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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骂皇帝”,许多人都会想到海瑞。海瑞确实骂得痛快淋漓,直接说嘉靖皇帝“薄于父子”、“薄于君臣”、“薄于夫妇”,有刺激性的是这一句:“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不过,别以为只有海瑞才敢这么痛骂皇帝,宋人骂起皇帝来,比海瑞凶得多。
宋光宗时,一年因“雷雪交作”,天有异象,皇帝下诏求言。有一名叫作俞古的太学生,上书皇帝,以非常严厉的语气斥骂宋光宗自即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光宗“览书震怒”,下了一道特旨,将此人抓起来,谪远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这在当时叫作“编管”。但众臣不同意将俞古“编管”,因为“言事无罪”乃是朝廷的“事体”,不可破坏。光宗只好将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但中书舍人莫叔光拒不起草处分俞古的诏书,说“弭灾异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后,对俞古不再有任何处罚。这件事也成为一条具有法律效力的先例,被后来的士大夫援引证明“言者无罪”,以对抗压制言论的权势。
宋光宗的孙子宋理宗在位时,由于在一次禋祀中遇到雷雨,理宗大惊,也下诏求言,以答天谴。漳州通判王迈应诏上书:“天与宁考之怒久矣!”“宁考”指宋理宗的皇考宋宁宗(即宋光宗的儿子),王迈这是借“天怒”表达他对宋宁宗的强烈不满,说宁宗荒废乾纲、逾旬不视事,朝中小人当道,老天爷都震怒了,所以天降种种灾难来惩罚宁宗。王迈对着皇帝直骂他的皇考,结果被台谏官弹劾“妄论伦纪”,贬到吉州当通判。
宋理宗本人,也被士大夫当面痛骂过:一个叫王伯大的士大夫对理宗说:“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就差直接说宋理宗是商纣、周幽那样的亡国之君了。请注意,这不是书面上的奏疏,而是王伯大在“进对”时,当面痛责皇帝的。我不知道理宗听后是不是心头大怒,但他却不能因此将王伯大治罪,只能承认爱卿所言有理。
相比之下,明代的士大夫骂皇帝,就要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了。海瑞上疏骂嘉靖之前,便买了一口棺材。嘉靖看了海瑞之疏,果然暴怒,将其关入大牢,但迟迟未杀他,直至嘉靖驾崩,海瑞才出狱。明代政治虽然严酷,但士风挺立,敢骂皇帝者绝不止海瑞一人,如田大益痛责万历:“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
入清之后,才不复闻“骂皇帝”之声。修《明史》的清人张廷玉甚至对敢骂皇帝的明代士大夫颇不以为然,说,“绞讦摩上,君子弗为”。当然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清代士子更“君子”,而是时代的风气已变,士子的脊梁骨已断。直到清末,士人才略恢复宋明士大夫之精神,并重新评价明人的“绞讦摩上”行为:“明人则一人言之,咻咻然群起而和之,學士大夫采其一疏,互相标榜曰,是真敢言者也。”
宋光宗时,一年因“雷雪交作”,天有异象,皇帝下诏求言。有一名叫作俞古的太学生,上书皇帝,以非常严厉的语气斥骂宋光宗自即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光宗“览书震怒”,下了一道特旨,将此人抓起来,谪远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这在当时叫作“编管”。但众臣不同意将俞古“编管”,因为“言事无罪”乃是朝廷的“事体”,不可破坏。光宗只好将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但中书舍人莫叔光拒不起草处分俞古的诏书,说“弭灾异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后,对俞古不再有任何处罚。这件事也成为一条具有法律效力的先例,被后来的士大夫援引证明“言者无罪”,以对抗压制言论的权势。
宋光宗的孙子宋理宗在位时,由于在一次禋祀中遇到雷雨,理宗大惊,也下诏求言,以答天谴。漳州通判王迈应诏上书:“天与宁考之怒久矣!”“宁考”指宋理宗的皇考宋宁宗(即宋光宗的儿子),王迈这是借“天怒”表达他对宋宁宗的强烈不满,说宁宗荒废乾纲、逾旬不视事,朝中小人当道,老天爷都震怒了,所以天降种种灾难来惩罚宁宗。王迈对着皇帝直骂他的皇考,结果被台谏官弹劾“妄论伦纪”,贬到吉州当通判。
宋理宗本人,也被士大夫当面痛骂过:一个叫王伯大的士大夫对理宗说:“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就差直接说宋理宗是商纣、周幽那样的亡国之君了。请注意,这不是书面上的奏疏,而是王伯大在“进对”时,当面痛责皇帝的。我不知道理宗听后是不是心头大怒,但他却不能因此将王伯大治罪,只能承认爱卿所言有理。
相比之下,明代的士大夫骂皇帝,就要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了。海瑞上疏骂嘉靖之前,便买了一口棺材。嘉靖看了海瑞之疏,果然暴怒,将其关入大牢,但迟迟未杀他,直至嘉靖驾崩,海瑞才出狱。明代政治虽然严酷,但士风挺立,敢骂皇帝者绝不止海瑞一人,如田大益痛责万历:“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
入清之后,才不复闻“骂皇帝”之声。修《明史》的清人张廷玉甚至对敢骂皇帝的明代士大夫颇不以为然,说,“绞讦摩上,君子弗为”。当然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清代士子更“君子”,而是时代的风气已变,士子的脊梁骨已断。直到清末,士人才略恢复宋明士大夫之精神,并重新评价明人的“绞讦摩上”行为:“明人则一人言之,咻咻然群起而和之,學士大夫采其一疏,互相标榜曰,是真敢言者也。”