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是姑姑做媒嫁到她所在的湾子的，说是给自己谋个伴。在我上小学时，一次矿难使二姐夫永远走进了黑暗。那时，二姐24岁，有一儿一女，女儿刚满三个月。
　　追求者还是不少的，有几位未婚的也愿意上门过日子。二姐不愿涉及第二场婚姻，生怕再婚帶给孩子另一场痛苦。
　　那还是靠体力过日子的年代。二姐背上驮一个、手上牵一个，到田地里干活，顾了这个那个又哭，顾了孩子顾不了农活，因而常常受人歧视。拖儿带女的寡妇，在生产队里受了多少白眼，吞下多少闲言碎语，是常人无法理会的。父母怕二姐想不开，出什么差错，便把她接回娘家住。然而情形每况愈下，二姐开始出现幻听与恍惚，老是痴痴呆呆的，有一次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父母知道二姐精神失常了，远远近近地带她求医问方，连“三治”工地里的死尸脑骨都烧过给她吃，没用。
　　有时她去偷摘菜园里的黄瓜、砍人家的竹木，有时说谁也听不清什么的呓语，有时去姐夫的坟头一坐就是老半天。一家人劝二姐，找二姐，陪护二姐，为二姐招惹了人陪礼道歉，把仅有的一点欣慰与自尊都耗尽了。
　　二姐发作时，连最亲的人也不认。那可怕的脸色、凶狠的眼神，令我不寒而栗。也许她把我们都看成了仇人，随时会把自己的恨发泄出来。
　　真是彻底疯了，疯在解脱不了的愁苦中，疯在父母的长吁短叹中，疯在孩子一次次撕心裂肺的嚎哭中。从此，苦难伴着我们家向下沉沦，和睦的家庭有了埋怨和叹息，父母常常为二姐焦急愁闷。家里好长时间除了哭，就是叹息；除了沉默，就是争吵，真不知这场恶梦有没有尽头。
　　她怕是来索债的吧？父亲太劳累了，带着不尽的遗憾，63岁就抛弃未能自立的我走了。
　　母亲74岁也走了。终于放下二姐这个包袱，了结了苦难的煎熬。
　　父母去世时，二姐也参加了葬礼。她静静地站在一旁看，问父母去哪了。曾经，我幼稚地想，或许父母的死会给她一次打击，让她清醒片刻。可是，没有，她没有哭。
　　每年清明节前后，家乡的田野山坡便开满了油菜花。我也顺路回家看二姐，给她带些吃的，她都推辞。有一次，她竟然说，“弟，你自己吃。”我强行推给她，她又提了来，赶到我的车旁，塞进未关好的车门里。她居然还认识我！弟，是呀，我是她一年回去一次的弟弟！
　　她头上扎着手帕，脸惨白如黄纸，仿佛一碰就会倒下。外甥因成家困难，不得不外出打工，让疯了多年的老人仍挨饿受冻。此时，在得到衣食后，她却讲客气，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弟弟。母亲一直就是这样，不给人添麻烦，不沾人家便利，不轻易受人恩惠，一旦受了必当厚报。我想，也许这份热血还在二姐身上流着，没被那错乱的神经完全磨灭掉。也许母亲还没逝去，她就活在二姐残缺的生命里。
　　后来二姐住上了新房子，还有了孙子。在我为姐感到欣慰、对姐家有了良好的期待时，老家来电话告诉我：你姐失踪一天多了。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匆匆赶到姐家，外出打工的外甥也赶回了家，到田野、山林、河边、山沟里四处寻找，第三天才发现她俯伏在家门前田边一口临时挖的不足三尺深的小井里。她面朝井底下，手还握着镰刀，井边有一只草鞋，井沿有踩塌的土印。大家推测她做农活渴了，喝水失足跌了下去。要是平常人跌下去，站起就能自救，可她必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又缺乏营养，加上病无所医，早已瘦成皮包骨，跌下去就无力挣扎了，结束了悲苦的一生。
　　葬礼极其简单，我对着新棺木，平生第一次向一个疯子跪下。姑也跪下了，说秋凤苦到头终于享福去了。我想，姐是真的脱离苦海、升入天堂了，她此刻正在天堂里接受凡间对她最吝啬、也是最后的尊敬。
　　孔秋凤（1950-1998），湖北通山人
　　葬礼极其简单，我对着新棺木，平生第一次向一个疯子跪下。她此刻正在天堂里接受凡世对她最吝啬、也是最后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