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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成钢是中央电视台最年轻的财经主播、耶鲁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耶鲁世界学者”、采访外国政商领袖最多的中国记者。他的新书《30而励》呈现的是一双冷静的眼、一颗热忱的心。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序中说：“芮成钢的这本书描绘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中国所应担当的角色。所有关注中国未来的有识之士，无论中国人、澳大利亚人或是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应该在这场关于21世纪中国未来的大讨论中尽一己之力。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本文选编自该书。
尽管世界经济论坛宣称在1976年就曾经参与了中国政府经济改革的讨论，但是，中国人了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确实是从2001年前后开始的。我们中国有很多论坛，我期待有一天其中的一两个也能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世界性论坛，而不仅仅是地区性的，也可以做出对人类发展有贡献的议题。
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
对于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家的态度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非常乐于参加，他们会兴奋地围绕于全球商界、政界领袖身边，与他们平等地对话；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家，根本不愿去参加或是去了一次便不想再去。原因有这么几点：
第一，语言上有障碍。很多问题不能及时、深入地交流，带翻译又会破坏现场随意的气氛。
第二，心理上有落差。很多中国企业家习惯了在国内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的生活，但在达沃斯，除了国家元首或个别企业家身边带保镖之外，其他人多是独来独往。很多《财富》500强的CEO也都是一个人拎个包，穿着大胶鞋在雪地里走。
第三，会议上讨论的很多议题离中国企业比较远，因为全球大企业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还没有出现在中国企业的议事日程上。比如去年达沃斯讨论全球变暖问题，很多中国企业还没真正发展到关心公益、关心环境的层面上，他们关心的是扭亏为盈，顾不上考虑绿色问题。虽然也知道国际趋势重要，但对他们来说，还不是最紧要的。
没有带着具体目的和想法的人最好不要去世界经济论坛。因为纯粹看热闹、看名人，去过一次便不想再去。大多数人都是见面寒暄几句，擦肩而过。虽然都是全球大老板，但如果你没有具体的任务、使命和话题，仅仅是去感受、热闹一番，还不如回去看网上发的会议纪要。
达沃斯有两面性：一面是被广泛报道的达沃斯；一面是媒体上看不到的达沃斯。每年的世界经济论坛都会举办相当多的行业会议，这个会议在正式议程上找不到，是单独私密的会议。这部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才真正吸引大企业的总裁们。
达沃斯的准入门槛非常高，很多美国企业家以去达沃斯为荣，还有人为了能去达沃斯专门坐私人飞机到瑞士去游说。你看见谁像谁，他就是谁，总统、首相、CEO都可能是你身边不经意走过的那个普通人。
在达沃斯，你会发现，有的人只能参加正式会议，还有一些人大部分时间不参加正式议程，而是忙于参加所谓行业巨头会，这也是西方人管达沃斯叫资产阶级俱乐部的主要原因。但近年它也逐渐开始邀请世界各地弱势群体的代表，如社会福利组织、残疾人组织以及宗教界的领袖们参加。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几次发言中，每当话题涉及公益、环保、健康，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甚至是热烈的掌声。
我与施瓦布教授有个约定，每年我都会在北京为他举办一个私人晚宴，我会为他引荐中国各行各业的先锋人物。最近一次聚会时，我是这样描述他的：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有人说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可美国总统的任期最多也只有8年，但施瓦布影响世界几十年，无数人因为达沃斯见到了自己潜在的商业伙伴、政治盟友，甚至是未来的老板与太太。它像一个枢纽，无数的信息、人脉在这里交汇，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世界。
透过达沃斯看中国
在达沃斯，人们对于中国的看法，近几年有了显著的变化。最早大家把中国当作怪物来看，当作一个特殊的国家来看。忽而中国崩溃论，忽而中国威胁论，不是好得不正常，就是坏得不正常。今年开始，大家对中国的讨论不再是这些内容，而是把中国真正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来看。
在我看来，达沃斯的不足是欧美发达国家话语权的偏重。冬季达沃斯起主导性的是欧美国家和企业，略有一点排他性。所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越来越被重视。达沃斯对亚洲以及中国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达沃斯有专门的亚洲部，负责中国项目的有二三十个工作人员。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感觉到中国的分量了，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会有所创新。比如我曾主持过的“工作空间” (work space)，主题是谈中国与印度的未来。几百个企业家在一起，像学生一样一起讨论、评述、互动。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讨论，作为主角的中国企业家屈指可数。
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时隔半年，达沃斯年会破天荒地选择了纽约，可见他们多么会把握时机。现在把每年一届的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放到中国召开，又一次展现了施瓦布的远见，他把目标放在下一代，请的是未来的领军人物。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达沃斯同时在美国纽约以及中国北京建立了办事处，可见世界经济论坛和论坛成员对中国和中国经济地位的重视。中国也每年派出高层领导人参加达沃斯年会，而且派出的领导级别越来越高，阵容也越来越强。2009年1月的年会被称做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达沃斯年会，温家宝总理将出席。
今天的世界经济论坛虽然仍冠名以“经济”，但已不只是讨论经济，实际上它的意义变得更加宽泛，几乎成了全球事务论坛。多年参加达沃斯的经历给了我全球化的视角，让我对世界的面貌和走向有了新的解读。有一次我跟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纽约见面。他坦言，他小时候经济学学的很少，就是一介武夫，受冷战影响，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是好人，其他都是坏人。到今天，他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成了朋友，世界游戏规则变了。
未来的世界不再是谁是老大、谁是老二的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不仅仅是成为下一个美国，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世界的潜规则——哪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分量轻了或重了——都会在达沃斯得到体现。有的人去达沃斯确实抱着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的目的，还有一部分人是机会主义者。还是那几句话：到了达沃斯，你看这个人像谁，他其实就是谁。
无论是达沃斯改变了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了达沃斯，无论是世界融合了中国，还是中国融合了世界，通过达沃斯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21世纪确实是一个经济世纪。而经济发展健康的国家也就能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尽管世界经济论坛宣称在1976年就曾经参与了中国政府经济改革的讨论，但是，中国人了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确实是从2001年前后开始的。我们中国有很多论坛，我期待有一天其中的一两个也能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世界性论坛，而不仅仅是地区性的，也可以做出对人类发展有贡献的议题。
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
对于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家的态度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非常乐于参加，他们会兴奋地围绕于全球商界、政界领袖身边，与他们平等地对话；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家，根本不愿去参加或是去了一次便不想再去。原因有这么几点：
第一，语言上有障碍。很多问题不能及时、深入地交流，带翻译又会破坏现场随意的气氛。
第二，心理上有落差。很多中国企业家习惯了在国内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的生活，但在达沃斯，除了国家元首或个别企业家身边带保镖之外，其他人多是独来独往。很多《财富》500强的CEO也都是一个人拎个包，穿着大胶鞋在雪地里走。
第三，会议上讨论的很多议题离中国企业比较远，因为全球大企业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还没有出现在中国企业的议事日程上。比如去年达沃斯讨论全球变暖问题，很多中国企业还没真正发展到关心公益、关心环境的层面上，他们关心的是扭亏为盈，顾不上考虑绿色问题。虽然也知道国际趋势重要，但对他们来说，还不是最紧要的。
没有带着具体目的和想法的人最好不要去世界经济论坛。因为纯粹看热闹、看名人，去过一次便不想再去。大多数人都是见面寒暄几句，擦肩而过。虽然都是全球大老板，但如果你没有具体的任务、使命和话题，仅仅是去感受、热闹一番，还不如回去看网上发的会议纪要。
达沃斯有两面性：一面是被广泛报道的达沃斯；一面是媒体上看不到的达沃斯。每年的世界经济论坛都会举办相当多的行业会议，这个会议在正式议程上找不到，是单独私密的会议。这部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才真正吸引大企业的总裁们。
达沃斯的准入门槛非常高，很多美国企业家以去达沃斯为荣，还有人为了能去达沃斯专门坐私人飞机到瑞士去游说。你看见谁像谁，他就是谁，总统、首相、CEO都可能是你身边不经意走过的那个普通人。
在达沃斯，你会发现，有的人只能参加正式会议，还有一些人大部分时间不参加正式议程，而是忙于参加所谓行业巨头会，这也是西方人管达沃斯叫资产阶级俱乐部的主要原因。但近年它也逐渐开始邀请世界各地弱势群体的代表，如社会福利组织、残疾人组织以及宗教界的领袖们参加。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几次发言中，每当话题涉及公益、环保、健康，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甚至是热烈的掌声。
我与施瓦布教授有个约定，每年我都会在北京为他举办一个私人晚宴，我会为他引荐中国各行各业的先锋人物。最近一次聚会时，我是这样描述他的：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有人说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可美国总统的任期最多也只有8年，但施瓦布影响世界几十年，无数人因为达沃斯见到了自己潜在的商业伙伴、政治盟友，甚至是未来的老板与太太。它像一个枢纽，无数的信息、人脉在这里交汇，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世界。
透过达沃斯看中国
在达沃斯，人们对于中国的看法，近几年有了显著的变化。最早大家把中国当作怪物来看，当作一个特殊的国家来看。忽而中国崩溃论，忽而中国威胁论，不是好得不正常，就是坏得不正常。今年开始，大家对中国的讨论不再是这些内容，而是把中国真正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来看。
在我看来，达沃斯的不足是欧美发达国家话语权的偏重。冬季达沃斯起主导性的是欧美国家和企业，略有一点排他性。所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越来越被重视。达沃斯对亚洲以及中国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达沃斯有专门的亚洲部，负责中国项目的有二三十个工作人员。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感觉到中国的分量了，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会有所创新。比如我曾主持过的“工作空间” (work space)，主题是谈中国与印度的未来。几百个企业家在一起，像学生一样一起讨论、评述、互动。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讨论，作为主角的中国企业家屈指可数。
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时隔半年，达沃斯年会破天荒地选择了纽约，可见他们多么会把握时机。现在把每年一届的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放到中国召开，又一次展现了施瓦布的远见，他把目标放在下一代，请的是未来的领军人物。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达沃斯同时在美国纽约以及中国北京建立了办事处，可见世界经济论坛和论坛成员对中国和中国经济地位的重视。中国也每年派出高层领导人参加达沃斯年会，而且派出的领导级别越来越高，阵容也越来越强。2009年1月的年会被称做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达沃斯年会，温家宝总理将出席。
今天的世界经济论坛虽然仍冠名以“经济”，但已不只是讨论经济，实际上它的意义变得更加宽泛，几乎成了全球事务论坛。多年参加达沃斯的经历给了我全球化的视角，让我对世界的面貌和走向有了新的解读。有一次我跟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纽约见面。他坦言，他小时候经济学学的很少，就是一介武夫，受冷战影响，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是好人，其他都是坏人。到今天，他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成了朋友，世界游戏规则变了。
未来的世界不再是谁是老大、谁是老二的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不仅仅是成为下一个美国，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世界的潜规则——哪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分量轻了或重了——都会在达沃斯得到体现。有的人去达沃斯确实抱着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的目的，还有一部分人是机会主义者。还是那几句话：到了达沃斯，你看这个人像谁，他其实就是谁。
无论是达沃斯改变了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了达沃斯，无论是世界融合了中国，还是中国融合了世界，通过达沃斯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21世纪确实是一个经济世纪。而经济发展健康的国家也就能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