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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很多人通过公司赚了钱，但并不清楚公司是什么，而现在他们又面临着传承问题，有人就非要把公司传给自己的儿子，但基因可以传，才能怎么传啊?”纪录片《公司的力量》总导演任学安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2010年8月23日，《公司的力量》在央视2套黄金时段播出。该片的制作团队是《大国崛起》原班人马，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到了欧亚美8个国家，深入50余家世界级公司，采访了170多位资深学者和商界领袖，以影像讲述了“公司”这个组织的前世今生。
很多人问任学安为什么片名叫“公司的力量”，而不是“市场的力量”?他说，因为“市场”概念太笼统了，而“公司”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社会组织，非常具体，很多人都在其中，但往往并不了解。
“公司是什么?现代的公司，能让更多人参与，汇聚更多的资本(股份化)，充分吸纳一切能创造财富的元素，它是一个开放的组织。”任学安对本刊记者说，“为什么我们经常形容某个公司是作坊式的，做不大?我(拍《公司的力量》)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公司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的梳理，把公司这种组织解释清楚。”
《公司的力量》在央视播出前，曾经请一些财经和传播领域的专家观影研讨。多位专家表示，该片很像“教科书”。
“是的，做《大国崛起》的时候也有人说我们是在做教科书。《公司的力量》里面都是很基本的东西，但这恰恰就是我们最缺的，中国现在很需要回归常识，重复常识。”该片制片人周艳对本刊记者说。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的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带来这250年财富迅速增长的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而公司组织，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从1840年之后开始的，真正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也就是最近的30年，但这个过程在英国跨过了300年的历史。所以中国现在是先进与落后，自发与自觉的混杂状态。当我们还不清楚公司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在办公司了。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补上这一课。”周艳说。
学习避免前人的错误
1882年，一家中国公司终于打破了外商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它就是轮船招商局，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之后的洋务运动曾经掀起一波中国人创办公司的热潮，1883年《申报》刊登了如下的一段评论：“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
但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的公司模式让最初的投资者迅速破产。
“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纪录片《公司的力量》的旁白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在世界各国的公司高速发展的19世紀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正值战争和政治运动频仍，公司的命运不断夭折，直到改革开放，才步入正常，1992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的体制，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公司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才得到保障。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公司的命运多许……
任学安：中国公司的发展坎坎坷坷，那我们呼唤的是什么呢?是别瞎折腾，一心一意地往前走。首先公司要有一个稳定的土壤，然后是有规则的土壤，才可以进行充分地自由创造。
《瞭望东方周刊》：纪录片第三集为什么叫“猎富时代”?
任学安：开始名字是“创富时代”，后来改成了“猎富时代”，能更生动地表达那个很多行业还没有形成规则的独特历史阶段。一些有财富敏感和冒险精神的人，在一些行业没有规则的时候闯进去，开发一个新的产业。并且建立那个行业的规范，那就是“猎富英雄”，当然也是财富英雄。就像当年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现在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吗?
任学安；我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批真正的财富英雄，他们在攫取财富的时候，能避免一百年前的人所犯的错误，少一点临终前的罪孽感，而不是到了最后了才把财富回馈给社会。
但我觉得中国现在不是“猎富时代”，因为现在市场经济规范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有公司法，物权法等，而且我们的很多行业标准已经和国际很接近。现在有一个领域可能存在“猎富”，那就是互联网，谁能在这个领域里把握住机会，就能很快成功。人类总是在不断地创造新的行业，所以新的“猎富英雄”会不断出现。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富士康公司连续十多个员工自杀的事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你觉得公司在进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避免吗?
任学安：在西方，公司早期原始积累已经付出了代价，人类已经交过学费了。就是我们片子第四集《进步之痛》中所反映的，在库尔曼镇，公司让员工都住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加班，但是工人活着不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更好地活着。那个时候的企业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结果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事件，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才慢慢建立各种保障制度，让工人的生活更有尊严。如果我们今天的公司还要走那种原始的道路，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无知了。连历史都不尊重的企业家能成就伟大的企业吗?只有充分尊重员工的企业，才有希望。把员工当奴隶，当雇佣机器，怀揣这样心态的公司，是没有希望，没有创造力的。
别奢谈“跨越”
“一个过分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是不能得到持续发展的。”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教授皮埃尔·道克斯对着纪录片摄制组的镜头说道。
1991年，拥有众多产业门类的芬兰百年老字号诺基亚公司曾陷入危机，濒临破产。然而10年后，它却成为年销售额超过300亿欧元的世界知名企业。这个骄人业绩得益于1993年芬兰政府宣布取消对外国公司的持股限制。经过一系列股权转让，到2007年时，诺基亚的股权结构中芬兰只占了9％，诺基亚不再属于芬兰，却为芬兰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一个经济体，究竟应该多大比例地开放市场?从计划和管制中走出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各自小心翼翼地寻找着那个平衡点。
《瞭望东方周刊》：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企和国企应该怎样去应对?
任学安：股份制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们的国有银行改革，也吸引了全球的资本。比如工行、北京银行、农业银行，H股和A股全球同时发行，吸纳了国际资本。国资委的一个副主任接受我们采访时就说，国企改革有一个目标就是投资主体的外部化，就是要让外国的资金能够进来，打破原有的一股独大。我们现在正在做，还是一个时间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拍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国内和国外的公司，会不会感觉两者差别很大?
任学安：福特公司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差点倒下去，但一头倒下的大象，仍然是伟大的。当我们去接触丰田公司的时候，觉得面临这么大的一场危机，它可能不行了，但它居然能挺過来。而现在中国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哪家能承受这样的危机?
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成就一个伟大的公司，是需要时间的。“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我们前几年看这样的报道太多了。但真的能“跨越”吗?现在来看，那些“跨越式发展”，“高成长”的行业，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不能太急功近利，别奢谈跨越，刘翔110米栏也就那样了，现在不也飞不了了吗?至少不可能持续“跨越”。就像最近报道的紫金矿业，当初是爆炸性的成长，但最终报复性地出现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很多公司还是小作坊式的吧?
任学安：对，我们有很多发明，就攥在自己手里，不能变成生产力。抱在怀里永远只能是你的，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但是如果你开放了，它就不只是你的，也是社会的。公司这种组织的优越之处在于，集中社会资源，所以要让这些创意通过公司来实现，它能把陌生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瞭望东方周刊》：公司作为一个利益组织，如果我们去公司工作，即使不是股东，也是这个利益组织的一部分?
任学安：对。公司是人的组织，每个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有机部分。人的才能和积极性不能调动起来，这个组织就是僵硬的，没有前途的。
别轻易谈“中国模式”
如果在十年前做这样的片子，外国人会说，中国是什么?现在，国外的专家很愿意和中国的媒体打交道，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外国专家也会问中国现在的状况，“被妖魔化的东西很多”，任学安介绍说，比如他们认为中国的环境一塌糊涂。剧组就会向他们解释，中国有世界顶级的自然人文风光，城市污染也治理得不错，如果像你们想的那么糟，北京一千多万人怎么居住?
《瞭望东方周刊》：做财经这么多年，你认识很多做公司的人吧?
任学安：对，一些开公司赚了钱的老板们并不清楚公司的前世今生。连公司是什么都不知道，突然就面临着公司传承，怎么传?有人非要把公司传给儿子，那就世袭嘛，能传几代?财富可以往下传，公司的管理权却是不能往下传的，这是常识。500亿的公司给哪个儿子是你的权利，但也要考虑他有没有驾驭这500亿的能力。
《瞭望东方周刊》：你指的是民企还是国企?
任学安：中国民企国企都存在这个问题，只要有绝对的权力，就敢去办绝对的事情。
(制片人周艳补充道：我们采访福特公司，他们说家族传承是他们的传统，保证了这个品牌的忠诚度，但他们和所有的企业一样，都需要现代化。虽然是家族企业，但很早就引入了经理人制度，随时可以更换CEO，福特家族有人才也可以去做CEO，没有就从外面引入。也就是说，虽然是家族企业，但已经拥有了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最重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片中好像回避了2008年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中国不少公司企业能躲过去，有人认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优越。
任学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中国躲过去了，一定有独特的条件和环境。但是就此就说谁比谁优越我觉得有点早。很多人包括国外媒体都在鼓噪“中国模式”，但是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清醒，就是不接招，不谈“中国模式”。
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是温总理前不久在深圳时说的。他说，深圳30年有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激情，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2010年8月23日，《公司的力量》在央视2套黄金时段播出。该片的制作团队是《大国崛起》原班人马，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到了欧亚美8个国家，深入50余家世界级公司，采访了170多位资深学者和商界领袖，以影像讲述了“公司”这个组织的前世今生。
很多人问任学安为什么片名叫“公司的力量”，而不是“市场的力量”?他说，因为“市场”概念太笼统了，而“公司”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社会组织，非常具体，很多人都在其中，但往往并不了解。
“公司是什么?现代的公司，能让更多人参与，汇聚更多的资本(股份化)，充分吸纳一切能创造财富的元素，它是一个开放的组织。”任学安对本刊记者说，“为什么我们经常形容某个公司是作坊式的，做不大?我(拍《公司的力量》)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公司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的梳理，把公司这种组织解释清楚。”
《公司的力量》在央视播出前，曾经请一些财经和传播领域的专家观影研讨。多位专家表示，该片很像“教科书”。
“是的，做《大国崛起》的时候也有人说我们是在做教科书。《公司的力量》里面都是很基本的东西，但这恰恰就是我们最缺的，中国现在很需要回归常识，重复常识。”该片制片人周艳对本刊记者说。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的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带来这250年财富迅速增长的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而公司组织，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从1840年之后开始的，真正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也就是最近的30年，但这个过程在英国跨过了300年的历史。所以中国现在是先进与落后，自发与自觉的混杂状态。当我们还不清楚公司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在办公司了。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补上这一课。”周艳说。
学习避免前人的错误
1882年，一家中国公司终于打破了外商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它就是轮船招商局，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之后的洋务运动曾经掀起一波中国人创办公司的热潮，1883年《申报》刊登了如下的一段评论：“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
但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的公司模式让最初的投资者迅速破产。
“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纪录片《公司的力量》的旁白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在世界各国的公司高速发展的19世紀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正值战争和政治运动频仍，公司的命运不断夭折，直到改革开放，才步入正常，1992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的体制，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公司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才得到保障。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公司的命运多许……
任学安：中国公司的发展坎坎坷坷，那我们呼唤的是什么呢?是别瞎折腾，一心一意地往前走。首先公司要有一个稳定的土壤，然后是有规则的土壤，才可以进行充分地自由创造。
《瞭望东方周刊》：纪录片第三集为什么叫“猎富时代”?
任学安：开始名字是“创富时代”，后来改成了“猎富时代”，能更生动地表达那个很多行业还没有形成规则的独特历史阶段。一些有财富敏感和冒险精神的人，在一些行业没有规则的时候闯进去，开发一个新的产业。并且建立那个行业的规范，那就是“猎富英雄”，当然也是财富英雄。就像当年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现在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吗?
任学安；我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批真正的财富英雄，他们在攫取财富的时候，能避免一百年前的人所犯的错误，少一点临终前的罪孽感，而不是到了最后了才把财富回馈给社会。
但我觉得中国现在不是“猎富时代”，因为现在市场经济规范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有公司法，物权法等，而且我们的很多行业标准已经和国际很接近。现在有一个领域可能存在“猎富”，那就是互联网，谁能在这个领域里把握住机会，就能很快成功。人类总是在不断地创造新的行业，所以新的“猎富英雄”会不断出现。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富士康公司连续十多个员工自杀的事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你觉得公司在进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避免吗?
任学安：在西方，公司早期原始积累已经付出了代价，人类已经交过学费了。就是我们片子第四集《进步之痛》中所反映的，在库尔曼镇，公司让员工都住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加班，但是工人活着不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更好地活着。那个时候的企业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结果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事件，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才慢慢建立各种保障制度，让工人的生活更有尊严。如果我们今天的公司还要走那种原始的道路，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无知了。连历史都不尊重的企业家能成就伟大的企业吗?只有充分尊重员工的企业，才有希望。把员工当奴隶，当雇佣机器，怀揣这样心态的公司，是没有希望，没有创造力的。
别奢谈“跨越”
“一个过分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是不能得到持续发展的。”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教授皮埃尔·道克斯对着纪录片摄制组的镜头说道。
1991年，拥有众多产业门类的芬兰百年老字号诺基亚公司曾陷入危机，濒临破产。然而10年后，它却成为年销售额超过300亿欧元的世界知名企业。这个骄人业绩得益于1993年芬兰政府宣布取消对外国公司的持股限制。经过一系列股权转让，到2007年时，诺基亚的股权结构中芬兰只占了9％，诺基亚不再属于芬兰，却为芬兰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一个经济体，究竟应该多大比例地开放市场?从计划和管制中走出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各自小心翼翼地寻找着那个平衡点。
《瞭望东方周刊》：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企和国企应该怎样去应对?
任学安：股份制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们的国有银行改革，也吸引了全球的资本。比如工行、北京银行、农业银行，H股和A股全球同时发行，吸纳了国际资本。国资委的一个副主任接受我们采访时就说，国企改革有一个目标就是投资主体的外部化，就是要让外国的资金能够进来，打破原有的一股独大。我们现在正在做，还是一个时间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拍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国内和国外的公司，会不会感觉两者差别很大?
任学安：福特公司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差点倒下去，但一头倒下的大象，仍然是伟大的。当我们去接触丰田公司的时候，觉得面临这么大的一场危机，它可能不行了，但它居然能挺過来。而现在中国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哪家能承受这样的危机?
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成就一个伟大的公司，是需要时间的。“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我们前几年看这样的报道太多了。但真的能“跨越”吗?现在来看，那些“跨越式发展”，“高成长”的行业，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不能太急功近利，别奢谈跨越，刘翔110米栏也就那样了，现在不也飞不了了吗?至少不可能持续“跨越”。就像最近报道的紫金矿业，当初是爆炸性的成长，但最终报复性地出现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很多公司还是小作坊式的吧?
任学安：对，我们有很多发明，就攥在自己手里，不能变成生产力。抱在怀里永远只能是你的，创造不了什么价值。但是如果你开放了，它就不只是你的，也是社会的。公司这种组织的优越之处在于，集中社会资源，所以要让这些创意通过公司来实现，它能把陌生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瞭望东方周刊》：公司作为一个利益组织，如果我们去公司工作，即使不是股东，也是这个利益组织的一部分?
任学安：对。公司是人的组织，每个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有机部分。人的才能和积极性不能调动起来，这个组织就是僵硬的，没有前途的。
别轻易谈“中国模式”
如果在十年前做这样的片子，外国人会说，中国是什么?现在，国外的专家很愿意和中国的媒体打交道，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外国专家也会问中国现在的状况，“被妖魔化的东西很多”，任学安介绍说，比如他们认为中国的环境一塌糊涂。剧组就会向他们解释，中国有世界顶级的自然人文风光，城市污染也治理得不错，如果像你们想的那么糟，北京一千多万人怎么居住?
《瞭望东方周刊》：做财经这么多年，你认识很多做公司的人吧?
任学安：对，一些开公司赚了钱的老板们并不清楚公司的前世今生。连公司是什么都不知道，突然就面临着公司传承，怎么传?有人非要把公司传给儿子，那就世袭嘛，能传几代?财富可以往下传，公司的管理权却是不能往下传的，这是常识。500亿的公司给哪个儿子是你的权利，但也要考虑他有没有驾驭这500亿的能力。
《瞭望东方周刊》：你指的是民企还是国企?
任学安：中国民企国企都存在这个问题，只要有绝对的权力，就敢去办绝对的事情。
(制片人周艳补充道：我们采访福特公司，他们说家族传承是他们的传统，保证了这个品牌的忠诚度，但他们和所有的企业一样，都需要现代化。虽然是家族企业，但很早就引入了经理人制度，随时可以更换CEO，福特家族有人才也可以去做CEO，没有就从外面引入。也就是说，虽然是家族企业，但已经拥有了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最重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片中好像回避了2008年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中国不少公司企业能躲过去，有人认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优越。
任学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中国躲过去了，一定有独特的条件和环境。但是就此就说谁比谁优越我觉得有点早。很多人包括国外媒体都在鼓噪“中国模式”，但是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清醒，就是不接招，不谈“中国模式”。
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是温总理前不久在深圳时说的。他说，深圳30年有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激情，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