就‘呸’一吐，吐完后他还用脚擦一下。” 1960年，杨苡到南京师范学院任教。“文革”开始她就“靠边”了，后因杨宪益坐牢受到牵连。直至哥哥1972年出狱，她才得到“解放”。
在杨苡心中，上世纪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她和赵瑞蕻、黄裳、王辛笛等人相聚巴金家中，大家谈笑风生，似乎都忘了自己的年龄，“聊天时，想起那场浩劫，我们都笑着说：活下去真好！”
1982年，杨苡无意中翻到一本《世界电影》杂志，封面是当年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勃朗站在“呼啸山庄”前的黑白剧照。“我在里头第一次发现有《呼啸山庄》的电影译本，很有意思，内容跟我的翻译完全一样，我忽然就很得意，跟我爱人说，赵老头你看，英雄所见略同。后来别人就笑我了，这实际是抄你的！那时也不懂什么叫盗版，但我还是很得意。”
百岁杨苡精神矍铄，保持着一贯的开朗心境，每天下午她都坚持读两小时报纸，和外界一点都“不隔”，有灵感时还要抓紧写东西，为此，她甚至跟保姆立了个约定。“因为她管吃，要跟我出各种花样，那天我说，你声音太响，一阵一阵的，能不能一个下午别说话？我变篇文章出来，要是能发表，这稿费就归你，这是最好的办法，‘买安静’！”
与巴金昆仲鱼雁往来
1937年，杨苡从中西女中毕业，墙上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就定格于她的青春年华。“那个照片是18岁中学毕业，手里拿的是文凭，我们学校属于美以美会，跟宋美龄她们是一个系统的，学校给的文凭白底金字，当时我们觉得珍贵得不得了，当然，这个文凭到‘文革’的时候也就烧掉了……”
墙上的少女若有所思，杨苡说，每次回看这张照片，仿佛就回到当年情景——她笑着激动地对母亲说：“巴金的信！是巴金写给我的！”
苦闷、彷徨，自己被死死看管在家里，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唱着救亡歌曲在游行行列中前进。那时，巴金的《家》已在学生中非常流行，17岁的杨苡觉得自己一腔热情找不到出口，于是鼓足勇气，给当时已名满天下的巴金写了封信，将心中郁积的情绪向从未谋面的作家一吐为快。“‘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这样的话对我影响太深了。我觉得我的家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像觉慧那样，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
令人意外的是，杨苡很快就收到了小密格子的信封，里头装着巴金的回信。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巴金像一位敦厚的兄长，温和地鼓励她要忍耐，“未来总是美丽的”，并且鼓励她与自己的哥哥、当时正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通信。
没多久，杨苡与戴着眼镜的清瘦的李尧林第一次见了面。在与巴金一家后来长达69年的交往中，被当成家人一般的杨苡结识了巴金庞大家族的绝大多数，但巴金“三哥”李尧林却是杨苡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第一位李家成员。
“在不到五个月内我收到了他40封信，按照他的嘱咐，我们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No.1或No.2……），当然我想我的信早超过了40封。”
哥哥杨宪益赴英国留学后，失去呵护的小妹杨苡总是感到说不出的孤独，直到遇到李尧林，她才觉得自己又开心起来。
“1937年日本鬼子的炸弹击中了李先生所在的、不在租界内的南开中学单身教师的宿舍，他捡出几本书和几件衣服跑出来了……当时天津租界生活表面平静如常，我反正已中学毕业，无法上大学，就在家乱看书、又学画，还和两位同学异想天开地去一個白俄舞蹈学校学了一阵踢踏舞。此外无非是看电影，遛弯，互相串门，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安逸的生活长不了……但在这个初夏或是暮春天气的1938年，我的确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月！”
“七七事变”爆发后，已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杨苡和同学们都成了“平津流亡学生”，南开、北大、清华三校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7月，她离开动荡不安的天津，乘船经香港、安南（今越南），最后抵达昆明。
杨苡与巴金的第一次碰面也是在昆明，当时巴金到昆明看望萧珊，杨苡这才见到断断续续通了十几封信的神交已久的“巴先生”。“一见面之后非常窘，”杨苡印象中，四川口音很重的巴金在生人面前不太会说话，甚至有些结巴，但告别之后，大家在纸上世界又开始了无拘无束的交流。
上世纪50年代，杨苡与巴金的通信仍未中断，但由于各种运动，间隔长了许多，说话也更小心了。两人的通信，如其所处的时代历尽坎坷。“文革”期间，家人被迫替她处理掉其与沈从文、黄裳和萧珊等人的信件，最后仅存巴金的23封信，一直被她想方设法保存下来。为此，她遭受了此生惟一来自造反派的一记耳光。“文革”后，她与巴金渐渐恢复通信。1987年，杨苡将巴金写于1939至1985年间的60封信收进《雪泥集·巴金书简》一书中，它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一段珍贵非凡的友情。
杨苡去昆明上学后，李尧林也订过她曾乘坐的“太古号”船票准备去昆明，但后来还是将票退了。“漫长的等待在一封封长信中消磨殆尽。然后一连串由于传言造成的误解，加上我这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妹妹的胡思乱想，特别是由于时局突变，通信越来越迟缓，多少想说的话最后也只能吞咽下去，结成了一连串的遗憾的苦果，这一切都不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所能体会的……”
1940年，杨苡与西南联大的同学赵瑞蕻结婚。1945年，正在教师宿舍怀抱婴儿的杨苡，突然接到萧珊从重庆寄来的信：“李先生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伤心）！”杨苡再也没忍住，失声痛哭起来。
半个多世纪后，她在《梦李林》一文中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到命运对我心灵的猛击，我没有力量承受这样残酷的碰撞……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我想起他译的《悬崖》中的一句话：‘一把刀就是一把刀！’”
听唱片曾是杨苡与“李先生”共同的爱好和秘密。学英文出身的李尧林当年还会把歌词写出来给她。“现在我已到了碎梦难拾的年龄，如落英散落在地上，无法俯身拾起。当我再想到我和李先生共同喜爱的唱片‘与我相遇在梦之门’时，我想起在天津留下的40封信早在1939年日寇进入租界前化为灰烬……我只保存他听《梦之门》时为我亲笔记下的英文歌词，一语成谶！”
“文革”后，杨苡在上海武康路巴金家里看到了李尧林保存的那些唱片，巴金后辈想送她，她只道了句：“什么时候听这些唱片不会掉眼泪，我再听。”
如今，百岁杨苡经常会凌晨3点醒来，夜深忽梦少年事，她习惯再听听老歌。“比如我很喜欢听那首《I went to your wedding》。Your mother was crying. Your father was crying. And I was crying， too.”
（参考书目：《青春者忆》;《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魂兮归来》;《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兄妹译诗》;《离乱弦歌忆旧游》;实习记者倪源蔚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